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乡村治理法治化：回顾和展望，该文是有关乡村治理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回顾与展望和法治和乡村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任务的主动回应,是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对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学术史回顾,分析学者们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三个方面,即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运作的体制机制,以及多学科、多维度逻辑推演.
［关键词］ 乡村治理；法治化；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 C9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053（2018）05—0048—04
在法治原则已经成为当前国家治理主要原则背景下,关注法治,以法治为价值基准,既是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的目标,也是实现乡村治理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试图通过对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的学术史考察,*研究的大致脉络,指出其中的不足,探讨未来研究需要深化的问题.
一、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的兴起
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村民自治以来,乡村治理实际上形成了“乡镇政权＋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模式.理论界曾经认为,“乡政村治”模式下,基层政府事务与乡村事务截然分开,互不干涉,是理想状态的乡村治理模式.但乡村的治理实践,并未出现如人们期望的“理想村民自治”模式,［1］“村治”与“乡政”关系紧张,在相弈中,“村治”较大程度衰变为“乡政”的统治.随着传统向现代转型,市场经济和法治以不可逆转的潮流趋势冲击着已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农民的利益诉求、文化心理也呼唤着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到来,乡村治理机制在悄然变革,乡村治理方式逐渐向法治的方向转移.
苏力在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结合乡土的“熟人社会”性质,以具体个案为切入点,分析了乡村法治运作的微观社会基础,提出了法治建设的本土化主张.具体包含：其一,继承和发展了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乡村是“乡土社会”这一论断,认为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性质是法在乡村运作的社会环境.其二,认为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要从社会生活中各种非正式的法律制度中寻找法治的本土资源.［2］其三,认为乡村法治研究需要以活生生的具体个案为切入点.这种以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本土化研究方法,为乡村法治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对当时法学界流行的“法条主义”造成革命性影响.［3］
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已经有了巨大改变,贺雪峰等学者在大量经验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已经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的结论,认为乡村礼俗和人情逐渐弱化,乡村秩序很难依靠村庄内部权威来维持,由现代法治所建构的权利义务观念慢慢成为村民的意识,因此,需要重新把握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全貌,并以此来建构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发展道路.陈柏峰进一步把学者们关于乡村法治的一些理论进行了概括,提出了“形式法治论”,［4］认为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移,传统乡村人际关系受到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影响,地方性规范空间受到压缩,地方性共识瓦解,对国家法律诉求随之提高.董磊明等学者通过对宋村的观察和研究,发现现代中国乡村产生了法律生长的土壤,村民出现“迎法下乡”的愿望.［5］徐勇等学者分析了村民作为主体愿意接受法律,实现“送法”到“迎法”的转变和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过程.
综观学者们的研究,乡村治理法治化经历了一开始国家主义研究视角下的“乡政村治”模式,到依赖乡土性资源的“本土化”模式,再到依靠现代治理理论大力“迎法下乡”的“现代化”模式的转变,这些转变恰恰反映了我国法治的发展历程.法治的生命在于落地,我国法治建设的基点、重点、难点在乡村.现代社会治理趋势要求乡村治理必须和法治化结合,与法治化接轨.从理论层面来说,“乡村的不稳定因素不是来自于农民的贫穷,而是源于农民权利的丧失和乡村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于是产生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制度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6］因此,乡村治理的当务之急是呼唤生产公平正义这种公正产品的法治.从实践层面来说,农业税取消后,国家通过财政制度设计直接把资源转移给农民,干群关系转好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村干部疏于监管、小官大贪等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乡村基础秩序发生根本转变,农民发生分化,乡村内生力量趋于瓦解,乡村不再是安身立命之地,与之相应的是,乡村的法治建设也呈现转型期特征,如情、礼、法多元规则并存,农民道义观念与法治精神并存,民间性规范与法律制度并存.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法律在乡村遭遇诸多困难,学术界不得不深入探讨乡村治理法治化道路应该如何建构和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二、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分析路径
