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格非三十年兼谈先锋文学创作得失，该文是文学创作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格非和文学创作和兼谈相关硕士论文范文.
贾丽萍 王凌霜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1986-2016年间的格非研究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先锋话语视野下探讨格非的叙事策略与形式迷宫；第二阶段,侧重对格非小说创作主题与叙事风格的研究；第三阶段,围绕“江南三部曲”的相关评述,指出格非融合现实主义与先锋叙事经验,始终坚守文学的创作自由原则和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
关键词：格非；先锋文学； “江南三部曲”；知识分子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1-0036-05
格非,原名刘勇.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短篇小说《迷舟》,即以先锋姿态在当代文坛初露锋芒.1988年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以及一系列短篇小说《青黄》 《大年》《风琴》《唿哨》等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格非小说迷宫式的叙事结构,对历史与现实、存在与虚幻的关注在先锋文学中独树一帜.与早期以语言实验著称的马原、洪峰等作家不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格非并没有一味沉迷于形式实验,而是走向更深层次的艺术探索,为先锋文学的再度崛起以及当代小说叙事艺术方面的突破提供了可能.他相继发表《傻瓜的诗篇》《锦瑟》《湮灭》《雨季的感觉》《相遇》《凉州词》《月亮花》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敌人》《边缘》《的旗帜》等长篇小说.《的旗帜》被誉为格非的转型之作,作品的叙述主体日渐清晰,故事结构与语言形式更加完整,清新忧郁的抒情风格也愈加鲜明.进入新世纪,格非在沉寂十年之后,开始了“江南三部曲”的写作,2004年发表《人面桃花》,2007年发表《山河入梦》,2011年完成《春尽江南》,此时的格非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注重对当下的观察以及人类精神史的书写,从对命运与存在的想象性构建延伸到现实文化的深度剖析上,艺术探索愈发成熟.
迄今为止,格非的专章研究并不多.格非小说的特质、有意识的叙述空缺、断裂的故事结构,与读者保持距离的叙事态度等都让人望而却步,也造成了评论界对格非小说有意无意的忽略.但作为先锋文学的重要参与者,对格非及其文学写作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作家作品研究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格非需要回到先锋文学的时代背景下.从文学史与文学思潮的角度考察,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以及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著作在对先锋文学进行描述时关涉到格非.这些论著多从文学史角度进行观照,视野开阔,具有整体性.如洪子诚认为,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不仅仅是一种叙事上的创新与探索,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意识形态涵义”.在评非时,洪子诚指出格非小说的“叙述的怪圈”与“知识分子式叙述”,并充分肯定他在形式探索与内容深度上的高度契合.陈思和从“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的角度将格非小说的“叙述迷宫”作为重点,与马原等作家比较分析,梳理出先锋作家之间不同的审美风格.许志英、丁帆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逻辑视角出发评价先锋文学,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的一个要点,是通过非中心、非本质化去释放种种被压抑、被遗忘的文化中的革命性和乌托邦潜能,这正符合本世纪末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期盼.”[1]（P411）而文学作为生活的表征,先锋小说正是一种可供分析的文本.在先锋小说与后现代性之间,“先锋小说仍然具有寓言的性质,他们之间流淌着对现代性的实现的焦虑,在可见的乌托邦下有着改变世界和生活的向往.”[1]（P413）格非的梦境叙述是对于世界与存在的一种把握,也是对“诗性乌托邦”的营造.该著以“现代性”为切入点,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联,关注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西方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杰姆逊、福柯、罗兰·巴特等人的理论也为批评者提供了考察先锋文学的新思路.陈晓明也非常注重对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参照,他指出先锋派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谈到格非时,陈晓明认为“叙述空缺”与格非讲述的生活史之间构成了“隐喻”关系,并且“在历史与现实的缺席在表意形式的背后留下空白,厚重激越的情绪转变为空灵俊秀的思绪,或者优雅的情调.”[2]（P363）另外,他还把先锋作家的语言风格纳入文学思潮的叙述体系中,认为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抒情风格”.
总的来说,在文学史与文学思潮的话语背景下,评论界是在相对宏观的视角下来评价先锋文学的,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廓清先锋文学的发展脉络和风格特征,并将先锋作家作为群像来探讨,尝试史学研究的可能性,也由此肯定了格非作为先锋作家群体之一员的文学史价值.
