论文论哈金的极简艺术，本文是艺术类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哈金和极简艺术和极简有关论文范文.
哈金是新移民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运用英语进行创作,虽在西方世界屡获殊荣,但在中国却毁誉参半.国内对其作品,欣赏者称赞是“迎面而上的写作”,余华：《一个作家的力量》,《小说界》2005年第6期.“不耍花招的杰作”.施战军：《〈等待〉：不耍花招的杰作》,《中国图书商报》2003年2月28日.不欣赏者批评为“拿诚实作交易”,刘意青：《拿诚实作交易》,《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14日.是迎合西方的“东方”呈现,刘俊：《西方语境下的“东方”呈现——论哈金的〈等待〉》,《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1期.“简单直露没有余味”.郜元宝：《谈哈金并致海外中国作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这种奇特现象,原因何在？
最早有关哈金的争议,集中在对作品“东方主义”色彩倾向的批判,该问题已随研究深化成为往事.《等待》获奖后,因为对女主人公淑玉“小脚”的设置以及英文版封面中“辫子”的形象而引发了对小说“东方主义”倾向的批判.最早的有刘意青的《拿诚实作交易》,该文认为哈金小说情节有悖现实.刘俊的《西方语境下的“东方”呈现——论哈金的〈等待〉》将小说定义为“一部在西方语境下由东方作者书写的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作品”,认为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展现了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传统中国.运用“东方主义”理论对哈金作品（尤其是《等待》）进行解读的还有陈爱敏、应雁等学者.见陈爱敏：《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观照》,《文史哲》2003年第4期；应雁：《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论哈金的作品》,《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有学者反思东方主义批判的适用性问题,比如罗义华和邹建军的《寻找东方主义：当代中国美华文学研究的文化症结》（《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3期）,他们认为“东方主义”批评范式简单而过度地使用是有问题的,它能否成为衡量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还有待于商榷.刘增美的《跨界的文本与批评的对话——从哈金的〈等待〉谈起》（《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6期）也认为研究哈金不要以对立为前提,因为其带有美国文学的特点和传统,不仅要在中国文化中寻根,也要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溯源.另一原因或可归结为题材“陈旧”.哈金小说的一大宗是关于故乡东北的“”旧事,这对国内读者而言已不新鲜.但无可否认,他作品中浓烈的地域风情和时代气息,对国民性、文化、制度、人性的批判反思,对人类生存境遇、存在悖论的洞察审视,还是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那么,在排除上述问题后,或许可将症结归到语言文字上.哈金小说的行文简洁精炼、朴实克制,“缺乏中文小说一贯的文字渲染功夫和感染力”,〔美〕裴在美：《逼人的况境——谈哈金的短篇小说》,《华文文学》2006年第2期.甚至被断言为“对中文小说的语言境界的支持率等于零”.〔美〕马建：《重新开辟的语言境界——比较高行健和哈金的小说语言》,《华文文学》2006年第2期.但这样的论断显然过于武断粗暴了.
笔者认为,对哈金的作品,首先需要排除汉语阅读习惯导致的主观偏见,经由他的语言文字形式去打开作品的艺术空间,理解其独特的“极简”艺术,重新看待他的创作在汉语世界的价值和意义.
一
理解哈金“极简”的语言文字,需要考虑他的写作处境、创作策略和翻译策略.
