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网络化治理的本土化建构路径，本文是关于网络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跟网络化和本土化和建构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摘 要网络化治理是对传统单中心治理模式的超越,它的产生既是西方治理模式变迁的历史选择,又是顺应后工业社会治理需求的未来希望.西方网络化治理的发展演进表明,网络化治理以多元治理结构的形成为基础前提,以治理网络化的相应制度建构和成熟运转为定型标准.建构网络化治理模式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行路径.但网络化治理的建构不能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方治理路径走老路,这既缓慢又危险,必须探寻本土路径,而通过培育和规范多元治理主体,由简入繁编织治理网络,建设服务型、合作型政府,则是网络化治理本土路径的三个有效切入点.
关键词治理变迁网络化治理多元治理结构本土化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Localized Construction Path ofNetworked Governance // Zang Wenjie
Abstract Networked governance is a transcendence of the traditionalsingle-center governance model. Its emergence is the historicalchoice of the change of Western governance model, and itis the future hope of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post-industrial socialgovernance.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networked governanceshows that networked governance is based on the formation ofmultiple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 and mature operation of networked governanceis the stereotype standard. Constructing a networked governancemodel is a feasible path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However, theconstruction of networked governance cannot follow the path ofWestern governance, as it is slow and dangerous. It must explorea local path, and cultivate and standardize the pluralistic governancebody; it must wee a governance work from simple tocomplex; it must construct a service-oriented and cooperation-based government. These are the three effective entry pointor the local path of networked governance.
Key words governance changes;networked governance;multiplegovernance structures;localization
1 引言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建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科学管理理论以及理性官僚制之上的传统行政模式,面对快速的环境变化和日趋繁重、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治理渐显乏力,导致政府治理失衡和失序.所谓治理失衡和失序,笔者认为就是指治理主体,尤指政府部门一系列治理活动的成本超过收益,不仅公共服务供给成本高昂,公共问题治理不善,而且治理主体越来越难以在治理活动中有效发挥掌舵作用,社会问题和治理活动都出现失序、碎片化.对此,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其治理失衡与失序的原因,并尝试探寻新的治理模式.笔者认为西方在探究新治理模式过程中,顺次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整体性政府与多中心治理结构形成时期以及当前还在持续中的网络化治理建构期.
在经历前两个时期持续的政府改革与治理变革后,多元治理结构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常态化的治理结构形态,为了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的高效运转,就必须对多元主体互动合作所生成的复杂网络进行制度规制和管理,由此,网络化治理应运而生.正如戈德史密斯所言：“网络化治理象征着世界上改变公共部门形态的四种有影响的发展趋势正在合流.”[1]即第三方政府、协同政府、数字化革命和消费者需求的合流.“网络化治理是一种与等级制和市场化相对的新型治理机制,来自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参与者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中相互依存,并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展开联合行动.”[2]笔者认为,网络化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多中心治理、整体性政府等上述前两个时期政府改革与诸理论探究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和超越.一方面,网络化治理是当前最先进的治理方式,它的生成是西方国家治理方式变迁的历史逻辑选择,有深厚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考究网络化治理的特征、优势,并结合未来后工业社会的新特征、新挑战,笔者认为网络化治理是能够替代和超越传统治理模式,使政府摆脱治理失衡和失序,并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新型治理模式.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在加速递增,社会形态正逐渐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传统治理模式无法与之协调,它需要更具灵活性、创新性、专业化、化的治理模式,而网络化治理无疑是与之匹配的理想治理类型.因为,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网络化治理具有三大特征.即多元主体,广泛跨界合作,多样化治理方式和工具.而这些特征又进而使其拥有8 个方面的治理优势,即统合资源丰富、治理化、政策质量提升、专门化、创新性、迅捷性、灵活性和扩大的影响力.当前,我国仍处于转型期,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艰巨的改革任务,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瞻远瞩,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以期回应各种问题和挑战,跳脱“中等收入陷阱”,平稳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对此,笔者认为构建本土化的网络化治理模式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考究西方网络化治理的发展路径以及我国当前治理方式的特征和不足,以期提出一条可行的网络化治理的本土化路径.
2 西方网络化治理路径
笔者认为西方网络化治理的发展路径存在两个递进衔接而又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首先便是自福利国家政策推行开始,后经新公共管理运动,长达半个世纪的多元治理结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非盈利部门、私人企业参与公共治理不断泛化、深入,到20 世纪末实现了多元治理结构的常态化；进而从21 世纪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迈入网络化治理的制度建构期,当然这一任务远未完成,仍在探索中成长.