相较于文学史表述试图建构客观史学图景的努力,微观的文学批评则更显活力,出现了不少关于先锋文学思潮的研究专著,影响比较大的有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南帆《文学的维度》（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季红真《众神的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其中,陈晓明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论述,指出先锋小说从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中获取叙事经验,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生长也为先锋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文化语境.他还把先锋小说的思想内涵简要归结为几个方面：对人类生存的本源性与终极性的质疑；对历史缺失的特殊解释；存在或“不在”的形而上思考；超距的叙述导致对自我的怀疑；对暴力、逃亡等极端主题的表现.[3]（P122-125）张清华认为先锋小说在思想上呈现出“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4]的过渡.先锋作家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历史作为某种“文学虚构”和“修辞想象”而存在.洪治纲则指出先锋作家对精神自由的追寻,对文学空间的全新表达和审美向度的努力开拓.
总体来说,先锋小说以形式实验著称,反叛传统写作技巧和写作观念,主要运用象征、虚构和隐喻来表现主体性和感觉的真实；重视小说的叙事方式,强调文本的“去意识形态化”,重构“回到文学本身”的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国文学打开了另一种话语世界,文学观念的革新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除学术专著外,还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如王宁、陈晓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人民文学》1989年第6期）、南帆《再叙事：先锋小说的境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谢有顺《终止游戏与继续生存：先锋长篇小说论》（《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陈晓明《最后的仪式一一“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洪治纲《无边的迁徙：先锋文学的精神主题》（《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等,均对先锋小说的发展脉络和形式革新及其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精神联系做了恰当阐释.对格非,则作为先锋群像之一来考察,并没有注意到格非小说的个性化.
新世纪以来,评论界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象做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关键词,如“向内转”“纯文学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也涌现出一批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如蔡翔的《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李陀、李静的《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贺桂梅的《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 （《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孟繁华的《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终结》（《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张旭东等人的《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程光炜的《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等,为新世纪的先锋文学研究开启了新思路.如何正确评价红极一时的先锋文学？其形式革命是否具有某种政治性与革命性？它对当代中国文坛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对当下文学的发展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
抛开先锋作家群像不谈,我们将涉及格非创作的研究批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格非创作转型之后,即格非“江南三部曲”以及之后的创作.
第一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形式策略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还是陈晓明的观点.陈晓明运用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格非小说的“空缺”与“重复”,认为格非把“存在”置于叙事策略中来思考,“空缺”指“叙事话语的空缺与生存论意义上的空缺构成转喻的结构投射关系”.[5]“重复”是对统一性的打破,是对根本“不在”的探究,格非是“用形式主义策略来抵御精神危机,来表达那些无法形成明确主题的无意识内容.”[5]“空缺”与“重复”成为格非小说的代名词.此后的研究者多采用这一经典阐释,如方克强认为,“迷宫”是进入格非小说的关键词,并将格非的“设迷”方式归纳为三类：二元对称性叙述,首尾循环性叙述,情节的缺失与视点的阻隔等[6]（P263-276）.第二,叙事话语方面,南帆的《再叙事：先锋小说的境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一文从“再叙事”角度分析格非小说的话语运转规则,认为格非用叙事语言的安排来进行历史叙事,以语言反抗来对世界进行某种新的言说.第三,语言风格方面,陈晓明认为格非小说大量的抒情描写将故事性掩盖,表现出作者“回到历史深处去的企图”,是一种特殊的“后悲剧风格”,是“从历史颓败情景中*出的美学意境”[2]（P363）.季红真认为,格非小说的抒情风格是“诗化”与“感觉化”的,苍凉美感的语言体系贯穿在其小说中.这一时期评论界多注重对格非小说叙事形式的探讨,称格非是“中国的博尔赫斯”.
第二阶段,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是先锋作家的转型阶段,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逐渐落潮,写作者们开始寻找以往文本中丢失的“意义”.而格非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层思考,由于整体的文化语境和评价标准的转变,这一时期评论界对格非的研究略有增长,并开始注意到格非作品的独特性.代表性的有陈晓明的《关于九十年代先锋派变异的思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谢有顺的《历史时代的终结：回到当代——论先锋小说的转型》（《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洪治纲的《先锋精神的还原与重铸——兼论九十年代先锋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小说评论》1996年第2期）等.
