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作为扶贫对象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该文是关于文学批评论文怎么写跟文学批评和扶贫对象和扶贫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一、我们面临着文学的贫困和文学批评的贫困
小说家陈应松在《写作是一种搏斗》的演讲当中引用了秘鲁作家略萨的一个定义.略萨认为我们当今正处于一个“后文学时代”,亦即“文学贫困的时代”.他说得非常正确.如果说,在这样一个“后文学时代”,写作是一种面临各种各样的“贫困”展开的搏斗的话,那么,我认为,文学批评也应该是敢于向“贫困”挑战的一种搏斗.当然,对什么是“博斗”,不同的评论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略萨的意思应该是明白无误的.他认为,真正的作家和评论家应该是在这个“后文学时代”执着地为文学进行辨析和辩护的人,应该是敢于面对那些把文学搞得面目全非、贫困不堪的行为大声说不的人,应该是为了维护文学的尊严和价值而奋不顾身的人.他所说的博斗应该指这个意思.陈应松提示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认真而执着地为文学进行悲壮的、坚定的辨析和辩护,主要是我们面临着文学的贫困和文学批评的贫困这样一种尴尬处境.
同时,我们还面临着这样一种困扰：一方面,我们有的同志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期望通过文学的力量能对各自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旅游形象能够有所提升,能够产生GDP那样的价值,甚至因为文学,能够使所在区域的文化生态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他们眼中的文学,无疑是那种具有工具理性的、实用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文学；另一方面,许多对文学无知,却对文学始终抱有浓厚兴趣的“成功人士”或者“文学大咖”,他们在文学领域中呼风唤雨,不少人却对文学一窍不通,或者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他们习惯于附庸风雅,在自己的领地里对文学喋喋不休、气宇轩昂地发言.于是,非文学者掌控了文学的话语权——这就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后文学时代”的文学贫困的局面.像“文学大省”、“文学大县”、“诗歌重镇”这样的话语此起彼伏,喧嚣不绝.这种奇观足以令世界瞠目结舌,不得要领；这种奇观使人怀疑,我们似乎又重新返回了全民写诗、呈强斗狠,遍地大放“文学卫星”的时代？同时,像“文学大师”、“文学神童”、“天才诗人”这样的称谓也是声震屋瓦,吓死人不偿命地一再出现.某个地方诗人因为获得了某个文学奖项,于是“批评家”以惊诧无比的声调喊道：该诗人的出现使某国的诗歌生态发生了改变！某个地方小说家获得了某一个文学奖项,于是“批评家”又以确信无疑的声调喊道：他将改写某国的文学史！我们所看到的批评文章的相当一部分,是从践踏、玷污和背叛“文学批评”这个严肃的语词开始一路狂奔的.最近,《文学自由谈》发表了一篇《学院批评病象“会诊”》的批评文章,对诸多当红批评家进行了直言不讳的尖锐批评.其实,这哪里只是“学院派批评家”才有的病象？这几乎是遍及批评界内外的一种“流行病”——精神的疲软、灵魂的空洞、价值的混乱、操守的缺失,已经成了有目共睹的批评界乱象；的确,当今数量庞大的一部分所谓的文学批评文章,是由数量庞大的“学院派”炮制出来的.这些评论文章貌似学贯中西、左右逢源、气宇轩昂、不可一世,其实,不过是追逐着职称、课题、科研经费,以及公费旅游等等形而下尤物而产生的学术怪胎；还有一部分数量同样可观的批评文章,可悲地局限在像组织这样的狭小圈子中,成为了友情评论、商业评论、帮会评论的一个又一个标本；而更多的所谓批评文章却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甚至成为了评论界精神乱象的病案.因此,与文学写作大跃进作为“标配”的另一种奇观,是因为一些所谓的文学评论家的参与而呈现出来的.
