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西早期乌托邦情境之差异，本文是中西有关论文范文资料与乌托邦情境和中西和差异相关论文范文资料.
任何人类文明“都是顺着同一个悬崖从底层的起点向高处同一个目标攀登”[１],任何人类文明也必然有其憧憬的乌托邦理想,“因为世界过程本身就是某种乌托邦的功能,而且世界的过程与作为实体的客观可能性的物质是结合在一起的”[２].当然,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人口因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等因素,中西方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乌托邦情结也具有自身特色.“乌托邦”在人类早期已经存在,“乌托邦”情境的差异也在各自文明早期已经渊源.在不同的文本方式中,早期中西方展现了两种文明“乌托邦”蕴含之诸多差异.
一、状态描摹抑或形式设计早期中国少有专门的乌托邦著作,但理想社会的痕迹散落在诸多典籍之中.这些文字很少设计理想社会的具体细节,而是整体上呈现出一派高度和谐的社会状态.
提起中国的乌托邦图景,最早最为典型的是《礼记·礼运》中的记述.《礼记》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先秦的礼制,但《礼运》篇中的一段文字凝练地描绘了仁人志士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文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这段文字描述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蓝图.中国的“乌托邦”就是“大同”社会.《礼运》中的这段文字描绘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的社会状态,但是并没有细致地设计出实现此种状态的社会制度.在《老子》中,作者描绘了“小国寡民”的社会图景.没有清晰地设计“小国”的社会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但为数不多的文字呈现了“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②等乌托邦镜像.《庄子》亦有“至德之世”的相似描述：“四海之内,共利之谓之悦,共给之谓之安”③.在此后,中国士人的“乌托邦”描述依然零碎.但是,理想社会的描述还是大量涌现的.《列子》的“华胥国”、“终北国”,陶渊明的“桃花源”,王禹偁的《录海人书》,康与之的“西京隐乡”,李汝珍的“君子国”等等,均以散文或传奇的方式,描绘了相处和睦、生活安逸、和谐尚同的景象.相比于士人的“南柯一梦”,中国劳动人民的“救世”方案更为明晰,并且进行了某种实践.比如张角发动的黄巾起义,《太平经》提出了“万年太平”的乌托邦方案,其主旨是“天地乃生且财物可以养人者,各当随力聚之,取足而不穷”①,并设计了“祭酒”的政权组织形式和“义舍”的财产占有分配方式.当然,这些在农民起义中依然是不多见的.直到近代以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代表几千年来农动最高峰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国的“乌托邦”图景终于有了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
尽管缺少严整的细节设计,中国的乌托邦呈现出自身特有的整体性描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社会状况,成为了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主基调,表现了中和、尚同、天下为公的审美内涵.早期西方有着丰富的“乌托邦”专门著作.这些著作有着精彩的社会生活元素和严整的制度勾勒,无不展现了精妙细致的社会组织形式.西方早期的“乌托邦”镜像要从古希腊说起.最早来自赫西俄德在“劳动与时令”中克洛若斯统治的“黄金时代”.在他统治的国度,“物产丰富而人口密度较稀,于是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互相之间无须进行竞争,无须进行生存斗争,因此人们普遍友好的相处.不存在富有,不存在贫困,从而也不存在嫉妒和贪欲”.[３]传说中已经指出,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财产平均主义是“黄金时代”的制度形式.狄奥多在他的幻想小说*绍了航海者扬布鲁斯抵达“幸福岛”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无论是“幸福岛”的轮廓形态、自然环境,还是“幸福岛”的居民概况、生活结构、生产方式,都有着精细地撰写,展现了集体生产、集体消费的共产主义制度.思想家柏拉图更是以对话文本的方式设计了一个“合乎自然”的“理想国”.正如柏拉图本人指出的那样,“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譬如我们要给一个塑像画上色彩.”[４]因此,无论“理想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柏拉图都给予大篇幅的精心论述.古希腊人的社会理想是西方“乌托邦”的思想渊源.在这样的思想基因影响下,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三部作品：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和德国约翰·凡·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这三部作品以其非凡的文学写作被誉为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三颗明珠”.从宏观的财产共有制,到微观的劳动生活方式；从宏观的性政治制度设计,到微观的城市规划、教科文卫、家庭生活,三部作品勾勒了他们分别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组织构成和内容细节.如同一位学者指出,“乌托邦思想家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承认社会制度的实用性……他们意识到需要一些特定机构来塑造一种社会意向,从而使社会改革得以实现.”[５]
在西方,“乌托邦”的撰写一般篇幅较大,详细地绘制了“岛屿”或“城邦”的组织形式,设计了诸多完整的理想社会方案,表现了优美、精致、典雅的审美形象.二、平等相恤抑或职能分工人与人之间关系是社会的构成方式.在此方面,中西方“乌托邦”情境亦有不同.中国理想社会平等相恤色彩浓厚,西方则更强调职能分工.
