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海洋认知的扩展和中日海洋关系的构建，本文是海洋类有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和认知和中日海洋关系和扩展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摘 要：受海洋政治对抗性思维的影响,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思想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严重影响到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及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要冲破这种不利局面,就需要全方位重塑中日海洋关系,即在海洋政治中塑造共享地缘空间思维；在海洋经济中推进正和博弈进程；在海洋治理中增进合作共识；妥善处理中日海洋关系.
关键词：海洋政治 海洋权益 海洋治理 中日海洋关系
中图分类号：F1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12-032-03
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沿海国家为了适应海洋形势的变化,充分利用新的海域管辖制度,纷纷建立了各种海洋战略研究机构和海洋开发综合管理机构,并开始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国家海洋战略.海洋再次成为关乎国家利益、左右国家兴衰、演绎国家权益争夺战的空间.当前中日两国都已进入海洋政治时代,中日两国的交往将改变过去传统的陆上政治经济交往模式,中日海洋关系的发展将成为中日交往中的主要课题.近年来,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东海划界、渔业资源纠纷等海洋权益的争夺已经严重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何构建协商合作、和谐共赢的海洋关系对中日两国而言既意义重大也迫在眉睫.
一、海洋政治、海洋权益与海洋治理（相关概念辨析）
（一）海洋政治
海洋政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围绕海洋权力、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与协调合作等所有政治活动的总和,其核心是海洋权力的分配与权利的分享.一个国家的海洋政治战略就是海洋国家为确立、维护、巩固乃至扩展其海洋权力和海洋权益,在较长时期内所确立的,对指导国家的海洋政治活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及其战略安排的总和.
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在欧洲列强争霸世界的历史运动中去理解和诠释海洋权力的含义.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在19世纪末论述指出,“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国家控制航海活动的能力”.“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强化海上军事力量,确保海上航路安全,通过获得制海权来促使国家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的认识就成为了各国对“海权”的最初理解,海权也成为当时世界海洋政治的全部要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海军地位和作用,人们对“海权”的认识和应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提出了“国家海权”的概念,在他看来“开发世界海洋和保护国家利益,这两种手段有机构成的总和,便是海权.一定国家的海权,决定着利用海洋所具有的军事和经济价值而达到其目的之能力.”海洋政治的内涵中增加了“开发世界海洋、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的“海洋权益”理念.
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虽然《公约》对世界海洋权益的分配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安排,但由于沿海国家实行了新的海域管辖制度,所属海域成倍增加,使得海洋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围绕海域划分、海岛主权争夺的纠纷层出不穷,开发海洋资源、争夺海洋权益逐渐成为当代主权国家之间新的竞争焦点,海洋政治的内涵被进一步拓展.
（二）海洋权益
相对于海洋权力的权力政治属性而言,海洋权益主要是海洋权利及有关海洋利益的总称.海洋权益在利益层面上主要体现为海洋政治权益、海洋经济权益、海洋科技权益、海洋安全权益等.
海洋政治权益是国家海洋权益的核心,它的得失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主权利益和生存发展的空间；海洋作为尚未完全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宝库,被各国视为可以深度勘探利用的“第六大洲”,在海洋巨大的环境空间中蕴藏着丰富经济资源,世界各国围绕着海洋渔业资源、海底油气资源、海洋划界等问题而引发的各种争端其实质都反映了对海洋经济权益的争夺；相比于过去争夺海洋战略通道、岛屿、港口和主要军事目标为主的较量,新晋的海洋经济权益的争夺给国家海洋安全权益带来了更多不稳定因素,海洋作为国家安全的前哨阵地,发挥着国防屏障的重要作用.
今后,围绕国际海洋资源的划分而展开的各种海洋权益争夺将会越来越突出,海上的军事较量也会更加激烈；除了军事的较量之外,国家要在海洋上获得更多的收益,还要依靠海洋科技的进步,海洋科技权益主要就体现在海洋作为科学实验基地的研究价值.
（三）海洋治理
伴随着国家及各类行为体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展开和各种海洋权益的争夺,其对海洋环境的负效应也日益彰显,海体污染、鱼类种群减少、生态平衡危机等破坏海洋生态安全的事件屡见不鲜.在全球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进行模式转换的过程中,海洋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分支也在向海洋治理的方向革新,海洋治理理念的提出为人类突破权力政治的限度,和平利用海洋资源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
海洋治理是指为了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实现海洋可持续开发,涉海国际组织或国家、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等海洋管理主体通过协作,依法行使涉海权力、履行涉海责任,共同管理海洋及其实践活动的过程.广东海洋大学的孙悦民将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依法治海；治理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自治模式；元治理.这五方面的关系表现为,海洋治理应包括国际、国家、民众三个层次,因此涉及到的主体也应包括涉海国际组织、主权国家及各类涉海私营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个层次,各主体间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都要在海洋治理中履行责任和义务,其中涉海国家间建立协议组成契约组织,建立健全国家涉海法律制度体系,共同约束和规范各主体的海洋实践活动,各主体应实现自我治理、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共同建设和谐海洋.
