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负面信息如何实现正面宣传以《中国纪检监察报》为例，该文是纪检监察本科毕业论文范文与《中国纪检监察报》和正面宣传和负面相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作为纪委机关报,刊发败新闻稿件是《中国纪检监察报》的一项重要职责.但这些稿件中往往包含贪污、受贿、违反八项规定精神、侵害群众利益等负面信息.如何在负面信息报道中挖掘正面宣传价值,成为《中国纪检监察报》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今年1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全面改版,观察版更名为观察版,主要刊发贴近社会热点的深度报道,每天在4版刊发.观察版开设半年以来,几乎篇篇头条稿件在新媒体平台点击率达10万+,个别稿件点击率超过100万,实现了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目标.笔者以《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1月以来刊发的涉腐稿件为例,探析负面信息如何实现正面宣传的有效路径.
把握好“时效性”与“准确性”之间的平衡
在媒体竞争激烈的当下,各类信息呈几何式爆发增长,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产生社会影响的负面信息,往往是由自媒体、论坛等市场化媒体最先报道,并发酵扩散的.这样的负面信息传播力很强,客观上会增强消息源媒体的影响力.于是,在争夺话语权、提升影响力的新闻大战中,一些媒体人难免陷入迷茫,盲目求新求快.
不可否认, 新闻报道中抢占时效上的“第一”,对掌握话语权至关重要.但从长远来看,不准确、不真实、不客观的新闻报道不仅会损害媒体自身的公信力,而且极易让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丧失主动权,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得不偿失.因此, 在新闻报道中,特别是负面信息报道中,准确性必须优先于时效性.
在多年的涉腐新闻报道中,《中国纪检监察报》始终坚持准确性优先于时效性,理性评估每一起腐败案件的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决不牺牲准确性换取时效上的“第一”.报社领导更是多次强调,涉及腐败案件等负面信息的报道,必须严格执行审发流程,确保事实准确无误、分析理性客观.比如,2017年12月,广东省纪委通报清远市局清城区分局29名民警因充当涉黑组织“保护伞”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通报之初,很多媒体只把它当成例行的案件通报,做了“第一时间”转发的简单处理,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但报社编辑却敏锐地捕捉到案件本身蕴涵的正面宣传价值.
在与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充分沟通、核实的基础上,2018年1月2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在4版头条位置刊发《有案不立、压案不查、纵容包庇—— 谁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一文.稿件凭借真实的案情还原与理性的案情分析引发关注,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转载.仅在人民日报客户端的点击量就达到57.9万.人民日报客户端网友“追梦人”读后连用3个感叹号留言：“支持政府打击‘ 保护伞’ ！ 扫黑除恶！坚持到底！”新浪网友“爱挑刺的检察官”说：“对于这些司法蛀虫,必须出重拳予以全面治理,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如果只考虑新闻的时效性,不假思索将腐败案件公之于众,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培养出受众的猎奇心理,反而弱化了“彰显党败决心与信心”的正面宣传主题.上述稿件从得到线索到正式刊发,时间间隔长达1个月.虽然没有抢到“第一时间”播发的先机,但胜在既准确报道了个别事实,又宏观把握和反映了事件的全貌.
类似的报道还有从地方报送的一幅漫画挖掘出作风问题的《禁养区猪场为啥关不了——推诿扯皮引发的作风考问》；从天津滨海新区承认经济数据存“水分”延伸出数据问题的《多地缘何主动“挤水分”》等.
拿捏好“直面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分寸很多人认识并了解《中国纪检监察报》,是从党的十八大以后开始的.在败高压态势下,一批*应声“落马”.一时间,成了社会热词,相关腐败案件也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比如,“受贿的钱多得烧坏几台点钞机”“某官员是‘房叔’”等.
站在败新闻报道一线,《中国纪检监察报》自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备受瞩目的有利条件下,如何促使受众从猎奇心态中跳脱出来,引导社会舆论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成为《中国纪检监察报》新闻舆论工作的难点.
报道腐败案件,但决不消费腐败案件.《中国纪检监察报》在发挥资源优势、充分挖掘新闻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每月精心策划推出涉腐案件深度报道,在“直面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找到实现正面宣传的最佳着力点.
