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翻译中的文化自信，该文是浅谈翻译类论文范文与文化自信和翻译和浅谈方面论文范文.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四个自信”,具体到翻译领域,“文化自信”则涉及到“译出法”或“译入法”的选择问题.“译出法”是以源语言为出发点,体现译出语的文化特色,不拘泥于译文所使用的语言系统而作的翻译；“译入法”则更多地呈现译入语的主体性,并以满足目标语受众的文化思维定势与审美习惯为导向.
作为长期从事翻译专业工作并痴迷于翻译技术研究的工作人员,笔者曾纠结于外文表达与中国思想的融合,并试图找到一种捷径,而且确信能找到一种方式实现二者的融合,但是昼思夜想,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实为从事翻译工作太久,思维模式已经相对固化.拿到一篇文章,先入为主地就已经开启了外文模式,怎样说才是最地道的,怎样讲外国人才能理解,其实这是一种有待商榷的观点.技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翻译的立足点,是文化自信的问题,是站在中文立场上的“走出去”还是站在外文立场上的“引进来”的问题.
一、翻译的“对等性”与“不对等性”
“走出去”与“引进来”的问题在当下的翻译讨论中很常见.2017年7月,有译者质疑许渊冲先生的英文水平,提出其译作不够复杂,习惯用高频词,不擅用动词,句法复杂性也不达标.这种观点能够提出来,是个好的现象,说明我们的外语水平提高了,翻译受人关注了,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但是,提出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还不够自信,在于我们对翻译技术舍本逐末的追求.
技术应当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累.囿于技术的限制,就真的进入了“白马非马”的理论桎梏.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中国之行最受人诟病的就是他“中国有思想,但没有哲学”的言论.这个言论本身就是翻译的问题,是“译出法”和“译入法”的问题.
“Philosophy”中文译作“哲学”.从词语本身来讲,中国当然没有“philosophy”,因为中文当中没有这个外文词汇,只有中文词“哲学”.站在外国人的角度,“philosophy”承载的是外国文化中逻辑哲思的传承,怎么可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即便有,也需要庞大的翻译系统工程,作解释、作阐述.这就是翻译当中语义不对等的问题.按照德里达的想法,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思泉涌的哲思只是“思想”.而“哲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按照其“爱智慧”的希腊语的词源学涵义,以及“哲学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的研究”的定义,中国是有哲学的,如《道德经》.但是为什么说“在学术界里,对于哲学一词并无普遍接受的定义,也预见不到有达成一致定义的可能”？归根到底,是因为西方话语权的垄断地位,是因为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自信不够.
同样的例子并不少见.“Humani”在中文里被翻译成“人文主义”,但中文意义的“人文主义”并非英语中的“Humani”.“Humani”指的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形成的一种关于人的思想体系.对于不懂外语的中国人或者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极易混淆.这是翻译的问题.在翻译中,我们引入的外国文化已经相当丰富,但是我们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还不够大.
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汇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先入为主地就是将一种文化用另一种文化去表述,目的语已经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语意系统.翻译过来的意思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目的语原有意思的影响,只不过我们翻译工作者有时身在其中而不自知.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这意味着每种文化不应禁锢在自己的圈子里,要放眼世界,把所有文化放在人类这个大圈子里,互通有无.
二、翻译的“译出法”与“译入法”
在“译出法”与“译入法”的选择问题上,美籍意大利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译者的隐身》一书中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梳理并总结了西方翻译的历史,在解构主义与后殖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英美翻译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的归化翻译的质疑.他号召译者用异化翻译的原则来展现被翻译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与异国情调,来抵抗西方主流文化价值对其他弱势语言与文化的干预与压制,进而策略性地颠覆西方印欧语系中根深蒂固的帝国霸权主义与文化殖义.
可以说,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衡量别人的做法是狭隘的,但是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这恰恰是西方长久以来秉持的理念.我们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打破这种理念,其难度可想而知.像德里达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解构主义的开创者和坚定拥护者,最终却也难免落入自己反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的陷阱.所以,以翻译促进文化“走出去”的工作,任重道远.
针对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德里达曾指出：“解构主义无法取代结构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传统,它只是一种反观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识”,并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开放性和无终止性也是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是一种踪迹,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
从某种角度上说,解构主义为东西方文化的相遇架构了桥梁.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我们所说的真理现象始终是在被揭示状态（晦蔽状态）的意义上出现的.”解构主义是一种“道”,一种世界观层次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器”,一种操作的原则.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德里达说：“延异是一个不同物到另一个不同物、一个对立项到另一个对立项的位移和摇摆不定的过渡.”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应该遵循这些理念.
