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满清王朝禁娱令与其影响，本文是浅析方面有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与王朝和浅析和影响相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清代的娱乐生活,是宋明以来社会文化的延续.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的地位提升,社会风气由淳朴渐渐转向奢靡.“象这种社会风气从俭而奢的记载,封建上下秩序的颠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1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如在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卷》中,仿照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景物顺序布局,描绘了明中期苏州城乡人们热闹纷繁的市井生活,表现出了浓浓的生活气息,而在《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描绘了明永乐年间留都南京秦淮河两岸市井生活的情形商铺林立,各种幌子立于店铺、道路旁,行人如织,期间夹杂着杂耍、戏曲、乐舞等各类表演,众人或正悠闲出行,或于店铺前购买商品,或酒肆中围观热闹的街道,或在人堆中围观热闹的表演,画面中的各种场景均反应出明代市井生活的丰富.
在古代社会,娱乐作为闲暇的主要活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娱乐生活影响着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反映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塑造一个人乃至于民族的性格.一个社会的状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由娱乐生活决定的.然而,作为异民族的统治者,清政府为了社会稳定、教化人心,采取了一些列限制民众娱乐生活的举措,如禁戏、限制杂技武术、禁赌.
一、禁戏
清代是戏曲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清初,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内容宣传封建礼教的昆山腔与弋阳腔处于正统地位,但却由于其内容的固化及表演形式的僵化而日渐脱离群众.不过,处于正统地位的昆、弋诸腔在传入民间之后,与民间小戏结合,产生了诸多新的戏曲,康熙时期“变弋阳腔为四平腔、京腔、卫腔,甚至……为梆子腔、乱弹腔、巫娘腔、琐哪腔、啰啰腔矣”2,在清中叶呈现各种戏曲争奇斗妍、绚丽多彩的局面.
在清朝,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喜欢看戏.清代皇帝嗜戏以乾隆为盛,除内廷不定期演戏外,乾隆十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寿,“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灯结彩,结撰楼阁.……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3.与皇室观戏场面奢华不同,民间为追求闲暇娱乐则随性很多,农村“于广阔之地搭台演出”4、“扎塔高台,演唱啰戏”5,“晋北地区即从明朝中叶开始大修戏台,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已是村村有戏台,甚至一村二台、三台,并且有频繁的演出活动”6；城市于“茶馆演戏,京城最盛”7；南方则在船上,“载以舟而娱客”8、“城外河下,日有戏船”9,直至雍正年间,于船上表现戏曲的形式才才逐被渐废弃.
面对各地频繁的戏曲演出活动,乾隆庚子（1780年）时期,樊先瀛上呈皇帝提出“裁演戏,止夜唱”10；“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不行查拿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处”11；建议“大村每岁戏止一台,中村则两年一台,小村则三年一台.每台只三日”12,“各庙分年献”13神戏,但禁绝还愿酬神的“愿戏”.除上述所列的禁绝内容外,清政府还对戏曲的剧本、角色、演出活动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禁令,这些禁令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各阶层娱乐生活的多样性发展：
第一,清朝对戏曲、曲艺内容的限制.
在清代,以地方戏为主戏曲形式兴起,以反映爱情、男女关系、生活剧、民族关系及除暴安良的武戏为主要内容.然而,清朝提倡“谈忠说孝”的昆、弋两腔这些传统戏曲,对于表现爱情、家庭生活及具有武戏特征的曲目,清廷认为其含有诲淫、诲盗之意.对于戏曲中的“诲淫”成分,容易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潜移默化而伤风化,对于“诲盗”成分,嘉庆皇帝认为“每喜扮演好勇斗狠各杂剧,无知小民,多误以盗劫为英雄,以悖逆为义气,目染耳濡,为害尤甚.”14因此,自康熙至光绪年间,对新兴的地方戏禁止尤严,实行了戏禁政策.如苏州织造府规定：“嗣后亦必按照史传实事,择其中忠孝节义,足以劝善惩恶者,方准扮演,毋得稍涉淫靡”,“于开演之前,将各传奇缮本呈送,以凭去取”15.
