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现实主义朗照下的战争叙事和历史反思论余德庄和战争有关的三部中篇小说的文化蕴涵，本文是有关战争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与中篇小说和德庄和朗照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余德庄是卓有成就并在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小说家.此前已经发表过长篇小说《忧魂》、《海噬》、《太阳雨》、《梦中的三叶树》、长篇人物传记《世纪情结》、《生如春花的灿烂》、中篇小说集《同舟的人》、《陌路相逢》,散文集《月亮与火塘》、《叩访乔伊斯故乡》等.这部中篇小说集《烟消云不散》是他奉献给读者的最新创作成果,在他40余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部新作不仅体现了这个小说家经久不衰的创作活力和审美,而且显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姿态和他对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全新理解.这个集子的9个中篇无疑给我们留下了可喜而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体现在对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心、人性以及人道主义等多方面的探幽和思考；体现在叙事策略的选择方面、在情节的编织方面、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在语言的创新方面、在探寻社会人性和世道人心的特异方面,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一个小说家独具的艺术才能和人生洞察力.
我之所以对其中的《铠甲岭轶事》、《村邻》和《烟消云不散》这三个中篇情有独钟,是因为这几部小说都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战争”.据了解,这些作品之前已经在国内颇有档次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并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说它们是“战争小说”,其实并不确切,严格地讲,可能称之为以战争为叙事背景的“反思战争”的小说更为恰当.这些小说视野广阔、视角独特、思考独到、生活气息浓厚、历史韵味深厚；在探寻历史的“真相”,特别是在探寻与战争有关的社会生活、人物命运、人性隐秘、凡俗体验,以及历史认知等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艺术功力和思考深度.虽不属于“宏大叙事”,但却充满浩然正气；虽有“私人叙事”的鲜明属性,但却在“个人化”的经验视角中,同样鲜明地体现出“集体经验”的博大与恢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处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民族情感与普遍人性、家国情怀与个体恩怨、原则性与灵活性方面,在叙说世俗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心理的变化演进等等方面,都拿捏得比较到位.既没有让集体经验和认知代替个体经验和认知,也没有让个体经验和认知淹没在集体经验和认知当中；在现实与历史的融汇交织中,既揭示出历史的芜杂诡秘、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同时又描画出人性的丰富性和隐秘性.
某种意义上讲,这几部中篇小说对特定历史境域和现实境域中人性和人心的细微触摸与揭示,远远超过一些历史学者的那种皮相简单、粗劣鄙陋的描画和呈现.因此,余德庄的这种与战争有关的历史书写以及相关思考,才能够提供给我们真切可信的历史经验和审美经验,才能够以如此特别如此新奇的刻写,在读者那里产生强烈历史的冲击力、艺术感染力和灵魂震撼力.
一、把战争作为“文学事件”
纳入人文视野和认知范畴
2015年8月,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余德庄在重庆图书馆的一个讲座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讲座的题目叫做《中国抗战的文学表达》,着重表达了一个小说家对历史,特别是对战争的重新认识和思考,以及如何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全新的文学认识、人性刻画和历史阐释.余德庄动情地回述了他自己、他的家庭对战争的切身感受和深切感悟.他说：“受到战争的伤害,我仅有一岁的姐姐,因为躲避轰炸不幸夭折.母亲本来在上海教书,日本发动战争后,逃难回到老家重庆,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在我看来,这场战争对余德庄日后成为一个小说家事关重大.多年来,尽管他写过不少当下现实题材的小说,着力探寻和刻画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底层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生动展示林林总总的人生百态,对现实社会中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隐秘性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探幽,塑造了不少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形象.就像他的这部以《烟消云不散》命名的中篇小说集中的其它篇章一样,这些文学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总是被他置放在现实与历史的纠结缠绕之中.不光着眼于抗日战争,事实上20世纪所发生的那些与中国有关的战争,以及这些战争作为重大历史事件对几代中国人带来的创痛和刺激,之所以能够作为重要的“文学事件”进入他的人文视野和认知范畴,不仅在于战争本身留给后人的诸多历史悬念,而且对一个小说家而言还留下了广阔的艺术探寻和思想探寻空间,特别是历史和人性的诸多诱惑.具体到余德庄的历史书写当中,如何通过个性化历史书写去真实地呈现战争对世俗社会心理、平凡人物人心的撞击以及人性的考验、人格的塑造等等所产生的重大而曲折影响方面,作者一直被这一重大而严肃的课题所深深吸引.针对近些年来一些小说和电视剧在战争书写方面凌空蹈虚、随心所欲的庸俗现象,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以抗日“神剧”为例,他认为,我们对中国的抗战故事说得不好或者很糟糕,主要的问题在于,许多编创者不仅缺乏创作才能,而且缺乏起码的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因此他们才敢于违背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才敢于胡编乱造、亵渎历史和艺术.