与现实中大一统的小农社会相适应,中国的“乌托邦”实质是“大同”社会.平等相恤是大同社会的题中之意.《礼记·礼运》中就已经指出,“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体现了平等相恤的人际关系.《列子》中,华胥国“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②；终北国“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甚至“长幼侪居,不君不臣”③,均体现了无等级亲疏之分的社会关系.在康与之的“西隐之乡”中,“居民虽异姓,然皆信和睦,同气不若也”④有着同样体现.劳动群众更加有着“等贵贱、均贫富”的强烈呼声.早在陈胜吴广起义就已经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太平经》不仅反对贫富差异,主张“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①,而且反对“多智反欺不足者”、“力强反欺弱者”、“后生反欺老者”②,主张相恤与共.钟相则在农民起义中明确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③列宁指出,“平等思想在反对旧的专制制度、尤其是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６]平等思想在“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尤为强烈的反映.而这些平等思想,大多主张结成兄弟姊妹般的社会关系,因而又带有相恤与共的意味.从春秋时期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到方腊起义“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④,再到太平天国运动领导者提出通过“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千年来诸多的进步主张无不诠释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理想.
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小农社会不同,西方早期社会工商业相对发达,社会分工更为复杂.反映在“乌托邦”情结上亦是如此.西方乌托邦社会的职能分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职能分工,二是阶层职能分工.早在扬布鲁斯的“幸福岛”就已经有职能分工的构想了.在幸福岛上,“居民分成若干具有血缘关系的小集团,每个集团不超过４００ 人……一些人捕鱼,另一些人从事某些手工业或其他有益的工作；一切人的工作都经常轮换”[３].分工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组织原则.《理想国》指出,“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该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多个.”[４]不仅是各就各业,“理想国”亦有明显的阶层区分.柏拉图把公民分成三类：一类理性居主导；一类激动占主导；一类占主导.理想社会又可以分成两个不同集团和三个不同阶层：守卫者和劳动者；哲学家、战士和劳动者.在莫尔设计的乌托邦国度,彻底废除了私有制,“财产公有”不再像“理想国”那样属于特定阶层.人们平等劳动,平等享受各项权利,平等互助.城乡差别在这个国度也已经消失.缺憾的是,这个国度仍然保留着奴隶阶层.在康帕内拉的社会体系,“财产公有制”属于劳动群众,大多数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权利上一律平等.但深受柏拉图影响,“”内设计了诸如“祭司”之类的教阶制度,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贵族残余.在安德里亚设计的“基督城”,没有“乌托邦”的奴隶制,也没有“”的教阶,“没有一个人在占有财富的数量上超过别人”.但有细致的职业分工：“整个城市可以说是一个大工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工艺”.[７]
三、社群自治抑或理想权威同现实社会中严酷的专制制度相反相成,中国的“乌托邦”几乎没有统治权威,呈现出社群自治的镜像.《老子》的方案就提出,“小国寡民……虽有甲兵,无所陈之”⑤.在这样一些社群自治的小国,军队这样的国家机器已失去作用.《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提及“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此贤能“可以肯定不会是现实生活中的国君或官吏了”[８].《列子》的“终北国”已经明确提出“不君不臣”.陶渊明的“桃花源”、王禹偁的“海人国”、康与之的“西京隐乡”都描绘了一个远离压迫的自治社群,看不到国家权威.魏晋时期,阮籍指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鲍敬言更是提出了“无君无臣”达到百姓“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力之争”⑥的思想.到了南宋,邓牧提出了“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⑦,这明显是废除国家机器实现社群自治的观点.除了某些士人,劳动群众同样提出了没有专权的社会理想,最为明显的是黄巾起义中张鲁提出并实践的“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⑧.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的“乌托邦”反倒现实得多.它们大多不反对权威,而是寻求完美的权威.扬布鲁斯描述的“幸福岛”,“由年岁最大的长者掌握最高的权力；公社的一切成员都服从他的命令”[３].“理想国”的执政者则是哲学王.柏拉图的阶层划分非常明晰,守卫者和劳动者构成两个社会集团.执政者将从守卫者阶层中选拔.在柏拉图看来,执政集团是精神上的最高领袖,哲学家作为执政者才是理想的国家.作为执政者的哲学家一旦被选出,理想城邦就转变为哲学家、战士和劳动者三个阶层.作为一位奴隶主思想家,柏拉图认可的并不是政体,而是贵族政体.《理想国》指出,“靠理智和正确信念帮助,由人的思考指导者简单而有分寸的,则只能在少数人中见到,只能在那些天分最好且又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中间见到.”[４]很显然,这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不相同.虽然名称和组织方式各不相同,但主张最优秀的权威管理公共事务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三颗明珠”的共同知趣.莫尔接受了柏拉图的主张,由一位精通哲学的贤明国王治理“乌托邦”国度.“元老院”是国家最高机关.当然,莫尔的“乌托邦”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性：“每三十户选出官员一人,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名叫摄护格朗特……每十户摄护格朗特以及其下所掌管的各户隶属于一个高级官员,过去成为特朗尼菩尔……全体摄户格特朗共二百名……用秘密方式公推一个总督,特别是从公民选用的候选人四名当中去推.”[９]虽然终身任职的总督不能随意废黜,每年选举的特朗尼菩尔也不能随意撤换,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这样性政治制度已经非常先进了.康帕内拉同样受柏拉图影响深刻,“”,最高统治者成为“太阳”,是一位祭司,实际上是“哲学王”.在这位首脑下面有三位领导人,分别是“威力”、“智慧”和“爱”.其中,“威力”掌管军事,“智慧”掌管自由艺术部门、手工业部门和各种科学部门,“爱”掌管有关生育的一切事物.[１０]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性：人民会议（大会）可以拟定岗位候选人和批评罢免统治者.“基督城”反对君主制,但崇尚寡头制,实行“三人执政”：“三人执政至少是一种最稳当的政体形式.它只接纳国家里最优秀的和对公共事务最有经验的人”[７].政府官员八名,立法机关议员二十四名,都是公民中的优秀分子.