这一阶段首当其冲的是对格非小说的主题研究.有论者提出：“90年代,我们看到格非正在确立一种写作新向度：在不放弃追求技巧、智性的前提下,如何缝合小说的形式美学与意义深度.格非正在告别他的技术主义时代,将兴趣和笔力从搭建文本迷宫转向发现,分析社会生存的迷津.”[7]也就是“更多的回到现实,回到生存的此岸”[7].还有论者认为,格非小说中作为主体的观察者与作为客体的世界都具有某种虚幻气质,“时间这样一个形而上学化的存在因素”[8]是格非创作的母题,而记忆与遗忘是时间的二重性本质,并以此来构建主体的存在经验.并指出,对时间性母题的持续书写和深入思索是格非对现代汉语小说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张旭东则认为,格非小说中时间、记忆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由于记忆的模糊,“自我的困扰总是暴露出虚构下面的历史,不如说,历史作为一种时间性因素总是参与了当代意识的自我构造.”[9]（P354）格非笔下“真实的历史”也许只存在于时间与记忆中.南帆从具体文本出发,指出格非小说所具有的“书卷气”,评价其小说叙述的内部张力呈现于精致清晰的局部与扑朔迷离的整体之间,认为其作品主要表现了命运的可能性[10].张清华则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对格非的创作加以解读,认为格非小说具有一种历史哲学意识,在其文本中有“一种对‘历史的本质’的哲学探究与讨论,一种关于历史如何在记忆中存留、又怎样成为充满偶然因素的值得怀疑的‘叙事体’的过程的思索”[11],这无疑为格非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另一方面,评论界开始关注格非此时期的三部长篇《敌人》《边缘》和《的旗帜》,代表性的有吴义勤《超越与澄明——格非长篇小说〈边缘〉解读》（《小说评论》1996年第6期）、谢有顺《最后一个浪漫时代——我读〈的旗帜〉》（《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沈嘉福《〈的旗帜〉：反讽与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张柠《格非与当代长篇小说》 （《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等.值得注意的是,吴义勤以《边缘》为例,认为格非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有明显的转型之意,故事与主题清晰可循,“边缘”这一概念的辩证式思考保留了格非创作的哲学思考,而叙事上的第一人称转向,结构上的意识流以及语言的典雅优美使得作品实现了真正的艺术蜕变.张柠指出,格非尝试把短篇小说的话语模式用于长篇小说创作,“将对‘自我意识’的各种表达,融进了一种‘新’的长篇小说叙事时间之中——一种中国式的自然时间观”[12],“《敌人》解决了一个矛盾：‘自我意识’的反时间性与长篇小说对时间性的要求；时间对自我意识的瓦解以及自我意识为历史时间提供的丰富的细节,在《敌人》中,这些矛盾得到了较好的统一.”[12]张柠的观点比较新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格非研究延续了先锋文学的批评视野,仍将格非的创作概括为先锋探索,虽然也注意到格非作品的艺术特质及转型,但成文已久,在研究方法上有待改进.