首先,哈金是第一代移民.母语和中国文化塑造了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其思维方式形成了潜在规约.同时,哈金出身英语专业.多年学院熏陶使其谙熟美国语言和文学的传统与现状.当进行创作时,他先要用母语进行编码,再用英语予以解码.因此,他不仅要考虑如何讲述故事,也要考虑怎样修炼文字.作品完成后,哈金必须反复修改以确保文字合乎英语的规范和准则,可参见关于哈金的各种访谈、自述以及中文本序言.比如余华在《一个作家的力量》中谈到,哈金的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20多遍,并不是为了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对英语用词的分寸把握.对此,他感叹移民经验的核心就是语言问题,江迅：《“谜”一样的哈金》,《上海采风》2010年第7期.选择非母语创作是一场悲剧.河西：《从民族经验到国际经验——专访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哈金》,《南风窗》2011年第19期.基于这种认识,哈金将“读者和可译性”〔美〕约翰·弗瑞曼：《与哈金对话》,张蔓蔓译,《作家》2005年第10期.视为创作的两大准则,试图在夹缝中打通两种语言和文化,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其次,哈金行文简洁朴实的特点,既是对美国文学传统的致敬,也是对英语文学书写潮流的顺应.美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一些经典作家比如福克纳、海明威等人影响深远.就语言风格而言,福克纳繁复冗长,海明威简洁明快.对母语非英语的人来说,海明威显然更受欢迎,更易被接受.另外,英语文学的书写潮流不断趋向简洁.据统计,“英国16、17世纪伊丽莎白时代,作家笔下的句子长度平均45个单词,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平均为29个单词,20世纪则为20-25个单词,显然句子的长度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蓝仁哲：《福克纳小说文本的象似性——福克纳语言风格辨析》,《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哈金的书写受美国文学传统、英语书写潮流、母语思维及中国文化的多重影响,因此他的“英文书写虽然平易,用字行文却非常精准流畅,同时注入浓厚的中国风味……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中文为体,英文为器’,甚至互为表里,相依相持,相互为用的英语中文叙事化的创作风格”.〔美〕裴在美：《逼人的况境——谈哈金的短篇小说》,《华文文学》2006年第2期.
最后,哈金作品在汉语世界产生影响主要通过翻译,但他作品的翻译不是通常意义的跨文化语际翻译,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内翻译”.所谓“文化内翻译”,指的是“用两种不同语言书写的、但却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两种文本之间的互译”.何子章：《差异及对立的终结——移民英文小说汉译研究》,第37页,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以文化为标准,哈金作品在英语世界是新鲜陌生的异数,在汉语世界则不存在文化隔膜和理解障碍,反倒更贴近中国文学.相似情况可以林语堂为例.林语堂创作了许多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后被中国读者阅读接受,由于文化同一性,大多数读者并不觉得是翻译作品,反将其视为中文作品.
另外,哈金作品的译者金亮、王瑞芸等人都是与哈金同为新移民身份的学者、文化工作者.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底色和生命经验,相互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甚至,哈金本人亲自参与并主导了他作品的汉译工作和译稿审阅,金亮翻译了哈金的大部分作品,如《等待》《池塘》《新郎》等,王瑞芸翻译了《小镇奇人异事》,季思聪翻译了《南京安魂曲》,哈金自己翻译了《落地》.金亮曾谈到,他在翻译过程中追求逐字逐句的精确对照,译稿完成后请哈金审阅,哈金自始至终关注和参与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校阅了全部书稿,对许多句子都提出了修改意见.见金亮：《等待·译后记》,《等待》,第330、332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哈金对王瑞芸的译笔也非常认可,称赞其准确生动.哈金：《小镇奇人异事·序》,《小镇奇人异事》,第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并且在翻译时,他们所执行的策略是按原文“硬译”.哈金在他亲自翻译的小说集《落地》的《序》中谈到,自己一直坚持可译性是创作的准则,小说的汉译文是一句一句按原文硬译下来的.哈金：《落地·序》,《落地》,第2-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这种做法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两个版本之间的统一、准确和完整.因此,哈金的中译本小说基本可代表哈金的创作风貌与水准,此种中译本小说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中文小说”.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
在厘清上述问题后,再来探究哈金的艺术世界.哈金的创作,从“极简”的形式出发,通过对中西方写实传统的融合和转化,达致了“极繁”的艺术效果和思想内涵.就审美形式而言,他的叙事风格看似朴实笨拙,实则深沉有力；结构艺术看似老实木讷,实则精致完善.就思想内涵而言,哈金从移民经验出发,追随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传统,坚持古典的个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大道至简”的思维,创造性地融会民族经验与世界经验,给当前国内的现实主义创作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和借鉴.