余德庄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二战”中和“二战”以后的那些战争文学作品虽然已经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文学认知经验和历史反思经验,特别是在战争的残酷对人心的考验、人格的塑造,以及对人的命运改变,在“人性的变异与坚守、勇敢与懦弱、忠诚与背叛”等方面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提示和启示,然而,就具体的战争语境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境域中的个体而言,仍然还有广阔的认知和书写空间.在战场的殊死拼杀和英雄主义高扬的“硝烟”散去之后,如何重新回到到战争的“现场”——到战争的幸存者那里去寻找战争的蜘丝马迹、寻找战争留下的精神创伤、寻找战争对普通人“文化性格”和“思维逻辑”的改变轨迹等等,就成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和书写责任.因为,在余德庄看来,这关系到“世界和平和人类未来”,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
二、小说家的“历史情怀”及怎样
正确认识和读解现实主义
一般来说,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必须时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他的小说叙事与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看一个小说家是否具有现实感,还必须看他是否具有历史感,具有独到的历史洞察力.也就是说,小说中的现实感或者现实意义,必须建立在历史洞察力和感受力的基点之上.否则,他的小说就既找不到现实感,也缺乏那种具有历史厚度的现实意义.对“战争”的深切关注和沉痛反思,又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点之上.因为,只有在对“战争”的恒久回望和思考中,我们才能够找到历史感,同时也才能够真正找到具有历史厚度和温度的现实感.
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缺乏一种历史情结和历史情怀,是不可思议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余德庄说：“对于文学我始终怀有一种既神圣又亲切的情感.传统文化的自幼熏陶和近现代中华民族艰难图存、奋发崛起的历史,以及国家民族命运与家庭个人的境遇密不可分的切身感受等等,所迸发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对文学理想的憧憬,乃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精神滥觞.”我认为将“精神滥觞”换作“精神底色”恐怕更为恰当.由此可见,他对文学怀抱着的那种“既神圣又亲切的情感”,是建立在真切的历史情怀和传统文化情结基础之上的.因此通过这些与战争有关的小说叙事,去执着地追寻历史的真相,并通过真相去探寻历史的真实,直到把历史的真实纳入审美和思想的范畴,塑造为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历史哲学”.叶圣陶先生指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他自己的哲学”.我认为余德庄的小说创作实践证明了此言不虚.他自己的哲学就是深深植根于现实主义丰厚土壤之中的、具有真挚的历史情结和历史情怀的“历史哲学”,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现实主义哲学”——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应该抵达的思想境界和审美境界.
回顾几十年来的创作道路,他是这样说的：“这种创作的原初动力使我非常自然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现实主义所昭示的‘为人生的文学’对我一直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同时也使我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和自觉,而其巨大的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强劲的生命力不但给我纵横捭阖的用武之地,也让我一直如沐春风般地感受着‘生活之水不竭,文学之树常青’的真谛和美妙.”
这番意味深长的经验感怀的确发人深省、值得深究.近些年来,已经没有多少作家,特别是小说家敢于触碰“现实主义”,更不要说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在用现实主义进行文学创作.现实主义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怪物”,有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这并不是现实主义自身的过错.余德庄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对现实主义不能作僵化狭隘的理解,现实主义完全可以吐故纳新,重新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现实主义完全可以在广泛吸收别的艺术流派营养的前提下,依然以前驱的姿态发展自己；许多人显然忘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今天熟知并广泛运用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创作手法,其实都是在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母体上孕育和生长起来的——这样一些富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在他的创作实践中,都一一得到了明确而铿锵的回答.