第二,清朝对戏曲角色加以限制.
明永乐九年（1411）,朱元璋曾对杂剧颁布禁令：“凡乐人搬作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16清代承袭明代这一禁令.由于帝王等神像“皆官民所当敬奉瞻仰养”,在戏曲中扮演并演出实则是“不敬甚矣”,而演忠孝节义之人,“事关风化,可以兴起激劝人为善之念者”17.
第三,清朝对戏曲剧本加以限制.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清廷对剧本的内容加以审查,在扬州设局,由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剧本、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负贵18专门准对戏曲剧本进行修改,删改抽撤关于汉人斥责女真、满族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会使民众对于清朝的正统地位产生怀疑,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19
第四,清朝对戏曲演出名义的限制.
戏曲的演出往往都有一定的名目才会开罗唱戏,或节庆,或婚丧嫁娶、或迎神赛会,然而清廷对开锣唱戏的名目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丧中及以迎神赛会的名义表演戏曲是被禁止的,如“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治.”20但由于民间有深厚的传统难以根绝,并没有绝对禁止,而采取把迎神赛会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政策.
第五,清朝对戏曲演出场所的限制.
由于戏曲观赏者群体的多样性,戏曲的演出场所也因观赏者所属的社会阶层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富贵人家,每逢节庆、祝寿等节日,都会举办堂会,邀请戏曲、曲艺、杂技等演员表演助兴.堂会不仅仅在主家中举办,有时也会在戏园、会馆举办,即有“京师会集,恒有戏,谓之堂会”21之说.
随着戏园、戏庄等戏曲表演创所的不断增加,清廷对戏庄的加以控制,康熙时期,“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22随着戏曲表演的兴盛,京城内外城均有戏馆,后内城的戏馆被禁止了,外城的戏馆保存下来,如康熙十年（1671年）规定：“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城外戏馆,如有恶棍借端生事,该司坊官查拿.”23然而,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前门外戏园酒馆,倍多于前.”24,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和（查家楼）失火后,“旧园重整,又添茶园三处”25.可见,虽然清廷屡禁戏园的建造,却屡禁不止——“向来京城九门以内,从无开设戏园之事,嗣因查禁不力,夤缘开设,以致城内戏馆,日渐增多”26.
第六,清朝对戏曲演出观众的限制.
对于民众热衷与在闲暇之时观看各类戏曲表演一事,清廷认为民众过多看戏会对风俗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保证满人的国语、骑射之风,防止满人为汉人习俗所化,首先禁止八旗官兵出入戏园酒馆,并多次对旗人观戏加以限制——“八旗当差人等,渐改旧习,不守本分,嬉游于前门外戏园酒馆.仍照泊例交八旗大臣、步军统领衙门不时稽查,遇有违禁之人,一经拿获,官员参处,兵丁责革,并令都察院、五城、顺天府各衙门出示晓谕,实贴各戏园酒馆,禁止旗人出入”27；“凡旗员赴园看戏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失察之该管上司交部议处.如系闲散世职,将该管都统等交部议处”28.
身为朝廷的官员,能在社会上起到表率作用,因而清廷同样禁止官员看戏,以期教化民心.虽然朝廷禁止官员看戏,但仍有官员在公共场所看戏.如同治时期,捻军在山东一带活动,时局不安之时,莱州府知府王鸿烈却于寿辰演戏、高密县知县周用霖演戏酬神29.或是由于演戏、观戏的时宜不佳,此二位官员被革职,倘在平时或年节,或许是不会被处分的.
