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朱莉安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嬗变和述评，本文是关于评估方面论文范例与朱莉和嬗变和安豪斯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刘毅1 鲍德旺2
(1.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江苏南京211198；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16)
［摘 要］朱莉安·豪斯（JulianeHouse）于1977/1981年和1997年所构建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影响深远.她于2014年11月出版新作《翻译质量评估：过去与现在》,批判性继承了其本人关于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建构性思想,将更多新兴学科理论融入翻译质量评估框架中,突破性地重构了一个评价视角多元化的综合性翻译质量评估新模式.通过梳理豪斯三个模式的嬗变过程,评价了新模式与旧模式的差异、新模式的重要意义、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
［关键词］翻译质量评估；旧模式与新模式；评价视角；翻译质量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3-0073-04
［基金项目］本文系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质量评估与语用文体学界面研究”（2016RPY020）；江苏省2015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全日制翻译专业硕士（MTI）校级培养方案研究”（JGLX15_016）资助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毅,男,山东滨州人,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批评、系统功能语言学；鲍德旺,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质量评估研究一直是当代中西翻译界研究的核心问题.”［1］73作为翻译界和跨文化语用学界的著名学者,朱莉安·豪斯在1977/1981年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2］和1997年的《翻译质量评估：修订模式》［3］中所构建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自问世以来便名噪译界,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热议.［4］46-49［5］92-95［6］28-31［7］79-84初版模式自1977年问世以来,经历了译论界的多次“转向”,如20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权力转向、语用转向、实证转向等,以及21世纪初Snell-Hornby所说的语言学“U形转向”等.［8］10-16在诸多“转向”中,翻译研究更为广泛地与更多新兴学科理论相结合,研究视野更为开阔,豪斯模式也随之不断充实和完善.2014年11月,作者推陈出新,重磅推出了《翻译质量评估：过去与现在》［9］一书,对旧模式进行了改造升级,突破性地将系统功能语言学、跨文化对比语用学、全球化视野、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纳入翻译质量评估的研究框架中,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多元的、综合性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一、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历时性嬗变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标志是1977年《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出版（1981年再版）.该模式也是翻译界第一个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和语用学等理论建构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它区分了语言功能和文本功能,采用了Crystal和Dy的范畴系统,按照情景语境的八个维度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对比分析,梳理出翻译过程中在上述八个维度上所出现的隐性错误和显性错误,从而发现和描述译文在概念意义/功能或人际意义/功能上所出现的“偏离”（miatches）.这八个情景维度如下：所处地域、社会阶层、所处时代、语言媒介、参与程度、社会角色关系、社会态度、话题范畴等,前三个属于语言使用者的维度,后五个属于语言使用的维度.在该模式中,“功能等值”是评价译文质量的核心标准,即具体考察原文和译文是否在以上八个维度实现了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等值.两种翻译类型（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隐性翻译中的“文化过滤”、显性版本和隐性版本（分别由特殊翻译目的和不恰当使用文化过滤所导致）等关键概念也都做了介绍.
1997年,作者推出了修订版模式,标志着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进入第二个阶段.修订版主要对初版模式进行了如下修改：（1）将八个情景语境的维度统一于韩礼德的三个语域变量：语场、语旨和语式.（2）在对比语用学领域为“文化过滤”的“合法性”找到了理据.（3）将“体裁”（genre）作为一个重要参数纳入评估模式.体裁是连接文本与宏观语境（即文化语境）或文本功能的纽带,通过语域得以体现.（4）在词汇-语法层面的分析过程中,“语篇手段”（textualmeans）这一参数被细化为：主位推进、小句衔接、形式衔接.（5）在最后翻译质量描述阶段,增加了对翻译过程是显性翻译还是隐性翻译的判断.总之,修订模式基本保留了初版模式的精髓,并进一步将分析框架拓展为四个层面：文本功能、体裁、语域和语言/文本,它们是逐层体现的关系.