乡村治理涉及多元治理主体、多样治理内容和多种治理机制,决定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同学者从自己涉足的学科、领域、流派出发,对乡村治理法治化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没有明确的、共同的界定,反映出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分析路径,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专门性分析路径.主要侧重对一个或几个问题的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展开阐释.如有的学者从民间组织发展角度,指出“乡村民间组织发展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培育了法治理念,可望成为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第三种力量’”.［7］有的学者从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角度,提出“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进程,应遵循农村社区法治与国家法治相统一、群众自治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结合的原则,完善立法、强化干部和群众权利意识、强化综合治理保障与制约机制”.［8］有的学者从村规民约的软法作用角度,提出“实现软法效力的路径：一是提高村规民约制定过程的正当性；二是强化契约精神；三是增强村规民约实施过程合法性；四是建立良性评价机制；五是优化共同体环境,实现价值内化”.［9］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将社会学视角和法学视角统一起来,在“法治论”与“治理论”的交锋中提出乡村司法制度重构的设想.［10］除此之外,亦有部分学者从历史发展、民族地区、宗族习惯、国内外区域比较等不同视角研究乡村治理法治化问题.这种分析路径的优点是,拓展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研究的视角和内容,有利于研究向着多维度、深层次迈进.然而,存在的问题是将法治化等同于若干领域若干要素的机械化叠加、呈现碎片化特征,无法体现法治化体系的整体性、共治性、协同性特点,在当前的多元治理格局下,难以确保共治平稳运行,乃至达到乡村善治.
第二类是综合性分析路径.主要从整体性、宏观层面和多学科联合把握,综合性解决问题.如一些学者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对共同治理、源头治理、动态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机制进行了表达.有的学者从“乡村普法、乡村经济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快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提高乡村两级干部依法行政水平”等方面,［11］探讨了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比较有典型性的是对法治化不同模式进行了分析,如有些学者提出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认为这种路径是乡土社会自发的产物,是自然形成和演变出来的.社会演进型路径法治效果稳定,法治自发根植于乡土之中,而非被动接受.但同时,由于是自发演进,法治推进过程缓慢,法治内容较为僵化和封闭.与之相反,有些学者提出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路径,认为政府应作为法治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乡村治理法治化整体框架由政府搭建,主张通过乡村本土化资源和国内外先进经验推进法治建设.政府推进型路径的优点是速度快,更具系统性、完备性,但缺点是基础不牢靠,被动接受,容易造成水土不服和排异效应,法治效用难以有效发挥.这两条分叉式路径,均无法达到法治化过程中阶段性终点.因此,部分学者又提出了把社会演进型和政府推进型两种路径结合起来的中间道路.综合性分析路径的优点是着眼构建乡村法治的整体性框架,促使上下统一协调合力的形成.但是其研究的限度也是十分明显的：从研究内容看,尽管注重从整体性推进乡村法治化建设,但由于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故不能全景式地在法治框架内系统研究乡村治理的特性；从研究方法看,存在重规范研究轻经验研究的倾向,且方法上存在两种研究相互脱节现象,中外比较、国内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乡村的比较研究也不多.从研究目的来看,存在纯学术性研究倾向,尤其是概念化的工作,对策性研究较为薄弱；从学科性质看,偏重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与法学等多学科协调与联合不够.
总体来看,学界把“乡村治理”与“法治”结合起来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并不多,能够进行系统的概括和评述更是有限.当前存在的专门性和综合性两大分析路径,大致代表了当前研究的脉络,其存在的问题,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三、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的展望
如前所述,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的限度是明显的,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及随着农村基层治理研究的深入,乡村治理法治化需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一）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分析
乡村治理法治化实质是立足于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这一转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乡村治理系统运转的最优化和乡村主体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乡村治理过程中各要素的合理构建及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乡村治理作为一项综合的实践活动,是由治理理念、治理环境、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资源、治理手段等基本要素构成,以合法、规则、责任为核心要素的有机统一体,通过运用规则和制度来约束和重塑乡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治理目标.未来的乡村治理法治化应该考虑这些构成要素,并从这些构成要素出发,在挖掘它们内在基本含义和内在关联性基础上,探寻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系统性制度安排,研究的重点应包括治理理念法治化、治理环境秩序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内容规范化、治理资源共享化、治理手段科学化等问题.