二
在叙事风格上,哈金的中译本呈现出一种“中文英语叙事化”的特色.具体表现为文字简洁精炼,文风朴实克制.貌虽极简,实则内涵丰富、深沉有力.
关于创作,哈金曾说：“一开始用汉语写东西也喜欢拽词儿,显示自己有学问,但在英语中这是大忌讳,绝对不准拾人牙慧,一定要词必达意.每一句话要有信息,有质地感.”哈金、傅小平：《说到伟大小说,我们谈些什么？》,《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基于此,哈金在用词方面多名词、动词,少形容词,即使用形容词,也是最简单词汇.他的句式多为陈述句,每一笔都简短有力,落到实处.比如：
道路两旁,许多麦田已经收割了,麦捆和谷捆堆得像望不到边的小坟头.几辆马车停在田里,社员们在装车,草叉上的尖齿在阳光下闪亮.拖拉机驶过一片草地,几头奶牛在吃草,牛犊在撒欢.北面横躺着松花江,江面宽阔如湖.一条褐色汽船拖着黑烟向东爬行.一对鹈鹕在水上翻飞,跳动在地平线上.哈金：《等待》,第6-7页,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这段描写,模拟摄影机的推移,镜头内各种物象丰富密集,精准又饱满地再现了“”时期东北乡村丰收季节的场景.再如：
梅兰还轻轻地打着鼾,她的脸色苍白,肌肉松弛,鼻孔也好像有些肿胀.她才二十八岁,额头和眼角已经出现了皱纹.一条的毛巾裹住了她的烫发,免得被压走了形.她的一条腿从花被子里伸出来,白皙的皮肤下面看得出蓝色的血管.她的脚长得小巧玲珑,却已经生了一排灰指甲.在她的脚心有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那是两天前她踩在破玻璃上划破的.哈金：《池塘》,第39-40页,金亮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这段外貌描写精准还原了“”时期普通底层妇女的日常生活情态：贫穷、艰辛、琐屑,各种不如意,虽提早衰老,仍不失爱美之心.强烈清晰的画面感,彰显出底层生活的粗粝质感,其艺术手法显示了对19世纪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继承和致敬.
小说细部的描写极为考验作家的观察力、感受力和表达力.哈金的描写师法福楼拜、海明威等前辈大师,简洁精确、扎实饱满,并且在行文过程中,不作情感的宣泄和夸饰,只有冷静客观地如实呈现.由此,文本之下,表达严格控制情感,让情感的伸展与压抑相生相克,构成潜伏在文本肌理之下的一股张力.究其实,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描绘,何尝不是起源于压抑的乡愁？对底层民众生活情态的还原,何尝不是起源于深沉的悲悯？
有学者认为,哈金的创作是一种“无我”的状态,是“一个持续地消灭自我的过程”,是把“自我放下,把它变成零”,“不带偏见地去接近生活的真相”.〔美〕王瑞芸：《谈哈金小说写作中的无我状态》,《华文文学》2006年第2期.这种刻意删削压抑作家情感的策略,习用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最终指向对读者的召唤.再比如在《等待》中,淑玉虽是主角之一,但作家对她惜墨如金,仅通过动作和对话来揭示她的丰富内在.小说中,孔林某年回鹅庄休假,入夜,淑玉来到孔林房中：
他（孔林）看见淑玉低着头,脸扭曲着走了过来.她坐在炕上,叹了口气.你能让俺今晚睡在这儿吗？她怯生生地问.……俺不是不要脸的女人.……俺也不抱屈.……俺寻思着给你添个儿子.……（在孔林拒绝淑玉之后）她站起来,走了出去,肩膀塌得更低了.哈金：《等待》,第84-85页,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这一段可以发掘出关于淑玉的丰富信息.比如她在婚姻生活中的困苦孤独无助,她也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有自尊自爱的品质,她对命运顺服,传统保守,性格坚韧等等.这些信息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更是小说“18年离婚”和“新一轮等待”的逻辑支撑,是小说庞大“冰山”的水下部分.
