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十七年小说与其思政教育功能，本文是关于思政教育方面论文范文资料与十七年和十七年小说和教育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1949-1966 十七年间的小说（以下简称“十七年”）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记录了中国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塑造了那个时代精神需要的各色人等.“十七年”的叙事手法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时人巧妙地聚合了通俗的革命叙事、“成长”的动态叙事、现代性想象叙事三种方式,形成了一支穿透纸面的力量.
一、运用通俗的革命叙事,建立教育对象的认知背景
清末民初小说批评家管达如曾将中国传统小说分为“英雄”“儿女”“鬼神”三类,而于《林海雪原》所言,其演化而来的“侠义”“爱情”“神话”三大传统小说母题使之成为了“十七年”影响最大的“革命通俗小说”作品之一.
（一）“侠义”通俗小说母题与教育对象的认知背景建立
由于“血缘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传统集体无意识持续之长久,为家族“复仇报恩”成为传统侠义小说蕴藏最深的*道德.《林海雪原》将带有现代性的“革命”主题放置于传统的“复仇、报恩”框架中,旨在为教育对象（读者）深情解读“革命”的缘由,为教育对象（读者）构建“革命”的认知.以“血债”开篇的《林海雪原》叙述了主人公少剑波临危受命剿匪的起点——包括亲姐姐鞠县长在内的“六男三女,都用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割掉的痕迹”[1]8.担任县长的亲姐姐被杀,使“剿匪”这一政治任务有了*内涵.在这一现*性向传统情感过渡的基础上,教育对象（读者）会将有感而发的“正义感”顺其自然地代入传统侠义小说的故事发展脉络,跟随小说自觉理解必须“革命”的情与理.
（二）“爱情”通俗小说母题与教育对象的认知背景建立
“爱情”是《林海雪原》另一条“打动”教育对象（读者）的线索,其主人公少剑波的形象——铁汉柔情,可以说是作者曲波内心极度憧憬的一个自我缩影.小说中最能体现作者“英雄志”与“儿女情”兼容的部分,应属少剑波与小护士白茹之间的爱情.“少剑波在这两种情况下写诗,一是歌颂小分队的英雄气概,一是谀颂美人白茹.为什么他这样偏爱白茹？因为在他们的爱情中更加突出了少剑波的个人英雄主义灵魂.”[2] “由于侠情小说真正满足了民间大团圆的审美”[3],所以教育对象（读者）常常会对“爱情”与“侠义”的交融表现得异常喜欢.再者,于50—70 年代的中国文学来说,男女之爱是绝对的稀缺事物,尽管《林海雪原》中的爱情故事并不新颖,“但在一个情爱荒芜的时代,却能够长久地抚慰人们的情感饥渴”[4]18.以“爱情”为基调,如同掌握了教育对象（读者）的兴趣爱好,也就是说,以“爱情”这一通俗元素为源,通常会令教育对象（读者）产生一种精神上的窥视快感与满足,这在另一方面有效地提升了教育对象认知背景的建立速度.
（三）“神话”通俗小说母题与教育对象的认知背景建立
《林海雪原》在正派与反派的相关描写上,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叙事特征：神代表正,魔代表邪,正邪不两立,正定胜邪,即解放军是神化,国民党土匪是妖魔.对于英雄代表少剑波的描写,“活脱脱是吴承恩笔下的二郎神”[4]18,而反派多是“脸又瘦又长,像个关东山人穿的那没絮草的干乌拉.在这干乌拉似的脸上,……有铜钱大的一颗灰色的痣,痣上长着二寸多长的一撮毛”[1]148.在神、魔不两立的剧情设定下,这些活跃在林海雪原的土匪无论外表和行为多么凶顽,永远无法逃脱“神”布下的法网.“神话”题材所独有的趣味性和象征性一方面促使教育对象（读者）以超现实的想象体味真实的人生境况,引发自身与外界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则能够帮助教育对象（读者）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三观标准.
二、运用“成长”的动态叙事,促进教育对象的心理成熟
成长应是动态的过程,若小说主人公缺乏培养内在心理素质的经历与体验,反而拥有与生俱来的英雄本质,那么就缺乏了真实感,不可能视为“成长”.巴赫金认为,“成长小说”之所以能够与其他大部分小说区分,主要在于主人公是动态的统一体,时空的变化应是给予主人公自身心理成长的基本前提.因此,大多数成长小说在叙事手法上都遵从“双线型”原则：其一为主人公面对现实表现出的不平衡——失意、受挫；其二是心理精神上重建的平衡——不放弃[5].按照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红旗谱》这部描写“十七年”中国农民成长史的小说,已经具备完整的“成长”意义.