第三阶段,转型后的格非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江南三部曲”的主题意蕴和叙事风格的探讨上,研究热点包括“乌托邦与精神主题”“存在主题”“时间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神秘主义倾向”“借鉴古典文学”等.主题意蕴方面,以“乌托邦”为关键词,有论者认为：“《春尽江南》是让人类的乌托邦情怀,从社会历史层面直接退回到人物的精神深处,并指出了它最终走向消隐的可能.”[13]即从审美乌托邦角度解读格非对当下社会的反思,表现出作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还有论者认为,格非超越了乌托邦叙事与反乌托邦叙事二元对立的叙事理论,实现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视域融合的叙述诉求”,揭示了“百年中国乌托邦进程中的历史悖论”, 其作品“暗示了这种历史悖论中无法摆脱的集体无意识力量”[14].这代表了“江南三部曲”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以乌托邦精神的消逝为主要观点,侧重考察作品中人物的精神世界；一是从叙事理论入手,指出乌托邦叙事与现实主义的融合,探寻历史的必然性与个体存在的偶然性之间相互依存、彼此矛盾的复杂关系.这两个方向,交织着赞扬“审美的乌托邦”与凭吊“失落的乌托邦”两种彼此呼应的情感基调.以“知识分子写作”为关键词,代表性的有张清华,他认为格非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立场,以小格局介入大命题,来表现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格非式的知识分子写作,体现在“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思考,他的写作风格与气质,他渐趋凝重的精神情怀,以及文本中愈见稠密的知识与思想元素”[15]等方面.孟繁华、刘虹利的《这个时代的精神裂变——评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探讨乌托邦理想的消散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问题,另有论者从知识分子谱系角度阐述格非及其文本叙事.叙事风格方面,主要探讨格非向传统叙事的回归,认为他是带着先锋走向传统,从荒诞叙事逼近现实真实,创作中日渐凸显古典意象以及传统叙事模式.语言方面,论者普遍认为“江南三部曲”古典优雅,书卷气浓,这与格非的“知识分子审美”密切相关.另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评论,如刘伟的《格非的神秘主义诗学》（《文艺评论》2009年第1期）认为,神秘主义是一种把握世界、把握生命的诗性世界观,与文学虚构的真实相映成趣,格非小说中的经验与书写,现代与古典,追忆与冥想,都是对神秘主义诗学的书写.张立群的《延伸：迷宫与时间中的叙述——博尔赫斯与格非小说的比较研究》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对西方叙述观念的认同,相似的迷宫手法和独特的时间意识等方面来分析格非小说.
三
如今,红极一时的先锋思潮已成过往.当我们回顾先锋遗产时,抛开先锋文学的“反意识形态性”不谈,它留给当代文坛最重要的遗产应当是先锋作家对文学内在品质的坚守和自由创作精神的高扬.文学是人学,表达创作主体的生存体验,包括个体对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多种再现或想象,不管参照哪种主义,运用哪种艺术技巧,其核心应当是人,应当回到文学本身,而不应该成为社会的、政治的等外部因素的附属物.就格非本人来说,自1986年开始创作,他一直笔耕不辍,尽管有一个明显的沉默期,但他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并且在写作之外,格非还坚持理论研究,博士论文《废名小说的叙事研究》就为他向传统叙事手法的转型提供了经验.除了对形式探索的热情之外,他始终坚持对社会、历史、生命、存在的思考,始终坚持某种内在的审美操守.曹文轩曾评价道：“格非倘若不是有意摆脱俗文学一路,不是用实验的精神、现代主义的精神去看待自己的神秘所应有的意义,就他在写作技巧上表现出来的才能来看,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畅销书作家.然而,由于他的不甘心落俗,作品中所有的过于深奥的考虑,过于在制造神秘时保持一种文学的态度,反而将那些热心于阅读惊险小说、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一类作品的读者大部分拒绝了,而把自己的作品规定在了一个批评家以及追求文学的年轻大学生的小小圈子里.”[16]（P123）可以说,无论是转型前对形式的极致追求,还是转型后对现实的热切关注以及对个体精神状态的呈现,格非一直在探索知识分子叙事的可能性,并力求文学文本的哲学化,即将生活的质感与理性的抽象结合起来,通过艺术虚构的形式来表达生活经验,从个体的心灵感受出发去捕捉复杂的历史形态和精神变动.他从中短篇写作转向长篇写作,重新回归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个人写作理念的变化,毋宁说是先锋文学转型背景下创作思考的深入.从这一层面说,将格非前后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做整体观照,探索他以一贯之的写作理念,自我叙述风格的建构以及转型前后的异同,将是今后格非研究的重点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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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编译出版社.2002.
[4]张清华.引言[A].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陈晓明.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J].当代作家评论,1992,（5）.
[6]方克强.迷宫:格非的小说世界[A]. 徐俊西主编.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作家论卷[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7]易晖.世纪末的精神画像──论格非九十年代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1999,（6）.
[8]张闳.时间炼金术——格非小说的几个主题[J].当代作家评论,1997,（5）.
[9]张旭东.格非与当代文学话语的几个母题[A]. 王晓明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3卷[M].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10]南帆.纸上的王国[J].读书,1999,（2）
[11]张清华.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及其启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
[12]张柠.格非与当代长篇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6,（2）.
[13]洪治纲.乌托邦的凭吊——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J].南方文坛,2012,（2）.
[14]李遇春.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0）.
[15]张清华.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J].当代作家评论,2012,（2）.
[16]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冯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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