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鲁迅和曹聚仁之间的恩怨之谜，该文是鲁迅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和曹聚仁和鲁迅和恩怨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
汪兆骞
一
鲁迅与曹聚仁是1927年12月21日第一次见面的.
查鲁迅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晴.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晚晤语堂.夜雨.”这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接鲁迅的章衣萍是校长秘书兼文学院教授.因早在北京时就与鲁迅相识,由他登门敦请,顺理成章.
鲁迅演讲的题目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两份：一是章铁民记,后经鲁迅的修订,29日寄陈翔冰,以《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发表于该校 《秋野》 杂志第三期；另一份则为刘率真记,于1928年1月发表在上海 《新闻报》 副刊《学海》,署“周鲁迅讲”,后收入 《集外集》.
鲁迅演讲那天,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慕名到场,也做了一份记录,寄到 《北新》 半月刊,章衣萍却把该稿压下.据曹聚仁讲,章衣萍没让鲁迅见此记录稿.直到曹聚仁的记录稿在 《新闻报》发表,鲁迅才知道刘率真是曹聚仁.得知章衣萍扣稿未发,据曹聚仁说鲁迅曾就此“说了他一顿”.那时章衣萍与鲁迅走得较勤,仅2月他就三到鲁宅.
章衣萍既然已发了事前布置的章铁民的记录稿,压住不发曹聚仁的记录稿,并无过错；鲁迅同意将曹聚仁的记录稿收入《集外集》,自然他更满意此记录,也在情理之中.
鲁迅的 《集外集》 是由杨霁云负责编辑的.杨乃曹聚仁的高足,师生关系不错,曹聚仁将其在《新闻报》上刊发的记录稿交杨霁云编入集中.鲁迅见《集外集》 后曾致信杨霁云说：“曹先生记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表示认同.
曹聚仁与鲁迅第一次有文字交往,则是1933年年初.此时曹聚仁正在编辑上海滩很有名气的 《涛声》 周刊.鲁迅也很看重 《涛声》,经常浏览.1933年1月21日出版的 《涛声》上,刊载了一篇周木斋的杂文 《骂人与自骂》.周木斋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他在此文中说：
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山海关——引者）,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写到这里,陡然地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丕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鲁迅不赞同周木斋的说法,就以罗怃之名,写了一封信给 《涛声》,其中说：
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是属于“逃难党”的.
曹聚仁将该信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之题名,编发在 《涛声》 上,其实曹聚仁等并不知罗怃就是鲁迅.特在 《涛声》 登出启事,与作者联系.
鲁迅后将此文更名为 《论“赴难”和“逃难”》,收进自己的 《南腔北调集》.
今观周木斋之 《骂人与自骂》,其论并无过错,而鲁迅文却有些言不及义.特别是一贯支持学运,被称为学运导师的他,突然在文中发出“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的出人意外之论,想曹聚仁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冠名,也定有深意.
4月1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曹聚仁写的杂文 《杀错了人》.文章认为,革命总要杀人,要杀“中年以上”“代表旧势力的人”.鲁迅认为未触及本质,遂写 《〈杀错了人〉异议》 （收入《伪自由书》）.曹聚仁后来在 《鲁迅评传》 中说,鲁迅的话“当然说得更真切”.
5月7日,曹聚仁致信鲁迅,请鲁迅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鲁迅日记,这几天有“得曹聚仁信,即复”.这是曹聚仁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从此二人越走越近.鲁迅的回信说：
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迟罢.
鲁迅信守诺言,就在该月底写好,寄给了曹聚仁.曹聚仁即将这篇深情怀念为主义献身的朋友的文章 《〈守常全集〉题记》 编发在自己主编的《涛声》上.
《守常文集》 的编辑曹聚仁是付出很多心血的.而最早向他提议出版 《守常文集》 的,却是周作人.1933年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
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止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均系旧学生,现在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与先生直接交涉耳.
