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近代我国职业教育外语课程建设，该文是关于课程建设相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与职业教育和课程和外语类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近代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借鉴外国的学制和办学经验,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取得了好的办学效果,但同时也出现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课程设置上,由于近代职业教育引自外国,不可避免地,外语课程的开设和地位问题就凸显出来,如何处理外语课程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当时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许多学者也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通过对近代我国职业教育外语课程建设状况的全面考察,揭示外语课程在我国近代职业教育中的地位、特点及其作用.
一、外语教育课程地位的确立
（一）设置的必要性
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战争以来,外敌的入侵使清朝统治集团日益分裂为两大派别,以奕訢、李鸿章、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为挽救时局,提出“要借法自强”,他们认为,兴办学校,培养翻译人才在新政中尤为重要.在此环境下,186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首开我国外语教育的先河.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大量建厂对中国传统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市场竞争规则,学习西方商业知识,通晓外国语言成为中国新式商人必须具备的素质要求.在新形势的推动下,一些经济发达的通商口岸,逐渐出现了各种以教授外语和近代工商业知识为主的学塾与夜馆,后来一部分逐步演化为一些比较正规的外国语补习学堂.在补习学堂中,除了教授外国语,有的学校还教授商业实用知识,由此外语教育逐步展开.
清末实业学堂在创办的时候,由于新式学堂的开办取法自外国,在教材、师资和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都是一片空白,在开办实业教育的过程中将国外的教材、课程体系等简单的改造就加以利用,由于办学的理念、框架取自外国,使得掌握外语这一语言工具成为实业学堂开办的必备条件,因此,近代我国实业教育的初期外语教育受到高度重视,几乎每所学堂都开设外语课程,而且课时量相当重.鲁迅在他的《锁记》中,回忆他在南京军事技术学堂求学时说“: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4 整天是英文.”早期的实业学堂开设的外语课程较为凌乱,这主要是当时奉行实用主义的结果.开设哪国语言是根据该国某方面的科学技术是否先进而定的.例如福建船政学堂分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习造船技术,后学堂学习驾驶技术.因为“当时制造学推法国较优”,所以前学堂开法语,故称“法文学堂”“; 至于管轮、驾驶学,以英国为优”,所以后学堂开英语,亦称“英文学堂”.
近代职业教育对外语课程的重视还受到当时社会传统意识的影响,大多数学生选择职业学校就读只是想以此为跳板,向普通中学发展.“一般青年多趋向普通中学,不顾个人能力,以升学为唯一途径,使职业教育不能获得长足之进步.”[2]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33 年,有人对河北省女子职业讲习所提出意见“: 该校不开英语课,毕业生若要深造,而各艺术院校不肯收”.[3] 可见,职业学校为满足学生升学要求而设置或加大外语课程授课比例,也是迫于现实社会需求的压力.
（二）外语课程设置的法制地位确立
近代我国职业教育外语课程的设置及地位的确立还依赖于国家法制的明确规定.1904 年,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对各级学堂的课程设置都作了明确规定.如中学堂学习科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等课程.从其设置上看,外国语明确被定义为正式课程,而音乐、体育等科则未列入正式课程之中.1909 年5 月,清政府对中学堂课程实行文实分科,文科主科设置有：经学、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实科主科设置有：外国语、数学、博物、物理、化学.可见,不论是文科,还是实科,外国语都被定义在主科之内,同时,在教学时数的分配上则倾向于主科,通习科教学时数则比较少.