在我看来,《铠甲岭轶事》、《村邻》和《烟消云不散》这三部中篇小说,就是在对现实主义作了认真的审视和准确的解释的基础上,对其所具有的“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强劲的生命力”有了深切的体验之后所奉献的新成果；同时也是在现实主义的朗照之下,在强烈的历史情结和历史情怀的激励之下,所产生的具有审美意味的“历史哲学”意味的作品.
《铠甲岭轶事》和《烟消云不散》都涉及到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以及对什么是“历史真相”的迷茫、追寻、指认与解读.不同的是,前者的历史意蕴更为复杂,“历史真相”更为扑朔迷离,指认与解读更加耐人寻味.而后者却更集中在当“真相”突如其来撞击着那些毫无思想准备的村民时,所引发的人性的迷茫和精神的慌乱.与之相比,《村邻》在叙事中似乎并没有涉及到对“历史真相”的追寻这样的情结,因为,“历史真相”一直就在那里摆着,似乎用不着去追寻,而要追寻的是对真相的“正确读解”以及在承认“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如何能够站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其进行反思.也就是说,与“历史真相”有关的各方如何能够在正视历史的同时超越历史,以期提高认识共同抵达“世界和平和人类未来”的“历史哲学”高度.
应该说,这几篇小说采取的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即营构典型环境来刻画典型性格、塑造典型人物；同时采用这种典型的创作手法去对现实和历史素材进行能够揭示生活本质的选择、提炼、概括和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现实和历史素材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就成为了叙事的关键.“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力图摆脱旧有的历史观和文学观对现实和历史的垄断性解释,拒绝那种粗暴简单地对现实和历史的图解,重新回到现实和历史的现场,从“战争”的废墟、瓦砾或者残片中去发现历史的真相,从而对当下的现实生活有更为独到和深刻的洞察和理解.
因此对一个真正的小说家而言,此刻他更像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审美品格的“田野考察者”或者“历史学家”——追寻“历史真相”的使命和担当使他在叙事中始终充满矛盾、焦灼和痛苦.这样说来,这些以“战争”为叙事和反思对象的小说似乎又隐隐有了“新历史小说”的影子.但是,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历史小说”相比较就会发现,余德庄的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创作追寻和革新当中,并没有机械地保守地把自己圈定在现实主义的陈旧解释当中,将此作为唯一的创作手法而画地为牢.他既体现了其创作的原则性,同时又体现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拿来主义”精神.
三、围绕“战争真相”而上演的
一出荒诞派喜剧
《铠甲岭轶事》的创作实践就给予了有力的证明.这部以“战争”为反思背景的小说,采用“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手法比较明显,当然其叙事基调还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中的齐大爷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成功的“典型人物”,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新历史主义”意味的“历史真相”追寻者.他几十年之所以不断地垒坟守坟,其实就是为了追寻和守护“历史真相”.那么,真相在哪里呢？一个在齐大爷顽强的记忆里,另一个在保存的档案里.在这个彻头彻尾充满荒诞感和喜剧感的故事当中,最具有历史感和历史主义精神的是谁呢？既不是镇办公室主任肖某,也不是具有“文化水平”善于掌握“政策尺度”的县文化局长赵帆和县文管所邵所长等官员,而是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基本没有什么政策水平的庄稼老汉齐大爷.
