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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迅速缩小,在军事、科技等方面中国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使得美国的绝对优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经济金融体量迅速增大对全球系统重要性影响,必须意识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可能简单地通过贸易战来解决,必须认识到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特殊战略机遇期.以市场竞争思维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立足于全球市场研究竞争策略,充分发挥市场参与者的作用.中美关系是特殊战略机遇期内的核心问题,处理好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不仅是策略选择,更是战略智慧.
关键词：中国经济国家战略中美贸易
作者简介：
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引发了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变.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迅速缩小,在军事、科技等方面中国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使得美国的绝对优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此,美国在金融危机缓解之后已经明确将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转向亚太,2018年进一步提出了印太战略的概念.尽管中国一直秉承与美国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政府权威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等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与威胁.虽然种种市场信号表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也看到,贸易冲突只是表象,中美经济地位变化引发的国家战略忧虑才是根本.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经济金融体量迅速增大带来的全球系统重要性影响,必须意识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可能简单地通过贸易战来解决,必须认识到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特殊战略机遇期.
一、正视中国经济金融体量迅速增大带来的全球系统重要性影响,
充分理解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地位变化的关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相对不大,相应对全球的影响也较为有限,外界关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程度与前景,很少有人关注中国经济对世界的总体影响.但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逆袭"现象,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迅速凸显出来,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家,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经济指标更是位列世界第一,例如一些工业品和农产品产量,许多大宗商品需求也是全球第一,像铁矿石、石油等.伴随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中的巨变,中国已成为影响全球的主要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年增速从10%以上降至6%左右,对此国际市场并无太大反应,但现在中国经济增速0.1个百分点幅度的波动、财政金融与产业政策的每次调整,都会引起全球市场的密切关注和剧烈反应.因此,中国经济已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我们必须尽快适应这种地位变化,用系统重要性思维来观察和处理一些市场关切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变化,足以让我们感受自身分量的责任与外界关注的必然性.与1978年相比,今日中国在经济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制造业产值、贸易总额以及外汇储备等综合指标方面,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1978年中国GDP仅有1495亿美元,居世界第10位,到2012年中国GDP超过了8.5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位,而且部分省市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已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制造业产值为2.0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到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产值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
当前,全球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只有中、美两国,其他的"经济大国"基本在1万亿~5万亿美元的区间内.2016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四国GDP总量的80%,不仅如此,2016年中国GDP的增量相当于荷兰一年的经济总量,而荷兰2016年在全球GDP排名中高达第18位.除了经济总量体现出来的经济大国地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和第三大外资流入国.过去美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就感冒；现在中国经济一打喷嚏,国际市场更会出现明显波动.因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平稳运行,不仅对于中国自身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对于全球经济也具有"压舱石"效应.
伴随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中国金融地位的核心意义不再是简单的融资问题,怎样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监管、避免系统性风险外溢,已经成为国际市场关注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市场规模明显扩大,金融产值大幅增加,金融业在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中的地位越发重要.截至2016年底,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从动态角度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时仅为4%,但到2015年底这一比重已升至8.4%（2016年和2017年该比重出现微降,分别为8.2%和7.9%）,而美国和日本这一比值的历史高位分别在7.7%和8.5%.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利润比重达57%,在金融更发达的美国这一比重为45%.从金融结构上来看,2007年以来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快速扩张,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更是井喷式发展,多层次、多元化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机构规模庞大、业务结构日趋复杂,不仅考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能力,更考验金融监管能力.
近年来,中国大型银行的规模扩张速度、业务综合化和全球化速度使其全球系统重要性迅速上升.尤其是金融机构走出去速度加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海外业务规模扩展迅猛,资产总额、海外机构数量、利润总额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海外业务对集团的利润贡献度不断提升.目前,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数量中,中国的占比已升至13%.
