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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惠先生的小说,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让文本自身显现自己的沉默”,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作为一名他的忠实读者,有时候看到评论家对他的误读,尤其对他作品的误读,总想再说一点什么.中国国土博大,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的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差异.杨显惠先生的文字是长在甘肃的土地上的,是有根的文字,但正因此,对甘肃（西部）文化不熟悉的人,难免有误解,甚至严重的扭曲.尤其《甘南纪事》这部小说,发表和出版以来,很少见国内批评家说及它,因为它不像杨显惠先生的前两部小说《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有故事性,甚至揭秘性,能够引起大众的关注.但我一直认为,这部小说更见作家的艺术功力,更有艺术水平,小说写得很有张力,内里有丰富的内容,每次想起这部小说,就很感动,就想说几句话.
《甘南纪事》是一部描写藏族民间故事的纪实小说,是对藏族文化进行深度解剖的文本,是藏族日常生活形态的现代巨变的天然呈现.深度阅读、理解《甘南纪事》,应该是一位有良知的当代文化人的案头工作.可以说,《甘南纪事》的作者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上来写这部小说的,他通过多年的深入调研,甚至和藏族牧民同吃同住,认真研读了藏族的发展史,深入到甘南藏族,尤其是迭部藏族的日常生活,从一个剖面书写了一个民族的秘史.
读《甘南纪事》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学阅读,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一次现代性背景下的藏民族文化变迁的分享.
现代化中的人性颤栗
现代化一般指传统的农业社会或发展中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乃至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转变的历史过程.现代性是现代的本质,而现代本身就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容.吉登斯说,现代性包含着“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①.现代性的“最基本的内涵是一种现*性精神,包括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②.近代以来,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藏族人民的生活形态也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变,在藏族的年轻一代中,无论是对于时尚与美的追求,还是竭尽全力摆脱旧时封建礼制对人的禁锢,都表现得十分显著.杨显惠说：“我试图了解他们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他们特有的生活形态,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身影,他们血脉的跳动.”③《甘南纪事》中细致地描写了藏族人民的生活在现代化浪潮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藏族人民来说有利亦有弊.
杨显惠在《〈甘南纪事〉的写作》中提到：“从前的藏民是不经商的,但现在有的人家把牛羊卖了,把牧场租给别人了,自己进城做买卖去了.”这便是藏族人民现代化的最明显的写照.在《甘南纪事》中,很多藏族家庭成员,摒弃了传统的藏区生活模式.进城打工、学习手艺、开卡车、做木材生意、收购当地采摘的菌类等,已成为甘南藏族人民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感性层面上来看,这样的生存方式,给藏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质的改变.《娘乃节》《小妹的婚事》《给奶奶的礼物》,这三个故事在整体上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藏民家庭的生活琐事、情感纠纷以及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条件的宽裕,开始现代化生活的故事.在这三个故事的中间穿插着一个重要的人物——“更堆群佩”.更堆群佩是一个识大体、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他在县城做着木材生意,因为他的勤奋与努力,自然有着不少的收入,这些收入也给家里人带来了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物.比如,更堆群佩回来时会带着吃的用的穿的,这些都是藏民传统生活中所没有的,尤其是《给奶奶的礼物》——一套保暖内衣.通过这个故事作者细致描写了藏族传统服饰的细节特征,比如：过去用来御寒的羊皮裤,也描写了这种皮裤在穿着的时候给人们生活上带来的不方便,说明了年轻人已经开始追求现代化的生活.而改变这种传统状态的最重要原因依旧是经济基础的增长.但是奶奶达娃并没有因为保暖内衣的保暖效果好而喜欢穿它,而是延续着从前的穿着习惯.她说是因为穿着不方便,但实际上是一种情怀.