又如《南京安魂曲》开篇七段全是对话,由幸存者本顺讲述死里逃生的经过.本顺的讲述老实木讷,不作修饰,都是一些细节和片段,比如“就连他们吃的米饭都发红了,因为都是用带血的水煮的”.哈金：《南京安魂曲》,第5页,季思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对于这段惨痛历史,一般作家很容易陷入情感的漩涡无法自拔,而哈金却选用了新闻纪实手法,语言朴实,细节充实,情感“零度”,于平静中引爆剧烈的民族伤痛、引发深沉的历史回响.
哈金的语言文字没有国内作品常见的感性、灵动、优美、抒情、渲染、想象等,而是“推土机似的”“笨拙并且轰然作响”,他的写作不靠才气和灵气,“没有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余华：《一个作家的力量》,《小说界》2005年第6期.而是老实踏实的手工制作.因为在他看来,“文学不是技巧,而是精神”.哈金：《小说是什么》,《文学报》2016年2月25日.文学身为语言文字的艺术,首先需要的就是对语言文字的“工匠精神”.
追溯现代汉语写作的历史,至今才一百多年,仍处于“不断进化中”.它的生成和演变得益于对民族资源和西方资源的双向发掘与吸收整合,同时也伴随强烈的民族情绪波动以及政治话语、社会思潮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初期,文学作品里带有大量欧化句式,翻译腔痕迹明显.“”时期,毛语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翻译家的译著滋养了一大批作家的成长.90年代面临“全球化”语境,汉语本土资源得到重视（如方言）,小说创作的语言形式更加丰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商业文化、网络文化的涌现,现代汉语写作又出现了粗鄙化、恶俗化等不良现象.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了现代汉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翻译体寻求西方语言策略,一直在汉语写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1949年后,由翻译家创造的翻译体文学一直是当代许多作家重要的学习对象与借鉴资源.如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枚举了大批翻译家的译著,梳理其创作资源和脉络.余华也认为：“翻译体也是我们的汉语,而且是我们汉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余华、王尧：《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林建法主编：《文学谈话录：想象中国的方法》,第7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事实上,经过翻译转化,翻译体已经改写了原来的西方文本,转变成为汉语文学的一部分,甚至与西方文学建立起一种互文关系.
哈金的中译本是一种更为独特的“文化内翻译”,它产生于对双语的把握理解,创造性地融合民族经验与世界经验,将英语的“词必达意”的准则和“硬朗刚健的美”哈金、傅小平：《说到伟大小说,我们谈些什么？》,《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带入了汉语世界.他的叙事,不在形式上投机取巧,而是“把作品写满,写透,力争让文字焕然一新.”哈金：《小说是什么》,《文学报》2016年2月25日.在风格方面,他贡献了另一种路径——极尽删削后的质朴、扎实绵密的描写、强力的情感控制、不露痕迹的技巧,“极简”中蕴藏丰富、迸发力量.对此,施战军称赞哈金的写作不耍花招,是对小说艺术的厚道.施战军：《〈等待〉：不耍花招的杰作》,《中国图书商报》2003年2月28日.张新颖也认为哈金的“克制和朴实”具有更高的创作难度.张新颖：《〈南京安魂曲〉的克制和朴实》,《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哈金这种风格策略,在当前国内文坛并不多见,未尝不是带来了一种新的美学风尚和技术启发.
三
哈金小说在结构设计上也贯穿了“极简”特色.他的小说构架往往看起来简单,实则暗藏丰富的变化.
《等待》曾被批评为“写一场离婚案件之艰难,就非得老实巴交地写上18年才肯罢手.”郜元宝：《谈哈金并致海外中国作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然而细读小说,在老实巴交的外表下,其实有灵活的安排与暗藏的用意.
