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药》人物谈，本文是人物方面有关毕业论文范文和《药》和人物和药相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内容摘 要：《药》中的人物,都是一个悖论,这也是作者的迷惘所在：当时的鲁迅,自己也不知道解救中华民族的“药”在哪里.在鲁迅的生命后期,他对于民众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显示出对于中国前景的乐观,这种乐观基于作者此时对于国人有了全新的认识.
关健词：华老栓康大叔茶客和看客夏瑜
一般认为,鲁迅的作品《药》,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用被反动统治者残酷杀害的革命烈士夏瑜的血,医治他们儿子华小栓的病的故事,展现出革命者进行的活动不为广大人民所理解的悲哀,暴露了辛亥革命不发动人民群众的弊端,小说最后以夏瑜的坟上出现了一个花环作结束,表示仍有人在纪念着烈士,以此彰显革命者的血不会白流,革命仍在继续进行的意图.
虽说是一篇三千多字的短篇小说,描写的人物可是不少,其中实写的人物有华老栓一家（华老栓、华大妈和他们的儿子华小栓）、刽子手康大叔、游手好闲的驼背五少爷、惯于阿谀奉承的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以及众多的看客等；虚写的人物则有夏瑜、夏瑜的伯父夏三爷以及红眼睛阿义等.
一
华老栓——愚昧麻木的劳动群众.
华老栓经营着一个小茶馆,勤勤恳恳地劳动,经常熬着夜不休息,省吃俭用攒下钱来为的是给儿子买药治病；然而他又是愚昧落后,精神麻木,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愈痨病的说法,对革命者的牺牲无动于衷.于是在华老栓身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愚昧麻木本是阻挡革命的障碍必要扫除,然而劳动群众则又是革命需要依靠的对象.
其实,称华老栓愚昧麻木还是有些表面化了.人血馒头可以治愈痨病,现时说来当然是一种迷信,甚至是一种野蛮,彼时将人血馒头作为良药却是不容置疑的常理.何况这样的“良药”又算是一种“国粹”,如同鲁迅先生说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热风·随感录四十二》）由此,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只是按照惯例行事,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愚昧麻木.
《药》中片段：“‘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现在的读者看到华老栓买药之后怀着如此虔诚的心理,同情之余,不免会为他的愚不可及嗟叹.
可问题是,华老栓的愚昧麻木是怎么来的？追根溯源,这样的扭曲人性当然是一切不合理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摧残、毒害和蒙蔽的结果,岂止是华老栓,更有张老栓、李老栓等无数的“老栓”在这样的传统习俗里生活.就在鲁迅的《药》发表多年以后,作品中攻击的这种时弊依然没有消亡,有一篇署名“洪洪水”写的《二郎庙前杀头记》,报道了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南京卫戍司令部处决犯人的消息,文中有一节标题为“怪哉血馒头”,叙说当时有人以馒头蘸犯人血来吃的事实.（陈根生《鲁迅名篇问世以后·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直至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当中,仍有某地处决犯人之后,挖肝取心、活割烹食之类的现象产生.类似情景不时重现,仅以愚昧落后、精神麻木一言蔽之,未免有些公式化,“残忍”的背后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反映.
华老栓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个愚昧麻木的老实人,更是一个映射出国民劣根性的老实人.如此认识,才会感悟鲁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用心,因为中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老实人”,有意无意地成为了阻止社会进步的路障,社会要改革,需要扫除阻拦社会进步的屏障,那就得面对千千万万的像华老栓这样的老实人.华老栓们是必须要荡除的对象吗？这些其实是要拯救的对象呀！对于这样一个两难问题,辛亥革命不发动人民群众的弊端,革命者进行的活动不为广大人民所理解的悲哀,就不难理解了.根植于群众头脑里的传统意识,这是革命先驱在短时期内的革命道理宣传就能颠覆得了的么,哪怕是社会制度改变了,也不能将潜伏在民众精神里的痼疾彻底根除,愚昧麻木是表象,国民劣根性（自私、奴性、吃人性和看客性等）才是实质.
二
康大叔——蛮横无理的刽子手.