“现代性是一种历史趋势,具有普世价值.”④在这三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性层面上的现代化.故事中讲到了藏族重要的节日“娘乃节”.这一部分展现了藏族人是如何过娘乃节的,并且万考的女儿召吉草借娘乃节闭斋期间和心上人夏道部私奔,因家里人的反对,两人前去西藏磕头,直到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归来,万考一家才被迫同意他们的婚事.同样,《小妹的婚事》也描述着和召吉草差不多的故事情节,不一样的地方是卓玛看上的是姐夫的弟弟,万考家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并不同意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然而,卓玛在姐姐的开导下走了和姐姐一样的“私奔”道路.通过这两个故事,藏族的婚姻传统显而易见,那就是遵从父母之命,但与过去封建社会不同的是,藏族人民多了一份宽容.比如：召吉草和卓玛抱着孩子回来,家里就只能接受这门亲事.当然,万考家的儿女们都是幸运的.
藏族的传统婚姻,也造成了其他女子的不幸.《白玛》的故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一个“耻辱”的故事,然而在文章通篇的描写中,并没有让读者感受到这种被世人所不能容忍的态度.在表现藏族传统文化包容性的同时,作者也表达出了对于白玛的同情.不过白玛人生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白玛的情夫括地是她结婚之前的情人,却因父母的阻挠而被迫分手,嫁给了朗嘎.这也是白玛出轨的最重要原因,也是白玛怂恿括地杀害朗嘎的内心情感根源.或许在白玛心中,对于朗嘎的愤怒积压了很久,即便朗嘎对她还不错,她心中爱的依旧是括地.但命运似乎和白玛开了一个玩笑,两人逃跑后括地又因刀伤感染身亡.白玛还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被现任丈夫抛弃,独自抚养女儿,女儿又去杀人.“黑寡妇”最后成为白玛的代名词.
“改革以来,整个藏区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旧的庄园经济、部落经济已不复存在,人们的婚姻习俗也开始改变,平等、自由的婚姻方式逐渐兴起.”⑤《沉默的柴垛》,提到了1958年以前和1958年以后藏族地区婚姻法的改变,在1958年以前藏族地区是可以娶两个老婆的,这一法律的改变,恰好说明了藏区现代化的变迁.通过村民们开会探讨的内容也可以看出,现在的藏区人民已经形成了一夫一妻制的观点,对于传统的一男二女的婚姻模式的摒弃,都在说明着这个民族的发展变化.
旅游业的发展,成为甘南藏区新时期经济产业的一大标志.它为甘南藏区人民的生活带来质的改变的同时,也影响到了甘南藏区传统的社会文化形态.小说《图美》就是描写这种巨变的典型作品.作品叙述了图美偷渡的故事,他小的时候在寺院当和尚,到1996年不想念经了,因为迭部县来了很多外地人,他发现：“那时迭部到处都在伐木,外头来拉木头的人多得很,我们这里出去的人也多得很,有的跑兰州,有的去广东深圳打工.他们回来后说了很多外面的事,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我们就想,一辈子在扎尕那念经太没意思了,要到外边闯一闯,能挣上些钱就好了.那时候我们家里都穷得很……”他先到合作、兰州,然后到拉萨,最后到尼泊尔、印度,但那里太热,受不了,又回到西藏,“在拉萨干了两年‘黑导游’,就回甘南了,在郎木寺当导游,因为这几年甘南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郎木寺来的外国游客特别多,缺少能说英语的导游.”正是因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经济的改善,使得甘南的孩子们更加渴望到外地去学习.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藏民们也在追求着新的事物.他们渴望接触外面的世界,也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现代化的生活.这样的追求虽然改变了藏民们的生活现状,比如,让他们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了,视野极大的开阔了,但在无形中却对藏区的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对藏民族信仰的藏传佛教也是一种巨大的影响,比如,自愿去寺院当的青年人少了,他们更愿意去当老师、公务员或去参军.这在某种程度上带给他们一种焦虑,一种宗教世俗化之后的失落和茫然,这也是他们的痛苦之所在.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世俗化,就是去魅.“现代性被视为情感的丧失,异化,孤独,痛苦和疯狂.”⑥