小说开端先切入倒数第二次离婚,带出事件相关的背景、人物、性格、精神状态、行为逻辑.比如淑玉坚韧,本生狡黠,法官不作为,孔林、曼娜麻木厌倦,部队规章制度严格.从第一部开始,小说按故事本末顺叙.第一次离婚虚写,由孔林转述给曼娜听,揭示孔林渴望自由的内心和被动懦弱的性格.第二次、第三次略写,简要带过,时间的威力在离婚事件上开始显露.第四次详写,本生大闹法院,孔林节节败退,传统*制伏个人,离婚事件陷入僵局.第五次因孔林生病没有回乡,不了了之.之后几次,全部省略.一年又一年,孔林在时间流逝中逐渐麻木,人的主体性被消耗殆尽,制度与文化的牢笼依旧.最后一次详写,孔林终于毫无悬念地离婚成功,但早就失去生活的和思考的能力,沦为规章制度、传统文化、情感、生活乃至自我性格的牺牲品.
《等待》的深意其实是在时间之流中探讨人与制度、人与文化、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奥秘.小说的真正主角是时间.因此,它的结构艺术配合着主题,以“流水账”的方式展开.同时,静水深流之中,不仅有起伏波澜,还有音乐般的节奏和整体感.
《等待》由“序”拉开小说序曲,接下来分3部,每部12章,每一部都在四分之三处出现.第一部是孔林、曼娜发生婚外恋,从此开启离婚持久战.此时曼娜的生命充满能量,满怀对爱情的向往和生活的期待.第二部是曼娜被,此事成为两人爱情关系的转折点.失去选择余地的曼娜不得不持续用情感绑架孔林.在时间之流中,两人感情渐趋麻木,离婚事件沿惯性滑行.第三部是曼娜分娩和哺乳,时间销蚀摧毁了生命的活力、生活的,18年等待中积压的所有怨恨冲决而出,消解了所谓爱情,嘲讽了人生的荒诞虚无.在小说结尾处,孔林对淑玉许下“新一轮等待”的诺言,却发现曼娜的声音里“仍然富有活力”,至此,悬念再次升起,“等待”之曲余音绕梁,长久回荡.
同样,小长篇《池塘》的结构也非常规矩整齐,运用了标准的中国古典小说技巧——一波三折.但在情节推进中,主人公的斗争力度与精神高度一步步拉开距离,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反差.最终在“好人战胜坏人”的圆满结局中暗暗讥讽了底层知识分子的软弱幼稚、自私无能与失败.
哈金的结构艺术严格服务于主题的表达,这在短篇中表现得更明显.用系列短篇的形式讲述小镇故事,写出一个邮票大小地方的丰富复杂,这是由舍伍德·安德森开创,经福克纳等人发扬光大的美国文学传统.哈金的短篇小说也追随这一传统,构筑了他特有的文学地图——东北小城镇和纽约中国城.哈金对12这个数字有特殊的迷恋,他的每一幅文学地图都写足12篇,篇章之间相互呼应,形成互文.
比如小说集《小镇奇人异事》虚构了一个叫歇马亭的小镇,展现了“”时期东北民间日常生活肌理下的各种幽微深邃.其中《光天化日》《最阔的人》揭露成人世界利用政治运动发泄私愤的狰狞面目,《皇帝》则通过一群少年对地盘的争夺展现了暴力与权力对未成年人世界的渗透和侵害.几篇合起来,共同展现了人类天性（兽性）在制度规则掩盖下的躁动、挣扎、反叛、合谋.
同样,《复活》和《春风又吹》是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的两个短篇.一则是无良男子婚内出轨引发众怒,迫不得已引刀自宫后获得原谅.一则是弱势女子奋力抗暴自卫杀人,因烈女行径免于刑罚得到表彰.两个故事均具有轻喜剧特色,共同揭示了传统*对乡村生活的绝对掌控,以及民间思维在基层管理工作中的滑稽变形.