小说叙事中尤其喜剧的是,这些吃公家饭、掌管“历史真相”的人,他们“现实感”很强,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历史感.他们对历史和“历史真相”采取官僚主义惯有的漫不经心的立场和态度,因此也就完全缺乏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然而,他们对“历史服务于现实”的理念却心领神会.在他们看来,齐大爷之所以死打蛮缠、不近情理,主要还是想为自己的亲叔讨一个“烈士”的名份.所以,赵局长才很不耐烦地说：“就不要再打那个坟的主意了.告诉你吧,那场战斗本身就是个狗咬狗的事件,洋狗咬土狗,坟里埋的都是二鬼子！”后来在齐大爷的死打蛮缠之下,邵所长才极不情愿地拿出了档案,“出示”了部分“历史真相”,但结论却是,作为武工队队长的齐大爷的亲叔之所以不能够算作烈士,是因为他不仅没有忠实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竟然为救援所谓的“友军”而擅自主张参与战斗,结果导致十几个武工队员和民工牺牲,不作违纪处分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居然还要胡搅蛮缠,视政策和纪律为儿戏！其实就小说叙事所描述的生动而深刻的荒诞性而言,已经具有现代派小说的那种历史蕴义和现实质感.尤其是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围绕如何将这个埋藏着历史真相和历史情结的大坟,打造和开发为具有“现实感”又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历史资源”这一问题,代表民间的齐大爷、代表的各路人马,以及代表“友军”牺牲人员的秦先生、代表洗心革面前来忏悔的“前鬼子”的渡边先生等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正剧”的基调之上,全神贯注、尽心竭力地投入了一场喜剧和闹剧意味十足的荒诞演出.
本来按照通行的叙事套路,小说在各路人马达成“一致意见”,准备对大坟进行具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打造和提升档次之际,其叙事发展应该是朝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而去.未曾想到的是,作者却完全抛去了这种懒惰取巧的套路,朝着更加荒诞的方向一路狂奔：一夜暴雨,山崩地裂——“铠甲岭上所有的‘铠甲’都不翼而飞,光溜溜的瘦削山体孤立在苍穹之下.”齐大爷和他的那条狗老黑连同大坟一道,“全被深埋其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至此,这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连同历史的守护者与追问者一道全然被深埋在大山深处.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具有荒诞性质的寓言式结尾.
尽管整个小说叙事的基本路径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我还是看出了内中隐藏的“新历史小说”甚至“荒诞派小说”的叙事意图.因为“新历史小说”和“荒诞派小说”在对历史,或者对与历史紧密相关的现实进行探寻时,常常警惕任何来自简单化、粗暴化阐释或者描述.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那么,对“新历史小说”和“荒诞派小说”叙事来说就是：“史失而求诸野”.在这场曲折而漫长的关于“历史真相”的拉锯战中,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都充满荒诞色彩.起先是围绕历史真相而展开争夺,之后又围绕如何正确解释这一“历史真相”而展开矛盾冲突.表面上看,是齐大爷与赵局长、邵所长等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而实质上却是“朝野之争”——即代表民间的“野史”与代表庙堂的“官史”之争.整个矛盾展开的过程曲折而激烈,即充满喜剧的荒诞感又充满正剧的崇高气息,荒诞的结尾尤显得悲壮而苍凉.
小说深刻揭示出：对“历史真相”的保藏、确认、出示,特别是谁更具有解释权等等,是这一问题的核心.齐大爷所掌握的“历史真相”,由于“格局比较狭小”,“档次比较低”、“认识比较缺乏政策水平”,也就是说,齐大爷所掌握和认识的“历史真相”里面混杂了许多的杂质和杂音,因此,用“古为今用”之类的尺子去量,不仅没有什么正面的认知教育意义,而且又缺乏资源开发的实用价值,处理起来“政策”难度又相当的大.故而,齐大爷的不依不饶完全是不顾大局的添乱之举.正因为这样,小说中的各色人等都卷入了这场荒诞剧中,每个人的“文化个性”、“行事逻辑”,特别是内心隐秘都暴露无遗.
四、围绕“战争后遗症”
而讲述的一个“重庆故事”
耐人寻味的还有《村邻》.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现代时尚气息的“当下故事”,但故事所延伸的思想触角却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历史的纵深——抗日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历史影像纵横交错、彼此叠加,令人眼花缭乱、不得要领.小说叙事重点描述了所谓的“战争后遗症”,即历史的病灶在当下人的精神世界中不断地发作,因而使小说中的各类人物矛盾不堪、焦灼不堪,挥之不去、难以排解.
