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和批评观念的变迁，本文是文学批评相关论文如何写跟郭绍虞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批评观念类论文范文资料.
李 松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关键词：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唯物史观；反映论；批评观念
摘 要：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不同版本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将近半个世纪.由于文学批评观念的内在驱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制约,该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写作与四次修改.每一次修改的理念、内容都反映了各时期并不完全相同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与话语方式,体现了潜藏在批评观念内部的时代风云与思想规范,也清晰地反映了作者受政治意识形态制约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梳理每一次修改的具体情形,可以呈现一段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问题史,从而将具体的文学批评论著历史化、语境化,发掘文学批评“某个时代的讲述”相对于“所讲述的时代”更丰富的思想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7）-070-07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7.03.012
引 言
20世纪中国文论话语的转型伴随着现代性思想的西学东渐进程,有三个重要的时期：晚清至五四时期全面接受西方思想；20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文论“一边倒”；20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全面引进西方思想.根据意识形态内容来看,一类是西方的人性论、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另一类是苏联的反映论、意识形态学说和以党性原则的基础构建的文艺理论,它以阶级性、倾向性、真实性和典型性为核心范畴,并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主要线索来考察文艺中的风格、流派、思潮和方法等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吸收域外文化资源的结果是,形成了以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宗白华、朱光潜等为代表的学院派文论家,以、周扬、冯雪峰、胡风等为代表的左翼文论家.建国初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学者适应政党意识形态的规训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要求,在历史变局的左右中进行自我身份的选择与调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主动适应型、被动改造型、自觉拒斥型.前两种类型逐渐形成了两种典型意义的发展路向：第一,传统文学批评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思想的方法论指导,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中走向自我变革,例如郭绍虞、刘大杰.第二,有的学者在艺术自律与他律边沿从事文学批评,以钱锺书为代表.钱锺书文学批评路径的遭遇反映了纯粹学院派研究方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让位于为时代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批评.第三种类型则以陈寅恪为代表,以传统的考证方法著有《柳如是别传》等.
与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唯一合法的批评话语不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者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但是并不将其视为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而是结合个人体验进行选择性运用.如果说建国前唯物史观的文学批评方法在批评家手里还只是尝试性运用,比较粗浅而隔膜,那么,建国之后,批评家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了非此不可的选择.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何去何从的走向,可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过程与历史影响.本文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梳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观念,试图发现历史的投影与时代的印记,从而深化对于十七年批评思想的认识.
文学批评史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文学批评发展的客观的历史；其一是指批评史思想的主观建构,以论文、专著和教材等方式呈现,本文所考察的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属于后一种形态.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目前就单个版本的修改理念、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笔者在充分吸收前贤成果的基础上,以历次的四度修改、五个版本为整体视角,揭示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批评风向的转变的内因（修改者的主体观念）与外因（政治环境）及其缘由.该书的写作集中反映了某一时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批评方法与话语方式,具体的写作时代的批评观念潜藏其间,而每一次改写都清晰地反映了批评者受政治意识形态制约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不同时期的修改状况体现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制约批评观念的轨迹,以及修改者的顺应.总之,本文聚焦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版本流变,探讨每一个不同版本的思想资源、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
一、纯文学观与进化论：《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与1947年商务版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由胡适审定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颁的大学教学用书.朱自清首先放眼古今批评史研究轨迹,评点钟嵘、刘勰的旨趣,意在从体系化角度肯定郭绍虞在叙史观念上的开创性.他说：“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中国只有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现在虽也认为重要的批评典籍,可是他当时的用意还是在论述各体的源流利病与属文的方法,批评不过附及罢了.这两部书以外,所有的都是些零星的、片段的材料.” 〔1 〕其次,朱自清比较了郭绍虞与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2 〕两本书,从“材料与方法”出发指出了郭绍虞开创中国文学批评史整体论述方式的筚路蓝缕之功,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学批评论述系统.“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郭君的书出版的前七年,已经有人写过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那似乎是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 〔1 〕郭绍虞与陈中凡的叙史理念都受到日本和西方的影响,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论述思路是“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运用归纳、推理、判断、历史的批评方式,根据西方文学理论给文学进行定义：“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 〔2 〕 （P6 ）援引英国学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把批评的派别分为十二个类别,即归纳的、推理的、判断的、考订的、历史的、比较的、解释的、道德的、审美的、印象的、欣赏的、科学的.陈中凡的书写思路与方法融合西方文学思想,在解释方法上有开创之功.