二、“海洋强国”与“海洋立国”
（一）中国“海洋强国”的构想
辽阔的海域中所蕴藏的丰富资源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大陆国家,中华文明也被视为陆地文明,但实际上中国不仅在地缘上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在文明发展中也曾有过开发海洋“鱼盐之利”和利用海洋“舟楫之便”的辉煌,也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只是由于明末以来封建统治者长期的禁海政策和近代西方殖民侵略导致国家海权的丧失,才使得我国海洋事业和对海洋权益的认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在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和科技等更广泛的范围内较为全面地经略海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海洋立法,发布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等政府性文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解决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思想,使我国的海洋事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21世纪开始我国有了一系列对海洋工作的指导性纲要,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2013年7月30日,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进行集体学习,总书记对海洋强国建设作了系统论述,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的要求.2013年10月,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该文件全面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和外延,为“一带一路”建设绘制了美好蓝图,也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海洋强国,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海洋经济要高度发达,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海洋开发、保护能力强.今后中国将在发展海洋经济,加强陆海统筹方面投入更大的精力.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对建设“海洋强国”的构想都是放在报告的对内关系部分来阐述的,这也表明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国内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要称霸海洋,中国将会一如既往地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始终立足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指导下发展中国海洋事业,既要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又要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开展周边外交,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日本“海洋立国”的构想
日本对于其国家身份的认识与定位,从古至今都与海洋密切相关,这主要源自于日本四面临海的地理位置.所以,自日本对国家身份出现认识开始,日本就将自己定位在“海洋国家”的位置之上.
战后,日本“海洋国家”的身份首先在日本首相吉田茂的“贸易立国论”中得到了确认.吉田茂认为,“日本是一个海洋国,显然必须通过海外贸易来养活九千万国民.既然这样,那么日本在通商上的联系,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经济最富裕、技术最先进、而且历史关系也很深的英美两国之上了……这样做最简便而有成效.总之,这不外乎是增加日本国民利益的捷径.”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最初对“海洋国家”的定位是以通商贸易为基础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对日本国家的身份定位进行了重新思考,他曾发表专论提出了“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战后日本探讨“海洋国家”问题的先声.高坂除倡导日本建立“海上通商国家”模式外,还将日本的未来定位在了无限广阔的海洋开发的道路上,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也成为了日本海洋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并由此引起了日本社会的高度关注.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海洋国家“的身份再次进行了确认.从1998年开始,以伊藤宪一为理事长的“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组织各方面的学者,成立了“海洋国家讨论会”,就日本的同一性、日本海洋国家的构想、日本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等问题展开了长达四年的研讨.最终,该讨论会在汇集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为日本的国家身份确定了两个定位：一是确定日本是位于东北亚地区的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二是确定日本是非欧美国家中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从这两个定位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此时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已不再满足仅以通商贸易为基础,以海洋资源开发为目标的国家身份定位,而是要以“海洋国家”的身份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作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的海洋国家战略逐渐由防御性、经济型战略向进取性、综合性战略转变.具体表现为：扩大海上活动范围,增加海外派兵；以大陆国家为战略对手,主张海洋联盟论；推动海洋立法,完善与海洋相关的行政机构；明晰海洋权益,树立现代新综合海权观.
（三）“海洋强国”与“海洋立国”的战略碰撞
在战略构想上,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均属于最高层级的国家发展战略设计.中国全面的经略海洋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客观上会给日本形成发展压力；而日本将海洋视为国家发展的未来,要通过争夺海洋以实现其大国梦想,同时以与海洋国家结盟为战略指向,联手美国及其他海洋国家围堵、遏制中国的发展.两国在战略上的结构矛盾难以消解.
在海洋安全范围上,中国主张维护国家领海主权不受侵害,合理利用开发海洋资源,但“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日本则要保证从日本海到数千海里范围内的海洋控制,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防御,通过增强军事力量的建设,来保证“新型威胁和周边事态”发生时的有效应对.
