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王间运：一代大儒的巴蜀之旅，本文是王间运相关论文范例跟大儒和巴蜀和王间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光绪年间,王闿运受聘入川,主掌四川尊经书院.他在尊经书院迅速施行“息讼、禁烟、明礼”等管理举措,提倡通经致用,用经、史、词章之学来培育尊经书院的实学学风,设尊经书局刻书以化育诸生.在其掌教期间,尊经书院终被办成四川的模范书院.
王阄运( 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湖南湘潭人,清末经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他是清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曾任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光绪四年（1 878年）十一月,王阄运入川,在成都主持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他曾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军志》《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绮楼日记》等.
结交“第一人”
钱钟书《石语》里记载,陈石遗对钱钟书谈及王闿运,认为其“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仪表恶”是指王阄运个子矮小；“人品低”,大抵是指他佯狂、倾心权贵,加之自视甚高.钱钟书也认为,王阄运早年《雪夜集》中的七言绝句,已不免是英雄欺人了,晚年的诗作纯属打油诗.才子论人,未及其余,这样的看法未必客观公允.诚如近代学者郑逸梅先生所言,近百年来,金声玉振、举世倾倒的王闿运被“施以五颜六色的打扮”.很显然,王闿运就是人们所说的“箭垛式的人物”.
王闺运的先祖明朝时从江西徙居于湖南省衡阳西乡,居住数世之后,搬到了湘潭乡下.王闺运在少年时候就成为孤儿,由叔父抚养长大.据说,他自幼资质愚钝,但是十分好学,颇得塾师蔡先生赏识.王阄运苦学,蔡小姐早已属意,蔡先生旁观者清,不由得心中大喜.蔡小姐名菊生,知书达理,能诵《楚辞》,有咏絮之才.据王闺运本人所叙,他与蔡菊生订婚当夜,梦见庚帖上写着一个“媞”字.婚后,他以“梦媞”为蔡夫人的别字,足见才子的敏捷.
清末湖湘文化名人中,最为特立独行者,当非王闿运莫属.王闿运的一生颇为光怪陆离.清末笔记中有“一个半湘潭举人”的说法：“一个”指王闿运,“半个”指左宗棠.左宗棠在当婚之年,入赘湘潭周氏,在周氏桂在堂居住十年有余,女婿历来被称为“半子”,所以称“半个”. 王闿运、左宗棠两人成就在文、武两道,均璀璨至极.王闿运有恩于左宗棠,而左宗棠素来厌烦文人,尤其不喜欢游走于权力之间的王闿运,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成了清末官场的一道景致.
王闿运从25岁到55岁这漫长的30年中,文名惊世人,见识撼官场.他25岁中举,结识了“湘中第一人”曾国藩；随后结交了“朝中第一人”肃顺；进入四川后,结交了“川中第一人”丁宝桢.王闿运与有些文人谄媚奉承不同,他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谓“见大官则藐之”的战术被他运用得十分娴熟,既要不卑不亢,又要让官场对自己的学识产生“饥饿感”.其原因在于他学问充实于心,浩然之气充实于心.王闿运曾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文字：达官贵人穿着金貂皮,平头百姓想见他们,必须打通各种关节,就像一条狗钻入金貂群中,忍受别人的冷眼.袁枚有诗“金貂满堂,狗来必笑”说的就是这回事.可见,王闺运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王闿运考中举人后,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王闿运的同学龙汝霖当时受聘为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师.经龙汝霖引荐,肃顺见识了少年老成、志在社稷的王闿运.肃顺是郑亲王第六子,少年时纨绔无赖,成年后金盆洗手,有澄清天下之大志.在大臣中,他敢于任事,铁面无私,深得咸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有见于清末时局困厄,肃顺主张延揽天下精英,不分满汉,唯才是举.
有一次,王闿运为肃顺奏折,咸丰皇帝看了叫好,就问肃顺是谁写的.肃顺有心推举,回答是湖南举人王闿运.咸丰皇帝问这样的人才为何不出来做官,肃顺说此人心志太高,不是穿貂的官不肯做.当时,翰林院官员才能穿貂.咸丰皇帝说,这有何难,就赏他穿貂！但王闿运认为这是出于恩赏,“自视甚高”者不能轻易放下身段,就没有接受.
王闿运深知,肃顺好谋而缺智,刚直而乏柔,终究难成大事,自己若一门心思绑在这棵树上,很可能会被殃及池鱼.于是,他听从好友严正基的规劝,托故去山东云游.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以肃顺为首的8位“顾命大臣”,一股脑儿成了刀下之鬼.肃顺被杀后,人人都想撇清与他的关系,王闿运并非忘恩负义之徒,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话很明白：人人都说肃顺是逆臣,我却认他为“府主”.虽然是事后评论,但足以显示王闺运的异见.