郭绍虞也并不例外,他积极引进外来文论思想,兼收并蓄,他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回忆说：“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 〔3 〕这一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传自西方的纯文学观念与进化论.但是,他并非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相对而言,郭绍虞的中国文论研究更贴近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状况,注重将文学史研究与本土文论相融合,提出自己有独到发现的问题.
与这一历史气候相应,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以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野立论的,如他所言：“盖文学批评所由形成之主要的关系,不外两方面：一是文学的关系,即是对于文学之自觉,二是思想的关系,即是所以佐其批评的根据.由前者言,文学批评常与文学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易言之,即文学批评的转变,恒随着文学上的演变为转移；而有时文学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学批评之影响而改变.” 〔4 〕 （P74 ）就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郭绍虞认为：“迨至魏、晋,始有专门论文之作,而且所论也有专重在纯文学者,盖已进至自觉的时期.” 〔4 〕 （P72 ）这一判断也是基于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而言的.
在具备批评理论的思想视野之后,郭绍虞根据时间先后顺序论述各个历史时期重要的批评家.“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4 〕 （P2 ）如果说这是粗略的分期的话,每一时期具体的文学状况则体现为：“自古代以至北宋,恰恰成为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在此分途发展期中的前一时期,自周、秦至南北朝,是文学观念由混而析的时期；而其后一时期,自隋、唐以至北宋,却又成为文学观念由析而返于混的时期.所以自表面看来,似乎一个是演进而一个是复古.” 〔4 〕 （P1-2 ）他对上述分期具体解释说,“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是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而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其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4 〕 （P2 ）郭绍虞上述宏观性的考察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纲要式阐释框架,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思想地图.
1947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南宋至清中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 〔5 〕不仅仅在史料上有翔实的发掘整理,郭绍虞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清醒的自觉意识,他在1934年版的上卷中说明此书的方法是：“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份,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即使对于昔人之说,未能惬怀,也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的缘故.因为,这是叙述而不是表彰,是文学批评史而不是文学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 〔4 〕 （P2 ）可见,郭绍虞文论史研究的特点是,在对原始材料进行全面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用客观中立的态度考察其思想的原貌,即廓清批评对象“是什么”；坚持史论结合的方法,在梳理清楚史实的前提下,将历史叙述和理论概括与具体史料有机结合,即发掘批评对象“为什么如此”.
二、唯物史观的尝试性运用：从1934年与1947年商务版到1955年新文艺版
在1949年国体更替、观念鼎革的时代转折点,文学的性质、功能、服务对象等本质问题随着解放区文艺政策主导地位的确立而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古典文学研究由多样化转为统一化,统一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学术思想而言,自此进入了唯物史观一统天下的时期.古典文学研究被纳入统一的新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早就制定了这样的方针：“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6 〕 （P707-708 ）同时,还深入强调了哲学基础的重要性：“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6 〕 （P707 ）1949年以后的学术研究,也正是一方面在党和政府倡导下,对古典文学开展清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另一方面,由国家意识形态部门主导,在学术界推进批判唯心论的进程,政治与学术的这“两只手”紧密配合,常以群众化的批判运动的方式交织进行.
解放前夕,郭绍虞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兼任同济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郭绍虞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1952年,他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郭绍虞的思想观念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在中国同盟上海市支部召开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座谈会上,他说：“我们教育工作者给予社会的影响很大,天天直接间接地与别人接触,自己思想不改造就要影响别人.首先要明确以工人阶级思想为领导,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所以特别感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 〔7 〕这不仅是郭绍虞的表态性发言,而且也是个人思想改造落实在行动的写照.