今年4月19日,观察版启动“治理民生领域腐败问题”系列报道.报道从环保、民生资金、征地拆迁、扶贫等不同领域选取侵害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例,并邀请相关方面领导、专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其中,云南省大理州14名太平乡乡干部“抱团”腐败套取民生资金的稿件,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点击量达到100万.这篇稿件受到关注有很多因素,但主要靠的还是新闻报道中体现的问题意识.稿件以“时间跨度长达5年,涉案项目多达46个,涉案金额高达418万余元”开篇,披露了太平乡因财务管理不规范进入监督视野,最终被查出“抱团”腐败的事实.同时,配发云南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陆俊华结合案例对治理相关领域腐败问题对策的访谈稿.
涉腐案件报道与访谈稿各自成篇,却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样的报道方式既有新闻事实,又有施治经验；既正视问题,又解决问题；既有针对性,又有实效性,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稿件经新华网客户端转载后,收到了1500多条网友评论.
从问题入手,深度剖析问题,最终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或结果.事实证明,察实情、说实话,有思想、有深度的报道方式,在负面信息报道中更容易正视听、明是非,以公信力提升影响力、赢得话语权.这种报道方式在观察版的负面信息报道中不胜枚举.比如,《骆马湖的重生》从骆马湖水质污染问题出发,分析污染背后的行政不作为问题；《真假结算书背后有何猫腻》从一份存疑的结算书说起,探求背后的套取资金问题；《“”横行牵出百余“保护伞”》从某地司机结成黑恶势力入手,挖出充当“保护伞”的党员领导干部等.很多读者评价说：“事实证明的决定是对的”“（败）做得好”“期盼（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推而广之”“正风永远在路上”.
当然,拿捏好“直面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分寸,并不局限于单篇稿件的内容逻辑,更在于传播主体对涉及负面信息稿件刊发时机与节奏的把握.对此,一方面要适度控制负面信息的播发频率,一方面也要提高可刊发负面信息的筛选标准,把正面宣传效果作为关键指标.
控制好“严肃权威”与“人文关怀”之间的比重
舆论阵地既要坚守,也要与时俱进.《中国纪检监察报》一直以严肃、权威作为报道风格与基调.但在舆论阵地愈发多样、舆论环境愈发复杂的当下,严肃权威显然无法“一招吃遍天下”.要在负面信息报道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在贴近性上下功夫,通过稿件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内核.
今年1月1日起,《中国纪检监察报》推出“微调查”栏目.该栏目聚焦基层“微腐败”,稿件篇幅在1000字左右,以调查的方式跟踪报道腐败案件进展,既贴近群众,又服务群众,深受欢迎.
在涉腐案件报道中,笔者发现,负面信息产生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确有其事,有的是诬告诽谤,还有的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对于群众因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负面信息,需要通过及时宣介予以澄清、解释,用公开、透明抵制谣言、流言.
一段时间以来,广东省有关林业系统干部在林业公司参股谋利的信访一直居高不下.对于,干部感到委屈冤枉,群众则义愤填膺.究竟是塌方式腐败,还是事出有因？得到新闻线索后,编辑立即与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取得联系,并刊发了《解开“想不通”的思想疙瘩》的稿件.稿件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解释,并公开报道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原来这些干部之所以参股,缘于20年前的造林政策,而非出于故意以权谋私.刊发后,稿件赢得广东省林业系统干部的一致好评.有干部说：“终于还了我一个清白,也为我们解决问题指明了出路.”还有群众给编辑打来电话称：“看了稿子才弄清真相,事情说明白了,大家都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对正面宣传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提升媒体自身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更要将眼光拓展到助力党的工作开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跟踪报道涉腐案件,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监督.它一方面可以倒逼相关部门主动作为,一方面也能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化解怨气怨言,达到凝聚人心的效果.比如,今年春节前夕,“微调查”栏目刊发《惠民政策咋在这里“走了样儿”》,讲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汪家桥村,本该免费给村民提供复合肥,却收了钱.案件经《中国纪检监察报》后,当地政府迅速责成相关部门查处和整改,并督促有关单位举一反三.春节后,《中国纪检监察报》又对这起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进行了跟踪报道,刊发了《问题有了调查结果——群众补贴进了村里小金库》,并公布了处理结果.事后,当地村民打来电话对相关部门的高效办案表示感谢,也为当地顺利开展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总而言之,负面信息不等于负面报道,更不等于负面宣传效果.面对负面信息,主流媒体既不能趋之若鹜,也不能讳疾忌医,更不能掩耳盗铃.让负面信息发挥正面宣传的效果,对媒体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时刻保持积极主动的传播态度和与时俱进的传播活力.
作者系《中国纪检监察报》
深度报道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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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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