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实践观视域下的问题和主义之争与其当代，本文是实践类有关论文如何写跟视域和启示和实践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20世纪初由胡适挑起的“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化遭遇的第一次巨大挑战,但从本质上讲,“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下的社会问题和外来“主义”在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实践和理论内在辩证统一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的再现.
一、“问题和主义”之争的简要回顾
20世纪初,中国面临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又有着什么样的“主义”？“问题和主义”之争到底“为什么”？“争什么”？
拥有五千多年灿烂辉煌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在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力及思想领域都遥遥领先于西方国家的古老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后却江河日下,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战争之前,中国劳苦大众肩膀上只有封建帝制的剥削和压迫,战争之后则又多了帝国主义的重负.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的统治,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存在的重重问题,使得中国步履蹒跚,举步维艰.为什么西方会先于东方进入工业革命,为什么古中国会从强大变得病弱,为什么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和挨打的屈辱史,这是我们不得不去探究的问题.
在政治上,当时中国普通民众国家意识及分工协作意识极其淡薄.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统治令近代中国国民的现代国家意识淡薄.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都是皇家的,自己只是在这片土地上谋口饭吃而已,国家兴亡与自己关系不大,国家的浩劫只是皇家的灾难而已,至于“百姓是国家主人”这样的观念对普通民众来讲既闻所未闻更难以理解.近代中国国民团队协作的意识也很淡薄.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华夏子孙习惯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惯性思维.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属于小农业社会,农民完全靠畜力和体力劳作,分工协作还处在比较低的层次和阶段,一家一户可以独立完成自己的农耕劳作,大规模的分工协作意识还没有形成.如果把目光投向西方,我们就不难发现工业文明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通大众分工协作的劳作习惯和团队协作的心理意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清晰准确地揭示了什么样的社会存在造就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什么样的劳动生产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缺乏现代国家理念,缺少团队协作精神,体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国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足.
在经济上,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在艰难维持中华民族奄奄一息的身躯时,西方列强用工业文明创造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20世纪初期的大多数西方国家正大踏步迈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所迸发的社会生产力,其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农耕社会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从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日起,农耕社会的生产力就被迫要和比自己强大百倍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展开毫无悬念的死亡角逐,从角逐开始的那一刻,嗜血逐利的资本就不会给体弱肉肥的古中国成长和强大的机会.封建帝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阻碍已经使大部分中国民众生存在温饱的边缘,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最终压垮了古老中国本已佝偻的身躯,普通劳苦大众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其生活艰辛的程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20世纪初中国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的强大使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而资本的嗜血和肮脏也使另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20世纪初的中国无法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文化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充实炎黄子孙精神世界的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束缚和僵化了龙的传人的思维模式.农耕社会培育的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华民族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生存和生活的思维定式.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维系封建帝制的儒、道、释思想遭到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质疑和批判.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和骨架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在遭遇西方列强当头痛击时如摧枯拉朽般瞬间坍塌,儒家思想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成最腐朽、最落后的思想.在大工业的胎胞中孕育并产生的资本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等成为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的主要选择.到底哪一种思想可以借鉴过来指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当时思想界争论的焦点.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强调要多研究问题的解决之道,不要空谈“主义”有多么精妙,这里所说的“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面对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马克思主义的推崇者从多个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性,特别是李大钊,1919年8月17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在文中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极端重要性,而且针对胡适忽视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错误,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针对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张,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中国问题通过改良的方式是无法取得成功解决的,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指出,只有经济问题解决了,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和工人解放等问题才能获得解决,而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
从胡适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胡适强调研究实际问题,但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极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虽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胡适却忽视了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没有真正理解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更没有真正找到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分析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为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找到一条通向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二、“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实践观角度审视
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分析和“问题和主义”之争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问题”论“问题”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一种优于资本主义的“主义”来指导,才能摆脱外来资本强权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一种优于资本主义的“主义”.近代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来分析和看待20世纪初中国的“问题和主义”之争,不难发现“问题”和“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1.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问题”是个实体,是物质层面上的,它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得到逐步解决,“主义”是个思想体,属于精神层面上的,它来源于实践过程中人类对于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作为思想体的“主义”虽然来自实践过程,但是“主义”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符合问题本质特征的“主义”可以用来指导实践过程中问题的解决,不符合问题本质特征的“主义”则会阻碍实践过程中问题的解决.胡适强调“多研究些问题”,反对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忽视了“问题”和“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忽视了科学的“主义”对问题解决的指导作用.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更需要科学的“主义”和思想来指导,只有正确运用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充分发挥“主义”对问题的能动作用,才能从本质上解决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问题.正如在《实践论》中所强调的：“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2］284
2.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科学的“主义”和思想可以用来指导问题的解决,但是没有哪一种“主义”和思想可以一劳永逸,可以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解决,只有与时俱进的“主义”和思想才能不断解决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胡适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义”一样,只能解决同产生马克思主义一样的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什么用处的”.胡适显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这就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他著名的《实践论》中对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发展关系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296-297