曹聚仁原本就是群众图书公司老板,便答应了周作人.就该书的出版事务,二人经多次通信,如请哪些人题字作序等讨论多次.周作人对该书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文集能出版最好；如全集不能出,出选集也无妨,但不能删节,“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入为愈也”.
已阋于墙的周家兄弟想到一块儿了,鲁迅也想到书稿送审定会遭到删节等麻烦.他的意见是：“《李集》 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
曹聚仁以为,李大钊死在“清党”之前,那时还是国民党的朋友,在国民党内曾任要职,给他留个纪念,原是应该的,未必一定要对其文大砍大删.但是,尽管曹聚仁、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守常文集》 最终未能出版.可喜的是,鲁迅的 《〈守常全集〉 题记》,先刊 《涛声》,后编入《南腔北调集》.鲁迅所写的李大钊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却回响在墨一般的漫漫长夜.
二
鲁迅、曹聚仁友谊日渐加深,常常以文章相互呼应.
鲁迅公开称赞别人办的期刊,并不常见.他不仅常赐稿支持,还为曹聚仁办的 《涛声》 例外地唱了赞歌.他发在 《涛声》上的 《祝涛声》 说道,“《涛声》 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有点奇怪”,它“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它又“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颇赞赏其斗争艺术.
丁玲被捕后,关于她被处死的消息,在上海传播甚广.1933年9月21日,曹聚仁接到鲁迅的一封信,云：“旧诗一首,不知可登 《涛声》否？”“旧诗”者即 《悼丁君》 一诗,后发在 《涛声》第二卷第三十八期.
1933年10月,鲁迅曾为施蛰存向青年读者推荐 《庄子》 和 《文选》,与施蛰存发生笔战.二人都写了几篇相互辩驳的文章.施蛰存是应 《大晚报》 之请,让他向青年推荐读什么书时,在印着表格的邮片上,写下了《庄子》 和 《文选》 并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信即以丰之余笔名在 《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篇题为 《重三感旧》的文章批驳.文中有“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云云.当时各大学、中学的教科书中,此类书籍多,课文多,北京大学文学系开设了不少国学科目,施蛰存向青年推荐文学遗产,何错之有？联想鲁迅在 《花边文学》 集里的 《读书忌》 一文,向人推荐：“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 《明季稗史》之类……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明人小品与《庄子》 《文选》 相比,其文野自有公论.还有鲁迅自己也曾捐资刻 《百喻经》、写旧体诗也是事实.
《十日谈》 杂志上,曾在这之后,登了一幅 《鲁迅翁之笛》 为题的漫画.画一群老鼠应着鲁迅的笛声跳跃,意在批左翼青年唯鲁迅马首是瞻.不管此画作者有无政治背景,这种丑化、羞辱别人的行为,都应遭到谴责.
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中,《十日谈》 以漫画攻击,曹聚仁站到鲁迅一边,利用 《涛声》 这一阵地,声援了鲁迅.施蛰存发表反击鲁迅的文章 《〈庄子〉与〈文选〉之后》,尽管施蛰存此文心平气和地讲了他推荐二书的经过和道理,甚至最后说：“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写的.”鲁迅还是再以两篇宏文 《“感旧”以后 （上）》和《“感旧”以后（下）》,发表在 《申报·自由谈》 上,还以颜色.
鲁、施二人论战,曹聚仁先在 《涛声》上写 《论突围》,公开支持鲁迅“反对先生介绍 《庄子》与《文选》 给青年”.其文比鲁迅讲得明白,之所以“反对”,是因施蛰存在“这个黑漆一团的乾坤,比民国十三四年时代 （1924年、1925年——引者）何如？先生还趁此叫青年读 《庄子》 与 《文选》”.