民间法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中国文化传统里有着丰富的传统,藏民族也不例外.“盟誓曾经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中,是维持社会秩序、社会控制、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藏族也是通过盟誓联合形成部落的,他们“独立王国”的存在形式,促生了藏族部落中村民调解委员会这一组织机构.《甘南纪事》中多次提到“村民调解委员会”.“甘南藏区有这样的传统,旧时代,各大部落都有一个名叫日瓦的民间组织.日瓦是中间人、调解人的意思.它由各个帐圈——小部落,选出公正无私有智慧有威信的老人组成.该组织专事调解邻里纠纷和部落间的矛盾,还研究决定部落的重大事件.改革后该组织消亡,改革开放后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很多行政村又产生了类似日瓦的村民调解委员会.”这一组织机构成为藏族族内,公平、公正、公开处理内部事物矛盾的有效途径.与国家法律相比较,在甘南藏族地区,村民调解委员会似乎更加具有威信力.在小说《恩贝》中,杨显惠着力描写了恩贝的不幸,但同时也将读者带进了一个只属于藏族人民生活的世界.在这个故事中第一次出现村民调解委员会.小说里恩贝的丈夫被人杀死,她一直难以释怀,就经常刺激自己的三个儿子去复仇,杀死仇人.孩子听了她的话,最后杀死了仇人,但他们也都被判刑了,人生也被毁掉了.两个还是大学生呢.《恩贝》故事的结尾处,“劝过她的一个婆娘在路上遇见她,说她,这下你的心里窝也了吧！她回答：啥窝也不窝也？杀人偿命,不偿命赔命价,我们的先人们不是这么做的吗？”表面上看是恩贝的愚昧与固执造成了一家人的悲剧,但实际上是恩贝对于丈夫被闹柔杀害,闹柔家却没有赔命价也没有一命抵一命而心生恨意,才会执着于为丈夫报仇.故事的起初,法律判决闹柔死缓,故闹柔家以“判死缓是按法律判的,并不是扎尕那村民调解委员会和恩贝说情了的原因.人家就是不赔命价”.但是,没有预想到的是闹柔的刑期一减再减,坐了十二年的监狱就放出来了.这使得恩贝对闹柔的怨恨越来越深,更加深了恩贝宁可牺牲儿子也要为桑杰报仇的想法.故事的结局就是恩贝优秀的三个儿子因将闹柔杀害而被法律制裁,最终恩贝的大儿媳妇延续了恩贝人生的悲剧.
在一定程度上,故事悲剧的根源在于闹柔杀害桑杰后的处理结果,于恩贝来说是不公平的,是她无法接受的.国家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起来比较困难的原因,是与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有关的.他们的习惯法,他们的民俗、风俗,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传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譬如藏族,他们习惯通过村民调解委员会来解决族内争端,当族人做了偷窃、杀人之事,村民调解委员会会介入和局沟通,希望局不要介入.在《连手》中这一民族传统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吉西道杰误将自己的连手班代交杀害后,一系列的逃亡与申木多人的报复,最终在泥欠沟村民调解委员会的协调下得以解决,在调解委员会做出赔命价的决定之后,局几次去泥欠沟抓吉西道杰.村民调解委员会多次和局交涉,希望不要介入.但因为这次事件是重大刑事案件,局必须依法执行.与《连手》不同的《一条牛鼻子绳》中的杀人犯就“幸运”得多,事情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双方协定赔了八十头牛的命价.“局不管吗？两个村子都不往上报.局知道了,来人了,要抓东珠扎西的娃娃,两个村子的调解委员会都不叫抓,都说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当然,村民调解委员会保护自己村民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做法不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律是规范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这一组织机构是藏族族内的符号化标志,也有它不可忽视的文化贡献.如今也有法学家认为这种民间法,应该得到有效保护和发掘.著名民间法学者谢晖认为：“就我国而言,挖掘本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从中国的小传统——民间习惯规则、民间解决纠纷等方式中挖掘、整理出与法治并行不悖的因素,可能会为普适性法治车轮顺利地行进在中国架起一座桥梁.”“私人之间达成的契约,国家应把它当成私人相互之间有效力的文件看待,予以保护.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司法裁决过程中,常常会引借一些民间习俗.这和现代西方的契约神圣观念是一致的.”⑧谢晖认为,村规民约乃是国家法中有关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方式.国家法律是村规民约得以订立的根据⑨.甘南藏族自治州“村民调解委员会”这一组织机构的渐渐消失,和它的判决的逐渐无效,也是甘南藏族地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逐渐融入国家法治的必然结果.杨显惠通过小说对这一现象的描写和思考,是有深意在焉.