自1950年起,郭绍虞还先后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上海第五届政协委员、上海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这位在旧社会苦苦挣扎奋斗了半生的教授,当旭日在中国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了.躬逢盛世,他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上海刚解放,陈毅市长就接见了包括郭教授在内的一批文化界著名人士.一九五四年,他重病缠身,组织上关心他的健康,为他精心治疗,又送他到风景幽美的华东疗养院休养一年,使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8 〕郭绍虞作为文化人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与待遇,从个人的切身利益中感觉到了中国所带来的地位与礼遇,也从思想上顺从无产阶级政治理念.他曾经赋诗：“犹是当年笔一枝,却从旧说换新知.固应学问无穷境,真信马恩是我师.” 〔8 〕1956年,郭绍虞加入中国.入党之后,他将在苏州用教书薪酬所购的九十九间房屋全部捐献给国家.
建国以后,郭绍虞着手对其旧著进行改写.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 〔9 〕.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内容方面删除了大量史料和史实的考辨,删了曾国藩的文论,增加了李渔的小说和戏曲理论,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主要是联系上层建筑的变动和阶级关系对文学的影响来分析,例如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术语.如写袁枚诗论,说“受清初新兴的市民阶级的影响”.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随政治激进气氛的升温,郭绍虞的理论转变还来不及赶上时代潮流,作者在1955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修改版《后记》中的解释是：“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 〔9 〕 （P698 ）这一次修改,郭绍虞对当时占主流的批评观念理解比较粗浅,贯彻得有些勉强；政治观点不大明确；一方面没有完全脱离原有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受主题先行的影响,因此在批评操作上困难重重.
回到解放初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包括郭绍虞等人在内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痛恨国民党时代的贪污腐败,因此确实衷心拥护中国领导的新政权,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个人的学术观念也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修正或者转向.对于文学批评的学者来说,他们是出于无奈简单套用主流批评模式,还是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自觉,这需要具体分析.因此,清晰描述这一时期的批评观念的历史过程、知识依据、精神困境,也许可以更好呈现历史本身的丰富性.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国家钦定的批评方法,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最先进的文论观,也是当时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先锋性理论.可以想见,能否完整贯彻这种批评思想的“精髓”,是学术著作成就高低的标志.我们不难理解,当学术研究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生产时,学术产品的标准化、模式化是个人难以拒绝的.然而当时的大多所谓的方法、规律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的印记.20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相对而言,进入五十年代则转入了低潮期,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外在的社会环境和批评观念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进入古典文学研究,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同时也出现了简单套用理论工具的后果.其基本规范是,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所决定的阶级关系,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原因与规律；依据社会的阶级关系情况,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评价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总结古典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研究思路与方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和优越之处,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了唯一合法的方法,对其他批评观念形成了绝对性的、排斥性的影响,而且机械唯物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实践也并不少见.
三、贯穿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文学批评斗争史：从1955年新文艺版到1959年人民文学版
1958年学术界批判“厚古薄今”的思想方法,《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的社论,号召在高等院校大胆发动群众,帮助资产阶级学者们进行学术思想批判. 〔10 〕“厚今薄古”的提法在学术界也得到了响应,郭绍虞试图改变自己的文学研究方法以适应时代需要.
1959年郭绍虞将《中国文学批评史》1955年版（上册）修改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 〔11 〕.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对旧著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昔治学重隅隙,鼠目寸光矜一得.坐井窥天天自小,迷方看朱朱成碧.矮子观场随人云,局促徒如循往迹.客观依样画葫芦,主观信口无腔笛.” 〔11 〕 （P3 ）而自从经过洗心革面的政治洗脑之后,郭绍虞的治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诗有形象生动的内心独白：“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逐历历.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 〔11 〕 （P3 ）“这是一九五八年底所写的诗”,正如作者所说的“可以作为我改写文学批评史的说明,故以此代序”. 〔11 〕 （P3 ）从郭绍虞的批评史写作实践,论者发现可以找到相应的印证.
