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本文是农产品出口有关论文例文与农产品和贸易和便利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摘 要：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较高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推动双边贸易增长.本文在构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熵权法测算了2007—2016年“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及其子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国家总体贸易便利化水平不高,东盟、中东欧、西亚和中东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而蒙俄和南亚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偏低；（2）“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提高0.381%；（3）市场准入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海关环境,而基础设施及服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最小.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出口；农产品
DOI：10.13856/j.cn11-1097/s.2018.08.001
1引言
随着经济新常态发展以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贸易难度增加,继续挖掘经济和贸易增长新动能.“一带一路”战略顺应而生.根据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其要求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贸易壁垒,构建区域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激发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的新势能.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经济贸易合作的空间很大.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额从65亿美元增长到170亿美元,年均增长11.2%.进口额从85亿美元增长到160亿美元,年均增长7.67%.中国逐渐从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该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6亿（超过世界人口的60%）,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1/3）,消费需求巨大,具有较大的贸易潜力.
作为一种“加和”博弈,贸易便利化有助于提高双边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给双边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贸易和福利收益（崔日明和黄英婉,2016）[1].那么,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如何,近年来变化情况如何,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如何,各个指标对农产品出口的作用程度如何,相关问题值得探讨.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比较多,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大多学者采用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如Wilson（2003）[2]构建指标体系研究从港口效率、海关环境、监管环境和电子商务使用情况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研究亚太地区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流量之间的关系.张晓倩和龚新蜀（2015）[3]从口岸效率、电子商务、海关环境和规制环境四个方面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有促进作用.崔日明和黄英婉（2016）[1]测量了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从市场准入、运输和基础设施、规制环境、营商环境和边境管理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还有一些学者也采用几个指标度量贸易便利化水平.如汪戎和李波（2015）[4]以出口所需天数作为贸易便利化的*变量,研究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多样性.然而,相关研究从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的角度考量较少.孙林和倪卡卡（2015）[5]采用港口基础设施的质量、海关程序处理负担、贸易壁垒流行程度、铁路基础设施质量和英特网普及率5个指标作为贸易便利化的*变量,研究了2005—2009年东盟6个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的影响.然而,这些指标并不能较为全面的度量东盟6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且无法判断6个国家的具体贸易便利化水平.
关于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权重并无统一的标准（Beverellietal.,2015）[6],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构建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一些学者参考Wilson（2003）[2]的构建思想,并根据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或直接引用其构建的指标体系,或将个别二级指标剥离出来变为一级指标.对于各级指标权重的选取和计算,张晓倩和龚新蜀（2015）[3]在研究上合组织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时,直接参考Wilson（2003）对各级指标的权重设置；谭晶荣和华曦（2016）[7]采用平均值法计算了2008—2013年丝绸之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韩啸等（2016）[8]直接采用平均值法计算贸易便利化指标权重；崔日明和黄英婉（2016）[1]在研究“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获得各指标权重.但这些估计方法或者无法体现区域发展差异,或者过于主观,无法真实反映各个指标的权重.
从已有研究看,本文可能在以下3个方面有一定的创新.（1）采用与农产品贸易紧密相关的指标—达到国际最高关税水平的初级产品比例度量国内外市场准入水平,这更能反映出与农产品贸易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水平；（2）采用客观指标体系评价方法,避免主观评价方法存在的误差以及平均估计法造成样本有效信息损失的弊端,能更为准确地测算“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3）测量贸易便利化的子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以区别各个指标作用的强弱.虽然谭晶荣和华曦（2016）也测算了各子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但其分别构建模型估算各个指标的影响,这导致无法对比分析各个子指标的重要性,而本文将4个子指标统一纳入模型,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基于此,本文从市场准入、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及服务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获得指标权重和“一带一路”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并研究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以丰富相关研究,并为扩大中国农产品出口提供经验借鉴.
2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2.1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贸易便利化协议》中相关条款,以及国内外学者从多个方面度量贸易便利化水平,并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方法（张晓倩和龚新蜀,2015[3]；Beverellietal.,2015[6]；韩啸等,2016[8]）,本文从市场准入、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及服务选取14个指标构建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
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GER）、世界发展指数（WDI）和透明国际组织的清廉指数（CPI）.由于2012年以前腐败指数的满分是10分,而2012年以后该变量的满分是100分,为了保持数据前后一致,根据学者一般采用的方法,将2012年以前的数值均乘以10,以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参考数据的可得性,数据年份为2007—2016年,以“一带一路”的39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表1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2.3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及时空异质性
2.3.1总体贸易便利化水平
选取39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计算贸易便利化二级指标的权重,并计算其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值.具体计算结果见表2.