王逢振在詹姆逊新作《单一的现代性》的序言中写道：“当前,全球化进程几乎使每一个国家都进入了它的轨道.全球化以前只是作为交流的概念,但现在已经被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战略,在它的决定性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生产和市场正在纳入单一的范畴.全球资本主义的对传统的人类交往和再现形式构成了挑战和破坏.跨国资本以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技术似乎正在全世界消除差异,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详细、动机、和兴趣.”⑩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写西部,或者少数民族,不是落后,就是猎奇,似乎仅仅可以做人类学关照.杨显惠不是如此,他看到了藏民族传统中先进的东西,他并不是一味地认同现代化,像有些浅薄的作家那样二元对立思维.他看到了文化传统的复杂性,他也看到了现代化的单一性带来的残酷后果.这很了不得.他也写了藏民族某些文化的落后,知道现代化的不可避免,但他也写出现代化对藏民族文化带来的伤害,“全球资本主义的对传统的人类交往和再现形式构成了挑战和破坏.”“正在全世界消除差异”.英国学者默克罗比说：“20世纪消费文化的特点正是‘消费’,不是保留.”
杨显惠不是理论家,对西方这些所谓的现代或后现*论,并不熟悉,但他通过自己的眼睛、心灵看到了这种变化,并把它忠实地叙述和描写出来.这是《甘南纪事》会让后人不断重读、思考的一个关键因素.
英雄主义的现代嬗变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里面“威武不能屈”用通俗的话说便是“血性”.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血性被解释为：刚强正直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恰恰是藏族最具代表的民族特质.《甘南纪事》虽然没有刻意地去描写,却能让读者无时无刻感受到藏民族骨子里流淌着的“英雄主义”.杨显惠通过他的小说深刻描写了这种藏民族骨子里的血性,和这种血性与现代性的公民生活的冲突,包括在商品化大潮下的蜕变.
新世纪以来,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商品化进入文化、社会,一切都有可能成为商品,到处都渗透着资本和资本的逻辑.詹姆逊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
《白玛》的故事,讲述的是白玛与婚前恋人括地偷情,被丈夫朗嘎抓住后,括地在白玛的怂恿下杀害了白玛的丈夫朗嘎.当白玛以为能够和括地在一起生活后,却不料事情发生了反转.括地因刀伤感染身亡,白玛不得不另嫁他人,生下女儿后又被现任丈夫抛弃,只能独自将女儿养大.命运似乎在不停地和白玛开玩笑,女儿结婚后被丈夫抛弃,女儿又去杀死前任丈夫的现任妻子,一系列戏剧化的情节,仿佛是白玛的人生诅咒.当地人都将白玛称作“黑寡妇”.初看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白玛的狠毒以及对她的不理解,但细读文本,白玛虽为女性,但她的骨子里的血性是无处不在的.朗嘎在熟睡中的括地的脸上划下了一刀子,括地疼醒后,白玛也醒了,“坐起来后看见她的男人和括地脸上的血,她对括地说了一句：你那是做啥用的？一天里背上了做样子的吗？”“白玛这么一说,括地就抓起身旁放的,装打火镰对朗嘎放了一.这一把朗嘎的肚子打了个窟窿,肠子扑哧哧的淌出来,光站不起来了.”这里对括地杀害朗嘎过程的描写使人惊骇不已,但是从白玛的角度来看,不杀害自己的丈夫,以后也不会有她自己的好日子过（因为在解放前,藏族人杀了人一般通过村民调解委员会来调解,以“赔命价”的形式抵消自己杀人的过错）,所以白玛采取了这样极端的方式,怂恿括地杀害了朗嘎.