2014年,《翻译质量评估：过去与现在》（TranslationQualityAssesent:PastandPresent）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豪斯模式进入崭新的第三个阶段.该书不只是对前两个发展阶段的回顾和总结,更多的是对前两版模式的升级和改造,它融合了对比语用学、英语全球化、语料库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理论,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评估模式（如图1所示）.该书前7章是对前两版模式的回顾,从第8章开始为新增部分,将多元学科视角纳入评估框架,主要增加了对比语用学（第8章）、话语全球化（第9章）、语料库语言学（第10章）和认知科学（第11章）等新的视角.下面介绍这几个新的评估视角：（1）对比语用学视角.涉及社会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解读（interculturalunderstanding）等对翻译与翻译质量评估的重要性.作者主要分析了德英两种语言在直接性与间接性、自我倾向性与他人倾向性、内容倾向性与听话人倾向性、显化与隐化、正式与非正式等5个维度上的跨文化语用差异,为文化过滤的合理性找到了理据.她采用Kaplan所提出的五种“文化思维模式”来进行佐证.作者还指出“跨文化解读”是翻译质量评估的重要前提和实现功能等值的基础.（2）话语全球化视角.主要涉及全球化语境下英语作为世界语的地位及其与翻译质量评估中“文化过滤”的关系.作者引用了其在汉堡大学“隐性翻译”研究项目的成果,进一步指出：英语的霸权地位导致了英译外过程中“显性翻译”的出现,而“显性翻译”正是英语征服其他语言的结果.（3）语料库语言学视角.探讨了语料库对翻译质量评估（尤其是为体裁分析和量化评估）所带来的贡献.作者假设：英语语言的霸权地位会导致德语或其他语言交际规范的改变,对译入语翻译文本和母语文本都会产生影响.作者在实证研究中使用了1978~1982年和1999~2002年的科普文本,涵盖英德双语平行语料库、德语译语可比语料库和德语母语可比语料库.作者着重考察能够体现“作者-读者互动关系”的语言现象,如人称代词、连词和认知情态标记等,结果证实了英语对德语译文的影响,但对德语母语的影响尚不明确.英语对其他语言的翻译体语言和母语语言是否产生了影响也尚未证明.（4）认知科学视角.发掘了认知语言学与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的契合点,即双语使用者（或译者）对于两种语言的认知转换过程与两种翻译类型在认知机制上存在相同点,从而为两种翻译类型找到了认知理据.她指出,最近神经语言学对于内省和反省、行为实验和神经影像的研究会促使翻译质量评估研究出现认知转向.（5）在融合上述新的学科视角的基础上,豪斯对旧模式进行了修改,构建了一个多元综合性评估模式（如图1所示）,并对新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和进一步讨论.作者认为,翻译评估者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语言-文本分析,然后才是进行社会价值判断,即考虑文本以外的社会因素.同时,该评估模式是基于语言-文本分析的,不能跟“好坏”判断相混淆,因为“好坏”判断是基于社会、政治、道德规范或个人信念做出的.她进一步指出,该模式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文本分析、描述和对比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相关联,还通过体裁和语料库研究跟具有相同交际目的的文本相关联.
图1朱莉安·豪翻译斯质量评估新模式图示
二、新模式与旧模式对比
与旧模式（出版模式和修订版模式）相比,新模式既有创新之处,也有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从新模式的理论内涵和结构体系来看,采用了多维度、多学科的研究视角,首次将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跨文化对比语用学等多个学科结合在一起,辅以实证研究,建构了一个翻译质量评估的多元综合模式,使翻译研究更加具有跨学科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开创了翻译批评研究的新途径.“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许多学科的理论途径都可以应用于翻译研究……这些学科因此成为翻译学的相关学科,其研究成果为翻译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10］vii对于这一综合性模式的应用性研究,不仅可以巩固和提高翻译批评在翻译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会对翻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后的实证研究将深刻检验上述各学科领域对于翻译批评的适用性,有利于认知翻译学、语用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的翻译批评理论建构.