这次修改中,郭绍虞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比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他从第一次修改的被动心态,开始照着规定好的思想套路,蹒跚学步,试图以革命政治观取代白专路线,走向又红又专.他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茅盾在《夜读偶记》中提出文学的发展史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历史.受此影响,郭绍虞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 〔11 〕 （P2 ）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 〔11 〕 （P2 ）郭绍虞混淆了技巧、修辞等形式因素独立的审美价值与脱离内容追求形式绝对化的区别.他梳理了两汉形式主义文学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隋唐五代对形式主义文学与理论的斗争这一线索,实际上,他在具体分析中常常二者混用,有时褒贬颠倒,前后矛盾.
郭绍虞之所以将此书“批评史”改名为“理论批评史”,反映了他对“批评”与“理论”概念的区分,并且认为文学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他说：“在现在,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是有分别的,但在以前,又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就它的性质来讲：文艺理论是研究文学反映现实的规律的科学；而文学批评则重在根据理论,根据历史,全面地分析某些现象,并评述这些文学现象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二者之间是显然不同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文学批评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讲,可以包括文艺理论；就狭义讲,只指对文学作品的评论.” 〔11 〕 （P2 ）郭绍虞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学批评一向轻于狭义,重在广义.“古典文学批评中之狭义的文学批评,只能偏于技巧方面,讲些起承转合的做法,讲些平仄调协的声律,或摘举隽句,或考证事实,不会接触到作品的思想性和人民性的.这种批评只能作茶余酒后的谈资,只能作科场应试的敲门砖,不符合人民的要求,当然也不会被人民所重视.遭到的只是人民的唾弃.” 〔11 〕 （P2-3 ）正因为如此,他在这一版的书写中,力求对古代文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符合人民性的要求.
对于郭绍虞解释困境中的这种开脱,笔者认为,首先,处处以唯物与唯心作为标签的批评方法本身是值得质疑的；其次,这种勉强而为的阐释理由意味着郭绍虞面对文艺客观现象时,下意识在挣脱唯物与唯心论的束缚.这种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不顾文本实际,强行机械贯彻一种批评理论的话,在实践过程中难免自相矛盾、捉襟见肘.如果支持这种批评理论的权力意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以强力推行,那么难免违背学理规则,导致理论和实践上自相矛盾.郭绍虞的文学批评,所面对的困境是政治预设与文本解读的冲突,也就是说,文本实际的解读结果无法满足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定性要求,那么,服从内心体验,还是听从批评规范呢？唯物史观的文学批评思路要求有破有立、破立结合、破旧立新、以古为新,归根到底,要求文学作品和文学史所得出的结论确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并且为现实政治提供支持和依据.郭绍虞的文学批评实践在具体的操作中举轻若重,步履艰难,他努力跟上时代潮流,表明思想改造的意愿和成果,可是往往力不从心,难以随心所欲、应付裕余.
四、强调论从史出和历史主义批评观：从1955年新文艺版到1961年中华书局版
1961年中华书局版的出版发行,其背景是周扬、林默涵所主导的文科教材编写计划.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中.
《中国文学批评史》在1961年由中华书局再版时,郭绍虞选择1955年的修订版而不是1959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蓝本.之所以他没有选择唯物论与唯心论彼此斗争、阶级斗争历史观十分鲜明的1959年版,与1961年文科教材编写的理念直接相关.从林默涵在期间的检讨书可以看出文科教材计划的基本方针.“1961年一二月间,大学文科教材会议.由陆定一、周扬主持,周扬住在旅馆坐镇.艺术院校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由周扬主持,起草了大学文科（文、史、哲、经）教学方案,由我主持,仿照文科教学方案,起草了艺术院校教学方案.这些教学方案完全是修正主义的.这时,周扬和陆定一多次商量,提出：（1）不能要求大学毕业生解决世界观问题,理由是许多员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2）反对‘白专道路’的提法,认为‘专’和‘白’没有必然的联系.（3）在教材编写上,反对‘以论带史’,提倡‘论从史出’,实际上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表现教材.” 〔12 〕周扬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4月主持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文科教学工作的经验.他认为60年代的教材编写“实际上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做法上的一个更新：第一,是坚持新方向、新观点,但又把那时候欠缺的资料补充起来,把新的观点和充实的资料结合起来；第二,过去是集体编书,现在也是,但不是大集体,而是小集体；第三,五八年强调青年的作用,但过分了,轻视老年人的作用.现在仍要青年参加,新老结合,并且要求青年在合作中、在老年人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第四,五八年编书是要求快,限期完成,时间太短,影响了质量.我们今天则更多地注意质量,在高质量的前提下也要求快.要又快又好”. 〔13 〕 （P132 ）上述四个方面举措,更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正如周扬所说,“我们继承了一九五八年的好东西,同时克服了那时候的许多缺点”. 〔13 〕 （P132 ）郭绍虞的1961年中华书局版即是明证.