（一）时空观下小说人物的“成长”与教育对象的心理发展轨迹
动态的时空变化是“人”成长的必要前提.在《红旗谱》呈现的所有“人”当中,第二代农民代表朱老忠可谓是“成长”的关键.尽管该人物的出场表面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传统的“侠义”故事（为报杀父之仇）,但正如小说作者梁斌在其《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所说的：“从锁井镇农民的革命斗争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一代比一代的进步,朱老巩是赤膊上阵,……朱老明他们采取所谓的对簿公堂,和地主打官司……,到了朱老忠和江涛,他们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于是所发起的反割头税的斗争,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梁斌笔下的朱老忠,是一个处于动态时空变化当中思想不断“成长”的“人”, 朱老忠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就是其“成长”的象征.
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情感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感染他人,使之在知觉、判断、信仰、行为上产生同样的情感体验,并表现出心理活动的趋向性和专注性[6].这一理论在阅读方面也同样适用：读到戏剧性的冲突与矛盾时,读者的情绪会跟随小说人物由平静转为亢奋,进一步会代入自我联想,接着在面对小说人物做出决定与动作时,读者也会下意识产生思考与反思.经过“平静- 亢奋- 联想- 思索- 内化”等心理变化活动,教育对象（读者）其实已经把小说所传达的价值观念内化到了个人的思想行为中.
（二）“阶级意识”高于“个人恩怨”的转变与教育对象的心理成熟催生
按照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阶级意识的建构意味着对个人意识的超越,阶级斗争终将取代个人复仇[4]45.《红旗谱》中三代农民不同的心理变化与行为外显,深刻地表现出了这种积极的转变：第一代农民朱老巩等人采取自发反抗的旧农民方式；第二代农民朱老忠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从家族抗争进阶为革命斗争；第三代朱大贵、运涛等觉醒的中国农民已经成长为革命的主力军.这一系列转变无不表现出“人”在复杂“外界环境”下的不断“成长”,也表现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演进.
当然,阶级这一超血缘、超*的概念,在第二代农民朱老忠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一开始,“个人恩怨”（杀父之仇）一直是朱老忠理解阶级斗争的基础,直到朱老忠参与了领导的“反割头税运动”,加入中国之后,“他的报仇的心愿已经升华到为整个阶级的解放而献身”[7].
“记录”历史的“十七年”因其大众性的叙事特征激发了教育对象（读者）最直接的“自学”兴趣.因此,文本与读者心理互动的过程,是教育对象（读者）将文本思想内涵同化于内心的过程,也是个体思维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三、运用现代性想象叙事,升华教育对象的思想境界
《红岩》作为“十七年”较后期创作的作品,其现代性叙事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去家庭化”“向死而生”等中心思想的传达可以说是这部“现代革命教科书”的基本主题.（一）颠覆血缘谱系的现代性叙事与教育对象的思想升华“去家庭化”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8].在《红岩》中,这种“去家庭化”表现为：颠覆血缘谱系的现代性“同志意识”至高无上,“家庭”则是充斥着庸俗、狭隘等色彩的反革命代表.对男女关系（“家庭化”）的超越是现代性革命的必然选择,小说中四对英雄男女的经历正是对这种现代性逻辑的阐释——江姐与彭松涛、双老太婆与华子良、刘思扬与孙明霞、华为与成瑶,都不约而同地把“阶级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之上,把阶级利益寓于理性考量之中.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中的反派员（实则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甫志高,其对个人私生活的反复检索：极度讲求生活情调与情趣,有着富裕优雅的生活和幸福完满的家庭；以及其对私人感情的重视：为了能与妻子见面而没有打电话叫刘思扬转移,甚至在被捕的那晚（此处表示对“革命”与“家庭”的抉择）,他仍然坚定地选择要“买一大包妻子最爱吃的麻辣牛肉,转身回家”[9]132,等自我意识的体现,在以高度集权方式进行着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即小说《红岩》的创作背景中,势必要成为被抛弃、被批判的反革命标志.
“要革命就不能回家”,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今有《红岩》象征现代性革命的“圣经”,在阶级利益面前,个人对于理性与情感的选择显得异常重要.甫志高式的“中间人物”多为了自身的小利益,用一种本能情绪化而非具备政治理性的态度维护自我利益,但置于革命文本中的宏大的革命原则会通过使其不断地“自我暴露”,让读者（受教育者）充分认识到“中间人物”落后的一面,从而达到一种对反面例子的警醒教育功能.因此,“十七年”对受教育者（读者）的思想熏陶,不在于单向灌输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在于运用充满戏剧冲突的小说情节辅助受教育者（读者）在内心“择定”合乎时宜的价值观,以潜移默化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
（二）超越“自我”的神性建立与教育对象的思想升华
革命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反映出革命的“神”性特征,而这种神性所指又集中体现为战斗英雄与受难英雄两种.于小说《红岩》来讲,受难英雄的种种事迹更能体现神性思维的建立超脱于“自我”（即肉体上的痛苦）的存在,也就是说,这种神性力量能够将世俗性的“自我”从现实的既定性中抽离出来,使“自我”突破日常*的行为而获得直接通向最高级（革命意识）的价值确认,进而使“人成为神”.“肉体越是受到敌人暴力的侵犯,革命者的精神面貌越是高昂”[9]132.这样的审美公式在《红岩》中表现为,受刑越重的人反而显得越不可战胜,敌人的暴力成为考验受难英雄对革命信仰的有效工具,对暴力的接纳与承受成为受难英雄通向神性的资本[4]201：江姐和许云峰能够得到其他同志的敬仰与尊重,不是因为他们的党内职务有多高,而在于他们曾经历过最痛苦的肉体摧残.以下是江姐受刑时的部分场景：
在那斑斑血迹的墙壁上映着的江姐的身影消失了,大概她从倒吊着的屋梁上被松了下来……
“现在愿意说了吗？”魔影狂乱地移动着.
