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民国时期皖南屯溪镇茶业概况，该文是民国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与民国时期和屯溪和茶业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摘 要：民国时期屯溪镇凭借着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皖南地区茶叶的加工与集散中心,其茶叶市场地位“甲于皖南”,上海、香港、福州、天津等均是其重要的贸易市场.屯溪茶号数量众多,有固定性与临时性之分,且受国际市场行情影响而时有增减,反映出屯溪茶业与国际市场联系的紧密.屯溪茶叶销售市场分为两类,即内销与外销,并以外销为主.屯溪茶业亦面临着不少发展困境,诸如国际市场波动、苛捐杂税繁重、交通运输滞后、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等,在茶叶的制造、包装、贮藏等方面也亟待改良,其发展过程甚为艰难.
关键词：民国时期；皖南；屯溪；茶业；贸易；市场
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7-0027-05
中国植茶历史悠久,茶叶生产很早就驰名于世,同时茶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贸易输出品,关乎国计民生.至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茶叶生产与贸易更为兴盛,茶业仍占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不仅国内的茶叶贸易为政府带来了大量税收,而且茶叶作为当时出口货之大宗,其国际贸易又为国家换来了巨额外汇,因此,茶业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民国时期,安徽是国内一个重要的茶叶产区,“吾国茶产以安徽为中心,其品质之佳、产量之多、各类之繁,都为他省所不能及”[1],其中皖南的“祁红”“屯绿”茶叶更是全球称誉,而屯溪镇作为“屯绿”茶叶的重要聚散市场,其茶业经济的发展颇为世人所瞩目,茶叶贸易成为这座城镇市场发展的一大特色.
一、屯溪镇经营茶业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地位
屯溪是安徽省休宁县的一个市镇,位于皖南徽州之中心,同时又扼皖浙赣之结合部,地理位置极为显要.屯溪镇还拥有良好的水运交通条件,东由新安江到杭州,可转至上海及外洋；西走婺水经鄱阳湖而入长江,可通达沿江各埠.所以,以屯溪为中心的徽州6县（歙县、婺源、祁门、绩溪、黟县、休宁）以及其他邻县都将商品聚散于此,屯溪遂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商埠,商务发展繁盛,有“小上海”[2]之称.
在民国时期,皖南地区尤其是徽州地区依旧以经营茶业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据1941年对皖南地区特产之调查称“单以茶、桐二项论,已足支持皖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生活”[3],可见茶业在当时皖南民众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茶叶成为该地区大宗特产之一,与皖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屯溪作为皖南地区重要商埠,茶叶成为其最主要的贸易对象,亦是维持其市面繁盛的一类重要商品.由于具备水运之便,周边地区出产的茶叶多汇聚于此,屯溪也因此发展成为皖南一大茶市,据称：“屯溪的邻县如祁门、婺源、休宁、歙县、太平及泾县等地都产茶.除祁门产红茶外,其余均系绿茶.各处所产的茶都先陆运到屯溪,然后取道沪杭,运销国内外各地.”[4]如在1936年,各地输入屯溪的毛茶就多达六万五千担[5].
此外,屯溪镇不仅是皖南各县茶叶的转运市场,还是皖南洋庄绿茶的精制中心,“本镇及其四乡遍设茶厂……每年由各地输入毛茶经茶厂加工精制后,运沪销售年达七八万箱,数殊可观”[5].根据所搜集到的相关数据资料,对1929年至1933年屯溪镇箱茶出口总量和精制屯绿箱茶数量进行了统计,制成表1.
通过表1,我们可计算出在1929年至1933年间屯溪镇箱茶出口总量平均每年为121444箱,精制屯绿箱茶数量平均每年为85026箱,且精制屯绿箱茶数量占屯溪箱茶总出口量的70%左右,而剩下的30%则可能为屯溪镇转运其他地方所制箱茶或本镇其他茶叶的数量.由此可见,屯溪镇每年出口大量的箱茶多来自本镇加工制造,其精制数量平均达8万箱,所以,屯溪茶厂精制洋庄绿茶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屯溪精制箱茶必须依靠各乡及临邑的毛茶供给,屯溪所在的“休宁本县所产茶叶,据茶业中人之估计,只敷制茶约在四万箱左右,而历年屯溪一部出口箱茶,约在七八万箱之间.毛茶求过于供,势非向外县挹注不可”[5],正是由于屯溪拥有良好的商品集散功能,为皖南各县茶叶之集散市场,因而也为箱茶在当地的集中制造提供了方便.