郭绍虞在1961年版后记中总结了批评史写作的两个基本原则：“我常想,研究文学批评史应当有两个标准：一是对于这些材料,至少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能解决一些问题,决不是讲义式的仅仅组织一下、叙述一下就可以了事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它的含义,所以同样一词,甲可以这么用,乙又可以那么用,假使混而为一,就不免牛头不对马嘴了.而且,即在同一书中,昔人用词也没有严格的科学性,往往前后所指,不是同一概念,若不加分析,也容易导致结论的错误.所以不应该浮光掠影只作表面的论述.又一,是要求深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看问题看到它的本质,才能运用新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这新的结论必须是历史主义地对各人的理论作适当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化教条化的结论.这是另一种标准.而这两种标准又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成为更高的标准.” 〔14 〕从上述夫子自道可以看出,郭绍虞对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有深刻的反思,他的书写理念与周扬强调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针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如此,郭绍虞还是认为：“这个本子,距离我的理想还很远,这是自知之明,无庸讳言的.” 〔14 〕
五、新时期坚持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兼容并蓄
如上所述,郭绍虞的1955年版在周扬主持的高校文科教材建设中重新得到了肯定,最后定型为1961年的中华书局版 〔15 〕,拨乱反正之后,1979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16 〕上海古籍版就是以1961年版为基础的.
中国当代学术史往往与政治史彼此缠绕,如果不深入特定时期的政治语境则很难理解学术观点的形成原因与过程.同样,如果不从个人与国家、时代、政治之间的互动去理解大历史中的身份、经历与职业,也往往很难理解个人对于政治力量的欲罢不能,或者说欲迎还拒、主动服从、衷心信仰等复杂情况.
从王元化对郭绍虞的回忆,可以看出旁观者眼中的前辈学人真实心迹.王元化说：“根据我和绍虞先生多年接触所得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位不知文过饰非而敢于展露自己胸襟的长者.‘’刚开始,报上正在批三家村的时候,紧张的政治空气令人惶惶不安.我去见他,向他谈到邓拓.他没有一个字涉及这场运动,只是出乎我意外地说了一句‘可邓拓的书法实在好’.说完他走进里面的书房拿出一本美术杂志,翻到一页刊有邓拓写的‘实践’两个字指给我说‘你看！’此情此景使我至今难忘.” 〔17 〕在具体的原则性的是非上,郭绍虞有自己的学术良心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虽然他为人性格温和,从容斯文,但是毕竟真性情如同玉石内蕴,未曾因为尘土蒙面而失其本真.正如他曾经在抗战初北平沦陷之后的燕京大学课堂上,读到《黍离》时恸哭失声.
