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清末以降中国传统武术拳种的历史演变以杨式太祖长拳为例，该文是历史论文写作技巧范文跟太祖长拳和杨式太祖长拳和拳种方面论文如何写.
“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变迁的”[1] 欲求武术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应狭隘地在传统武术内部寻找,必须要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变革等因素结合起来.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武术拳种的历史演变,还须着眼于社会大环境.
太祖长拳作为“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129 个拳种之一,其兴衰流变可视为中国传统武术拳种的发展缩影.而清朝晚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既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传统武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本文的研究对象——杨式太祖长拳,也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少林寺的式微而流入民间,开始其村落传承.因此,本文选择以清末作为研究区间的起点,以杨式太祖长拳的走向为切入点,力求探讨清末至今,整个中国传统武术拳种经历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动因.相传太祖长拳创于宋太祖赵匡胤,明代已见于记载.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载：“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唐顺之《武编·拳》载：“赵太祖长拳多用腿,……山东专习.”
徐震《国技谕略》云：“长拳,亦称太祖门.”太祖长拳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多地有所传承,本文的研究对象——杨式太祖长拳,是指在山东省茌平县博平镇杨庄村和肖庄镇李井范村传承的传统武术拳种.该支太祖长拳来源于少林寺,以宋太祖赵匡胤为精神偶像,目前在杨氏家族中已传承六代.2014 年,太祖长拳被天津市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天津体育学院杨祥全教授为代表性传承人.
1 清末少林寺衰败,太祖长拳流入民间“道光至清末的九十年间,少林寺日渐衰败[2]”.道光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848-1850）在“近经兵荒,匪人蜂起,混迹道门,借游滋事”[3] 的情况下,少林寺在监院寂元和尚的支持下依然修建了寺前“一寺呼吸之处”的“少阳桥”.
随后的军阀混战,使少林寺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云松恒林（1865-1923）只好“以菩萨心肠作金刚面目”,购置械,训练僧兵,以备不测.由此,少林寺周边土匪不敢犯境,近寺数十村得以安居乐业.
恒林圆寂后,他的弟子妙兴（1891-1927）接任了少林寺保卫团团总的职务,继续训练僧兵,保护地方平安.
但可惜的是,1928 年少林寺僧兵因卷入军阀混战而被烧.至此,千载少林寺之精华,被毁之一炬.火烧少林寺后,紧跟着是蒋冯大战（1929 年）、蒋阎冯大战（1930 年）.连年战乱,少林寺更加破败不堪,此后的当家和尚淳朴、贞绪只能维系山门而已.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林寺的一个苏姓烧火和尚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回到了他的山东老家——山东省茌平县杨屯乡,并将在少林寺学到的太祖长拳传给了临近博平镇杨庄村的杨关庆和肖庄镇李井范村的杨梓、杨榛.
肖庄镇李井范村的杨氏来源于博平镇杨庄,两村的杨氏至今辈分不乱.在这两个村庄,太祖长拳一直传承至今,已传承至第六代.
清末“人民经此一番扰乱,深知武术为自卫利器,非尚武无以自立.而武术既能强健身体,又可镇慑地方社会,益知为人生之必要,故当时武术颇盛”[4].战乱年代形成的习武风气,强化了村民们习武的热情和主动性,“闷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5],太极宗师陈王廷的诗句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土中刨食的村民,劳作之余便在村内的“场子”相聚,练习拳脚,既能活动筋骨,疏解疲惫,又不失为娱乐贫乏年代的一种消遣.而“趁余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又让我们看到,传统武术在乡野大地的传承,少了些浮躁功利,更多的是“传承”和“教化”的朴素责任感的外在表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讲到：“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村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走向的影响之深远,由杨式太祖长拳的传承轨迹可见一斑.这一阶段,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太祖长拳由传承范围相对狭隘的寺内传承走向了广袤的农村大地,开始了根基深厚、广开枝叶式的村落传承.在千里之外的沿海城市,西方文明伴随侵略而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西方体育也藉此机会强势涌入,使中国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受到挤占.而偏居一隅的乡村以其固有的闭塞性和落后性,对西方文明的侵袭起到了缓冲作用,远离城市、植根于鲁西北黄土地的杨式太祖长拳,由此得以暂时免受冲击,较为完整地传承下来.