曹聚仁见《十日谈》 有 《鲁迅翁之笛》,丑化鲁迅与左翼文学青年,遂以同名写文发在 《涛声》上反击,云“把今日青年,比作故事里的群鼠,也太小之视乎今日之青年了”.曹聚仁的文章远不如鲁迅老辣和具有锋芒,鲁迅看后,1933年11月13日致信他：“其实如欲讽刺,当画率群鼠而来,不是率之而去,此画家似颇懵懂.”
曹聚仁成名后,对鲁迅常与别人时近时疏,甚至反目,自己也在其中,深有感触,对此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表述：
鲁迅就因为和文人这小圈子朋友往来,一群冬天的豪猪,是难得处好的.笔者和他相处,一直就保持一段距离,所以结果还不错.
“冬天的豪猪”之说,源于叔本华之“将绅士们比作豪猪”的比喻：“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鲁迅在 《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 引用了,现曹聚仁又在 《鲁迅评传》 里再次引用.看来鲁迅和曹聚仁对此论是认可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说鲁迅与别人常闹冲突、矛盾,有时并非皆与事情的是非有关,更多的源于各自的“难堪的缺陷”.
20世纪30年代文人之间的往来,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多在聚餐桌上聚会,鲁迅也不例外.查 《鲁迅日记》,聚餐是他与人交流的最多方式,几乎天天有与人饮宴.
曹聚仁在 《鲁迅评传》 中证实了此说,“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包括在他自己的家里.从鲁迅的日记和 《徐懋庸回忆录》,均可找到相关的准确记载.比如1934年1月6日这一天,《鲁迅日记》 中记曰：“午,烈文招饮于古益轩,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徐懋庸回忆录》 同样记载了这一天在古益轩的酒宴：“一九三四年的新年,一月六日,黎烈文邀请 《自由谈》 的十来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周木斋、林语堂……也有我.”
接着是年5月10日,鲁迅的日记上说：“林语堂函邀夜饭,晚在其寓……同席十人.”据同受邀的曹聚仁在 《鲁迅评传》 中讲,林语堂是为 《人间世》 创刊而宴请作者的,徐懋庸位列其中,曹说,这类与鲁迅宴聚有“许多回”,徐懋庸多在内.
曹聚仁在 《我与我的世界》 一文中说,1933年9月11日,他曾在其寓设晚宴,邀请了鲁迅、曹礼吾、徐懋庸等诸友.在饭桌上,曹还将鲁迅比作是嵇康,礼吾为阮籍.查鲁迅同记,果然记有：“曹聚仁邀晚饭.往其寓,同行六人.”同年冬,曹聚仁又邀鲁迅到家吃晚饭.鲁迅见曹家有不少关于自己的资料,问曹是否拟写自己的传记.曹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鲁迅评传》） 类似这样的话在曹聚仁的 《我与我的世界》 一文中也有.如“听了我的话”,鲁迅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得到默许,“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此次聚餐中,徐懋庸又在其中.
鲁迅也宴请过曹聚仁.鲁迅1935年3月5记：“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 《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芒种》 是曹聚仁与徐懋庸合编的文学期刊.
鲁迅与曹聚仁相交,互有帮助.1934年夏,叶圣陶、陈子展、陈望道、曹聚仁、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七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喱饭店,有个讨论会,针对当时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因的“提倡文言”,商量对策.与会者针对白话文运动还不彻底、复古逆流袭来之态势,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鲁迅应曹聚仁诸人之请,“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那倒是大众语运动中最有力量的文字”（《鲁迅评传》）.壮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声势.
三
1934年5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发表 《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 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上海同时发表 《驳小学参教文言文中学读孟子》 予以反驳,于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战.同年6月,《申报·自由谈》 也先后刊出陈子展的 《文言—白话—大众语》 和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7月25日,曹聚仁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希望大家回答.鲁迅针对这五个问题做了答复 （后收入《鲁迅书信集》）.