在权益诉求上,中国主张依据海洋法和历史性权利相结合,坚持以公平原则为基础；日本则无视中国的历史性权利,逃避自身的历史性责任,重用对己有利的法律条文争夺海上权益,并企图通过国内立法将其合法化.由此导致两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东海划界问题上和冲之鸟礁地位认定问题上都存在重大争议.
在东亚的历史上,该地区从未出现过两强并存的局面,今天中日都成为了地区强国,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本质上是两国战略结构上的冲突,两国在地缘上隔海相望,在发展上相互依存,在诸多领域竞争加深,今天的东亚已经进入两强时代,中日两国构建怎样的关系模式,特别是在矛盾尖锐的海洋关系中如何有效作为,对两国的发展、地区的稳定将至关重要.
三、中日海洋关系的构建
（一）在海洋政治上推进共享地缘空间思维
中日两国共处于东亚这片地缘政治区域内,长期以来,受对抗性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日本对中国一直采取的是进攻性的地缘战略,压缩中国向海洋发展的战略空间,这严重损伤了两国间的关系.虽然这种对抗性的思维在当前的日本地缘战略设计中仍然存在,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的是,当前两国间的地缘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已今非昔比,中国已经从政治大国迈向经济大国,而日本也一直努力要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东亚地缘政治区域内出现了两强共存的局面.
基于这样的地缘政治现实,日本在地缘政治思维中应扭转对抗意识,增加共享地缘空间的觉悟,在东海问题上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即是共享地缘空间的率先垂范.虽然中日间的战略结构性矛盾不能根本消解,但自冷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里的广泛合作,在安全领域里显示出的对话与合作的意愿,这些理性的行为将助于增进两国对共享海洋地缘空间的共识.
（二）在海洋经济上推进正和博弈
依据海洋边疆经济带理论,沿着海岸线会出现经济密度逐渐加深,经济活动密集化的经济空间分布现象,即海岸线是边疆经济密集的区域,沿海地区成为经济密集区.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富裕地区,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日本作为岛屿国家,以外向型经济为立国之本,海岸线即为日本的经济繁荣区.同时两国均为资源进口大国,对海洋运输的依赖性高,两国的贸易往来也以海洋运输为主要方式.
从自然地理来看,中日两国均为东海沿海国,东海海域地跨10个维度,14个经度,覆盖着不同的气候带和生态系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为两国的海洋资源利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同时也为两国资源开发的竞争埋下了伏笔.近年来,中日在东海的资源争端不断升级,最终形成政治对峙的局面,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大国利益博弈的结果.在这场利益博弈中,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使得中日两国的较量并非只能零和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双方均会不断探求对方意愿,寻找利益平衡点,在合作与冲突的选择中,逐渐向选择均衡解方向演化,增加协作意愿,制定趋于稳定的博弈策略.当前两国的博弈均衡点即为共同协作开发,双方应将领土主权争端与资源争端分开处理,强化合作机制、规范合作协议,减少海洋争端与冲突的发生,推进正和博弈的结果.
(三)在海洋治理上增进合作共识
海洋治理是人类海洋实践活动不断深入的产物.海洋作为国际性的天然共有物,虽然在法律层面上划定了沿海国家的海疆领土,各国依法对所属领海进行治理,但海洋的流动性、非排他性,使得对它的治理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国际合作问题紧密相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洋环境保护与保全的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第一九二条）；要求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定和制定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第一九七条）.
中日两国作为东海的沿海国,充分开发利用东海资源的前提是对东海环境的保护,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影响他方的利用；海洋治理的多主体参与性,也要求各主体间特别在国家层面上形成平等伙伴关系,通过建立合作协调机制来实现海洋治理,通过维护共同建立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海洋实践活动.
从这个角度讲中日两国可以先从海洋治理合作中增进共识,通过协商、共建来推进和谐海洋关系的构建,以此打破海洋政治中对抗思维的禁锢.
四、结语
我们应该看到,在世界性的海洋争夺战中,中国的海洋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一方面,从地缘上来讲,中国正面临着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软包围”形势；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形势更不容乐观,许多岛屿被周边国家侵占,有争议的海域多被其他沿岸国家分割,海洋资源也多遭国际资本的掠夺,中国的海洋战略发展受到多方的阻滞.在这样情况下,既要维护中国海疆权益又要积极发展周边外交,牢固树立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其中,妥善处理中日海洋关系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关乎两国的全面发展,关乎东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更重要的是,中日海洋关系的妥善处理能为中国其他海疆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范本,有助于中国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
[基金项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海洋政治与中日海洋关系研究”（DL13B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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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作者简介：程铭,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地缘政治经济、中日关系研究.]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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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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