进一步观察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状况,中国已从资本净输入国,变成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底,中国持有的国外资产总量达到了64665亿美元,中国对国外的负债为46660亿美元,持有国外净资产达18005亿美元,表明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对全球市场是净资本输出国家.中国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国外储蓄"项除了1993年中国利用国外储蓄为正外,其余年份均为负,2008年中国利用的国外储蓄达到-29420亿元的历史峰值,显示中国持续处于国际资本的净输出状态.除此之外,中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速度已明显落后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速度,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累计1456.7亿美元,增速18.32%,增速与投资规模均超过了FDI.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人民币在资本与金融项下的可兑换性加强,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日益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场所,未来基于中国原因的资本流动将成为驱动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
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既要看到话语权在逐渐增强,还要意识到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2016年,上海、大连和郑州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共成交商品期货合约41.19亿张,同比增长27.26%,约占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总量的近六成份额.中国大宗商品期货成交量已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整体来看,期货交易所国际化正在迈出坚实的步伐,例如上海黄金交易所于2016年4月19日推出了人民币"上海金基准价"定价机制,引起国内外市场高度关注."上海金基准价"将更好发挥黄金市场人民币发现功能,提升人民币黄金市场活力,对加快推进黄金市场国际化、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是毫无疑问的,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充分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关切,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地位变化之后的国际影响,充分认识中国肩负的系统重要性责任.为此,加强对中国经济与金融系统重要性的理解、评估、监测和监管,就显得十分必要.深刻理解并充分运用好国际规则,就成为我们融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做一个合格成员的基础.我们还需要深入观察、认真分析研究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对于现有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缺陷和改革方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彰显经济大国的责任与智慧.更重要的是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努力降低风险溢出效应,至少要避免中国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的策源地,最终使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基石.
二、以市场竞争思维应对不可避免的中美贸易摩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日趋激烈,但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贸易摩擦正在演化成一场影响全球经济的"中美贸易战".尽管这种贸易战还处在生成阶段,但很多人都在从贸易利害关系来分析中美贸易战的得失、可能性.笔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争必须跳出眼前经济贸易的"小账",着眼于中国经济地位变化之后的国家战略"大账"来分析.有人因为存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决策底线,认为美国不会采取贸易战争行动,中国也不会采取对等的贸易战争手段.其实,这种军事决策理念不适合贸易战争决策,简单套用只能带来误判.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确实是冷兵器时代军事上的理念,而且一直如此.毕竟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而且人死不能复生.但经济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家为了占领或守住市场而不惜血本.这里的血本是经济概念,不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不可能"3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但商场上竞争失败之后东山再起的案例比比皆是.
中国新世纪之后加强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目前的实力已经使主要挑战者面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忌惮.这是极其英明的决策.美国今后会继续在军事上挑衅中国,但是否真的动武,取决于中国军事实力,如果中国目前的"强军"势头保持下去,他们不会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军事选择.但经济上却不然,人们对经济战争的感觉完全不同于军事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与西方国家在军事上对俄罗斯十分忌惮,但在经济制裁上却很"随意".
中美贸易之战酝酿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然而真正让美国人关注并下决心不惜代价挑起贸易战争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地位实现弯道超车、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这已经不是贸易逆差的"小账"问题了.我们应该看到,即使所谓的逆差问题解决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会从根本上调整,表明这是一个大国之间的国家战略竞争问题,贸易摩擦只是形式,国家战略冲突是根本,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大型经济体之间在贸易领域的利益冲突是很正常的,中美如此,欧美、日美也是如此.过去,中国的经济体量较小,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摩擦也很少,但随着经济体量增大,与主要经济体贸易摩擦将成常态.在全球经济较为疲软,商品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持续增长引发了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根据WTO和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数量明显随着货物贸易顺差的扩大而急剧上升.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国力相对美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也很低.然而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中国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中国GDP总量占美国GDP总量的比例在2012年首次超过50%,在2014年首次超过60%,货物贸易总额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多年持续稳定在10%以上.其中2013-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三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家.虽然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被美国反超,但2017年中国重新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尽管中美近几年来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较为接近,但中国与美国货物进出口金额的结构完全不同.与美国相反,中国常年处于货物贸易顺差,且进出口差额呈上升趋势.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3752.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在美国看来,中国目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霸权.