同样是这样一颗真诚而不懂伪饰的心,郭绍虞坦露自己的“保守”,而不在乎他人眼光.王元化说：“再有一次在‘’粉碎后,那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他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他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可是还没有来得及,结束了.” 〔17 〕王元化大为惊叹,说“这种毫无掩饰的坦诚,再一次使我惊讶”. 〔17 〕
对于这一计划中的修改,另外一种说法是：“十年浩劫中,郭绍虞也身受迫害.就是在这种时候,他还是不忘写作,准备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喧嚣一时的‘儒法斗争’声中,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愿歪曲历史真相,只能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暂时搁笔,而开始撰写《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保持了一个员应有的本色.” 〔18 〕不管是何种真相,可以肯定的是,郭绍虞希望跟上时代潮流.如果将历史人物抽离出特定的环境,拔高或者矮化都有失其本来面目.王元化感叹道：“绍虞先生虽教书多年,但他不是口才便给的人,他不大会说话,因而就需要从他那近于木讷的谈吐中去发掘寄托遥深的寓意.绍虞先生真诚地相信应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像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我感到遗憾,当时没有和绍虞先生深谈,不知他在几十年改造的经历中,究竟领受了怎样的甘苦？” 〔17 〕本文开头将郭绍虞视为建国后主动适应思想改造的类型,实际上这种顺从也包含着内心不易为人所知的挣扎.这种政治规训和学术良知之间的二难处境,王水照在评价何其芳的时候,也说过相似的困境.王水照说,何其芳一方面要“执行党的政策”,“这是义不容辞的”；另一方面,“学者本身又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坚持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学术主张去搞研究,这虽是潜在的,却又是发自内心、深入骨髓的.这两股势力,在何其芳身上经常‘打架’”. 〔19 〕应该说,这种心灵的“打架”现象在不少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是普遍的、根深蒂固的.
1979年,郭绍虞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批评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首先,他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既然党将国家的各项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那么,“从文艺战线来说,也就是要把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建设上来.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那么,仍然需要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由于‘’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散布了种种谬论,使得有些问题弄得是非不清.‘’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左’字.他们为了制造文艺空白,推行‘阴谋文艺’,便藉口批判封、资、修,妄图把中外一切优秀文艺遗产一概打倒.故意制造古今对立,妄图利用“厚今薄古”的口号,达到以‘今’废‘古’的目的.‘’被粉碎以后,他们的反动谬论虽然受到批判,但也还有流毒未清.影响所及,使得某些同志对文化遗产的研究至今还是心有余悸,因而有必要提出一个为什么要研究古代文艺理论的问题.” 〔20 〕他力主在文学批评领域消除思维的影响,使学术研究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与客观性.
其次,就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程度,郭绍虞反对从政治重要性来决定学术选择,主张把学术还给学术.他说：“既要研究现代的,又要研究古代的,二者是否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呢？一种研究的重要与否主要是由研究者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的,是由研究的成果决定的,而不是由研究对象的历史阶段决定的.……仅仅从研究的对象的历史阶段来分什么轻与重,厚与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 〔20 〕他将研究对象的重要程度归于研究者个人的立场与态度.除此之外,郭绍虞特别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除了研究的对象外,还有一个研究方法问题.毫无疑问,我们的任何研究,都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古代文艺理论的实践相结合,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首先,要提倡实事求是,就是要对客观事物作全面的历史的探讨,找出它固有的规律性.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古代文论的研究里,就是要详细占有材料,注意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其它思想对文艺理论的影响,看到文艺理论本身的传承关系,以及这种理论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然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总结出经验和规律,为今天的文学发展提供借鉴.如：评价《文心雕龙》,我们就要了解《诗经》《楚辞》、汉赋、建安文学、魏晋南北朝的山水诗、玄言诗,以及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就要研究孔子的文学思想,扬雄、王充的文学思想和《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等对它的影响；就要注意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以及因明学、声律学对它的影响,然后才能对它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在对它进行评价时,要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它对世界本源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又要着重分析它对文艺特征、文艺创作规律的一些富于创造性的理论.” 〔20 〕总之,他强调从基本材料和事实、从文学本身、从文学史脉络出发,分析文学批评观念发展的历史规律与特征.