四、社会秩序抑或财产关系不同的写作背景决定了中西方早期乌托邦文学内容的差异.宗法的小农社会是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商品经济未获独立发展,而是“寄生在封建自然经济躯壳内,与自然经济相互依存.”[１１] “小农经济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１２]；在亚细亚形式下,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保持得最顽强也最持久”[１３].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中国人民所承受的剥削和压迫是惨重的,突出表现为社会关系严重依附的极不平等.列宁指出,“‘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１４]中国士大夫能够切身体验人身依附的不合理社会秩序,也能够感受到封建割据造成的战乱和压迫.财产秩序是社会秩序之一,他们会有所关切,但很难把矛头直接对准私有制.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的“天下为公”有着更为壮阔的内涵.《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中国古代最为典型的理想社会描述.“大同”社会这一段落通篇撰写了“天下为公”的人伦社会秩序图景.而财产关系作为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只是提了一句：“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①.单就此句来看,从“不必藏于己”可以推测出大同社会财产公有,但“恶其弃于地”又说明作者对财产本身并不看重.《六韬》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②.从中可以得出,“与人共财”是“天下为公”的“某一方面”,但也仅是“某一方面”而已.康与之描述的“西隐之乡”提到“吾此间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枲,皆不私藏,与众共之”,比较明确地体现了生活资料共有.但这样的语句在中国早期乌托邦作品中很少.此外,《老子》的“小国寡民”,列子的“华胥国”、“终北国”,陶渊明的“桃花源”,王禹偁的“海人国”,等等,都很难见到明确地财产所有制记述.但是,如前文述,中国古代士人对平等相恤的理想社会憧憬是相当强烈的.贫富不均是农民阶级的直接感受,但由于小生产者视野的狭隘性,他们的目光一般聚焦于平分土地,除张鲁实践过某种“义舍”制度外,能设想到一整套财产共有的方案甚少.
在早期西方社会,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交换使得人们的财产意识更为强烈.与此同时,社会分工相对复杂,阶层分化比较明显,由于贫困产生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某些社会集团的思想已经能够把周围的罪恶现象同私有制联系起来,已经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共产主义在实际上不能实现,也是社会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３].《理想国》就比较明确地指出：“私人手里的财产,能破坏荣誉政治.这些人想方设法挥霍浪费,违法乱纪,无恶不作.男人如此,女人们也跟在后面依样效尤.”[４]在这个意义之上,柏拉图主张实行守卫者阶层的财产共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后,西方社会的弊病更加残酷的显现,一些先知先觉的仁人志士准确地揭示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比如莫尔指出,“如果人人对自己能取得的一切财物力图绝对占有,那就不管产品多么充斥,还是少数人分享,其余人贫困……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悲伤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摊子.”[９] 《》同样认为,“极端的贫穷是一切卑鄙、无耻、奸诈、盗窃、作伪等等的根源；财富也同样是祸根,财富很容易培养骄傲、厚颜、吹嘘、奸诈、夸张和自私.”[１０]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矛头对准了私有制,明确、清晰、完整、细腻地设计了财产共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西方乌托邦文学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其内容虽然涉及到理想社会的每一具象,但财产共有制一定是组成理想社会的基础和核心要素.其他各方面社会制度都是财产共有制的衍生和扩展.
斯焦宾认为,“文化是传递下来的社会历史经验（人类生活和超生物的程序）的方法.”[１５]早期中西方“乌托邦”之差异必然以其文化ＤＮＡ 的方式长期影响着两种文明的历史走向.当然,当代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１６].中西方可以在对话中互鉴两种乌托邦文化的有益成果,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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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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