二、一些批评者已经掉在了自己的历史和人格之外数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某个以“大文化散文”而显赫一时的“文学大师”,没想到竟然成为了一个“事件”！在遭到以此“文学大师”为“舵爷”的批评圈子的排炮攻击、狂轰滥炸之外,我还享受到了另一种批评待遇：我的这篇文章居然被某个号称“大陆李敖”的青年评论家看上了.他肆无忌惮地抄袭了我的文章；当我指出他的卑劣行径时,他竟然毫无羞耻之心.叹为观止的是,编发我文章的那个编辑,就因为他是这个“大陆李敖”的铁哥们儿,而这个编辑又以狂热追求“自由”,具有某种“风骨”盛名于世.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为朋友两肋插刀”站出来对媒体说：“那不属于抄袭！”稍后,批评家王彬彬经过认真研读之后发现,某个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学术轰响,以所谓的“反抗绝望”杀入“鲁迅研究”圈子的批评大腕,竟然在其成名作当中有多达近百处抄袭,完全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境地.王彬彬的文章有理有据、铁板钉钉.照理说,该学术大腕逃不脱身败名裂、落荒而逃的下场.但奇葩的事情出现了：一方面,该大腕所供职的那所名牌大学涵养极好,打死不表态；另一方面,该大腕的“朋友圈”集体出动,为其张目辩解.说什么:“那个时候,学术批评还没有形成严格的规范,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在当今“鲁研界”堪称坐头把交椅的“大学者”居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十分负责”地认可了这种高论！由此可见,某些评论大腕,其为文已经跌破了“批评”的底线；更加不堪的是,其为人也已经跌破了做人的底线.昆德拉曾经一再警告我们说：“不要掉在自己的历史之外！”对评论家来说,就是不要掉在评论自己的历史之外！具体而言,就是不要掉在评论自身的*纪律之外！令人百般不解的是,许多评论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己的历史”,他们乐于给别人吹喇叭、抬轿子,做别人创造历史的附庸,压根就不知道怎样用评论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他们不仅早已掉在了自己的历史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早已掉在了自己的人格之外！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写作者或者批评家可能因为跌破了“批评”的底线而获益,但同时也必然因为跌破了做人的底线而让文学蒙羞.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些批评家竟然对此丝毫没有察觉,而是乐此不疲地从中获益,同时也让文学批评蒙羞.由此,这就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值得研究的一种文学批评奇观.略萨提示我们说：一个缺乏真正的文学熏陶的社会,就像是聋子、哑巴和失语症患者组成的社会.许多热衷于规划文学远景和热衷于文学写作的人,他们习惯于用一些貌似文学的情景和语言,成功地制造和加剧了社会和文学的混乱.这样的噩梦已经笼罩在文学疲软和虚脱的后文学时代的头上.遗憾的是,很少有文学批评家指出这样的现实困局和精神尴尬.三、批评家必须应该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从前有过一段教新闻的经历.我非常推崇当年《大公报》提出的几大办报方针,比如其中的“不卖、不私、不盲”这几个原则,我认为,并不仅仅是对搞新闻的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承认批评家首先也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这几条纪律,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界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牢牢记取的职业纪律.
什么叫“不卖”,就是说,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参与一切带有交易或者变相交易性质的活动；什么叫“不私”,就是说,始终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职责,除此之外,不会打着“批评”的幌子而去贪图私利,或者用“批评”去维护小团体、小圈子的私利,即重庆话所说的“本码头”、“本堂口”的私利.真正的批评应该具有社会公器的属性；什么叫做“不盲”,就是说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既不盲听,也不盲从.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如果能够自觉地遵守这几条纪律,文学批评的现状将会带来根本性的改观.对此,我是持乐观的态度的；我相信,评论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对目前这种现状是熟悉的,也是相当有看法的.
倒退90年前的1927年,朱利安·班达在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指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持守个人独立思考和辨析的立场,将批评的使命体现到对世俗社会解析和批评的事业当中.而且朱利安·班达还说：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其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我们同意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的良知的话,那么,无论是逃避责任还是道德堕落,都是对知识分子职责和使命的一种背叛.面对这样的质疑,知识分子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文学批评家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其实,一百多年来,在西方,人们批评一些知识分子陷入专业化、技术化的泥坑,缺乏对社会和真理的关怀,精神极度平庸,眼里只有金钱、荣誉和地位,以及种种利益；人们批评这些知识分子把崇高的口号喊得惊天动地,但在实际生活中却缺乏个人道德,极端自私自利,以种种聪明的行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等等,其实,都一再在提醒我们,知识分子的背叛,更加不能令人容忍！这种背叛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伤害更加深重.