总之,在民国时期,屯溪镇每年既运转各乡及邻邑大量的毛茶,亦制作大量洋庄箱茶,且总计出口箱茶达十几万箱,这种兼具茶叶转运与制作且颇具市场规模的屯溪镇茶业“甲于皖南”[6],成为近代以来此一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一大特色.
二、民国时期屯溪镇茶业之中心——茶号
屯溪茶号是指屯溪制造洋庄绿茶的商家,“类似工厂”[7],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茶厂.每年来自皖南各地的毛茶经过屯溪茶号再加工,精制成为屯绿箱茶,进而得以销往海外.
屯溪茶号众多,“主持者大都为休宁、歙县、婺源三县人士,故有休宁帮、歙县帮、婺源帮之称”[5].屯溪茶号的工人们也多来自休宁、歙县、婺源3县,“做茶技术婺源帮最佳,但工夫较久；歙县帮最次,但速率则较婺源帮几增一倍”[5],也有来自省会安庆的工人,每一家茶号雇佣工人数目约在数百人,终日工作,“其时男女工人,远及安庆桐城等处,纷纷来集,为数在一万人以上,迨茶市散后,若辈亦纷纷散去”[8].这说明在屯溪茶号做工者除来自徽州本地外,还有不少工人来自安庆地区,他们也是构成近代屯溪茶工群体的重要成员,屯溪镇茶业的兴盛发展不仅促进了近代皖南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而且对于近代皖南地区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也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就其类型而言,屯溪茶号有固定性质和临时性质之分.固定性质的茶号即常年在屯溪经营茶号的商家,据相关资料记载,1933年屯溪开设茶号66家,“其开设在十年以上者,仅华胜、万福祥、永华公、吴怡和、怡祥隆、永达祥、慎兴永、致中和、怡怡、中兴昌、谦吉东等十一家,开设在五年以上者,仅人和源、怡新祥、亦泰怡、永泰新、义芳祥等五家……以华胜制茶最多,达七千七百七十六箱”[7],以上所列均为固定性质的茶号.而临时性质的茶号又被称为“螺蛳（司）茶号”,“螺司者,山中贩户之俗称也”[9].显而易见,临时性质的茶号就是由众多的像“螺蛳”一样到处游弋的茶贩们临时合组开设的.茶贩们平时贩卖毛茶,但到了茶季末期,会有过剩的或品质不良的毛茶未卖出,自己便在屯溪临时租赁厂房,另立牌号加工制作,试图卖出.例如,1936年屯溪开设的固定性质的茶号有53家,临时性质的茶号有36家,共计89家[5].
屯溪茶号的数量从无定数,因为屯溪茶业与当时的国际贸易密切相关,茶号“为茶业之中心”[5],虽然深处万山之中,但是其经营状况仍然深受国际市场波动之影响.如在1933年《国际贸易导报》上登载了一则《茶业消息》,其中就对屯溪茶业做了如此描述：“近十年来,海外销场畅滞不一,茶号盈亏互见,新陈代谢,岁所当有.惟受亏之重,要以去年为甚,故茶商对本年茶业经营兴趣趋于消减,在新茶未上市之前一月,屯市茶号尚无一家准备谋开场,势将不克复振.至近两旬来,久经沙场之稳健茶号,其力量勉能撑持奋门者……咸有跃跃欲试之概.”[10]可见,当国际市场需求减少时,屯溪茶商经营茶业的兴趣就会大大受挫,一些茶号就会立即歇业,只有实力较大的茶号尚能维持营业.在当时,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印度、日本、锡兰等国茶叶的竞争是引起国际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作为国际茶叶市场参与者的屯溪茶业自然很难置身其外,其茶叶产销情形通常会随国际市场因素变化而起落不定,据称：“其产量年达七八万箱,尤以民十九年时,茶价高涨,设厂精制者达百余家,制茶九万箱,是为屯溪产量之最高纪录.自此以还,受世界经济恐慌之波及,及其他产茶国家之竞销,产量日趋低降,茶价逐步跌落,屯溪茶业遂呈消衰之象.”[6]国际市场的不断变化成为影响民国时期屯溪茶叶市场变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客观因素,这也说明近代以来徽州区域经济已经通过茶叶贸易与国际市场产生了很密切的联系,成为当时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参与者和竞争者,这样的变化对于徽州区域市场角色的重塑以及徽州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也有着较大影响.
三、民国时期屯溪茶业贸易系统
民国时期,屯溪茶业贸易系统可分为两个子系统,分别是外销贸易系统和内销贸易系统.顾名思义,外销贸易系统所制销的茶叶供国外消费者购买和饮用,内销贸易系统所制销的茶叶供国内消费者购买和饮用.其中,又以外销贸易系统为主要部分.