2.1 多元治理结构成型阶段
人们普遍认为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导致了行政国家的产生.而对于行政国家的理解又通常等同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广泛干预和由此导致的官僚制膨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该政策使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责,然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推行政策中并没有广泛依赖官僚机构提供公共物品,而是将其授权给各个层面的非盈利部门.正如萨拉蒙所言：“联邦行动主义的增加,并不是简单伴随着联邦官僚体系的扩张,以及对非盈利提供者的替代.联邦政府已经转向大量的‘第三方’来帮助实施其扩大的责任,非盈利组织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3]所以,“美国的非盈利部门并没有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扩张而萎缩,与此相反,它得到了快速增长”[3].因此,自福利国家政策推行以来,政府通过寻求与非盈利部门的合作,已经开始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当然,依赖非盈利部门尽管使福利国家政策避免了官僚制的膨胀,但其根基仍然是庞大的财政支付,随着西方国家经济滞胀,其不可避免走向衰微.而随之而来的新公共管理没有遏制多元治理主体的发展.相反,其依赖市场机制以及广泛的分权加速了多元治理结构的成型过程.总之,笔者认为经由福利国家政策和新公共管理运动,非盈利部门、盈利部门不断地广泛深入到治理活动中,历经半个世纪实现了由单中心治理格局到多元治理格局的悄然蜕变,正如詹姆斯·罗西瑙所言：“除了政府之外,还存在至少10 个治理单位,包括‘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动者、无主权行为体、问题网络、政策网络、社会行动、全球公民社会、跨国联盟、跨国游说团体和知识共同体’.”[4]然而,由多元治理主体合作互动构建起的治理网络并不意味着网络化治理模式的成熟定型,它仅仅只是保证网络化治理模式成型的主体前提.因为治理网络形态的产生意味着治理主体自我环境的蜕变,而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或曰多米诺骨牌效应.主体自身环境的改变必然引起围绕自身存在的旧有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制度安排、组织结构等一系列的“震荡”,而这些元素只有在新旧震荡中自觉地快速调整,主动适应新主体环境,才能摆脱治理失衡和失序.所以,网络化治理的最终成型仅仅通过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针对网络化治理基于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形成的治理网络,进行与之相应的组织模式、行为模式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构.而这一过程也就进入到了网络化治理模式建构的第二个阶段,即网络化治理的制度探究与建构.
2.2 网络化制度探究与建构阶段
“当政府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时候,其绩效也会更加依赖于管理各种伙伴关系并让合作伙伴们承担责任的能力”[1].因而,网络化治理模式的成熟运转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对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和合作网络本身进行符合公共利益的规制与管理.从西方网络化治理模式发展实践来看,这一系列制度安排还处于艰难探究中,远未成熟化、定型化.不过,其所需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轮廓已经显现.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制度定型已经从包括政府角色职能、组织形态和公务人员能力三个方面的变革与建构开始展开了.
（1）政府角色职能的变革.当前,“一个巨大的障碍是：政府的组织、管理和人事制度是为等级制政府模式而不是为网络化政府模式设计的,因此,两种管理模式在实际运行中经常会发生冲突”[1].因而网络化治理的制度建构首先便要实现政府角色定位、职能规划和机制设置三个层面的变革.首先,重新确立与网络化治理相适应的政府角色.政府应当从公共物品生产者和社会问题的直接治理者转变为公共事务决策召集者、沟通协调者；治理网络设计者、维护者、监管者；公共事业战略规划者；合作制度平台供给者；治理资源供给与统合者.总之,政府应当作为治理中的同辈长者,担当元治理角色.“在制度上,要提供各种机制,促使有关各方集体学会不同地点和行动领域之间的功能联系和物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战略上,促进建立共同的愿景,从而鼓励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活动,以便补充和充实现有治理之不足”[5].
其次,在重构政府角色的基础上,应透过政府职能与机制的具体转变落实角色变迁.由于政府的诸多新角色将其职能重心转向与外部的协商、合作和监管,因此,应当构建并强化三大机制.