捷克作家恰佩克由此指出：这种缺位和背叛,会使人们对知识的作用产生可怕的想象.他说,“只要在人性的地方,总能找到一些所谓知识分子的行踪.他们往往会会成为扼杀知识、践踏理性和混淆常识的推手.”在恰佩克看来,知识分子最大的背叛不光是逃避社会责任,和缺乏职业道德操守,更加令人不堪的是,他们往往乐此不疲地与权力和金钱合谋,地为愚昧和权谋寻找种种“合理的依据”,以此来压制和遮蔽常识,淆乱人们的视听.四、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并不愿意承受“更多的现实”如果依照常识,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一定的思想和文学的“洞察力”.就像人们在评价米沃什时说的那样：“这个诗人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直接作出回答的秉赋,无论这种问题是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自身的——他就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洞察的能力,他能比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在我们这里,不少以批评家身份著称于世,或者自命为批评家的人,他们却丧失了起码的洞察能力,而且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他们除了乐意承受更多的凭借文学的名义带来的种种荣耀和好处之外,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并不愿意承受“更多的现实”,因为承受这些“现实”是不聪明的,不成熟的,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甚至是危险的.他们都是些聪明绝顶的人,都是些特别识趣的人,都是些庸俗“成功学”意义上的智商情商特别高的“牛人”！
正是由于为数众多的这样的“批评家”的频繁活动和大肆渲染,我们这个“后文学时代”才给人以一种“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的文学丰收假象.在他们充满真理般确信的渲染之下,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从祖国的心脏到下面的省市县,文学在东西南北中捷报频传似乎已经无可置疑.他们每年每月每日几乎都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奔忙,忙着去参加一个又一个的文学研讨会,去吹捧各地作为“地方文化形象”或者“文学软实力”的一本又一本“杰作”——尽管他们在私下里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杰作,但是,他们深知“理解万岁”的奥妙,深知各地热衷“文学大跃进”的急切和焦灼心理；他们是一些文学界的“活雷锋”,他们四处出击去,“化剑为犁”,也就是将文学批评之剑化为具有抚慰功能的祥和之犁；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批评作为魔术或者杂耍,让人产生各地文学捷报频传、佳作不断、美不胜收的精神幻觉.
不光如此,他们还乐此不疲地四处行善化缘,为各地试图获得某一个奖项而卖力地造势.他们煞费苦心,百般努力,他们的确很了不起.因为通过他们的智商情商,一件又一件“皇帝的新衣”被编织出来.现如今,虽然没有像“大跃进”年代那样公然喊出“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鲁迅,或者出一个郭兰英”的口号,但是,众所周知,如今这样的“文学理念”和文学狂想却仍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现如今,各地作协招兵买马,队伍日渐声势浩大,许多地方经济发达、财力雄厚,舍得拿钱请各路神仙来捧场造势；除有组织的造势活动之外,各地不少作家也积极主动出击,自费出书,自掏腰包举办各种各样的作品研讨会.可谓拿人手短,吃人口软.各种各样的类似于表扬稿、质量合格证、藏宝鉴定书这样的“批评文章”就漫天飞舞起来.
我不是说,各地,不管是地方组织,还是作家个人不能搞这样作品研讨会,也不是说批评家就不能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关键是,你作为一个批评家,你必须始终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必须要有自己的主体意志和尊严,必须具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坚守文学批评的原则立场,不要为了获取世俗的种种好处而明目张胆地违背和践踏文学批评的*和规则.五、作家和批评家应该认真学习贯彻“精准扶贫”的文件精神恕我直言,当今就大多数的地方写作而言,还基本处于文学的“大众化写作”的阶段,也就是从前所说的“普及”阶段,也就是有待提高的文学扶持阶段,而不是大面积出精品的阶段.如果采用政治家的术语来说,就是“初级阶段”——“初级阶段要一百年”.你不能搞“大跃进”,心急火燎,头脑发热.事实上我们许多地方文学写作的现状还处于“解决温饱,脱贫扶贫”阶段.作为批评家,我们必须明白这样的现状.这就是良知,这就是职守,这就是坦诚,这就是我们重庆人所说的那种“耿直”.最近一段时间,我认真学习了有关精准扶贫的文件,联想到当前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现状深受启发.提出,当前的重要任务和主要的精力应当放在扶贫上面.的确,文学界主要的任务和精力也应当放在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扶贫”工作上面.
我查了一下,所谓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个指示之所以很重要,就是因为是实事求是,坦然面对.不仅如此,还详细制定了精准扶贫工作路径,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并且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我认为,中国作协和各级作家协会、批评家群体,以及各地热心于文学的官员,都应该认真学习贯彻精准扶贫的精神和相关政策.认真领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科学含义.批评家每到一个地方,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谁贫困就扶持谁！毫不含糊,毫不犹豫.他们因什么贫困？必须积极负责地帮他们找出原因；怎样脱贫？帮他们指出正确可行的路径.而不是说一通皆大欢喜的文学套话,言不由衷的文学假话,天马行空的文学胡话.明明是特别需要帮扶的脱贫对象,却硬要说是富甲一方的能人.
最后,我还要提醒一下,其实,就文学批评界的现状而言,批评界本身也处于贫困的状态,这当中的许多人自己实际上就是扶贫对象.他们到底哪些方面贫困？我在前面的发言当中已经有具体的描述了.
至于谁来帮扶他们,怎样去帮扶,以及他们承不承认自己是帮扶对象等等,我不得而知.因此提出来,求教于各位方家.张育仁,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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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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