过去,虽然美国和中国从来没有结为盟国,甚至称不上是战略伙伴,但在多个时期由于共同的利益而达成了实质上的战略合作.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由于苏联试图控制中国政治、经济,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属,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逐渐恶化,中苏联盟慢慢走向破灭并开始对立.70年代,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劣势,急需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盟友.面对苏联的威胁,中国和美国开始修复两国关系,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并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起,欧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90年代起,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代工厂.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难以避免的承受了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代价,但这也为中国制造业日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帮助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被炸一度让中美关系跌入冰点."911"事件后,中美在打击恐怖分子上达成的共识,再度让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力克在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回顾中美关系,只有共同的利益才能让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的战略合作者.然而特朗普上台以来,其组建的政府认定中国在多个领域影响了美国的利益.2017年12月,特朗普发布了他上台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在报告中将中国定位成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
目前,中美两国经济体量及贸易往来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有相似之处.20世纪70年代,日本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日本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19.66%飞跃到1980年的38.42%.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在80年代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被认为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美国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减少与日本的贸易逆差.首先,美国在80年代多次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逼迫日本在汽车、半导体、电信等行业开放市场或限制出口.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于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定》.协定签署后,日元开始对美元疯狂升值.随后的几年里,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以远超GDP增速的速度迅速上行,而日本的出口受日元升值影响遭到了重创.在日本资产泡沫被美国戳破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陷入了"失去的30年".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体现为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争端,但从深层反映出的是两个超级经济体在国家战略和全球影响力层面上的竞争.应该看到,国际经济竞争甚至贸易战争毕竟不是军事对抗或军事战争,不能用军事战争思维来理解；解决经济利益冲突的思维,也不应是军事战争思维,而应是市场竞争思维.要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美贸易摩擦将是长期的、战略性的,美国意在战略遏制,中国意在战略崛起.大国经济战略博弈不能简单借用军事战争思维,经济利益冲突也只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市场竞争方式去解决.
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在贸易摩擦中赢得主动的基础.产品好,层次高,国际间替代少,贸易摩擦概率低,主动权就大.技不如人时就要付出更多市场成本.过去,中国在贸易上受制于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许多产品在中国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有很多高端产品,中国是经过与美国多次谈判并满足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苛刻的要求后,才得以从美国进口.特朗普对中国至少5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计划中,主要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医疗器械、高铁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设备等《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领域的产品征收关税.这并不代表着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技术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而是美国意图阻止我国在这些行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近几年,随着中国现造业的崛起,许多美国商品已不再是中国市场的唯一选择.贸易数据表明,研发高层次、可替代性低的高端产品,有利于摆脱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衡.也正因此,未来中美贸易战略博弈的焦点将集聚于高技术产品市场,而不是低端产品市场,其中知识产权问题将是战略博弈的核心.这既是中国经济的"软肋",又是中国经济亟待弥补的"短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既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具有全球效应,中国就必须立足于全球市场研究竞争策略.在实力较美国还有一定差距时,我们需要打好迂回牌,正面佯攻、侧面迂回.在加强对国际惯例和国际协定的应用与美国打好贸易仲裁的同时,我们可以同中东欧在中端产品、同欧洲在中高端产品全面加强合作.我们要发挥自己在基建、电商、移动支付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性.这里想进一步强调的是,许多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在华机构,都设有专职的中国经济学家岗位,及时深入分析研究中国经济趋势和市场变化,提供战略决策参考.这种做法值得中国已经"走出去"的银行和企业借鉴.
充分发挥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对政府部门而言,应做好权衡性政策预案.政策预案要集中在核心利益上,尽量避免为低端保护付出过多代价.同时,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企业家、行业组织、专业机构的作用.让市场主体冲在前面,政府部门跟在后面,这是惯例,效果会更好,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整体应对能力.一是在具体行业方面,企业家、行业组织和专业机构较政府部门更为接近市场,对市场的理解和认识更为深刻,对市场的变化更为敏感.二是企业家、行业组织和专业机构较政府部门而言,试错效率更高,且犯错的成本较低,而政府部门一旦犯错通常很难调头.让行业的具体参与者冲在前面,将更有利于我国以市场竞争的思维解决经济上的利益冲突.