（2）组织形态多元化.当沟通、协调、合作而非命令———控制成为组织主要担当的角色、职能、机制以及治理方式时,科层制的扁平化,组织间边界的模糊化和网络化联接也就成为组织形态新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在企业领域已经出现了新组织形态———网络组织.“所谓网络组织是一种以企业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既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企业科层的新的组织形式.”[6]因此,笔者认为网络化治理时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科层制的死亡,也不意味着单一组织形态可以独霸统治地位,而是应当实现组织形态的多元化.具体而言,各治理主体的组织形态应当基于不同目标任务包含三种不同的组织形态.其一,扁平化科层组织.这一组织是层级化科层组织因应复杂环境做出的调整.网络化治理中,各治理主体的组织内部若要实现高效运行,仍然需要依托强制性权威来协调内部工作.其二,网络组织.网络组织是各治理主体与其他主体开展分工合作所形成的由众多扁平化科层组织联合起来构成的网络状的组织形态.它是各治理主体寻求合作而与其他主体共同构建起的对外合作组织.其三,基于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等特征,以及网络化治理对行政人员职责、技能的新的更高要求,为了能够增强治理主体的灵活性,充分发挥个体、团队的潜能,应当在治理主体的科层组织内部融入小团体组织,如学习型组织、项目团队等.总之网络化治理时代治理主体的组织形态是多元的,它由内而外包含三种组织形态.即小团体组织———扁平化科层组织———网络组织.
（3）公务人员能力建设.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仅从程序、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形式合理性出发,构建组织运行模式.“在官僚制中一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关进铁笼,个人的最高道德就是无我和祛除主观性,是无情无义、没有心肝、没有的专家”[7],也就是说官僚制通过单向度张扬形式合理性,不仅导致了人的能动性被遏制,也使人变得异化.而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政府再造其实质遵循的仍是传统管理主义的形式合理性逻辑.笔者认为组织的良性运行仅仅依赖组织程序、结构、制度的形式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归根结底是机械和刚性的,难以单独应对后工业社会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风险性的各种治理问题和挑战.可以想见,一个忽视人的能动作用的组织,其形式合理性再怎样完美,也难以在后工业社会有效地解决问题和提供服务,因而网络化治理中,公务人员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3 网络化治理的本土化路径
尽管当前我国还有许多现代化的建设任务,但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最终都要步入后工业社会,因为后工业社会并非乌托邦的遐想,它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然开始萌生,已经成为事实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同西方国家一样都要立足高远,建构起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新治理模式.当然我们也不能沿着西方发展路径的老路缓慢前行,而应当跨越式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前瞻性眼光,谋划我国的治理现代化建设事业.因而,面对当前复杂、多元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艰巨的改革任务,党和政府高瞻远瞩,自十八大以来,已经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以期回应各种问题和挑战,顺利实现我国的跨越式发展.对此,笔者认为构建本土化的网络化治理模式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但网络化治理的建构不能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方治理路径走老路,这既缓慢又危险,必须探寻本土路径,为此通过对西方网络化治理发展路径的考究,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参照,结合我国治理模式现状,于比较反思中方可提出可行的本土化路径建构对策.
3.1 我国当前治理模式
在提出本土化路径建构对策前,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当前治理方式的特征和不足.为此,笔者以支撑西方网络化治理模式成型的两大条件为参照标准（即多元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的网络化制度建构水平）,考察我国当前的治理方式.
（1）从治理主体构成来看,我国当前仍属于传统的单中心治理,即无论是公共物品供给还是公共问题的解决,各个环节还基本全部依赖于党和各级政府.市场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狭窄.更为薄弱的主体还在于服务型与公益型社会组织.这一组织群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其影响力、作用范围都十分微弱,基本不能为各阶层公民提供可观的非政府、非市场化的物质与精神支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政府- 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相关.长久以来,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管控的互动方式,且忽视社会组织的积极意义,致使社会组织缺乏独立自主的成长空间、有力的物质资源支持和法律权益保障.这就导致现存的大部分社会组织过度依附政府,沦为“次政府部门”,失去存在的本来价值；“而那种视一切公共领域为政府权力禁脔,一味拒斥阻碍自发秩序的成长,将社会管理等同于管理社会的做法,也同样与社会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8].公共领域中的广大公民难以基于自治、自愿、公益和自我服务原则,通过自组织化形成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群,这便使他们无法摆脱原子化利益表达和维护境遇,而未经广泛、多元化组织起来的散沙般的公民之间,也就难以通过联系逐渐培育出信任、合作、守纪、公共精神等网络化治理所需的社会资本.“实践表明,现代公共管理越来越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找到合理的均衡点”[9].为此,加快、加强社会建设对于形成多元治理结构至关重要.