3.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应该实事求是,应该根植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上.先进的“主义”和思想可以用来指导落后国家和地区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再先进的“主义”如果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入乡随俗,不能在被输入思想的民族文化底蕴中指导问题的解决,也会水土不服,出现“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弊病.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应该根植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上,这里的民族文化沃土指的是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先进外来“主义”的民族化需要实事求是地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胡适认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空谈“主义”是非常容易的事,认为：“高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从胡适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更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及其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作用和实事求是的精髓和灵魂地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对理论指导实践时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做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4］
三、“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当代启示
虽然“问题和主义”之争发生在20世纪初,但正确认识“问题和主义”之争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实践和理论的内在辩证统一关系,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进.深入研究20世纪初的“问题和主义”之争,对科学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要从实践的角度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实践是理论的来源,是理论的归宿,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正确性.离开实践来谈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是烦琐哲学的做法,离开实践和社会问题空谈“主义”,只会让我们陷入思辨泥潭的旋涡,最终导致“主义”和理论高悬在观念上层建筑的楼阁,被尘埃淹没而无人问津.在面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人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主义”和思想的层面上,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到,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忠实践行者,正如在南方谈话中所提到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5］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我们应该从实践上来分析和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问题和矛盾是任何社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们既是破坏社会安定和谐的因子,也是社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动力.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才能一一迎刃而解,才能各个逐渐转化成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因.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一个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解决新问题,不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从一贫如洗到基本解决温饱到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再到现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实践永无止境,新问题层出不穷,与之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与时俱进,中华民族不断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强调的是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关系.实践既是理论的来源,也是理论的归宿.我们不能脱离实践空谈理论,当然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盲目地实践.离开实践空谈理论会使理论变得抽象无用,离开理论闷头实践,就会导致南辕北辙、事倍功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反过来,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先进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命力.20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忽视了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关系,不管是侧重多研究些问题,还是只关注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思想,最终都不能真正解决当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为了摆脱被剥削和压迫的命运,先后选择了多条不同的道路来拯救中华.为了使大厦将倾的封建王朝延缓落日的余晖,代表封建帝制势力的先进知识分子先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医救行将就木的封建军事力量,未能成功后,又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通过君主立宪制来挽救封建政体,最终也没能使清王朝重焕生机.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阶层中的能人志士也为拯救中华,做了尝试和探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撼动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作为指导,最终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高举“”、“民权”和“民生”大旗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殖民,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最终也没能使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人,能够最终赢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民族革命,同时又在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使其上升为理论,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同时,用来指导新的革命实践.
3.要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永无止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也应不断与时俱进.纵观我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只有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已经被无数次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运用于新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并把实践中产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思想的、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思想上升为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诞生了思想,并在该思想的指导下取得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使中华民族的普通大众翻身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领导集体沿着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带领13亿中华儿女解决了温饱问题,初步建成小康社会,大踏步开启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不断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难题.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应该根植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儿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任何一种理论和思想要想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落地生根并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必须根植在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并不断从中汲取养分.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新主义革命走向成功,能够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优秀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次又一次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历经千年其优秀成分依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辉,为人类的文明史做出突出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获取养分,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脚步,才能真正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正如所强调的：“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4-275.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
［6］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
［责任编辑：马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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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所以,生态自然规律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 规律是客观的,人不能够任意.
2、 消费主义视域下新媒体艺术的现状解读以网络游戏《绝地求生：大逃杀》的风行为例 摘 要 网络游戏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而逐渐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了消费主义注重享乐、符号化消费的特征 借助消费主义的视角解读了网络游戏绝地求生大逃杀的风行是因为其满足了玩家的娱乐、张扬了消.
3、 文化哲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 范成龙,吴 锋（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摘 要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文化形态,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生命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提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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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摘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现代适应性受到人们的质疑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回归到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全面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摒弃人们对它的错误解读和歪曲理解,还原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