外销贸易系统一般包含4个层序：从茶农到水客,再从水客到茶号,然后由茶号到茶栈,最后由茶栈至洋行,洋行将茶叶转销国外.茶农即皖南各地茶叶生产者,每到茶叶采摘时节,茶农就忙于采摘茶叶,再通过简单的炒、揉、凉、烘等手法将鲜叶制成毛茶,这种毛茶被称为“炒青”,专供茶号精制洋庄绿茶使用.水客是茶号中专门从事在皖南各地收买毛茶的职员,他们都善于辨识茶叶,每当茶季到来,茶号就会把水客分派出去在各地收买毛茶.皖南地区山地、丘陵绵延起伏、峰回路转,毛茶一般用布袋盛装通过肩挑、驮运、舟运等方式被带回屯溪茶号,颇为周折.屯溪的茶号“专以收买绿毛茶加工精制为荣,其制造手续颇繁,业外人骤视之,几乎瞠目不明”[5],不过,其手续大致可概括为“烚”以干燥光洁、“筛”分大小、“”分优劣、“扇”分轻重、“着色”以美观、“砻”以碎之、“配”以花色7道手续,最后成箱装运至上海.屯溪大部分茶号都必须将精制茶叶贩运给上海茶栈,不得直接与洋行交易,“茶栈系茶号与洋行间之媒介机关……凡运沪之茶,因垫款关系,必由茶栈经手,茶号不得直接与洋行交易”[8].这是因为屯溪茶号大部分资本较小,需要找上海茶栈贷款或投资以获得资金租赁厂房、雇佣工人、购买设备、精制茶叶、运输商品等,从而形成垫款关系.上海茶栈中有许多徽帮茶栈,专门经营皖省等处所产茶叶,为方便与屯溪茶号联系和交易,有的会在屯溪设立联号,它们皆听从上海茶栈的指挥.例如,1933年驻屯茶栈有8家,分别是洪源永、慎源、忠信昌、永兴隆、源丰顺、公升永、永盛昌、仁德永8家,总计对屯溪茶号垫款200万元以上[7].这些由茶栈垫款的屯溪茶号所制的茶叶必须经上海茶栈才能与洋行交易,于是上海茶栈从中获得了作为媒介的佣金、垫款产生的利息以及卖茶于洋行所得利润.洋行在检验过茶叶,与茶栈议定好、签字交易后,即可将屯绿茶叶销往欧、美、非各国市场.由此可见,屯溪茶号虽以精制洋庄箱茶为荣,但其交易和利润所得受茶栈支配,其开盘定价不能自主、受洋行操控,处于被剥削的位置.
外销贸易系统亦有经过茶贩、茶行的.茶贩是从事买卖毛茶的个体,他们在皖南各地收买“炒青”毛茶,贩卖给屯溪茶行,茶行是茶贩与茶号之间居间人,茶行从众多茶贩手中收买毛茶,集中贮存,适时卖给需要的茶号,并从茶贩和茶号双方收取一定的*费用.茶号将“炒青”毛茶精制、装运成箱后,一般选择新安江水运至杭州,然后乘火车由沪杭铁路运至上海,大概需要6日的时间.新安江水“水浅滩多,河道险峻,人工无可施,轮舶不能航,天旱既患水浅难行之苦,天雨又有误触暗礁之虑,非熟谙水道船夫,不敢冒失尝试”[5].20世纪30年代,政府积极推进公路建设,杭徽路、芜屯路等多条公路先后完成,屯溪茶商遂改陆路运输,方便而快捷,运输时间大约缩短一半.但是,依旧有茶商选择水运的方式,“因屯茶出产旺盛,每有茶多车少之感,或以水运运费较低,故仍由水路运至杭州者”[5],再转运至沪.上海是屯绿箱茶在国内的终极市场,亦是最大的贸易市场.抗日战争兴起后,沪杭相继沦陷,运输路线发生阻梗,1937年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驻屯处对屯绿箱茶开始实行战时统运政策,就地收购屯绿箱茶并改变运输路线,“概由新安江顺流运经浙江兰绍、经丽水而达永嘉,复由永嘉转轮出口,运抵香港”[6],由香港出口国外.所以,香港则成为抗战时期屯绿箱茶外销的重要贸易市场.1941年,外销阻滞,屯溪茶市遂呈现出冷落之景象.