根据2007—2016年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看,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6.811）.这是因为新加坡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行政高效.特别是,新加坡被誉为“避税天堂”,近10年来,其农产品关税税率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贸易便利化水平非常高.
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也较高,其贸易便利化指数分别为5.733和5.252.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府管理效率较高,政府腐败水平较低,同时其市场准入水平也比较低.本文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相似.如付明辉（2017）[9]构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市场细分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市场准入难度最低.其次是爱沙尼亚、巴林、马来西亚、阿曼、以色列、阿拉伯和斯洛文尼亚,其贸易便利化指数分别是4.657、4.629、4.442、4.369、4.194、4.139和3.799,这些国家总市场准入、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及服务方面都将对较好.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些国家良好的贸易便利化条件,加强双边联系,扩大农产品出口.
表2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指数
而俄罗斯、蒙古、乌克兰、孟加拉和尼泊尔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低.近10年来其贸易便利化指数分别为：1.865、1.778、1.72、1.495和1.316.远远低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水平（3.172）,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国内外市场准入水平较高,行政效率相对较低,也说明与这些地区贸易存在的不确定较大.特别是蒙古和俄罗斯与中国接壤,在与其开展农产品贸易活动过程中,要充分识别该国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快贸易自由化谈判.
2.3.2分区域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
东盟、中东欧、西亚和中东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其贸易便利化指数均在3以上,这些地区的贸易环境较高,适合开展贸易活动.同时,东盟以及西亚和中东的部分国家与中国接壤,具有良好地理区位优势.而蒙俄和南亚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偏低,可能的原因是,南亚地区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别较大.蒙俄的农产品市场准入水平较高,营商环境相对较差,且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2007—2016年各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具体来看,蒙俄、南亚、中亚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而东盟、西亚及中东和中东欧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小幅的波动.具体来看,中亚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增长最快,近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05%,其次蒙俄和南亚,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63%和1.70%.而东盟地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负增长,近十年年均下降0.36%,但大部分国家都有一定的增长.
3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3.1模型
本文采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参考李斌等（2014）[10]、谢涛（2017）[11]等的模型构建方法,在基本的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将两国的制度因素、基础设施情况、自然因素考虑在内,构建扩展贸易引力模型为：
(6)
其中t表示年份,i表示中国,j表示进口国.是各变量的系数,是随机误差项.表示中国在t年出口到j国的农产品贸易额,为j国在t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对数,为控制变量,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等.
考虑到贸易便利化水平是一个综合指标,无法反映各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进一步构建各一级指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实证模型
(7)
其中,为j国在t年的市场准入水平,为j国在t年的海关环境水平,为j国在t年的营商环境水平,为j国在t年的基础设施及服务水平.
3.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及完整性,本文选取的时间段为2007—2016年,选取国家为“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研究期间,中国对这39个国家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对整个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超过90%,样本代表性比较好.
本文因变量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额（EX）,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涉及到以下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贸易便利化指数（TFI）.反映“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一般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中国与该国贸易往来更顺畅.预期该指标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向影响.
市场准入水平（SCZR）：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过程中贸易壁垒的大小,市场准入要求越高,则中国产品进入到该国的难度越大.由于本文市场准入水平的指标来源于WDI和WEF,该指标是一个正向指标,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
海关环境水平（HGHJ）：反映“一带一路”国家海关效率,海关环境越好,则中国出口的产品出口阻力越小,越容易进入该国.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
营商环境水平（YSHJ）：反映中国企业在该国贸易往来的便利程度,该国营商环境越高,则贸易的交易效率越高,交易成本越低,中国农产品在该国更容易进行交易.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
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JCSS）：反映该国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水平,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物流效率和交流便利,电子商务有助于提高交易量和交易效率.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
人均收入水平（PERGDP）：人均收入水平反映了进口国对农产品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则消费水平相对较高.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
人口密度（POPDEN）：反映进口国的资源禀赋情况,人口密度越大,则对食物的消费需求越高,可能购买更多的农产品.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
经济发展水平（GDPGROW）：用进口国的经济增长率度量,经济持续增长是一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市场整体环境越好,消费水平也相对更高.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
关税水平（TARIFF）：关税水平反映该国贸易的严格程度,若关税水平越高,则中国农产品的到岸价较高,农产品做该国可能失去竞争力.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负.