小说叙事开篇围绕一个高大英俊的美国青年杰克而展开.因为杰克的祖父是抗战中参加陈纳德援华作战的飞虎队队员.正是这场战争,杰克的祖父与中国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最重要的是使杰克爱上了中国的山川民俗、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的一切.杰克因而来到中国,后来又喜剧般地成了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的中国老兵老罗的女婿.于是导致了老罗“战争后遗症”的不断发作.很好玩,这既是一个具有历史荒诞意蕴又具有现实喜剧质感的“重庆故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国家叙事意义及世俗文化意蕴的“中国故事”.老罗对女儿这桩婚事的强烈不满,源自惨痛而深刻的战争记忆,而更加深隐的矛盾,应该是来自两种曾经彼此对抗的文化和体制,特别是两种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
在神圣而惨烈的抗美援越战争中,老罗的许多战友牺牲于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的“地狱之火”当中.老罗本人身上也留下了战争的创痕.因此他发誓说：“我这辈子就算与美国佬结下死仇了！”尤其是后来,当他得知杰克的父亲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而且就是实施“地狱之火”轰炸行动的飞行员时,其与杰克及杰克父亲的心理对抗日趋激烈.在他的心目中,杰克的种种文明友好的表现都是“典型的美国式的虚伪”.而在大洋彼岸,杰克的父亲也同样陷于“战争后遗症”的痛苦折磨之中.这两个当年交战的对手,因为双方儿女的情缘而加剧了精神的矛盾和焦灼.故事延展中还加入了美国加州橡树岭市私人医院董事长怀特先生的回忆：他曾经在朝鲜战争中被志愿军所俘虏.当时他已经负了伤,是志愿军的无私的输血才将他救活.因此这三场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战争历史就以这样奇特的方式进入了当下生活,而且锲入得是如此的深邃、如此的强劲、如此的沉痛.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小说叙事的风格或者情调方面,却具有鲜明的重庆人惯有的幽默风趣、乐观大度的轻喜剧韵味.围绕这些交叉重叠的战争历史,老罗与杰克这两家的两代人都深深地陷入了回忆与思考当中.他们饱受精神的煎熬,彼此寻求“破局之道”,最终都经受了灵魂的洗礼.在伟大领袖“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政治智慧和宏大情怀的指引之下,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同样宏大的人类和谐愿景的鼓舞之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以中国传统的“大团圆”式的方式落幕的,当然也是轻喜剧式的.
当然,小说叙事的重心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对战争的反思方面,以及在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对典型性格的刻画方面.同样作为战争幸存者的老罗与老杰克相比,老杰克虽然着墨没有老罗那么多,但是塑造得也是非常动人而成功的.
老杰克这个美国老兵“因受到良心谴责,导致精神分裂”.事实上,越南战争结束以后,他就进行了非常真挚而深刻的反省和忏悔.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反思的深刻和感人,除了他本人的认真思考、反躬自省的道德人格起着重要作用之外,叙事中我们完全可以感知的,那种来自宗教文化、人文传统、社会纠错机制等等“外部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通过这种比较,中国老兵老罗的可爱和可笑就显现出来了.老罗这个文学形象当然是成功的,也是真实可信的.以老杰克作为一个反思战争的人格化参照系,老罗不仅缺乏反省意识,而且是一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反思的人.他一直活在虚拟的道德人格优越的自我幻象之中——他始终将自己看作投入“正义战争”的正面形象：既是战争的幸存者、亲历者,又是胜利者和傲视者.在他的心目中,老杰克除了是战争的幸存者、亲历者外,他是战争的失败者和必须悔罪者.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这个人物的内在和他所处的外在,明显缺乏一种能够超越战争恩怨、超越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上的人道情怀和人类视野.这就严重阻碍了他的思考向着高度和深度迈进.小说叙事中这一重要而深刻的比较和暗示,的确非同凡响.故事的结尾,充满喜庆气氛的银幕上出现“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邻”的字样,将“大团圆”推向了.但是,这不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老罗反思的结果——直到最后他都将自己置身于任何一种意义的反思之外——而是更为年轻、更具有开放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一代人和善于与时俱进、善于理解和执行政策的官员,以及“美国友人”积极配合、共同展望的结果.