三、中国目前处于特殊战略机遇期,应该作出特殊的战略选择
为什么要关注战略机遇期？这是因为战略机遇期很重要.对于大国来说,能否识别战略机遇期,能否正确判断战略机遇期的特点和期限长短,及时抓住机遇、把握核心优势、避免致命失误,对于国家兴衰成亡是至关重要的.
战略机遇期是指有利于实现自己预期战略目标的外部环境供给与内部需求支撑,而且具有较长的时间区段,较宽的政策操作空间.若从此角度来判断,我国仍处在战略机遇期内,但与危机前相比,后危机时代的战略机遇期具有显著的特殊性.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程,首先面临的是二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格局,严峻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国的政策操作空间十分局促；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原苏联开始放缓对华高压政策,美日对华态度也出现积极变化,伸出橄榄枝,中国及时抓住机遇积极进行外交战略调整,终于在80年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通过果断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收获了历史性的巨大红利,尤其是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红利和新世纪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也就是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准确判断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特点及其趋势,敏锐捕捉到一个较长的战略机遇期,果断实施改革开放,大量引进西方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不仅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还加速释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红利,生产率得到快速提升,迈出了现代化建设的坚实步伐.进入21世纪后,中国再次及时抓住全球化的有利时机,以加入WTO为契机,加快经济增长步伐.2003年至2007年期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达4.75%,全球商品贸易额年均增长16.5%,均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快的.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年均分别增长28.5%和9.65%,GDP年均增长11.65%.
由此可见,20世纪70年代末作出的中国将面临一个长达30年（甚至可能还要更长一些）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敏锐的,为此作出的战略选择与策略安排是英明果断的.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型经济体,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市场空间.凭借经济总量、某些领域的技术优势、相对丰裕的资本与金融实力、广袤国土与多样化地质资源禀赋以及不断进步的军事实力等,不仅使我们有能力适应战略环境变化,也使我们具备了一定的主动营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2008年全球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国际经济格局.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国力及国威均大受冲击,许多发达国家也"深陷困境",中国则主动采取战略作为的策略,实现了所谓的"弯道超车".但笔者认为用"机遇超车"来形容应更为准确,即在别人停滞甚至衰退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抓住机遇,保持相对较快的速度,并成功实现超越.也可能正是因此,不少学者甚至市场人士都认为,中国还将面临一个外部环境和内部支撑都十分有利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在深入观察之后发现,当前外部环境与内部支撑虽然与过去被动适应的战略机遇期不同,手中已经拥有了不少有价值、有份量的好牌,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如果一定要说存在一个战略机遇期的话,也只能说我们面临一个特殊的战略机遇期.
首先,当前国际环境既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也与21世纪金融危机前不同.苏联解体后,世界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转向美国一极独大,虽然中、俄、欧、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呈现多元化演进态势,但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对美国的绝对地位构成挑战.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美国经济和金融受到重创的同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却快速提升.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6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德、英、法四国GDP总量的80%,而危机前这一占比还不足30%,由此带动亚洲GDP占全球比重也升至34%,同期北美GDP占比则降至28%,欧洲占比仅为21%.世界经济版图这种空前的调整,必然引起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力量的快速成长,对美国在全球治理、经济贸易优势等方面形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由此引起美国国际战略的迅速调整.实际上,美国已经着手通过实施政治、军事上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打造亚洲小北约来围堵抗衡中国,在经济上则和日本联手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中国排除在外.虽然特朗普政府因国内经济因素,暂时放弃了"TPP",但并不意味着其对华战略就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如果美国经济按照目前的速度顺利复苏,预计其战略重点将在五年后就会从经济优先,再次转向国际地缘平衡优先.