进口成本（COST）：进口成本反映了中国农产品做该国的成本加成情况,进口吃成本越高,则农产品做该国的越高,可能导致进口国对该产品的需求降低,同时,高昂的进口成本也会削弱出口商的利益.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负.
同时,本文还有3个虚拟变量,分别为：是否为亚太经合组织国家（APEC）、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及是否拥有共同边界（CONJ）.预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额来自UNComtrade,是否为亚太经合组织国家、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两个虚拟变量数据来自于WTO数据库,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地理距离、是否有共同的边界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人均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进口成本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
4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4.1模型设定检验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39个“一带一路”国家2007—2016年数据,属于大N小T型,适合使用静态面板数据.
首先,采用豪斯曼检验（Hauan,1978）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面板效应模型,该检验的统计量为：
其中,K为的维度,即中所包含的随时间而变的解释变量个数.当该值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认为应采用固定效应.
本文统计得到豪斯曼检验值为13.27,对应的p值为0.02,拒绝随机效应模型为正确模型的原假设,认为采取固定效应更好.
4.2整体的估计结果
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1）和（5）为对照模型,仅考虑中国与各国出口贸易与贸易便利化指数之间的关系,模型（2）考虑出口贸易与贸易便利化的各一级指标之间的关系.模型（2）—（4）研究采用不同实证模型时,出口贸易与贸易便利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模型（6）进一步研究市场准入、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基础设计及服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模型控制了是否为APEC国家、是否签订FTA协议以及是否为相邻国家,但采取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时（模型3和模型6）,这3个虚拟变量估计效果不显著,因此从模型中剔除.
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具体来看,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则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提高0.381%.这说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双边贸易的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能够显著促进双边经济发展.本文的估计结果与张晓倩和龚新蜀（2015）[3]、韩啸等（2016）[8]的研究结果相似.
进口成本对双边贸易有负向影响,进口成本每提高1%,则双边贸易额下降0.588%.可能的原因是,即使中国农产品出口较低,但由于进口国较高的进口成本,使得商品的到岸价较高,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力减弱,从而减少了中国对其的出口额.这进一步说明扩大双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性.
关税及其他进口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有负向影响,但该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关税及其他进口税的统计口径包括非农贸易商品,从而导致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有限.
进口国的特征因素也对中国与其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口国人均GDP每增加1万美元,则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提高0.067%.进口国人口密度没提高1%,则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增加1.619%,反映出进口国的需求是影响中国与其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
4.3分指标的估计结果
贸易便利化指数是一个多指标综合值,它不能反映具体是各因素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为此,本文进一步考虑4个一级指标：市场准入、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服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见表3第（6）栏）.
结果显示,在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四个一级指标中,市场准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海关环境,而基础设施及服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最小.
具体来看,市场准入水平的改善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市场准入指标每提高1%,则中国出口提高0.358%.海关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提高也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其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中国出口贸易分别提高0.246个百分点和0.272个百分点.
而基础设施及服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虽然有正影响,但统计结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基础设施及服务整体水平的改善较为缓慢,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时,该指标的变化较小,因而统计不显著；另一方面,相对于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和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及服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贡献较弱.
5研究结论
本文以“一带一路”的39个国家为样本,从市场准入、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及服务4个方面构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并采用客观的熵权法计算其权重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在此基础上,研究“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
（1）2007—2016年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看,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其次是阿联酋和卡塔尔,而俄罗斯、蒙古、乌克兰、孟加拉和尼泊尔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低.
（2）东盟、中东欧、西亚和中东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而蒙俄和南亚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偏低.2007—2016年各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蒙俄、南亚、中亚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而东盟、西亚及中东和中东欧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小幅的波动.
（3）“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则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提高0.381%.
（4）市场准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海关环境,而基础设施及服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最小.市场准入水平的改善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其每提高1%,则中国出口提高0.358%.海关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提高每提高1%,则中国出口贸易分别提高0.246%和0.272%.
虽然“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但贸易便利化水平仍比较低.如根据WDI数据显示,2016年仍有10个达到国际最高关税税率的初级产品比例（%）高于10%,甚至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和土耳其的该指标值达到30%以上,反映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准入限制水平很高.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农产品贸易时,要根据不同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市场准入、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及服务,采取差异化的贸易策略（付明辉,2017）[9].对于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加大经贸合作.对于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应多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最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贸易谈判时,应加强市场准入和海关环境水平方面的谈判,以更好地发挥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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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谢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J].世界农业,2017(3):132-138.
（责任编辑肖时花 殷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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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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