1913 年,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规程》,在规程中对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商船学校的预科及本科科目作了详细规定,外国语课程被明确定义为通习科目或酌加科目.由此可见,在实业教育的发展演化中,国家逐步通过法规、制度等形式确立了外国语课程在实业教育中的地位.1922 年的新学制把外国语课程列为各学校重要科目,并对中小学做出了明确规定:高小可以开设外国语课程,中学必须开设外国语课程,而且外国语一般“以英语为主,但是遇地方特别情况,得任择法、德、俄语一种”.[3]
二、近代职业教育外语课程建设特点
（一）地位的空前提高
由于我国早期的实业教育基本上复制于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实业教育对刚起步的我国新式教育影响甚大,作为中西交流的语言工具——外语,不可避免地会在实业教育过程中受到重视.同时,早期的实业教育主要为军事服务.出于对外的目的,外国语的地位也得到强化.正如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在奏折中所说“: 拟请饬令沿海闽、粵、江、浙各省广设水师学堂,挑选学生.”[4] 由于“其动机缘于对外,故外国语及海陆军得此期教育之主要”.[5]甲午战争后,随着新政的开展,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增长,“懂英文在清末已经是外交、电报、铁路、海关部门寻找工作的本钱”.[6]通晓外国语不论对政府还是个人的重要性都日益显现.职业教育适应社会需要,以外国语为基础建立起了早期以培养实用技术人才为目的近代职业教育体系,外国语在实业教育中的地位得以强化.
1904 年颁布的《学务纲要》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但从实际的执行情况来看,一般情况下中学堂前3 年外国语课程每周8 学时,后两年每周6 学时,“外国语为中学堂必需而最重之功课”.[7]1909 年,在《学部通饬整顿筹划实业教育札文》中要求：“至实业学堂所习外国文,揆之定章,农业应习英文,入高等农学科者应兼习德文；工业应习英文,商业虽未经明定,要以肆习英文为宜.将来高等实业学堂宜用外国文直接听讲,乃能力造精深.中等实业学堂应即注意外国语文一科,以为预备.其中,高等实业学堂设有预科者,亦宜注意于是.应由提学司通饬各实业学堂,除高等农业学堂农学科应兼习德文外,一律肆习英文,不得迁就,尤不得任意阙略.”[8]
民国建立以后,这种状况略有改观,但外语课程在职业教育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如民国初年奉天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在农学本科课程设置及周学时中,英文在三个学年六个学期中,每学期均设置6 课时/周,三个学期中英文的课时量均占周学时课时量的17%.[9]
随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完善,近代职业教育逐渐中国化,并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对外国的依赖性逐步减弱,外语课程在我国职业教育中的地位也逐渐地下降,表现之一就是课程开设时数的减少.如在《修正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农艺科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数表》中规定：在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每学年的上下两学期分别开设英文3 节(课程性质为讲授课).[10] 这和早期部分职业学校每学期开设12 节已相差甚远.
（二）门类逐步向英语集中
近代我国职业教育外语课程设置在学时上虽然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并没有对开设何种语种做出统一明确规定,对其教学也没有明确规范.正如在《学部奏实业教育宜择定外国语文并修改课程折》中提到的那样：“查奏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外国文功课一项,高等农业学堂于预科载明英语,愿入农学科者兼习德语；高等工业学堂于普通科载明英语；高等商船学堂载明英语通学,俄、法、德、日本、韩朝语兼习其一.而高等商业学堂及中等初等实业学堂应习何国语文,未经定明,并有未将外国文列入课程,或仅列为便宜加设之科目者.”[11] 由于国家在开设何种语种上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了语种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各实业学堂外国语种设置上的随意性,正如梁启超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中所言,“闻甲之言曰:英语要也,则教英语;乙之言曰:日本语要也,则教日本语……如蝇之钻纸,任意触撞;如猴之跳戏,随人低昂……”.[12]