小说集《落地》中的12个短篇共同构成了纽约法拉盛区华人新移民的生活万象,涉及工作、情感、家庭、人际各个方面.《新郎》中的短篇也从各维度展现了“”到“改革”初期东北小城镇民间生活的苦乐悲欢、民众心理的微妙变化.
哈金之所以进行短篇体系建设,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发表和出版制度对小说篇幅的限制,哈金曾谈到,美国的杂志一般只发表短篇小说,中国大陆认为的中篇在美国被当作小长篇.美国的短篇小说家很难独立,得依靠杂志和选集的编辑生存,其终极雄心是有一两篇作品能进入最优秀的选集,以此带动短篇集的出版.长篇小说家则直接跟出版社和中间人打交道.哈金：《小说是什么》,《文学报》2016年2月25日.另一方面则是在向文学经典致敬的同时开辟自己的道路.哈金自述：“在结构上《小镇奇人异事》深受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安德生的《俄亥俄州温涅斯堡》的影响：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地点,有些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重复出现,每个单篇都起着支撑别的故事的作用,整个书构成一部地方志式的道德史.”哈金：《小镇奇人异事·序》,第3页,王瑞芸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比较而言,国内许多与哈金同龄的“50后”作家也建立了自己的文学地图.他们往往“习惯于选择某种相对宏阔的精神视野,力图将个体生命纳入宏大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境域中去,进行一种正面的、富有深度和广度的展示,以便传达创作主体对社会历史的重构意愿和思考能力”.洪治纲：《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因此,他们的创作通常是长篇巨制,紧密追随宏大叙事的文学传统.其地方志的建构常以家族为单位,百科全书式再现重大历史与社会现实,展现个人命运与政治、文化、权力之间的纠葛冲突.其创作意图明确地指向历史和现实本身,流露出强烈的“载道”意愿和“济世”情怀.
哈金固然也有写作“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青年文学》2005年第7期.的愿望,但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的文学地图,在结构设计上趋向简约,单独看都是一些小叙事,但他采用手工编织、局部连缀的方法,合起来却保持了整体的完整统一.他的创作追随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现代哲学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他的地方志建构常以个人或小家庭为单位,再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通过一些独立的故事,发掘个人在文化、制度、*、社会、人际乃至自我关系处理上的困惑、躁动、挣扎、突围.他的创作意图明确地指向人本身：人的社会文化属性与自然生命属性之间的博弈,人如何在时间之流中发现审视自我,人怎样在生存挣扎中达成与生活的和解……
哈金的结构设计从小处着手,渐进式推进,通过小叙事之间的呼应、互文组合成整体,尽管不是严丝合缝,但贵在以小见大,最终达到整体之和大于局部的效果,这种策略未尝不是通往宏大和经典的另一路径.
四
哈金的“极简”艺术不等于美国的“极简主义文学”.极简主义（Minimali）文学产生并繁荣于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美国,以短篇小说为主.代表作家有雷蒙德·卡佛、托拜厄斯·沃尔夫、弗雷德里克·巴塞尔姆等.其美学理念是“少即为多”.主要叙事特点是简短、少叙、限制性叙事、开放性结尾、文本具有“张力”和“威胁感”.它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有紧密联系.在题材和内容方面,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着重描写蓝领阶层的生活困厄.极简主义产生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以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对以戏仿和拼贴为主要手段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反拨,推动了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和美国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见虞建华：《极简主义》,《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王中强：《简约而不简单：美国“极简主义”文学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尽管由于所处的创作语境,两者表现出一些共性：叙事技巧和风格的简约,对普通个体日常生活的聚焦,在后现代语境下回归写实传统,试图以简约通向丰富,表达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和思考等等.但哈金的“极简”艺术是在美国“极简主义文学”已然退潮的90年代确立的,在艺术起源、文学资源和思想内涵上都带有鲜明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特色.他的创作实际上是对民族经验、移民体验、美国学院教育写作传统的整合融会和创造性转化,带有移民作家所特有的多元性和混杂性.