在这个故事当中,正如文中的“我”向达让问道：看着对方装打火镰,朗嘎没动弹,没抵抗？“那哪个知道哩.这是卡车沟的老汉们给我说下的.可能他当成括地不敢开吧.达让说.”对于朗嘎为什么没有抵抗和逃避的原因,作者没有过多的交代,但结合藏族的民族特质,我们认为,括地没有逃走的原因,同样是因为藏民族骨子里的血性,宁死不屈,不向强权妥协,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绝不低头.这样的民族特质在《狼狗》中也有着细致的描写.扎路村的村民偷了溢哇村村民的三头牛,溢哇村在村长的带领下,每家出一个代表一同前去找牛,在历时半个月的寻找道路上,溢哇村村民历尽万难与偷牛贼斗智斗勇,最终找回牛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甘南纪事》中突现藏民族血性的代表作.溢哇村村民的不畏艰险,扎路村村民的强硬抵抗,形成了故事中充满血性的两种力量的对抗.当溢哇村村民向扎路村村民说明来的缘由后,扎路村村民的态度十分强硬：“对呀,你们要进村找去呢,也就是说一家一家的查去,这不是把我们扎路村的人都当贼了吗？！”“你们寻你们的牛,那是你们的权利,你们的牛丢过了嘛.就是我们扎路村你们不能进来.”虽然溢哇村村长丹知很是气愤,但还是畏惧于扎路村蛮横的历史.“他们都听说过1958年春天发生在车巴沟的事情.那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中,甘南州要在1957年冬季完成初级社转高级社的工作.当时卓尼县已经建立了很多高级社,但是车巴沟的农牧民却不愿意加入高级社,尤以这个扎路村最为顽固.”他们派出日瓦和工作队谈判.谈不妥,甘南州领导上来谈也谈不妥,最后州领导指示工作队将这些反对合作化的顽固分子抓起来.没料到的是工作队的十几个人在抓捕的过程中,却被扎路村的村民活活烧死.后来,甘南藏族地区的叛乱就首先在这个地区发生.“后来,叛乱平息,这个村一帮当过叛匪的人被抓起来押往县城,过洮河的时候,有几个人串通好了,宁死也不进监狱.他们一起从桥上跳进河中,结果那根绳子串连着的十几个人都被拽进河里淹死了.”“宁死不进监狱”岂不是证明藏族人民血性的最好例证？
但这种英雄主义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公民社会,就感觉不太适应.现代公民需要坚守的一个公民的社会道德,和对法律的信仰.前现代的那种血性,那种个人英雄主义明显地过时了,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杨显惠在小说中,面对这种精神的尴尬局面,和它的失落,也是具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曾说：“藏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信仰的力量与非虚构写作
“佛教从传入藏区开始到现在,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作为藏族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藏传佛教已经渗透到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作为‘佛、法、僧’的物质传播实体,寺院在藏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在《甘南纪事》中,作者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描写关于藏族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通过对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描绘,折射出他们的信仰.念嘛呢、去西藏和寺院磕头是每个藏族人生活的一部分.“娘乃节”是藏族的重要节日.藏历（基本和农历相符）四月十五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及悟道的日子,各寺院和信教群众要进行纪念活动.闭斋、念嘛呢是这个节日的重要标志.在《娘乃节》中,多吉次仁为了儿子的婚事拜访万考,想和万考喝上几杯,万考回答他说：“酒盅盅是有呢,但这酒可是喝不成.我年轻的时候在佛爷面前磕过头,发过誓,这一辈子不喝酒不吸烟.”多吉次仁说：“沾过一次就能沾两次,今天我们一搭里再沾一次.有喜事哩嘛,佛爷不怪.”可见,在藏民心中“佛爷”有着神圣不可亵渎的地位.在佛爷面前许诺的事情决不能食言.
“磕头”,是书中最能展现藏族宗教信仰的标志之一.家里不同意年轻人的婚事,年轻人就会去西藏磕头.一方面是逃避家里的反对,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去西藏磕头更重要的是为了祈求吉祥.因为西藏是每一个藏族人心目中的神圣之地.