2 改革开放后,太祖长拳迎来发展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体育运动发展.1952 年,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挥笔题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十二个熠熠生辉的大字,深刻指出了体育运动和增强体质的内在联系,明确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和任务,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同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将武术列为推广项目,设置专门机构——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委员会,进行了武术等民族形式体育的挖掘、整理、继承、推广工作.至此,武术被划入体育范畴,意味着武术被纳入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规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场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武术热”形成,并迅速席卷全国,很多青年人对去少林寺学习武术充满向往,杨式太祖长拳在这次浪潮中得到乡间武术爱好者的认同和追捧,村中练拳者大增.“武术热”的形成,固然可以归结为《少林寺》在全国范围内的热映、武打电影的盛行,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工作方针的确立,以及党和国家对武术价值的肯定和对武术事业发展的支持,正如唯物辩证法强调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规律,武术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积累了一代人不懈的探索.1979 年,原国家体委发布了《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并在1982 年11 月,国家体委召开的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制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武术工作的政策和任务.
而1977 年高考恢复后,高校体育系武术课程的设置以及专业训练的恢复,更是为大批武术习练者提供了继续深造、从事武术事业、传承传统武术的机会,习武者群体不再局限于民间文化水平较低的“大老粗”拳师,高校逐渐培养出一批兼具技能和学术能力的武术人才,为推进中国传统武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杨式太祖长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天津体育学院教授——杨祥全,就是受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武术热”的影响而开始了其习武生涯.随后,先后进入聊城市兴华武术学校、聊城大学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学习和研究、传承武术的.
3 “文化自觉”下的“非遗”保护之路“中国的社会转型,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转型的根源来自于市场经济”[6].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建构带来了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转型.“市场经济既是一种经济体制,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和实践活动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新旧文化模式的转换和新旧实践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也是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的转型”[7].
社会的剧烈转型对我国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的触动与震撼.对杨式太祖长拳而言,社会的变迁是导致其变迁的主导因素.“当社会环境的改变有利于民众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时,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
首先,市场背景下,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崩坏,农村经济结构趋向多元化发展,世代耕种、以农为生的农民拥有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在“走向市场”“脱贫致富”的时代氛围中,鲁西北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村中年富力壮者纷纷走进城市创业或打工,留守田园的大多是年老体弱者和小孩,而前者恰恰是以往武术传承的主力军.
由此开始,乡村的萎缩、衰败成为一种趋势.而传承人的窘迫处境,更加剧了这一危机——“村落拳师迫于生活压力,现在大多数弃武改从其他谋生职业,这大大影响了民间武术的传播.民间传承人因为经济状况受到威胁,使得他们无法安心完成对传统武艺的传承与保护”[9].如果说“中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10],那么市场经济在将农民从世代劳作中解放出来、使农民富起来的同时,也使杨式太祖长拳在乡间的传承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境地.
而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逐渐形成强势文化对弱势边缘文化的侵蚀,当经济迅猛发展到每个地域后,相应而来的是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改变,导致许多民族的无形文化发生急剧消亡和流变”[11].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生境”理论,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和西方体育的“盲目接轨”,不仅打破了传统武术的“文化自在性”,而且使作为“文化主体”的杨庄村村民对体育的需求发生转变——西方体育方式作为“时尚文化”受到村民喜爱,而杨式太祖长拳被视为“土气”的、“不够现代”的运动而倍受冷落,村民们在余暇时间更多地选择西式体育项目,而不是像往日一样研习拳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阶段的杨式太祖长拳,不仅在外部生存环境上受到西式体育运动的挤压和蚕食,其面临的更为严峻的挑战是来自内部“文化主体”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
在古希腊德尔斐一座古神庙前矗立的石碑上,镌刻着一句象征最高智慧的阿波罗神谕：“认识你自己”.在“文化”成为时代关键词的今天,我国从“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觉”[12] 的觉醒,也走过了一个“认识自己”的历程.
进入21 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局势风起云涌,在悄无声息的文化演变和愈演愈烈的文化争夺背景下,我国充分意识到,文化在全球化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和所承担的使命.基于此认识,我国先后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的系列口号,以及“增强文化软实力”、展示“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 的大政方针.在这一形势下,本土体育文化回归大众视野,而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传统武术,因为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的全息缩影”[13] 重新受到重视.
2004 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2006 年5 月,少林武术、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武术、沧州武术、太极拳（杨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邢台梅花拳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标志着中国传统武术开始踏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作为杨式太祖长拳的第五代传承人, 杨祥全教授将这一宝贵的传统武术拳种自觉地在天津体育学院内进行传承,不仅在学士、硕士和博士生的课堂上教授太祖长拳,还在学校内成立了武术社团博雅武学研习社,对杨式太祖长拳进行传承并进行学术研究.发展至今,杨式太祖长拳不仅在体系上更加完善,更打破了传统武术拳种传承的门派之见,传承范围大大得到了扩展,使杨式太祖长拳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2015 年,经过不懈努力,杨式太祖长拳成为天津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既标志着太祖长拳“脱体入文”的成功转型,也预示着它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综合上述三个阶段不难发现,杨式太祖长拳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历史的变迁关系密切.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国传统武术,几经起伏却延续至今,其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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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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