内销贸易系统一般含有4个层序：从茶农至茶贩,再从茶贩至茶行,然后由茶行至土庄栈,最后由土庄栈至国内消费市场,或由土庄栈直接派遣自己的水客从茶农手上收买毛茶.这时他们从茶农手上收买的毛茶叫“烘青”,通过“炒、揉、冷、焙”的方法制成,主要供给面向国内市场的土庄栈.土庄栈也会向屯溪茶号收买茶梗、茶末、茶子、三角片等.土庄栈的茶叶一般以篓装运销至国内各地,其中三角片“由天津客来屯收买,或由各茶庄装篓运往福州,窨茉莉花,再运天津销售”[5].所以,皖南地区毛茶除被屯溪茶号精制成洋庄箱茶出口到国外市场外,还有一部分经屯溪售往福州、天津等国内市场,以供国人消费.
四、民国时期屯溪之茶税
“历来对于茶业之征税,相当繁重,尤以皖南为甚.”[5]屯溪作为皖南茶叶集散与制造中心,各种与茶相关的税、捐名目繁多,不可胜数.
茶税原称引税,又叫茶业营业税,通常以引为单位征收茶税.民国时期,一引为100斤,不同时期对不同地方、不同的茶叶征收的税额不等.就屯溪所制洋庄箱茶而言,“原税额每百斤征二元二角五分,民国二十三年每箱只收二角,因是年由茶商吴俊德包税,出箱增多,实际分配,每箱费用大减.惟自廿四年起则已改由财政厅派员直接征收.民国二十四年税每百斤征一元一角二分五厘.民国二十五年每百斤征税四角八分（今称营业税）,另捐牌照费一元,发给营业照一纸”[5].
除了茶业营业税外,有时政府还另征营业特税,税额亦十分繁重.1932年皖省政府对于洋庄箱茶每担加征一元二角五分的营业特税,由于税额之巨而引起了屯溪茶商的纷纷反对,“离屯五十里朱家村地方,皖财厅设有征收营业特税专局,箱茶经过其境,迫令缴税,茶商以营业税捐,落地既已完纳,何得又有此项变相厘金,额外加征苛税？非特增加商人担负,抑且违背政令,故茶商一致坚决反对”[11].
屯溪还有茶秤牙税,每家茶号须缴纳35元至45元不等,缴纳者即可开秤收茶,否则不可以进入各茶产地收买毛茶,此税由休宁县地方茶税局征收.1936年,因众多茶商反对而中止[5].
政府还在茶叶从屯溪运至上海等各大交易市场的路程中设有多处查验卡,经过查验卡需要缴纳查验费、补引费、打印费等等.例如,1936年从屯溪至杭州的途中茶商需缴纳税单打印费就有多项：“街口二处一元六角,朱家村八角、牛坑二角、黄公潭四角、浙省淳安二角.”[5]
屯溪茶商还要负担地方上各种公共事业的捐款,比如茶业公会补助费、惟善堂补助费、公济捐款、茶商公立学校捐款等等,还有一些临时捐款,比如组建巡查队、保甲的费用,建设公园、学校、校舍、石桥的费用等.这些捐款有的按茶号所制箱茶数量征收,每箱征收几分或几厘的费用；有的按户征收,费用在十元上下.
除以上所列,还有其他税捐,比如通过税、海关税等等,这些苛税杂捐给屯溪茶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增加了制茶成本,降低了屯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挤压了茶商的利润空间,打击了茶商经营茶业的信心；最终还损害了处在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茶商为维持利润就要压低毛茶,这使得众多茶农的生活不能自给,茶农便纷纷砍伐、烧毁茶林,不仅屯溪茶业受损,皖南的农村经济也随之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
五、民国时期屯溪茶业之改良
民国时期,由于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受到了来自印度、日本、锡兰等国茶叶的严峻挑战,所以需要从自身品质上加以改良,才可能挽回日渐被他国茶叶所侵夺的国际市场.
屯溪是洋庄绿茶的精制场所,其精制茶叶的手法历史悠久,至民国时期依然维持着比较传统的制造技艺,其制造改良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着色问题.对于此种现象,曾有人提及：“吾国不发酵茶,向有着色风习……外销茶仍复继续存在.美国自禁止着色茶入境后,广大市场遂以式微.法属非洲政府,亦以色料不纯者,悬之厉禁.近年虽以改用无毒色料,输往无阻,彼邦将进而根本禁止着色,亦事所必有.”[12]由此可知,外销华茶在国际市场逐渐受到冷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茶叶的着色问题.屯溪所制洋庄绿茶亦不例外,对于出口茶叶一般都用广东产的蓝靛、滑石粉、腊脂等进行着色处理,以使茶叶看起来匀净整洁,然而这种加工处理渐为国际所禁止,在此情形下,屯溪的茶叶制造工艺也亟待改良.1940年,屯溪茶业改良场成立,无色制造成为其最为急切的研究业务.除此之外,屯溪茶业改良场为了促进屯溪茶业健全发展还开始试制红茶.