《甘南纪事》中关于宗教信仰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应该是《连手》,“吉西道杰死后,他的老婆精神有点不正常.经常好端端的从梦中惊醒,喊,来了！有时候挤着牛奶突然就愣住了,继而往四面看,大声喊狗扯开了.”“她经常这样一惊一乍.她的父亲便带她去尼欠沟的桑珠寺算卦.这是座苯教寺院,尼欠沟的人信仰苯教（苯教是藏民族的本民族教派,因为过去常有天灾人祸,人们依靠宗教来寻找精神寄托与力量,生活本身的需要促使了宗教的发展,他们信仰每一个神,认为风吹时有风神,下雨时有雨神）.活佛对她的父亲说,你的丫头要磕头去呢,父亲就领着她走遍甘南州和若尔盖的苯教寺院,磕了四五年头,病才痊愈.”在这一段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朴素的信仰的力量.
不过,《甘南纪事》中关于信仰的描写,有一种诡异的细微的裂缝,这与作家有关.杨显惠作为一位20世纪中叶成长起来的汉族作家,他骨子里是不信宗教的,他也不太相信人会真地信仰宗教.但是他的行走写作,他的笨拙的采访式小说写作,他对生活细节的忠诚,却给我们真实地描绘出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当然,也包括这种信仰的变化,在现代化浪潮中的细微变化,虽然细微,但足够强大,我们从小说中是可以听到那种巨大的声音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即此之谓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也体现在《甘南纪事》的“非虚构”写作上.“非虚构”写作不仅是一种建立在文本内容真实基础上的书写方式和文体类型,也指称着以一切的传播手法表达非虚构书写意义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模式.“杨显惠的小说,为了逼近历史的真实,作家基本不介入,而是采取了纪录片式的写法,完全是一种自我呈现,而且不断趋近原生态的.他使用方言对话,就是力图还原真实的历史现场,力图再现那块黄土高坡的真实.他说,我要寻找一种适合那片土地的语言.应该说,他找到了.”“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他有意地隐退自己,最大限度地把作家藏起来.小说某种意义上有了纪录片的镜头感,就那么原始地本真地记录,作家不议论,不抒情.这是他苦难叙事能够成功的最大技巧,一种看起来没有技巧的技巧.”
“相对于《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更加成熟,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叙述策略上.《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里的一些篇章,艺术性都是很高的,但因为题材的敏感,读者的注意力只在‘揭密’上.很多所谓的批评家也在这上面做文章,所以才有一帮批评家认为它们不是‘文学’.而《甘南纪事》由于题材的更加敏感,作家在写作中,做了非常之大的克制,这种‘克制’可以说是超前的,他可能只写出了自己知道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甘南纪事》几乎没有明显的揭秘性,写作方式也极其日常化、琐碎化.”
但正是这种“日常化、琐碎化”的“非虚构”写作,这种追求每一个细节都不虚构,都来自生活的写作,才让《甘南纪事》有了某种让人叹服的厚重、坚实,让读者读完之后,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大地般的力量.“我不是先锋派写作,是传统的写作、现实主义的写作.写哪个地方的故事,就必须把那个地方给弄熟悉了,不管是历史或者现状、自然环境,还是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都得一一摸清,才能称得上写实.”关于《甘南纪事》的写作,杨显惠说：“甘南藏族自治州七个县一个市,我跑了六县一市.玛曲县七乡一镇,我去过五乡一镇.”这些田野调查的实践,使得作者更加深入的融入藏民的生活,赋予了作品无比旺盛的生命力.他习惯于第一人称的写作,“我”成为小说中每一个故事的见证者.读《甘南纪事》,仿佛是作者在耳畔呢喃着“讲故事”,这些故事就是这样融入了我们的血液,在我们的身体里不停地循环流淌、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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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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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朴素文字里的深厚情怀读吉米平阶的《叶巴纪事》 于宏,吉林辽源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发表学术论文四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藏族文学 自北京藏人于20世纪90年代结集出版后,吉米平阶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兴趣似乎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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