其次,预计发达经济体由全面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转向有选择的推动和保护,追求货物贸易平衡,服务贸易自由,高技术投资保护.相应新兴市场将在发达经济体有选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政策影响下出现分化,例如,印度将逐渐成为影响国际政治与资本流向的重要因素.目前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均既想借助于中国市场空间与资金实力帮助其尽快摆脱困境,但同时遏制中国快速发展思潮也在不断升温.比如：加大对中国的高技术封锁,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提高中国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壁垒,经常性祭起"双反"调查,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等,贸易摩擦会不断加大.同时,美欧日还调整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策略,尤其是拉拢周边一些国家与中国抗衡.因此,未来中国需要处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挑战要远远大于国内问题.
再次,2012年以来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中国的经济水平已经迈上新台阶,但最终跻身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并非易事.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蛋糕已经足够大,但仍有严重的群体性贫困与区域性落后问题,虽然分配改革早已提上日程,但涉及广泛利益调整的分配改革,其难度是空前的；低端落后产能过剩与高品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加速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升级将成为长期战略；GDP总量增长与环境、效率都很重要,当它们发生矛盾时,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经济效率应该置于优先地位,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是巨大考验；现实经济困境、经济矛盾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既得利益体制,改革必要性、紧迫性自不言待,但需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难度与阵痛,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市场波动,必须也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最后,继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之后,国际政治格局也开始调整,世界格局已经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动辄动武干涉别国内政的时代,转入美国虽不能完全随心所欲但仍可主导的时代.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将国际战略关注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具有很强的指向性,但在具体的行动依据方面则反复解读某些国际法或国际惯例,在策略方面也很顾忌区域国家的反应.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欧洲主要国家积极配合美国在国际敏感的边缘地带,利用利益交汇点,通过制造麻烦博取利益.这一变化已经成为当前大国博弈的主要特点.
进入后金融危机期间,上述变化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强化,直接影响就是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调整困境,我们不得不关注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性质变化与战略机遇期红利消耗的潜在风险.在国际层面,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逆全球经济一体化战略,已经开始给中国的国际发展空间造成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在国内层面,国内发展的焦虑逐渐转化成政策选择压力,这些焦虑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焦虑、经济转型焦虑、经济改革焦虑、金融发展风险焦虑、分配不公平焦虑和社会清廉建设焦虑等.无论从国内形势还是国际环境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历的长时期黄金战略机遇期已经很难再现,取而代之的是隐蔽性极强、持续期不确定、局势更复杂的特殊战略机遇期.中国必须主动积极适应这一变化,尽早筹谋,果断变被动战略适应为主动战略安排.尤其是这次特殊战略机遇期持续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必须果断作出选择,千万不能把宝贵的战略机遇期白白浪费掉.要抓准时机培育我们的核心优势,继续大幅增强我们的战略平衡能力和本事.
必须看到,中美关系是特殊战略机遇期内的核心问题,处理好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不仅是策略选择,更是战略智慧.
当前特殊战略机遇期内已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发生了很多新变化,需要我们更深刻理解2016年美国大选后的政策变化,准确判断英国脱欧之后欧洲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客观看待亚洲市场的凝聚力及其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全面把握各种变化背后的美国因素.虽然要重点关注中美战略关系的新变化,但更要关注当前中美关系的相对平衡状况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笔者认为,中美矛盾的成因既有两国经济差距缩小、力量此消彼长的经济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分歧、立场原则不同的价值观因素；既有国际利益格局调整、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外部因素,也有发展阶段差别、国内主要矛盾不同的内部因素；中美关系出现根本性转折,既取决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积累的政治经济矛盾是否真正解决,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向好态势是否一直保持下去.一旦美国国内问题迅速缓解,或者中国经济与市场引力不断减弱,中美关系的这种"弱平衡"就有可能被打破.可以预见,未来美国两党认识分歧一定会缩小,待其国内经济问题解决后,美国的国际战略优先级别必将会提升；而中国可以主动掌控的只能是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可能实现美国经济复苏以后中美关系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
就目前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而言,尽管现有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大部分是由美国主导的,许多国际经济或金融机构也是由美国左右的,一些规则和政策对于中国并不公平,甚至是明显歧视,但我们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时机还不成熟,不仅是经济实力不够,关键是我们的设计能力、驾驭能力还远远不够.因此,研究现有国际规则,熟悉现有国际规则,遵守现有国际规则,运用好现有国际规则,不仅是处理当前中美关系的策略选择,更是战略智慧.在策略上继续扩大开放,增强中国经济的市场吸引力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往往取决于其国内市场引力大小,市场引力越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就越大；市场引力下降,话语权和影响力就不断丧失.与前期主要依靠市场换资金不同,在特殊战略机遇期内除了保持必要的速度和规模之外,中国需要更加倚重开放市场换取先进技术与管理、实现结构优化与经济升级.