其次,从微观评估参数方面来看,参数设置和某些关键概念的表述更为合理,评估过程更具操作性.作者使用更名、增删等方法对参数进行了优化设置.新模式基本保留了修订模式的分析框架,但是在某些参数设置方面进行了调整,主要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发展让作者对某些参数产生了新的考量,再就是避免了旧模式中某些参数设置的重复.与修订模式相比,新模式出现的变化总结如下：（1）在语场分析中增设“动词类型（及物性过程）”参数.（2）将对“语篇意义”的分析统一纳入语式分析,以避免参数重复.（3）增设“语料库”参数,以充实体裁分析.（4）语式分析增设“衔接性”（connectivity,包括衔接与连贯）参数.（5）将参数“参与程度”(Participation)从“语式”模块转移到“语旨”模块,即新模式将“参与程度”作为语旨分析中的一个参数,主要考察其对语旨的影响.除了这些明显的参数变化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个案研究中看出作者在某些关键概念上也做了某些调整,只不过没有明示.笔者总结为三点：（1）在对比原文和译文的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时,将“偏离”（miatches）改为“不同”（differences）,使得描述更加客观.这种替换可能是避讳Munday对其旧模式的批评：“豪斯模式的立足点就是去发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偏离’”.［5］101但是虽然偏离意味着误译,但偏离也可能是由于译者采用了其他翻译策略（如明晰化或增量翻译）造成的.豪斯新模式对此没有做出明确解释.”（2）在最后的质量陈述阶段,增加了对“言后效果”（perlocutionaryeffect）的描述,使翻译质量描述更倾向于对语用等效的考察,即语用语言等效（pragmalinguisticequivalence）和社会语用等效（sociopragmaticequivalence）.［11］58-65［12］88-94
（3）作者将对“语法隐喻”的考察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在个案研究中,作者着重考察了原文和译文语法隐喻的使用对语场和语旨所造成的影响.英语原文多处使用抽象的、间接的隐喻式表达,而德语译文则更多使用具体的、直接的一致式表达,这种差异最终对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传译造成一定影响.黄国文认为一致式和隐喻式二者无优劣之分,到底使用哪一个要取决于交际目的、交际场合、交际双方关系、交际内容等文化、情景等因素.［13］5-9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并未严格按照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理论将语法隐喻区分为概念语法隐喻、人际语法隐喻和语篇语法隐喻.［14］342-367
再次,从方法论上来看,最大的亮点就是引入了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方法,加快了翻译质量量化评估的进程,有利于建立译文评价的量化标准.“利用语料库,尤其是可比语料库,学界可以充分探讨其为翻译批评和翻译质量评估提供的诸多可能性,帮助翻译批评跳出规定性桎梏,进一步达到定量、定性分析研究的有机结合.”［15］144作者将翻译质量评估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语境重构.其中,定性分析是指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原文和译文进行语域分析和体裁分析.定量分析则是运用语料库来验证同一体裁文本定性分析的结果,即考察原文所属体裁在语料库中的所有文本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或规范(norm),然后观察定性分析的结果是否与该整体特征或规范相符,也就是观察原文和译文是否实现了体裁对等.豪斯在1997年修订模式出版后就曾预言：“将来的翻译质量评估应超越单方面的、教条式的价值判断,利用大型翻译语料库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建立主体间可证伪的翻译评价标准.”［16］200这个预言在新模式中得到了实现.首先,作者自建语料库,涵盖650个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母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囊括了两大体裁：科普文本和经济文本,着重对三个子库（英语母语语料库、德语译文语料库和德语母语语料库）展开研究,并将语料库翻译学的相关理论,如集中化（或整齐化）、源语透过效应等运用到自己的翻译质量评估研究之中.比如,作者对1999~2002年语料库的研究证实了“语言接触引发的集中化”（contact-inducedconvergence）.作者举例说明了自己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思路：先提出假设,即在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霸权地位会影响其他语言,导致其语言规范出现变异,并逐渐采用英语规范.接下来研究过程分三步走：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再到语境重构.首先,作者对三个英译德科普文本进行定性分析,认为英语原文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注重与读者的交流（如心理过程小句和人称代词等的使用）,而德语译文则是一种“说教语旨”（didactictenor）,没有考虑读者的感受,物质过程小句使用更多.然后,作者利用1978~1982年的科普文本历时语料库,对定性分析进行了验证.基于定性研究的结果,作者运用语料库着重考查了体现“作者-读者互动关系”的语言独特项,如人称代词“we/wir”、句首连词“and/und”和“but/aber/doch”、认知情态标记（epistemicmodalmarker）等,发现这些词（“und”除外）在德语译文中的使用频率要高于德语母语文本,但低于英语母语文本,这说明德语翻译文本比德语母语文本更具交际性.作者认为,这证明了“源语透过效应”（sourcelanguageshining-through,指源语对目标语产生的普遍影响）在英德科普文本翻译中的存在,即英语通过翻译对德语译文产生了影响.但是,作者认为研究尚不足以证实英语是否“透过”翻译进一步对德语母语规范产生影响.此外,作者还建立了语料库研究与体裁分析之间的联系,用语料库来验证译文和原文是否体裁对等,从对个案的微观定性分析到个案所属体裁的语料库宏观定量分析,从情境语境到文化语境,点面结合,相互印证,使评估过程更具客观性.