就民族经验而言,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引入了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英文为Reali,也被翻译为“写实主义”.在本文中,两个译名通用.文学,开启并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写实传统和启蒙理念.随着“文学革命”演变为“革命文学”,又逐渐分流为个人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现实主义两条道路.4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开启本土化、民族化的改造,之后经历了“十七年”和“”的曲折,在“新时期”得到了恢复、发展和进一步深化,并于90年代再次爆发出强劲的势头和持久的活力.总之,不管文学潮流怎么变化,现实主义始终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是最重要的写作传统.
哈金的创作延续了这一民族传统,继续以现实主义笔法展开对国民性的批判,对封建文化的审视,对“”的反思.比如《复活》揭示了底层国民性格中的顽劣无赖自私堕落,也讽刺暴露了封建文化在基层管理中的荒诞变形.《男子汉》《运》讲述乡村生活中暴力、迷信的肆虐,由此揭开民间文化中凶残的一面.《光天化日》《皇帝》《最阔的人》等在展示“”暴力侵害的同时,提出了对人性在特定情况下迷失堕落的警示.《新郎》《破》则揭露了“”思想禁锢对人性本能的摧残.《暴发户的故事》《一封公函》描写“心理创伤后遗症”,进而批判“”对人性造成的变异.
相对而言,由于本土作家过于强烈的“载道”意愿,导致他们倾向于展示、揭露、批判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阻碍经验教训.同时,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层出不穷的素材,激发作家对它们做出反应、发出声音.另外,相关的发表出版评奖等机制也使作家们或多或少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共话语的影响.因此,国内的现实主义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某种集体主义的色彩.
而哈金的创作环境远离中国大陆,因时空隔膜和身份改变,哈金的写作不受国内集体话语的影响,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虽然他的小说多取材于生命经历和故乡回忆,容易引发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联想.但他主要的意图不是通过典型的人物、环境和事件去控诉历史和时代,而是探索永恒的人性之谜和存在之惑.他的小说对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揭示小人物平淡艰辛的生存境况,描写他们内心的骚动纠结与灵魂挣扎,展现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误解隔阂、情感孤独.他关注的对象和重点始终是人,是人与生活的关系,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错综复杂纠葛中人的困惑、人的选择、人的道德难题和存在困境.相对于大陆本土作家的“载道”意愿和“济世”情怀,哈金呈现出鲜明的边缘化视角和个人化立场,这显然与他的移民生活经验有关.
对现代性的渴望和焦虑是百年来困扰中国知识精英的一个顽固症结.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再度点燃这种集体情绪.在理想主义和改革的激荡下,哈金那一代留学生踏上了赴美之路.由于东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这批中国精英们都曾经历了精神迷失、生命移植的挑战和蜕变.在扎根异国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扭转过去的观念意识,适应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务实地进行个人奋斗.这其中,处理人与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他们最为深刻的生命经验,这也促成并强化了新移民作家的艺术观念——以现实为艺术表现对象,以现实为创作素材,以现实为价值源泉.因此,大多数的新移民作家都选择了“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这是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2000年福克纳小说奖时的评语.哈金《等待》封面,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同时,移民生活也不乏精神成长后的顿悟与后现代式的存在悖论.如对昔日理想的幻灭,査建英感叹“找到的就已经不是你要找的了”.査建英：《丛林下的冰河》,第42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哈金也说“要是你不知道怎样利用自由,那么自由就是没有意义的”.陈瑞琳：《评说哈金》,《世界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这些生命感悟不仅是新移民所特有,也暗合了当代社会人类面临的普遍困境.因此,即使哈金讲述的是中国故事,但其中关于生活的思考、生存的追问,仍能跨越文化藩篱引发西方读者的情感共鸣.