必须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中美关系.美国变量是核心因变量,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事关新挑战最终能否转换成战略机遇关键.更长的和平环境有利于中美双方发展,中国应积极对美国开放优势市场,使之成为美国经济恢复的战略依赖；同时,中国要善用美国庞大的中高端消费品市场、潜在的基建市场,实现我们的优势巩固与结构升级,促进国际治理改革与进步.具体策略安排上,一方面,我们继续加强沟通交流（尤其是了解美国政策制定的特殊机制、提升沟通交流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增进了解,提高对非核心利益分歧的容忍度；另一方面,努力推动中美双方变警惕为正视,在保持互相威慑实力的同时,降低误判与盲动,确保双方远离核心利益红线,避免战略对抗,积极寻求战略合作.
还要妥善处理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拓宽国际关系基础.在中欧关系方面应突出经济观,增强内在联系；兼顾价值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避免评论欧美关系,坐观其变.在亚洲的策略重点,应实施中国与东盟的错位发展策略、与日韩的产业链耦合策略.与西亚和中东政策的重点应放在资源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上.与中东欧的政策重点应放在中高端产品技术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上.与大洋洲的政策重点应放在矿产资源、农业资源与海洋资源的合作上.与拉美政策的重点应放在资源与市场开放合作上.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期,果断迅速升级中国经济.解决当前诸多现实问题,进行长远发展战略安排,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必须坚定自身发展战略不动摇,迅速升级中国经济和最大限度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这是增强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取得人民广泛支持的坚实基础.提出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着眼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等中长期的一系列优化改进措施.当前,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等,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显著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同时还要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既有供给问题,也有需求问题.供给质量不高,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来刺激、创造、扩大国内需求.要进一步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全面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的素质,找出并填平在以往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或忽视的各种低效率洼地,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加快劳动力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的转换.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精简机构、深化改革,提升效能,既要解决政府职能"交叉与越位"方面的问题,更要解决市场监管"缺失与不足"的问题.
责任编辑：沈家文
括而言之:此文是一篇关于国家战略忧虑和地位和变化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关注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关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新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新思路 在与科学技术发展为主的新经济背景下,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营销活动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 市场营销是企业微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需要市场营销战略不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 在新经济背.
2、 基于新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新思路的分析 摘要市场营销是企业据以销售产品、推广品牌的主要途径,市场营销的效果,是决定着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高低,及企业竞争力大小的主要因素 本文基于新经济背景,以制造业为例,从市场调研、营销策略、服务质量……方面.
3、 密切关注租金贷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中国房地产市场改变一条脚走路的方式,即只是关注住房销售市场,而没有发展住房的租赁市场 所以,根据十九大报告的精神,未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要建立起租售并举的两条脚走路的房地产市场体系,即.
4、 徐长明：经济结构变化，车市表现反常，建议车企明年排产计划零增长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表示,当下来看汽车行业短期有困难,长期还是看好,建议厂家按照“零规划”来做明年的乘用车产销规划,给全国经销商减缓一点压力,共克时艰,以便大家效益变得更好.
5、 联合国呼吁制定国家战略推进人工智能安全 联合国宽带数字发展委员会近日发布2018 年版宽带状况报告,建议各国在宽带发展方面确立国家领导地位,并首次呼吁制定国家战略以推进安全使用人工智能 报告指出,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就.
6、 汽车业涉与国家战略跌宕起伏的未来汽车心脏 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总配套量超370亿瓦时,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应用市场 2018年伊始,在中国有533款不符合燃油消耗标准的车型将被停止销售,著名车企北汽甚至宣布了停售燃油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