“不！”微弱的声音传来,仍然是那样的平静.
“十指连心,考虑一下吧！说不说?”
没有回答.
铁锤高高举起,墙壁上映出沉重的黑色阴影.
“钉！”
人们仿佛看见绳子紧紧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对准她的指尖……血水飞溅……
“说不说？”
没有回答.
“不说？拔出来！再钉！”
江姐没有声音了,人们感到连心的痛苦,像竹签钉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水的声音！
“把她泼醒！ 再钉！”
……
一根,两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血肉……左手,右手,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
一阵,又一阵泼水的声音……
已听不见徐鹏飞的咆哮.可是,也听不到江姐一丝丝.人们紧偎在签子门边.一动也不动……[9]220依赖于渣宰洞集中营难友们的听觉和视觉而建立起的受难形象,规避了以身体的感性层面为轴心的可能形成的意识形态误区,而形成了超越身体感性的描述,直接进入到了意识形态倾向更加明朗的叙事层面[10]102：借第三人称之“眼”,使肉体的痛感失效,而突出受难英雄的强大的精神影响.其后难友们（战友们）马上为经受严刑拷打血肉模糊、视死如归的江姐送来了鼓励:“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问,更显出你对革命的坚贞.我们深深的知道,一切毒刑,只有对那些懦夫而软弱动摇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员,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9]280,江姐也给难友们回信道：“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员的意志是钢铁！”,信仰异常坚定的革命者让“活受罪”的刑罚转化为了革命的榜样力量,让丑化、矮化政治犯的肉刑转变成革命者高贵的受难仪式[10]103,而江姐等系列受难英雄的神性躯体更是在革命群众强烈的歌颂声中完成了“向死而生”的完美蜕变.
《红岩》中的革命*建立了一个架构在为革命献身之上,具有悲壮力量、崇高美学的享虐美学[11].一系列蔑视苦难的英雄行为与乐观主义,成功地建构了中国人为国家集体无私奉献、自觉牺牲的伟大精神.因此,这种超越了“自我”的神性,不会被视作闹剧,反而会获得受教育者的情感和心理认同,成为坚定内心信念的“情景教育”,以致于顺应了读者的心理预期：希望“英雄不朽”,在由衷敬佩这些人物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一切的精神气概的同时,自觉担当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结语
文本叙事特征的背后*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与主题,文本的可传达性能提供给读者对历史可观照的对象以及最直观的感受.通过“十七年”的叙事手法,我们看到的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再现.运用“十七年”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花时间阅读,更需要读者用心感悟文本的深意与内涵,方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本文结论,该文是关于十七年和十七年小说和教育方面的思政教育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思政教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高职学校思政教育对于学生职业技能和素质的培养 摘〓要〖HTK〗本文将思政课程和职业生涯技能,还有素质教育的培养相结合起来,努力将思政教育与职业教育步伐一致发展,因此本文首先分析高职院校开展职业技能和素质培养的重要性和意义,在这两者基础上,阐述思政.
2、 基于新媒体的辅导员思政教育功能实现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新媒体事业快速发展,新媒体技术改变人们生活、工作以及学习方式,尤其是对高校思政教育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高校教育中,辅导员不仅承担对大学生专业教育责任,还应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培养大学.
3、 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渗透策略 摘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至今一直影响着人们 而高校是传播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另一面让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
4、 论大思政教育理念下高职思政课教育改革 摘 要 教育改革的深化实施背景下,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也愈来愈重要,教学改革当中将 "大思政教育 "理念加以融入,就能促进教学改革发展 传统的思政课程教学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当前教学要求,创新教学模式就显得愈来.
5、 工匠精神和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融合和实践运用 摘 要 有关“工匠精神”的名词与内涵在社会得到广泛宣传,众人熟知,其表现载体均是技能高超、独具匠心、精益求精的技能型人才,而培养高综合能力素质、品德兼备的技能型人才更是高职院校.
6、 新媒体对思政教育的作用评《小葵模式：用新媒体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新媒体时代带来了较多新的变化,以新媒体时代下的信息传播为例,无论是传播层级、传播方式还是信息的存在形态都发生改变,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被拓宽、信息内容得到拓展 当代大学生正处在信息快速流通的环境当中,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