这种语种开设的混乱局面对早期的实业教育产生了不利影响,清政府当局也有意识地加以解决,早在1864 年总理各国事务的恭亲王等人在奏折中就说“: 查通商各国,以英法、俄交涉事务为多,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亦以英法、俄为要.”[13]在提到的这三种语言中,由于英语使用最为普及,从而成为近代我国职业教育的首选语种.这一点也可从《北洋海军章程》招考学生条例注释中得以证明:“按泰西各国各有水师,皆用本国文字.即邻国时有新闻,自有译官翻译,无专人使用英文者.中国翻译人少,译馆未开,且水师事宜英为最精,故入堂学生先习英文,非为酬应通情,欲使他日温故知新,有所趋步,不致隔膜.”[14] 随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职业教育外国语课程设置规范的调整力度,其特征之一就是外国语语种设置向英语集中.1910年,在《学部奏实业教育宜择定外国语文并修改课程折》提到：“窃查各国语言文字,以英国语文最为通行,传入中国最早,而又最广,英文科学书籍入中国者亦最多,各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所有外国语文功课,拟一律定为英国语文.其应行兼习他国语者,仍照章兼习.其原定课程无外国语文功课者,拟一律加入外国语文一门.其以外国语文列为便宜加设之科目者,拟一律改为必修科,以便各学堂有所遵守,将来学生循级递升,由初等中等高等以至于大学,不致因文字歧出有所窒碍.”[15] 同年6 月,学部规定实业教育宜择定外国语文并修改课程,认为实业教育科目繁多,学历精深,“其专用之名词为汉文移译所难备”.当时各学堂所用课本译自多国语言,有许多失真之处,应加以整理,统一用英语教授,以避免分歧.因此,规定以后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律用英文课本,毕业后送京复试,用英文考试”.[16]民国建立以后,职业教育外国语课程设置在早期基础上经过不断变更得到进一步完善,在外国语课程设置的语种中英语成为开设最广泛、最受重视的外国语语种.
（三）规范性和灵活性并重
为了规范外语课程建设,民国初年教育部公布了《中学校课程标准》,把英文列为主课并明确规定外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课程要求和每周课时数.同时,对教学教法作出规定“: 外国语要旨在通解外国普通语言文字,具运用之能力,增进智识.外国语首宜授以发音拼字,渐及简易文章之读法、书法、译解、默写,进授普通文章,及文法要略、会话、作文.”[17] 针对各高校招生考试命题语言的不统一对职业学校及中学教学造成的困难,教育部于1919 年公布各专门学校大学招生办法训令,要求“各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招考新生,除外国语外,其它各种科学,应以本国文命题.生徒答案,应用本国文,其能以外国文作答者听”.[18]这样,职业学校在教学中就能依照国家的规定设置外语科目,合理安排外语课程教学.
为了给各职业学校根据学校特点和地方特色设置课程的便利,国民政府给予职业学校灵活处置外语课程设置的权力.1913 年,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外国语在甲种农业学校、乙种工业学校是可以便宜加授的科目；在甲种工业学校、甲种商业学校、甲种商船学校则是必修科目；而乙种农业学校、乙种商业学校、乙种商船学校则没有明确规定,这比壬寅学制笼统规定必须修习外语显然大有进步.
一部分职业学校在遵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根据本校专业特点灵活地设置外语课程,使其更好地为培养不同人才服务.1947 年,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不同专业班级授课安排,根据需要将不同专业的英语授课时数灵活处置,以适应不同专业人才培养需要.（见表1）
三、影响职业教育外语课程建设的因素
（一）外语课程负担过于沉重
中国近代被迫打开国门,在和西方国家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学校采用英语教学,使学生掌握基础的外语知识,这种教学安排受到学生的欢迎,他们“即使不再继续学习,也能适应洋行、海关、外事、企业等部门的工作”.[20]加之当时各项近代技术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在国内无师资、无教材的背景下,不得不借助外语来组织教学.在社会需求和办学环境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早期的职业教育别无选择地高度重视外语教育,这种重视,一方面,体现在外语课程时数在专业课程时数中所占的高比例；另一方面,表现为授课语言的的英文选择.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除国文、历史外,“皆主用英语原本,即是初等算术,亦以英文本教之”.[21]外语课程周开课时数过多在当时广泛存在,如在《中华职业学校概况》商科各学年课程时数表中,第一学年第一、第二学期每周开设英文课时数分别为12、11,第二学年第一、第二学期都为10,第三学年第一、第二学期都为8,而专业课程三年每门周开设课时只在3 到6 之间.[22]英文课程开课时数几乎是其它课程的两倍.这种现状的存在就连当时的督学在视察报告中也屡次提起.如1935 年教育部督学兼科长钟道赞在视察上海的报告中提到：“私立大公职业学校商科国文、英文每周过六七小时,亦应删减,改授商业科目”.[23]
职业教育外语课程的大力设置以及部分学校以英文原版书授课,客观上为学生学习外语提供了条件,同时,也给学生造成了很大负担.由于大部分学生没有外语基础,以外籍教师、原版外语教科书授课,超出了大部分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们为了应付严格的考试,免于被淘汰,不得不用大部分精力去应付外语学习,这样学生不但时常处于外语学习的高压之下,而且影响到了专业课的学习,使学生顾此失彼,难以应付.
