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代漕运与其影响，本文是影响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漕运和影响初探和初探类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漕粮是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定都于南京,京城附近州县多产稻米且位于长江沿岸,漕粮运输相对便利.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北京地区人口骤增,加强了对漕粮的需求,如何将东南地区的漕粮运往京师,成为明朝政府的棘手之事.明朝历代君主对漕运都十分重视,制定了南粮北运的漕运制度,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漕运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和发展.明代的漕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在漕运过程中也出现许多问题,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明朝统治的瓦解.
【关键词】明代 漕运 漕船 漕粮
漕运是中国封建政府为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消费的需要,利用水路转输田赋的一种专门运输制度.它对于维持历代王朝统治的政治、经济生命,都有着至关重大的意义.明代漕粮是土地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政府规定：土地税以实物征收,只有在特特殊情况下,才实行钱币代替的缴纳形式；征收土地税要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地方保管,关于运输的一切费用,由缴纳土地税的人负责；政府规定每省每府征收,数额一旦确定,只偶尔做出一些调整.
一、明代的漕粮
(一)明代漕粮的来源
明代征收漕粮的地区主要涉及浙江省、江西省、南直隶、湖广、河南省和山东省.有漕省份中,“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这四个省份,每年总共为京师提供324400余石漕粮,被称为南粮；河南和山东两个省,每年总共为京师提供755600 余石漕粮,被称为北粮”［1］.在各省承担的漕粮中,南直隶的漕粮负担最重,而在“南直隶中,只苏州一府就有697000 石,占到全国漕粮总数的17%,松江府有漕粮232950 石,占到全国漕粮总数的5% 左右”［2］.明代漕粮的主要产地是华北平原及江南地区.
(二)明代漕粮的运输
明代的漕运可以分为支运、兑运和长运.
支运法.开始于唐开元年间的漕运改革,支运法是历代行之有效的漕运方法之一,先是由粮户自备船只,将漕粮运送到政府指定的粮仓,接着由官军分段接替运输依次运送到京城.支运法实际上还是军民分任劳役.“支运法民行其四,军行其六.”［3］（卷434）明代政府也曾规定“支运者不出当年之民纳,纳粮者则不供当年之军支.”［4］（卷61 食货志·漕运）即承担支运的粮户,可以不用缴纳当年的税粮,而缴纳税粮之民,则不用亲自服支运之役,这种运输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无酬劳役.
兑运法.宣德六年（1431 年）,鉴于支运常常使江南地区的支运者往返接近一年,有误农业生产,陈瑄建议改革漕运法,让江南各省的粮户运粮到淮安仓和瓜州仓,兑交给卫所,然后再由官军运输至北,粮户提供运费,这样官民两便,即为兑运法.这种运输方法最初与支运法同时进行,兑运法使粮户避免了遥远的运输之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官军收入,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长运法.是“让运军直接到江南、江北的有漕省份取粮,然后直接运往京城或者其他的指定地方”［1］.这样粮户不再承担长途的运输之役,然而官军运输漕粮的路程却大大延长,因此政府令粮户在兑粮时给予官军一定数额的耗米和轻赍银.轻赍银是运船在运输过程中的“洪闸盘剥之费”.到成化十一年（1475 年）,淮安仓、徐州仓、临清仓和德州仓等都为改兑,官军长运也逐渐成为.
(三)明代漕粮的改折
漕粮改折的形式.明代漕粮的改折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改折的形式上,明初以征收布帛为主,正统以后,不仅征收布帛,也征收白银.而从成化开始,则主要征收白银.从洪武到宣德时期（1368—1435）是主要征收布帛的阶段.“洪武三年（1370 年）九月,河南省和山东省运往西北的军粮,明朝政府允许其折征为绵布,这是《明实录》最早关于漕粮改折的记录”［5］.明初七十年多年间漕粮改折主要是以实物为主.正统至成化初期则是银布并征的阶段.正统初年,政府在东南等地区推行“金银花”制度.由此开始,全国各地漕粮改折白银的现象逐渐增多,“正统五年（1440 年）,准许江西起运至淮安和邳州等仓的漕粮‘减半折支银布’”［6］（卷72,正统五年十月癸酉）,这是漕粮折征为银布的记载.从成化八年（1472 年）开始,每年征收漕粮四百万石以后,漕粮改折的形式从以前的银布并征改为全部征收白银,漕粮征收货币取代了实物.［7］
明代漕粮改折的原因.因水旱灾害等自然原因而改折.严重的自然灾害是明代中期以后漕粮改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弘治时期,随着灾害的加重,折征数额也在逐渐增多.如弘治五年（1492 年）,“户部大臣叶淇指出,苏州、松江等府连年因荒灾而歉收,仅苏州府就改折漕粮五十万石,每石漕粮折白银一两”［8］（卷79,食货志·漕运）.自此开始,明朝政府将苏州的折征方法逐渐推行于全国.正德年间因灾害而改折的数额还在不断地上升,如“正德三年（1508 年）,浙江因自然灾害严重而折征的漕粮达到四十万石,占到浙江省漕粮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9］（卷44,正德三年十一月壬午）.而到了嘉靖年间,折征的数额则达到了明代的最高水平,“嘉靖十四年（1535 年）,东南省份各地灾害异常的严重,户部准其本年的漕粮折征数额为一百五十万石.”［10］（卷119,嘉靖十四年九月辛酉）因兵荒、民困等社会原因而改折.东南地区的农民起义以及倭寇侵扰而造成经济破坏,同时也危及到漕粮运输的安全.明朝政府对兵荒破坏过的地方不得不实行改折,也借此缓解社会矛盾和农民负担.如 “正德六年（1511 年）十月,户部下令,各兵荒破坏过地方的漕粮,宜实行折征,山东等残破州县兑军米折银十万石”［9］（卷80,正德六年十月辛丑）.明朝中期倭寇对于东南沿海地带的侵扰,破坏了农业生产,更威胁到漕运路线的安全.民困是指从明朝中期以来,政府苛重的赋役,特别是运役和河役的日益繁重,造成了东南地区“田荒民逃（困）”的现象.如“万历八年（1578 年）,由于东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田荒民困形势,明神宗下诏准许浙江等处漕粮暂时折征二百万石”［11］（卷78,万历六年八月壬午）.