最后,方法论上的第二个亮点是将认知科学引入翻译研究和翻译质量评估.“翻译认知研究的方法主要借自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等认知科学分支学科.”［17］609作者首先引述了Paradis对双语思维的神经功能和语言认知机制的描述和假设,即双语使用者（或译者）有两套神经元子系统,每一套子系统适配一种语言（L1和L2）,每一套子系统都被独立激活或抑制.接着,介绍了Paradis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两种翻译策略：一是经由概念系统的翻译,包括语言解码（理解源语文本）和语言编码（产出目标语文本）的过程；二是通过自动应用认知规则进行直接转码,是从源语语言向目标语语言的直接转换,即源语的形式会立即转换为目标语形式,绕开了概念-语义处理过程.作者由此得到了启发：Paradis的理论跟她所提出的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有很强的关联性,因为显性翻译涉及源语和目标语语用意义的共同激活,而隐性翻译是向目标语语用意义的直接过渡；显性翻译的语言认知过程更加复杂,因为其翻译过程有更多神经元系统被激活,即两种语用语言代表系统（twopragmatics-cum-linguisticsrepresentationalnetworks）,而隐性翻译的语言认知过程相对简单,因为只有一种语用语言代表系统被激活,即目标语神经元系统.因此,作者所提出的显性和隐性翻译这一对概念在认知科学那里找到了理据,从而建立了翻译研究跟认知-心理学科的联系.卢卫中、王福祥认为翻译认知研究对翻译学这一独立学科的方法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使翻译研究范式从译作取向转变为过程取向,使翻译研究迈出内省思辨藩篱,走上科学实证之路,有助于译者培训和翻译质量评估等.［17］
对于语料库的量化方法和认知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王寅和Halverson进一步指出,认知翻译研究不能仅仅依靠语料库数据,应大力提倡语料库兼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需要借用诸如问卷调查、控制实验、等级排列、分类对比、有声思维、跟读和释义、分程统计等实验性数据.［18］17-23［19］349-369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新模式同时将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纳入评估体系,将融合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和实证研究、人文科学的思辨方法、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将会既关注翻译产品,也关注翻译过程,将大大提升翻译批评的科学性,将对翻译批评方法论乃至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建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遗憾的是,新模式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从微观参数设置层面来看,作者虽然声称自己的模式是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但是从初版到修订版再到新版,作者都并未严格按照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体现语言三大元功能的词汇-语法系统（及物性系统、语气/情态/评价系统、主位系统）来设置参数和分析原文与译文的功能.司显柱和袁洪在批评豪斯修订版模式时已经指出过这一点.［7］［20］360-370唯一的改进是在新模式中将动词类型（即及物性过程）作为一个单独的参数进行考查,但是并没有详细讨论及物性过程的变异到底会对译文的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翻译过程中及物性过程的变化是否会对意义产生影响,学界曾有多次讨论.比如,尚媛媛曾指出,翻译中小句的及物性过程存在扩大、缩小和变更三种情况,改变过程类型往往引起意义的改变.［21］李发根认为翻译过程中对小句和小句复合体动词的选择（即及物性过程的选择）是达到语义功能等效的根本保证.［22］26-30程晓堂、梁淑雯也认为,如果改变原文的过程类型就有可能改变其意义,所以译者应尽量不改变原文的及物性过程.综上可知,翻译中及物性过程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原文的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23］42-45豪斯在个案分析中观察到,德语译文将英语原文的很多关系过程都转换成了物质过程,但她并没有据此进一步讨论这种变化是否对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造成影响.
此外,从理论建构层面来看,作者尝试从认知层面来解释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译者主体性,但仅仅是为显性和隐性翻译这一对概念找到了认知理据,而在译文评估过程中并未描述译者文化心理和认知心理活动,没有从认知的角度进一步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及其对翻译质量的影响做出描述和解释,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运用认知科学的实验和实证方法开展具体的翻译批评或质量评估,因此实际操作性受到影响.
三、结语
本研究梳理了朱莉安·豪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构建的三个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对其历时性嬗变过程做了细致描述,对比了新模式与旧模式的差别,肯定了新模式的创新之处和突破性意义,同时对其不足之处也进行了批评.可以说,新模式在批判性继承旧模式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将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多元评估视角纳入评估框架,大胆做出了理论创新,既有宏观理论体系的创新,也有微观评估参数的优化,既有基于文本的个案定性分析,也有基于语料库的体裁定量分析,对于语言学途径的翻译质量评估、翻译批评和翻译学科体系构建具有开拓性意义.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实证性研究来证明该模式的重要性和适切性,以使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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