（二）生源基础差
职业学校生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后期教学,特别是在社会轻视职业教育的环境下,职业学校的生源质量令人担忧,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学校招收新生外语基础过差.以1938 年、1939 年度参加统考学生较多的四川省为例,四川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统考录取学生各科平均成绩：中学、师范、职业学校总平均1938 年度41.15 分,1939 年度42.96 分,而三类学校的英文平均分数为1938 年度24.88 分,1939 年度22.90 分,其中职业学校英文的平均分数为1938 年度29.50 分,1939 年度19.50分.[24] 如此低的英文成绩,为后期职业学校教学带来极大的困难,也成为我国近代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政府、学校在教法及师资上做了一定努力,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三）外语课程师资缺乏,课程调整过于频繁
师资的短缺对职业教育影响甚大,特别是专职外语教师的缺乏直接影响了教育效果的发挥.如1935 年察哈尔省立张北畜牧科职业学校共有教员5 人,而学校所开的专业课和非专业课共计31科,五位教员在五个学年内把这些课上完,就意味着每位教师要讲6 一7 门不同的课程,这对教师提出极大挑战,影响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给课程教学带来不利影响.正因为如此,社会上才出现了强烈要求改进外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呼声.“庶几不致再蹈往昔中学毕业生学了六年英文,结果不仅报章杂志不能看,连最基本的造句都免不了文法错误的覆辙.”[25]
外语教学需要持续性,而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学制的不稳,外语课程设置的多次变更,影响到外语教学的连续性.从晚清变革到民国政府从大陆败退的四五十年间,中等教育学制经过历次变更,同时,反复地在普通中学里酌设或增设职业科目或简易职业科目,外语课程设置也随之不断调整.如1929 年教育部公布普通中学暂行课程,规定初中第二年起不必修英语,而在1939 年试办六年制中学时,又改订高初中课程,初中第三学制英语又改为选修.[26] 在职业学校中,外国语的课程性质定位不断调整和变化,影响到职业学校对外语课程的重视程度和教学的连贯性.外语课程专业教师的缺乏和课程的频繁变动导致了我国近代作为主科的外语教育没有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教学效果也受到很大影响.
（四）教材匮乏
清末实业学校的外语教材有一大部分因为教材缺乏直接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到民国初期教材短缺的状况一直没有大的改观.民国初年各类职业学校课程标准的唯一依据是教育部颁布的各类职业学校教学科目及时数与课程表及教材大纲.职业学校教材大部分由少数职业学校及大学教授或专家拟编.这种方式编撰的教材存在严重缺陷,不是局限于局部经验就是过于高深,不适合职业教育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职业学校自定标准,自编教材,导致了全国课程标准不统一,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差异较大,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整体教学质量.如孙运仁在《本社抗战以来补习教育工作之总检讨》一文中对职教社所办的职业补习教育教材做了反省“: 各校各科所用教材,根据学生需要而自编者,仅英文打字等五科.适于补习教育之教科书也只有上海市补习教育协会编订之循序英文法,开明北新之活页文选亦略适用于补校国文科用.除此之外,则惟有选择坊间一般教科书或其他书籍,免强应用.”学生最多的簿记、会计、英文三科所用教材皆为职业学校、中学或一般读者用书,尤其是英文科,各校所用教材“更是杂乱,漫无标准”,有十多种之多.这些教材的编写和选择较为随意,不能完全适应学生的实际需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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