二、明代的漕员
(一)漕员的设置
明初,在设置了京畿都漕运司,设置漕运使掌管漕运,之后罢漕运司,另外设置漕运总兵负责漕运.“景泰二年,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12］.在基层组织中,设立粮长制度.粮长制度是明朝漕粮征收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出现于洪武四年（1371 年）,每州县按征收粮额分别若干粮区,区设粮长.粮长主要由本区域内纳粮最多的粮户担任,粮长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这一区域内漕粮的征收和运输.同时,政府通过粮长加强了对基层民众的控制.
(二)明代漕军制度
洪武时期,定都南京,旨在改变当时政治和经济重心分离的局面,京城离经济重心较近,又接近长江,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漕粮在运往京城的过程中路程较短且极为便利.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摆在明朝政府面前的紧要任务是如何将东南省份的漕粮运往京城,于是大运河成为了连接南北的主要通道.自永乐十三年（1415 年）支运法实行以来,漕军就应运而生,成为了运输漕粮的主要力量.宣德五年（1430 年）,政府实行“南军转漕,北军备边”,南部的军队变为漕运军队,既保证了漕粮运输安全,又减轻了粮户运量负担.从此漕军逐渐开始职业化发展,成为明代中后期漕粮运输的主要力量.
三、明代漕运的影响
(一)明代漕运的积极影响
加强了明朝政府的封建统治.明朝政府通过漕运将东南地区巨额的漕粮运往京师,不仅确保了京师皇室、官僚和军队的粮食需要,而且拱卫了京城,加强了明朝政权的统治基础.漕运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加强了明朝政府对东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国家的稳定.以军运代替,其用意正是为了维护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当然,实行北军戍边,南军运粮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东南地区农民的运输负担,保障了东南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稳定.
促进了各地区之间商品的流通.大运河的疏通促进了大运河沿岸和南北交通的发展.大运河上,除了行驶有漕船,还有商船.江南还是棉纺织业的中心,其生产的布匹流通,则完全依靠大运河来实现,“棉花泛舟而运至南,布则泛舟而运至北”［13］.除此之外,还有茶叶、纸张、瓷器等大宗货物,通过大运河运输.由此带动了一批工商业城镇的发展.山东临清,洪武初期,置德州仓于此地,宣德年间,又增建临清仓,到了,景泰年间,又建新城,称为大运河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逐渐发展成运河沿岸著名的商业城镇.
(二)明代漕运的消极影响
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明初,漕粮需要粮户亲自运输,粮户长途跋涉花费甚多,到成化初年运夫不堪重负,逃亡增多.成化八年（1472 年）,明代征收漕粮的数额固定之后,全国共有漕粮为400 万石,分摊于东南六省的农户身上,即便遇到兵荒灾害,农田遭到破坏而绝收,漕粮也不允许减免,最多只能是折征,折征也主要是折银缴纳,改折最晚是正统元年（1436 年）的“金银花”制度.而改折也有相当严格的条件,遇有严重的自然灾害,方可改折.如天启年间,江西省受灾八成以上,明政府才准许改全折,受灾七成以下,允许改半折.另外是地区极为偏远,运输困难的才准许改折,沉重的漕运压力加重人民的负担.
在漕运中滥用民力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常在农忙时节,被抽调去服河役,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例如“天顺年间（1457—1464 年）,都御史崔恭俢治南直隶的运河河道,征调农夫多达数十万；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工部侍郎曹时开凿朱旺河,征调山东、北直隶和河南等省丁夫数十万”［1］,当时,漕时为了使河道早日竣工,又广泛征调民夫,民怨沸腾,漕运制扰民,愈加严重.
四、结语
漕运在春秋中期即已产生,经历各个朝代的发展完善,到明朝时期,已有相当完善的漕运体系,为保障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明朝君主对漕运的正常运行也在不断调整,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当然,漕运是上层阶级剥削平民百姓的一种手段,在各种苛捐杂税的繁重压力之下,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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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宪宗实录［M］. 台北: 台湾研究院,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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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武宗实录［M］. 台北: 台湾研究院,1982.
［10］明世宗实录［M］. 台北: 台湾研究院,1982.
［11］明神宗实录［M］. 台北: 台湾研究院,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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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明］徐光启. 农政全书［M］. 长沙: 岳麓书社,2002.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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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明代晋商在徐州兴起之影响因素刍议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6871j cnki kjwhb 2017 06 069摘要明代初期,晋商在徐州地区安家落户 因为元末战乱,徐州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山西境内因生存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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