说到标准问题,我们不禁会问：“外国人能看懂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吗？”举个例子,“天道酬勤”中的“天道”,在法语中有人翻成“天之道”（la Voie céleste）,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天道”不应该翻成“天的路”,并且声称问了法国当地以法语为母语的朋友,都说不太理解,认为“中文中的天道没有宗教含义,应该在欧洲文化的基础上,按广义的理解翻译成Dieu（上帝、神）,或者le ciel（天、上帝、老天爷）更好一点”.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查了一些资料.首先,“la voie”确实有“道路”的意思,但是在哲学意义上,它也是“道”这个中文词在法文中的特定译法.如《道德经》这个书名,也采纳了同样的译法；其次,“天道酬勤”出自《周易》中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并不能用西方现有哲学体系中的“上帝”来代替；再次,西方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或机构,如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是把“天道”翻成“la Voie céleste”或“la Voie du Ciel”（天之道）的.主张以外国文化中的词汇代替中国文化中的特有现象,犹如掩耳盗铃,并不能彻底解决理解上的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魅力的不断显现,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不应妄自菲薄.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翻译有许多种不同的方法,但是选择哪一种,是基于文化传播的立场选择“译出去”,还是站在外文的角度将中文“译进来”,最终会导致传播的效果大不相同.回到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其他暂且不论,就将中国文化“译出去”这一点来说,让中国古诗的风韵在外语的环境下得以保存,是非常了不起的.
三、翻译的“直译”与“意译”
翻译分为“中译外”和“外译中”.“中译外”首先是传达中国文化的意境,是中国的水墨画,而不是西方的肖像画.虽然我们学习了肖像画的画法,但最终的目的也是为我所用,而不是邯郸学步,亦步亦趋.掌握文法的难度固然重要,但用之衡量翻译的效果,就容易掉入唯技术论的圈套.在技术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上,技术是基础,但是艺术应该是终极目标.“信、达、雅”的排列顺序,于高阶者当追求“雅”.此“雅”不应局限于文字之“雅”,更需追求意境之“雅”.这有点像牛顿定律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的关系.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说,谢赫“六法”中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是模仿自然,它要求艺术家睁眼看世界：形象、颜色,并把它表现出来.但是艺术家不能停留在这里,否则就是自然主义.艺术家要进一步表达出形象内部的生命,这就是气韵生动的要求.气韵生动,是绘画创作追求的最高目标与境界,是绘画批评的主要标准,也应该成为翻译的最高标准.
气韵生动并不直接涉及到直译与意译的问题.直译也可以做到气韵生动,关键是意境的表达.从概念上讲,意译是根据原文的大意、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区别于直译）.笔者发现,当一种文化处在强势地位或者变得更加强势的时候,直译就会增多；当学习和借鉴源文化偏多时,以译出语为主的翻译也会增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文化的自信,都会影响到翻译方法的选择.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宇航员”一词.随着新技术在不同国家的出现,外语里也先后出现了“astronaut”“coonaut”和“taikongnaut”这些不同的词汇.
除了词汇的直接植入,直译还表现为借助外文的概念式植入.“一带一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都已经被直接翻译成了固定模式.翻译行业的创新,直接反映出的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2015年,在新华社制作的视频作品《Bala Bala“十三五”》中,四个卡通形象的“歪果仁”（网络用语,指外国人）用一首中英文混搭的民谣为国内外网友普及了一把“十三五”.不绝于耳的中文词语“十三五”既有趣又上口,一遍下来,估计不会中文的人也记住了“十三五”.
不得不说,文化的强势体现在翻译上就是独立的话语体系,是对有特色的民族的东西的定义权,和对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的倾诉权.“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如果有一天,提到中国文化,扑面而来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豪迈,“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忧伤,“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的淡雅,“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的喜悦,中国的浪漫为世界所知之时,世界必将愈加赞叹于人类的美好.
四、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走出去”的不二法门
随着媒体的融合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除了技术输出,中国更应该做的就是文化的输出.如果在翻译过程中只局限于用外国的理论和语法来解释、阐述中国的故事,或者只满足于把中国的文化安到外国文化的框架当中去,我们的文化就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就失去了文化传播的意义,失去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事倍功半,本末倒置.
今天,获取中国的消息已经非常容易,但是怎样才能让高铁载着中国的文化走进异域民众的心里尚需更多的努力.今天,物流的速度已不是问题.当中餐馆开满世界各地,餐馆里菜肴的味道应该是改良版还是原汁原味,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文化自信,一定是先热爱自己的文化才能自信.中国并不缺少对外传播的原材料,缺少的是文化底蕴深厚和对文化传统熟稔的翻译人才.不了解历史,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才是翻译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有时甚至会成为在相对客观的时政等内容翻译上容易出错的根本原因.
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化自信是关键.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从心底认同中国文化,翻译出的作品才能有底蕴、有根基,才不是漂泊的一叶浮萍.正如著名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在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的总序中所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作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而操纵文学在一定的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发挥功能.”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符号丢失的现象是正常的.但是,这种丢失一定有着某种特定的原因,否则人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保存有关历史的记忆.通过翻译记载中华民族为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翻译工作者的责任.中华民族从未缺席过人类文明的盛宴,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传统观念影响颇深.“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当文化自信的春风搭上新技术发展的快车,对外传播也将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我们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致力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在翻译过程中,要坚持文化自信,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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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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