对存在问题的探索,大陆先锋派作家曾走过了激进叛逆的形式主义创新道路.而哈金则在融会移民生存感悟和西方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将传统写实手法与某些永恒的哲学命题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往往将人的存在困境浓缩成一种“极简”的隐喻.比如“池塘”.无论怎样抗争,人终究跳不出生活这片池塘.不仅如此,人的精神力量在一次次抗争中消耗殆尽,最终还是要与生活达成和解.又比如“等待”.在个人意志、传统*、规章制度的冲突中坚守了18年的苦恋,最终被证明是一个错误.所谓等待,不过是“等待戈多”式的荒诞虚无.
另外,哈金“极简”特色的形成也受惠于美国学院教育的影响.美国学院教育拥有一整套规范化、科层化的知识谱系,创意写作班的设立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技术操作流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的文学创作大多是建立在作家个人“自学成才”基础上的.具体到现实主义写作,它是建立在各时期文学大家（包括翻译家）吸收整合西方资源与挖掘民族资源基础上的“本土化”了的现实主义.那么对于新移民来说,当他们携带本土写作传统走向世界时,其边缘处境和身份焦虑会引发强烈的族群意识和寻根意愿.由此,他们展开了各种民族经验与世界经验的对话.具体到哈金,他在“本土化”现实主义的影响下溯源寻根,将其文学创作融入规范化、科层化的美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谱系.
哈金认为创作“时时要以文学大师们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为参照系,用大师们已有的文学成就丰富自己、滋润自己、拔高自己,使自己能尽可能走的远一点.”
①因此,他的创作不是“求新求变”,而是“尊古复古”.
哈金严格恪守“写实”的创作原则,不夸张、不魔幻、不走极端,老老实实按生活本身的面貌和形式去反映生活,表现出对世界文学史上经典现实主义叙事手段的极力推崇.对此,邱华栋评价说：“哈金的小说简约到比雷蒙德·卡佛稍多,讽刺性比契诃夫少而内敛,但是却具有契诃夫的幽默感,在小说情节的突兀和爆发力上,我看又有莫泊桑和欧·亨利的神韵.”
②
同时,哈金作品的内涵也是古典式的.其作品里不乏贴近生活的人文关怀,散发出古典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比如在《新来的孩子》《选丈夫》《活着就好》《樱花树后的房子》《落地》等短篇中,他不仅描写小人物的生存艰辛,更是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的动人真情.即使基调沉重的《等待》,它开放式的结局也还是赋予了“绝望之后某种朦胧的希望”.
③
哈金的“极简”艺术,在技术上是对世界文学经典的“博观约取”,在思维上则是中国传统智慧的“大道至简”.面对繁复多样、不断翻新的世界文学潮流,哈金紧紧抓住“传统”和“经典”的主干,在世界经验中检视民族经验,在中西对话中弥合裂隙和差异.如果说大陆当前的现实主义创作是立土化、民族化的开掘,再与世界展开对话.那么,哈金则是积极地将本土化、民族化融入世界之中,建立个性化的“极简”艺术,再通过翻译体的方式返回到汉语世界.百年来,现代汉语写作一直保持着民族经验与世界经验的紧密互动,表现出开阔的包容性和丰富的创新性.受惠于“全球化”时代的便利,新移民与民国离而不散,频繁互动,在中西双向的交流和对话中不断整合民族经验、吸收世界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开始对母体文学文化予以回馈和反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金的中译本小说及其“极简”艺术给当前国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移民所特有的新质和异质,彰显出他在汉语世界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罗玉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立军）
该文结论:这篇文章为关于哈金和极简艺术和极简方面的艺术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艺术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从《别尔金小说集》看叙事的历时和共时艺术 郑晓婷（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48）【摘要】在普希金之前,俄国的诗歌取得了一定成绩,杰尔查文、茹可夫斯基都是普希金的先导,但在普希金之前的小说创作方面,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值得推崇的作品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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