小说中的康大叔给人的印象就是蛮横无理.吊诡的是,本分的茶馆业主华老栓和凶残的职业刽子手康大叔,原不会有利益共同的交集,却因为“药”（人血馒头）奇怪地结合起来：杀人头,嗜人血,怎么看,都是和残虐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康大叔向华老栓卖药,诈取了华老栓一生的积蓄,但从华老栓从康大叔那里（别无他途）获得救命良药,康大叔也就成了老栓一家的救命恩人,不能不说极具讽刺意义：“‘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药》）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现实,由此,康大叔是“好人”还是“坏人”的界限就显得模糊起来.或许众人对于康大叔的低声下气是慑于康大叔的威势,但对康大叔的毕恭毕敬,就令人不解了,康大叔不是一个刽子手么,对刽子手不应表示愤恨么？其实,不必责怪众人的清浊不分,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老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市面能够维持现状,众人能够安享太平,康大叔们功不可没.如此说来,众人对于“刽子手”的低声下气和毕恭毕敬,还真不是表面的敷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依赖之情的反映.
三
茶客和看客——做稳了的奴隶.
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二十多岁是一群“无聊”的“茶客”,是做稳了的奴隶,做稳了的奴隶习惯安于现状,对于破坏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便会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所以当他们听到革命者夏瑜要造反（推翻大清王朝）,便很显出气愤的模样：“啊呀,那还了得.”又听到造反者夏瑜被牢头红眼睛阿义毒打,就忽然高兴起来：“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再听到被挨打的夏瑜说打他的阿义可怜时,十分不解,最后恍然大悟：“发了疯了.”做稳了的奴隶不过是解放了的奴才,不具备自己的独立性,如同是在阴森恐怖的刑场看热闹的那些“看客”,分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只见他们的后背,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热闹看过之后,就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了,留下的是没有是非评说的空白.
也许,做奴隶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安于做稳了的奴隶的变态,变态所致是长久以来“将人不当人”“不算什么东西”的暴力的结果：“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予他略等于牛马的,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坟·灯下漫笔》）
既然等同于群厩中的“牛马”,也就不会有自立的“人”的思想：“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坟·灯下漫笔》）
与那些已做稳了的奴隶相比,还有一些未做稳了的奴隶,尚在惴惴不安之中,正竭尽全力争取做安稳了的奴隶.鲁迅在《准风月谈·我谈“堕民”》中说道：“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了的.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就此鲁迅感慨：“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解放了的奴才是已做稳了的奴隶,未做稳了的奴隶正竭力寻求做解放了的奴才.
中国的现状,黑暗如同一个铁屋子,找不到一个出入口,面对周围的“铜墙铁壁”,有一种使不出力量的无可奈何,不知身陷囹圄的夏瑜徒叹“可怜”,是否真的只是止于针对牢头阿义而发.
四
夏瑜——陷于“囚徒困境”的革命者.
大家都知道,夏瑜的原型是秋瑾.1911年,坊间曾出现过一部以秋瑾生平为题材的小说《六月雪》,作者署名“静观子”.在“静观子”的笔下,秋瑾根本不是革命家,她的死被写成了是绍兴太守为图自己升官而制造的一起冤案.（陈根生《鲁迅名篇问世以后·药》）时隔八年之后的《药》（1919年5月发表）,纠正了《六月雪》中对于著名女先烈的歪曲,还原出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志士的精神风貌.
虽然鲁迅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评价并不高,就像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入京和北上》记载的：“不久,鲁迅来京了,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辛亥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曾经使鲁迅十分激动与兴奋,不仅组织群众开大会、发传单、成立讲演队到四乡宣传,还带领过学生武装上街巡逻,以此抵御败退的清兵进城骚扰.不久,与鲁迅相识的同盟会员（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联合组成同盟会.鲁迅于1908年加入光复会）王金发率领部队进入绍兴,自任绍兴军政府都督,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委任鲁迅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其后,鲁迅又出任《越铎日报》名誉总编辑.由于王金发进绍兴以后,“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以致人们觉得“情形还是不行……”（《朝花夕拾·范爱农》）但是鲁迅对于先驱者们的英雄作为还是十分敬仰的：“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孙中山逝世的日子）,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鲁迅对于故乡的先贤,怀有一种别样的崇敬之感：“鲁迅籍隶会稽,对于乡邦文献,也是很留意的.鲁迅撰集先贤的逸文,足供后人瞻仰景行,所刊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便是一个例子.”（《亡友鲁迅印象记·入京和北上》）所以对于同样是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的同乡秋瑾,抱有敬佩之心是毋庸置疑的.