除旗人及官员外,女子也被归为禁戏的一列.依据三纲五常,女子被希望于深闺中在德言容工上下功夫,尽量不参与社会交往活动.可以说,此时的女性在行为及思想上都是被禁锢的群体,进一步催化了三寸金莲观念的深化.为限制女子出门观戏,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下令曰：“……傥有设为善会,煽聚妇女者一定将该庙为首僧尼查拿治罪.至有职人员……纵容妻妾入庙,一经查出,指名纠参”30；同治年间,妇女入庙观戏也被禁止31.久居深闺的女子原本可接触的事物就有限,限制其观戏或进一步限制她们接触新事物、新思想的可能性,使她们居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思想空间.
二、对杂技、武术的限制
杂技、武术属于体能性的娱乐活动,可使人强筋健骨,必要时也可用于作战.出于政权的稳固考虑,清廷对这类具有安全隐患的人员严加防范,禁止杂技、武术的表演活动.清廷对于杂技、武术的限制首先表现在禁止习武.清代奉行禁止习武的皇帝首推雍正,他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认为武师“多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而平民百姓不必习武,“人果谨遵国法,为善良,尚廉耻,则盗贼之风尽息,而斗讼之累自消”32,因此也不需要武术防身；但如果确系习武之人,应当学习弓马,或参加武科考试,或参军为国效力.此外,雍正还通谕各省,严行禁止百姓学习拳棒,既不准武师教授,也不许人投师学习.各地方官员积极地贯彻雍正皇帝关于禁止习武的谕旨,如雍正年间有僧人到河南少林寺论拳,“传技尤精,后总督田文镜严禁”33；清代威震武林的甘风池,在雍正时期被捕.
清廷对杂技、武术的限制还表现在对于杂技演出的限制.康熙五十年（1711年）,刑部以“鸠党抢夺”的罪名将外出卖艺的山西太原人陈四斩首,并将陈家其他家庭成员72人发配至黑龙江为奴34,开启了全国各地查禁杂技演出的序幕.雍正皇帝也曾下令查拿杂技艺人,“凡通途要隘,遇有面生可疑,及男女成群扮作医巫等情形诡秘者,即密踩其来踪去迹,飞禀地方县营慎密查拿”35.历经清代多朝对杂技、武术表演的禁止,曾经于市井街头频繁可见的下九流的杂技、武术演出已呈“敛迹”,但并未绝迹,而是朝着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三、赌禁
源于游艺的,在清代与正当的游艺活动融为一体,且呈日盛的趋势.之所以能在清代盛行,与这一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当仅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时,人们会依理性,用少量的钱进行,不会走嗜赌成性,走上赌徒之路.但由于的刺激性、趣味性,一些自制力差的人往往经受不住所带来的刺激而不务正业、嗜赌成性.一旦由开始时的娱乐性发展成为恶习之后,他们“荒弃本业,荡费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父习之则无以训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论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人心风俗之害,诚不可以悉数.”36由于的娱乐性及恶习难以明确掌控,为杜绝其所带来的不安因素,清廷于雍正三年（1725年）实施了严厉的禁赌政策,对于偶犯者,采取拘留、杖责的惩罚；对于犯有严重行为的,除杖责外,还要判刑.37“若官员无论赌钱赌饮食等物,有打马吊、斗混江者,俱革职满杖,枷号两月.上司与属员斗牌掷骰者,亦均革职满杖,枷号三月,俱永不叙用.如该管上司并督抚容隐属员,及地方官弁琉纵,俱交部严加议处.”38
为全面禁止行为,清廷除对参赌者进行惩处外,“制造赌具者有罪,贩卖赌具者有罪,窝赌有罪,抽头有罪,贿赌有罪,同赌有罪,又许同赌首告免罪,迫还所输之钱,朝廷之法,无外使人知其有害无益,不至干犯之至意”39.
为肃清之习,清朝还禁止了其他各类花样繁多的行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对福建花会定了禁赌条例,“凡压宝诱赌及开鹌鹑圈、斗鸡坑、蟋蟀盆并赌斗者,将开场及同赌之人俱照例治罪”40.同治、光绪年间,又对广东的花会、闱姓、白鸽标等形式予以禁止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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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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