光绪四年（1 878年）十一月,四川学政张之洞说服四川总督丁宝桢,由他出面聘请王闿运入川,担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同意了.
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股绳.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王阄运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何人作媒？乃是时任云南提督唐友耕（号帽顶）！这事在《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1 879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记里有明确记载.
王闿运与一省总督就此成为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紧密关系.王阄运总是目光如炬,审时度势,献言献策,张之洞每年白白奉送六百金与他,丁宝桢、刘岘庄都有同样的举动.因此,王闺运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他的日记充斥了宴饮、打牌、玩乐的闲适生活记录.
丁宝桢任湖南岳州（今岳阳市）知府时曾延请王闺运入幕,但王闿运因故未至.后来,王阄运在信中谈起此事不无愧意：“前临鄙郡,辱荷知延.荏苒一纪,久疏民敬.”丁宝桢对王闿运极为敬重和信任.王闿运曾云：“阄运在蜀,危行高谈,颇不便于道,以公宽仁,乃有直绳之客；羊质虎皮,终当遭射,幸无官守,亦不必以保全累明公也.”可以想见,丁宝桢曾有过荐举王阄运的想法,但王闿运谢绝了.
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说：“自院外生者,人品以帽顶为最优,议论以帽顶为可听,殊为可慨.”为什么“殊为可慨”？显然,读书人早已言语无味,而武人以生活的本味直指人心.王阄运在尊经书院之外的交往中,唐友耕是最佳人选.唐友耕的人品能得到一代大儒如此好评,确属难能可贵.
反过来看,唐友耕演绎出的与石达开的战事,也丰富了王阄运《湘军志》的内容.
王闿运不但游历了乐山、五通、夹江、眉州、宜宾等地,成都周边的景点也一一驻足,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至于成都的名胜古迹,诸如洗马池、欢喜院、少城．浣花溪、锦官驿等等,自然也不会错过.
王阄运曾经为杜甫草堂工部祠撰有一副对联：
自许诗成风雨惊,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
莫言地僻经过少,看今日寒泉配食,远同吴郡三高.
这是一番实打实的赞美辞.王闺运赞美杜甫道：一生忧怀家国,写下了多少“惊风雨,泣鬼神”的作品,都是杜甫发自肺腑的愁吟硬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沉郁苍凉的风格,影响到宋朝诗坛,开创了江西诗派以及剑南诗派,多少人继承你的创作传统；草堂早不复当年面貌了,如你,所慨叹的那样地僻村幽,无人拜访,看看今天,追崇你的诗人黄山谷、陆放翁,已经配享在你的祠堂里,一同受到后人祭扫,远胜苏州的三高祠,声名远播,佳话流传.
这当中,溢美之余,显然暗含王闿运奔波半生、如今置身偏僻西蜀的无限感慨.
当时,担任云南提督的唐友耕得到骆秉章特许,一直居住于成都,有权有势,自然不会放过陪同名人“走一遭”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具备“分忧”的能力.
王闿运在日记中记述：
“出城赴稚公草堂之约,城外泥淖,秋色无可观,唯溪水洹洹颇有凉意,无端感触,咏‘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之句,正不必副风景也.至少陵祠,幕客至者九人,武有帽顶,文则馆师,为二客也,稚公二子均从,唯见其小者.中饭微雨,菊瘦而高,殊不及湘中.
从行文可知,唐友耕并不在王闿运邀集的人当中,而是强行加盟的“客人”.我估计唐友耕之所以执意前来,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请王闺运吃饭,以便得到教益.在王闺运心目中,能够与他交谈的人甚少,“唯稚公、季怀可谈”,可惜知己并非能时时见面,他显得兴味萧索.再出成都南门,至宝云庵,访百花潭,王闿运终于在二仙庵遇到了尊经书院学生16人.学生对老师十分尊重,他心情好转,当场赋诗：“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阴.良时多欣遇,嘉会眷云林.”不知道在这儒者云集的场合,唐友耕有什么表现.但从《湘绮楼日记》可知,自此以后,王闿运与唐友耕之间的往来逐渐增多,后来几乎达到隔一两天必有一晤的程度.王闿运办事路过唐府,也要进去稍坐片刻,歇息一番,喝几盏茶再走,已到十分惬意的地步了.不久后,唐友耕升为四川提督,王闿运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写点东西了.