郭绍虞晚年的思想观念既有唯物史观的痕迹,同时,他对西方文论也持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1980年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发言：“我认为此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确是应当参考西方的文艺理论.这不失为一条途径.但在走这条途径时,必先弄清它的含义,然后再和中国原有的理论批评相比较,才能正确运用这些术语.例如对于‘什么主义’等等,都要先有明确的概念,然后再加以运用,那就不至枉己徇人,失掉民族化的作用.”他主张融合中西文论思想,在比较综合实现创新.同时他主张多学科的融合与借鉴,“此外如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也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至于他们的所谓‘汉学’更有介绍翻译的需要.” 〔14 〕郭绍虞一生经历过无数政治运动与个人风波,晚年的思想主张虽然与三十年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已不可简单等同,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完全被意识形态洗脑所局限,依然秉持学术为本的纯粹理想.
结 语
综上所述,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历经将近半个世纪,如下列表格所示,大致分为建国前后五个阶段,可谓道阻且长,一波多折.其中,1934—1947年的商务印书馆版本、1955年的新文艺出版社版本、1959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段性特征,1961年的中华书局版和1979年的上海古籍版相对来说变动不大,作为新的版本问世的历史印记所具有的意义大于其内容的前后变化.
黄念然以几部批评史著作为例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问题,他认为有三种解释范式,即还原型解释、机械型解释和有机型解释.其中第二种“机械型解释是指批评史家从某一局部的基本法则（如政治法则、宗教法则、道德法则、经济法则甚至‘路线斗争’法则等）来确定某种特殊‘条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影响.这种解释范式在郭绍虞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和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21 〕他进一步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的制约揭示“批评史变成了政治斗争史的次文本”.“批评史话语的单相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五、六十年代的批评史书写中,这一特征的呈现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机械反映论）和社会学直接干涉的结果.从学科规约上看,这是文学同政治之间的一次共谋,是政治对文学的一次僭越,是批评学对政治学的一次妥协.而政治要确保它在文学批评史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又怎能容忍其它学科对文学批评史的窥视或进入这一学科格局中分享它的支配地位呢？因此,作为一种逻辑必然,上述意识形态的干预不仅将批评史变成了政治斗争史的次文本,同时还削弱了早期批评史话语的自足性.” 〔21 〕上述的判断基于历史事实分析,有一定的见地.建国之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转折明显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显然难以存在超越现实政治的批评思路与话语方式.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将这一阶段的文学批评贴上政治化的标签而完全否定,似乎黑白分明、简单明快,也许忽视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而将呈现的问题本身本质化,从而封闭了重新思考这一现象的门径.笔者认为,中国当代学术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语境来评价研究具体问题,不能脱离批评主体的经历、情感、心态来评价研究观点.应该将问题置于具体的人物、事件和时代之中,去发现批评者出于自愿或者不自愿的心态强行实践政治化的批评观念时,在面对复杂具体的文学文本时,产生了何种强制阐释的尴尬与悖论.虽然说一切历史的叙述都是当代人自身立场的镜像,但是,面对历史人物的学术历程,应该始终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来认识历史中的个人境遇及其观念.
［参考文献］
〔1〕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J〕.清华学报,1934（4）.
〔2〕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7.
〔3〕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J〕.书林,1980（1）.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5〕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J〕.文艺复兴,1946（6）．
〔6〕.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国同盟上海市支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座谈记录一）〔N〕.文汇报,1952-01-16．
〔8〕乐齐.学海杨帆七十春——记郭绍虞教授〔J〕.读书,1981（6）．
〔9〕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
〔10〕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N〕.人民日报,1958-08-30．
〔11〕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2〕林默涵.我的罪行,转引自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林默涵的检讨书〔J〕.文艺争鸣,2015（5）．
〔13〕周扬.周扬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4〕郭绍虞.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0（4）．
〔1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6〕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7〕王元化.记绍虞先生——纪念郭绍虞先生百年冥诞〔J〕.齐鲁学刊,1994（2）．
〔18〕乐齐.学海杨帆七十春——记郭绍虞教授〔J〕.读书,1981（6）．
〔19〕王水照.文学所“何其芳时代”杂忆〔N〕.东方早报,2013-12-01．
〔20〕郭绍虞.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79（4）．
〔21〕黄念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问题——以几部批评史著作为例〔J〕.复旦学报,2004（6）．
此文总结,该文是关于文学批评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郭绍虞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批评观念相关文学批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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