在此同时,鲁迅给魏猛克写了封信,表达他对大众语运动的意见.信写完后,鲁迅交给徐懋庸,由他代转给魏猛克.鲁迅8月2记记了此事,“上午得猛克信,下午复”.曹聚仁到徐懋庸处时,见到此信,便以 《答曹聚仁先生信》 之名,头条位置发表在 《社会月报》上.同期还编发了叛徒杨邨人的反共文章 《赤区归来记》,于是就引起一场攻击鲁迅的风波.8月30日,《大晚报》 副刊 《火炬》 上发表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 《调和》,以嘲弄调侃的口气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此外,《调和》 一文,还引用了鲁迅在 《答曹聚仁先生信》 中的一句话：“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鲁迅有许多地方,持极端态度.
自己的文章与不齿之丑陋文人杨邨人的文章摆在一起,“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让人惊愕之论,被世人领教.曹聚仁未征得鲁迅同意发表此信,的确把鲁迅置于尴尬处境,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恨事.后来尽管鲁迅在 《答〈戏〉周刊编者信》 中力图挽回,已覆水难收了,鲁迅说：
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此篇收进 《且介亭杂文》 的杂文,没有对曹聚仁来一通鲁式的“不饶恕”,却有隐忍在其间,这是少见的.
四
曹聚仁干的另一件引起鲁迅不快的事情,我们从胡风在 《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 及 《鲁迅书信注释》 中看到：1935年年底,萧军、聂绀弩都对鲁迅表示要办刊物,鲁迅对他们说,与其都办,分散精力,不如“大家合起来共办一个刊物”,后来就有了以胡风为负责人的 《海燕》 .多年后成为笔者同事的老前辈聂绀弩对笔者说起此事.笔者与聂老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笔者在 《往事流光》 一书中专门写了 《聂绀弩是一条大河》 来纪念他.《海燕》 甫一问世,即日便售出2000册,创下了当时期刊的发售纪录.第一期上载有鲁迅的 《出关》 等四篇作品.鲁迅闻之,非常高兴.1936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中所说“晚同广平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就是为庆贺 《海燕》 创刊并畅销而举行的聚餐.
第二期又发表鲁迅的 《阿金》 等五篇文章.《海燕》 影响与 《莽原》可以比肩.《海燕》 创刊时,聂绀弩曾找到曹聚仁,希望他能做 《海燕》 的发行人,曹欣然允之.第二期上就印上了“发行人曹聚仁”.谁也没想到,曹聚仁后来到巡捕房“告密,说这刊物是谁办的,谁编的,如何危险,以致我们找到别人去申请发行,巡捕房也不准许了.他还在《申报》 上登广告,说我们怎样窃他的大名,又写信到鲁迅那里去剖白”（《聂绀弩全集》）.
曹聚仁在 《鲁迅评传》 为自己辩解,说鲁迅还写信劝了他一阵.1936年2月21日,鲁迅确实给曹写信,信中说他“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但鲁迅在另一篇 《半夏小集》里,却不再如信里那么含混,而是态度鲜明地对曹进行了批评：“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胡风说,曹聚仁告密后,“他安然无恙,照旧当教授,但 《海燕》 不得不停止唱歌和呼吸了”（《鲁迅先生》）.曹聚仁不可能没看过 《半夏小集》（收《且介亭杂文末编》）,可他却说,鲁迅从来没有骂过他.
鲁迅去世后的第六天,曹聚仁在 《申报》 第一卷第四十二期上发表悼文 《鲁迅先生》,这是悼念鲁迅文字中分量最特殊的一篇.文中引用了不少鲁迅给他的信中的段落,在这些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中,确实有不少很重要、很精彩的内容.这足以证明鲁迅与曹聚仁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曹聚仁写的 《鲁迅评传》 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曹聚仁与鲁迅不同寻常的关系,隐藏着怎样深奥的人生之谜,令史学家不能不泛起想象的涟漪.
（选自《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汪兆骞 著/现代出版社/ 201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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