王闿运在赠诗前的“题记”里写道：“四川提督久阙实任,牙门荒芜.唐新建旗竿（杆）,因题为贺.”并作绝句二首.
朝廷对唐友耕的提督任命是在光绪七年（1881年）初春下达的,唐友耕立即在提督府门前立起了壮硕的旗杆,可以想见他是何等“春风得意马蹄疾”.在《湘绮楼诗集》里,这两首绝句的标题是“旗竿（杆）二首”.诗里均以马为喻,暗示唐友耕脚下所指示的方向有多个,也就是将面临多个叉道.这分明是一种警策,只是不知道唐友耕能否在春风得意之际,明白脚下蛰伏的危机.
作为亲戚,王闺运与总督丁宝桢无话不谈.他在一封致丁宝桢的信中说：“公与闿运,皆一时不可多得之人才.”说的真是实话.
有一次,王闺运与丁宝桢同游,夜宿合江县,眼前水波荡漾,水天一色.古人心性天真,他们谈及志向,丁宝桢问王阄运：你的志向如何？
王闿运答：少年时代仰慕鲁仲连义不帝秦的高义为人,如今我年齿渐老,志在做申屠蟠那样隐居田园的学问家.
丁宝桢笑道：我生平颇以诸葛孔明自许,但愿能做到张居正那样,也就心满意足了.
从性格、行事风格而言,丁宝桢确实与明朝万历年间的铁血宰相张居正颇为相似.丁宝桢是难得的务实之人,更有一般官员不具备的长远眼光.丁宝桢已洞悉了英国人窥伺西藏的心机,他请王闿运入川办学,就是想多多储备人才.对于这一点,王闺运看得一清二楚,他向丁宝桢献了一道万全之策：印度与英、荷是宿世之仇,现在我们可以趁着西藏无事,多补充兵员,作为印度的坚强后盾,印度既已结援于中国,就会拼死抵抗英、荷的侵凌,成为西藏牢不可破的屏藩.丁宝桢对这一策略“大称善”,并说：“印度必为战地,英人谋出缅、藏,欲建重镇于藏内,设谍孟拉间以边防.”丁宝桢立刻将这一策略付诸实施.可惜天不假年,他因操劳过度而遽然病逝,宏伟的计划也成为泡影.
丁宝桢去世时,王阄运55岁,非常伤感.既叹命运偃蹇,又感知己凋零.他在《祭丁文诚诔》中感叹道：“慎忧辱之无臣,每对食而忘餐,思环海之受兵,若群蚁之围鲲.时冉冉而多留,老浸浸其欺人.谓圣贤之无如何,增志士之酸辛！”
张之洞出面,集资在成都文庙西街西侧南校场附近的石牛寺旧址上修建尊经书院,于光绪元年(1875)春季建成开学.校址选择于此,主要原因是这里在明朝就开办过书院,其次是与教育圣地文庙前街以及公馆林立的西街相邻.
入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王阄运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心得：“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蔽塞,亦步亦趋,更无通儒,听到王闺运的这些议论,学生才知道如何研诵注疏诸史文选.
初来乍到,王闿运在尊经书院迅速施行“息讼、禁烟、明礼”等管理举措,使尊经书院院风得以根本改变.王闺运提倡通经致用,用经、史、词章之学来培育四川书院的实学学风,设尊经书局刻书以化育诸生.在其掌教期间,尊经书院终被办成四川的模范书院.尊经书院的办学方式,开四川书院改制风气之先,促进了四川书院的发展.
王闿运把《湘军志》书稿带到了成都予以修订,此书稿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后由尊经书院的学生出资重刻.王阄运尊经书院弟子中,涌现出了刘光第、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俊杰,以廖平学术成就最大,但廖平远非王闿运喜欢的学生.廖平口讷,曾漏夜抄写宋人之作,而王闿运尽管早年抄写过《二十三史》,但后来是不屑于此道的.有人给王闿运送去一个婢女,王闿运在日记里就有“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即挥之去”的记载.有人推荐廖平管理尊经书局,王阄运也不同意.廖平晚年曾经这样评价王阄运：“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常识缺乏,而自视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卿,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学生对老师竟然有这番评价,足以看出彼此误读之深.
王闿运临终前,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春秋表仅成,赖有佳儿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前一联有自我安慰之意,说晚年能够以教书授徒为乐,后一联是慨叹自己的才学不见用于世.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1916年10月20日,83岁的王闿运无疾而终.
此文点评:这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大儒和巴蜀和王间方面的王间运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王间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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