除了制造方面的问题,在茶叶的包装上也存在着问题.屯溪洋庄绿茶出口需用木箱盛装,为了减少捐税、洋行吃磅的问题,屯溪茶业放弃了往昔所用的小而坚固的二五箱、一五箱和鸳鸯箱,而改用三七箱、方单箱和放方箱,3种箱子层层相套,称为“套箱”.但是,这种包装方法存在着一些问题,“……因箱壁过薄,虽有套箱,仍无多大效果,盖两箱相套,未能十分紧凑,一遇震荡碰击,即致破碎,故运申后,洋行购进,均须改装锡兰箱出口,内地包装费用等于虚掷.”[5]这种劣质包装既浪费了成本,同时也损害了华茶的品牌形象,给予了洋商乘机杀价的可能.1937年,实业部施行取缔恶劣箱茶的措施,制定了茶箱的制作和使用标准,要求各茶厂“特采用改良箱而免用套箱”[13].
贮藏方面亦亟需改良.据1937年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茶检课的《屯溪绿茶产地检验》披露,在他们对于屯茶品质进行检验审查时,“发现霉茶颇多,其他烟熏晒坯餞劣等亦有.霉茶之致因,厥为茶叶贮藏不良所致.”[14]皖南地区的毛茶大多用布袋盛装,辗转于山林河流之间,最终运至屯溪,途中极易吸入外界湿气而受潮.毛茶到了屯溪后,贮藏方式有两种：“其一为由茶号购进,自行堆贮,在处置上比较审慎；其二为由茶行代售,大抵贮于茶行内,茶行既无良好仓库设备,后因堆置数量过多,无法顾及毛茶本身之安全”[5],再加上屯溪地处休屯盆地,地势低,依山傍水,每年雨水又多,潮气甚重,“五六月黄霉时节,产茶制茶正当忙季,毛茶到湧,一经贮仓,无不霉变……屯溪茶业所受此种损失每年不知凡几,故欲谋屯溪茶业之改良,第一要着为筹设良好之毛茶仓库,此项贮藏问题解决后,方可徐图其他方策也”[5].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几个方面,民国时期屯溪茶业在产、制、销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屯溪茶业改良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屯溪镇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了皖南地区茶叶的集散场所,它亦是皖南洋庄绿茶的精制中心,其品质优良,闻名于世界,每年制茶数量达七八万箱之巨,屯溪镇茶业的经济地位在皖南地区非其他县镇所能比拟,可谓是“甲于皖南”.其所制洋庄绿茶一般要在上海进行交易,最后输往欧、美、非等国,上海即是屯溪茶叶最大的贸易市场.至抗战时期,由于东南沿海的失守,香港又成为其重要的贸易市场.此外,屯溪的土庄茶则被运销到福州、天津等国内市场.由于屯溪镇茶业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其发展状况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一旦海外市场萧条或者遭到他国茶叶的激烈竞争,屯溪镇茶业的状况就会一落千丈.除了“外患”,亦有“内忧”.屯溪镇地处皖南,而皖南地区历来是中国茶税最重的地区之一,苛税杂捐严重地抑制了屯溪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得屯溪茶业的经营举步维艰.屯溪镇各家茶号资本较小,在生产、交易上极易受到上海茶栈、洋行的操纵与剥削,其利益受损严重.屯溪对外的交通主要依赖新安江的水运,但是由于新安江水浅滩多,轮船无法驶进,只得凭借民船,其运输时间较久,也不利于茶叶的及时售出.20世纪30年代国家虽然积极推进公路建设,但是对于屯溪茶业而言,现实的困境仍是“茶多车少”,运费十分昂贵,另因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所以屯溪茶叶的销路时常受阻.不仅如此,屯溪茶叶自身亦有许多不足之处,在茶叶制造、包装、贮藏等方面皆亟待改良.总之,在民国时期,屯溪镇茶业虽然名声在外,但是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困境,仍处于艰难的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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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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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屯溪绿茶产地检验[J].国际贸易导报,1937,(05).
（责任编辑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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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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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国时期武术学术与其 张修昌1,唐守彦2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趋于稳定的关键节点,以我国固有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找到了“兼容并包、东学西渐”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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