（二）乡村治理法治化运作的体制机制研究
当前影响乡村治理法治化运作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源于基层政府权力扩张、村委会行政化倾向、法律制度供给不足以及村民意识淡薄等方面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又要有高效的运行机制,还要有乡村治理观念的转变和自我变革的勇气.为此,需要加强五个方面的研究：第一,乡村治理领导体系研究.要加强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研究,通过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使领导行为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有效契合,从而促使党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权威作用的发挥.第二,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研究.包括突出法律在乡村治理中的制度基础作用；依法培育和规范乡村社会各类主体；依法规范政府行为,引导政府向“服务型”转变职能；依法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形成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动态治理的综合治理机制等.第三,乡村治理运行体系研究.包括厘清乡村治理内部的权力边界和健全乡村治理的外部法治保障,实现乡村治理全过程的稳定性和程序化.第四,村民权利体系和法治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重点是加强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利实现机制研究.第五,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研究.主要是为社会组织提供自治空间和成长动力,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团体章程等乡村自治规范在乡村治理中的民间法作用.
（三）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多学科、多维度逻辑推演
目前,学者对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描述还比较单一,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未来需要从多学科、多维度展开研究.其一,注重法学与多学科的沟通与融合.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是建立在法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基础上的,应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乡村社会传统治理结构、治理模式以及法治化变迁问题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阐释和理论提升,如与精准扶贫、村霸治理等结合开展研究.其二,注重规律性研究,探寻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总体规律及其具体层面规律,如融贯协商的视域和方法,将协商与乡村法治建设有机融合,寻找提高乡村治理绩效的规律.其三,注重价值性研究,阐释乡村治理法治化承载着的自由、平等、秩序、公平、正义、权利等价值内容,解决治理理论虚置化与实践对策无根化的问题.其四,注重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将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的“宏观结构性分析模式与微观行为性分析模式相融合、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总结的各种理论范式与乡村治理实践相结合”,［12］立土资源和乡村传统,在深入田野调查基础上寻找和创立介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体”和“用”结合的“中层乡村治理法治化理论”.
总之,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研究领域宽泛且研究视角多样,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综观前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尚待从多学科、多维度对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在外部指向上,需要在现代治理话语体系下,进一步培育乡村的法治需求,转变由来已久的轻法观念和根深蒂固的义务本位传统,有机衔接本土的治理资源和现代性的法治方案.在内部逻辑关联上,需要在明确不同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和探寻不同治理要素联结性基础上,进行一整套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
注释
［1］蔺雪春．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述评［J］．中国农村观察,2006,（1）．
［2］蔡舒眉．浅析乡村法治研究——再看苏力著作［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
［3］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J］．法学研究．2010,（5）．
［5］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张德友,翟印礼．法与农村社会变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周铁涛．基层治理法治化与民间组织发展——基于湖南桃江县农村的调查与思考［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1）．
［8］张霜,王颖．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探析［J］．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5,（6）．
［9］裘有度．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软法作用［J］．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5,（3）．
［10］张青．乡村司法的理论困境与法治化治理理论之提出［J］．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卷第1辑）．
［11］王春雷．着力加强农村法治建设［J］．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5,（1）．
［12］王振亚．以多元治理主体为视角的乡村治理研究创新——《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关系研究》述评［J］．唐都学刊,2013,（3）．
［责任编辑：李丹］
总结，此文是一篇关于回顾与展望和法治和乡村方面的乡村治理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乡村治理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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