（2）从治理模式的网络化制度建构水平来看,我国仍然处于单中心治理阶段,远未进行网络化制度建构,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且以官僚制行政模式开展治理工作,既是我国当前治理方式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存在不足的原因所在.具体而言,除了服务型、公益型社会组织和私人企业缺席治理活动,没能形成多元治理主体以外,政府作为单中心治理主体,其官僚制的行政方式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其理性化、科学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主要凸显在三个方面：“一是事务管理的科学化程度不高,文官制度不完善,官员的专家化发展不足；二是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和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尚待科学化；三是法治化和合法化建设是亟待解决的问题.”[7]同时,尽管政府已经从角色职能、体制、机制和组织形态多个方面展开改革,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职能新定位,也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加强了政府的协调整合能力,但它与网络化治理对政府制度变革的要求还有巨大鸿沟,改革仍显滞后.
3.2 本土可行路径的切入点
西方发达国家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存在两个阶段,即多元治理结构成型阶段和网络化制度建构阶段.并且这两个阶段不仅仅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其在逻辑上也是如此.因此,在借鉴西方经验时,绝不应当短视和片面地将西方最前沿的优越治理模式拿来,在本土大肆宣扬其优越性、合理性,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和治理创新中；而应当基于西方网络化治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本土国情,以“长视”和客观的视角探究本土化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对此,笔者认为可以把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作为构建网络化治理本土化的路径切入点.
培育和规范多元治理主体.实现网络化治理本土化的前提基础就是形成多元治理结构,因而,我国必须加快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并在培育中吸取西方政府依赖市场和社会主体时忽视对其合作进行管制和规范的教训,于培育中同时注重对与其合作的企业和社团行为进行规范.首先,加强社会建设,尤其是服务型、公益型社会组织建设是当前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最为紧迫的改革任务.
（1）由简入繁地编织治理网络.网络化治理中的网络并非只有一张,它蕴含了各式各样的网络类型.不同的类型在组织化、复杂化以及发挥作用的大小、领域等方面都各具特色.根据戈德史密斯和埃格斯在《网络化治理》一书中的概括,治理的网络类型可依据不同的服务目的,简略划分为6类.即：服务合同网、供给链网络、专门类型网络、渠道性伙伴关系网络、信息转播网络、联接交换网络.因此,在网络化治理的本土化建设中,可以由简入繁地编织治理网络.从当前能力、技术、需求急切度、解决问题有效性等方面考虑,编织局部和简单网络.例如,针对自然灾害、突发性事件的治理就可以编织专门类型网络,因为它通常适应于紧急情况.（2）构建服务型、合作型政府.无论是西方网络化治理建设,还是中国的本土建构,最终决定其成败的还是政府能否转型成功.在网络化治理中,政府并非无为而治,而是要承担相较传统治理活动更为繁重的职责,只是其职责内发生了新变化.为此,政府必须顺应网络化治理模式对政府角色职能、组织形态等制度安排的新需求,加快政府转型.而对于本土化建设而言,这一任务更为艰巨,必须深化政治与行政领域的改革.
4 结语
当前,尽管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制度建构还远未成型,形成成熟的网络化治理运行机制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无论从西方治理变革的历史演进视角还是从后工业社会对治理模式新要求的视角,笔者都发现网络化治理模式的产生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超越,是适应于后工业社会各种挑战的治理模式的理想类型.尽管当前我国还有许多现代化的建设任务,但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最终都要步入后工业社会,因为后工业社会并非乌托邦的遐想,它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然开始萌生,已经成为事实的一部分.因此,不应当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走老路,这既缓慢又危险.时间、成本、竞争等各种因素都迫使我们必须依托国家力量,主动探寻一条网络化治理的本土化路径.为此,必须培育和规范多元主体,由简入繁地编织治理网络；构建服务型、合作型政府.需要强调的是,鉴于我国多元治理结构还远未成型,网络化治理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仍处于基础建设阶段,任务繁重,挑战艰巨.所以必须依托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与长远战略谋划,如此才能加快建设本土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概括总结:该文是一篇关于经典网络专业范文可作为网络化和本土化和建构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网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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