革命是一次打破现状和安于现状的博弈：现有的秩序打破了,安于现状自然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于是打破现状变成了安于现状的恐惧,必然就有了现有秩序不被打破的阻挠.资产阶级革命的矛盾（本是为了解放民众的利益却不为民众所理解）,在夏瑜这个人物形象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夏瑜因为一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话,便被众人认为是不可理喻的人.在康大叔嘴里是“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在牢头红眼睛阿义的眼中是“还要老虎头上瘙痒”,在茶客们想来,夏瑜俨然是一个疯子,就是他的母亲夏四奶奶尽管认为儿子的死是冤枉的,但毕竟是做了大逆不道的事,觉得有些羞愧,当然在家族长辈夏三爷看来,夏瑜的所作所为无疑会引来满门抄斩的危险,不如先告官,免得殃及家族的利益.由此看来,夏瑜面对的（无论是家人还是乡亲,更不用说是政府的鹰犬了）全是不理解或反对他的人,他就像是遇见了鬼打墙,竟不能朝自己想要的目标前进一步：个人的理性引来了周遭人的非理性,清醒的人因为自己的清醒作茧自缚.对于革命者的死：“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当然如有若干人痛惜,革命者的牺牲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是夏瑜坟上那一圈红白的花的暗示.
五
华老栓,作为一个劳动群众,原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但他的愚昧麻木,又成了横亘在革命面前的绊脚石；康大叔,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同样也成了华老栓们的“救星”；茶客和看客,并没有对自己是“奴隶”而有摆脱的,反而安于现状,并将要改变这样的现状的人视如寇仇；夏瑜的革命本是要拯救被欺压、被凌辱的人们,然而他的一腔热血却被那些人当作“良药”理所当然地吃了.
如此看来,《药》中的人物,都是一个悖论,这也是作者的迷惘所在：此时的鲁迅,自己也不知道解救中华民族的“药”在哪里.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药》这篇小说里,看到的就是中国社会的黑暗一面以及中国人性的丑恶一面.然而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并不表明鲁迅对中华民族的绝望,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与鲁迅自己思想的变化,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语）
在鲁迅的生命后期,他对于民众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这和曾经一同是“寻路的人”的其弟周作人有了根本的不同.抗战之前,周作人发出了“中国人是命里注定的奴才”,中华民族“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是一个“亡有余辜”的“堕落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一系列愤激之辞,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引自李景彬《鲁迅周作人比较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而鲁迅在此时的一系列文章和谈话中,对于中华民族的评价则趋于积极和正面：“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1934年《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同年7月5日苏联《真理报》曾予转载）“‘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反映了鲁迅对于民众力量的新的认识：他们已经不再是被任意欺凌和宰割的苟且者,而是新社会的创造者.“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1934年9月5日《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当中,既有知识阶级,更有广大的劳动阶级.“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1934年10月23日《且介亭杂文·运命》）不管“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是不是鲁迅开出的医治国人的药方,但从鲁迅的这些言辞中,则完全显示了鲁迅对于中国前景的乐观,这种乐观基于鲁迅对于中国人的全新的认识,假使鲁迅这时再来写《药》,会不会是另有一番样子呢？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上文结束语:此文是一篇关于经典人物专业范文可作为《药》和人物和药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人物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余华《兄弟》人物状态分析 余永梅【摘 要】兄弟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余华仍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着社会背景下人物的生存状态 而苦难仍是余华作品中人物所面对的最大生存状态,同时余华也展示了下人物的价值扭曲和道.
2、 《药》的象征意义分析 ◎侯中川鲁迅作品内涵极为丰富,而选人高中教材的短篇药,象征意义尤为深刻和集中,耐人寻味,具体包含人物名称的象征意义、物象环境的象征意义和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 一、人物名称的象征意义1．劳苦家庭的代表药中.
3、 小说《药》的修辞艺术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最初发表于新青年杂志 作品以一九零七年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被清朝政府残酷杀害的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于启发民众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起到了很大作用 小说.
4、 关于《药》的典笔艺术 姚 丽内容摘要对于药文末的红白小花,鲁迅先生呐喊自序解释是“用了曲笔”,这一点历来是学生理解的难点 笔者在引导学生细读作品时,发现药中的曲笔艺术很有味道,于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5、 黑暗之光电影《推拿》人物形象塑造分析 赵 琳（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摘 要】人物是电影核心元素之一,不同主人公的形象构建可以营造出不同的故事,对推动情节、突出象征含义都有基础性的意义 本文从电影推拿出发.
6、 《药》中社会群体的奴性思维与其根源探微 内容摘要鲁迅的药将包罗万象的社会浓缩在一篇文章中,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华老栓、夏瑜……主要人物以及众多无名无姓的小人物,鲁迅对其中的社会和人物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剖析,展示了人性的孱弱—&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