小说通过形象化的人物塑造和典型化的情景描述等等启示我们：有必要站在更高的战争反思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老罗和老杰克这两个“典型人物”.客观地讲,这两个战争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他们谁都不是战争胜利者或者失败者；他们所倾情投入的战争,说到底其实都是一种国家行为.既然如此,那就必须从国家的层面进行战争反思,因为缺乏这一层面的反思就不是彻底的深刻意义的反思.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从国家的层面首先进行反思,那么,势必引导这个国家的民间广泛而深刻地投入到整体的反思当中.以老罗为代表的民间反思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缺失状态,即使有所反思但还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当然,并不是说国家层面对诸如此类的战争没有反思,没有去总结与此有关的经验教训,而是说大多还处于“高大上”的层面,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学术研究的战略性“应对”和认知层面,因而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引入广泛而深刻的民间反思行为当中.小说暗示人们：老罗和老杰克的认知差异由此而来.当然并不是说,老罗在情商和智商方面就比老杰克差.由此联想到《铠甲岭轶事》.这篇小说思考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从现代国家的层面,哪怕是从“民族国家”的层面去审视、定位乃至确认战争的牺牲者,而是从这个庄严而宏大的层面游离开去,进而从一种偏狭的意识形态化的“行政”的视角去“俯视”这些有缺点不完美不高大的牺牲者,这样一来,新的荒诞就会由此而产生.因为,正确地认知历史,必须是建立在客观、准确、尊重和敬畏历史的立场上.否则,我们在被荒诞困扰或者淹没的同时,也势必将历史、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等等,统统拖入无边的荒诞之中.
五、一个被“历史真相”
搅动得心灵不安的村庄
作为这部中篇小说集“压轴之篇”的《烟消云不散》,其叙写的是一个视角非常特别的战争故事.在滇缅抗战的宏大背景之下,两个凡俗女人的性格与命运发生了不期而遇的交集与碰撞.不仅如此,围绕那个身世复杂、面目不清的女人“东北嫂”,这个叫作“松云寨”的山村被牵扯和搅动起来,各色人等的心理变幻、人性迷乱、善恶交织等等心象与性情,无不被纳入战争思考和历史追问的主题当中.
近年来,从宏观的崇高的战争视角叙写滇缅远征军抗战历史的文艺作品相当多.相比之下,从这种微观的世俗的视角来探寻这段历史的文艺作品却相当少.因此,从功利主义考量,这是一个并不讨巧的费力活,但作者却敢于挑战,迎难而上.
小说一开始就充满叙事的悬念和神秘之感.黎母山的两个赶马汉子任家顺和盘老叭在给远征军送粮的途中,于山洞中意外发现了一个蓬头垢面、气若游丝、身份不明的女人.这个女人自称是从东北逃亡而来,其目的是为了到战场上寻找自己的丈夫.她说,“丈夫是跟远征军过来的”,因而被村民们叫作“东北嫂”.同样是处于战争中的女人,任家顺的妻子月桂与之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乱世当中,人性的美善充分地展现出来.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个身份神秘的“东北嫂”终于暴露了她的真实面目.原来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女人！而且曾经是在战场上为日军服务的随军护士！如同晴天霹雳,一度充满纯朴友爱之情的小小山村被彻底搅乱了.
与《铠甲岭轶事》围绕追寻和守护“历史真相”的叙事及思考不同,这是一个被“历史真相”搅动得心灵不安的故事.人们之所以不能够接受这样的真相,就其实质而言,是他们无法接受战争所带给他们的这种种荒诞,当然,他们也没有能力去解读这种种荒诞！小说发展到后来,人们之所以坦然接受的这种荒诞,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认识提升到超越凡俗体验或者认识的高度,更谈不上提高到了超越战争本身的文明视野或者人道主义的高度.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所面临的荒诞处境与《村邻》中的那个老罗的认识水平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之所以很快将荒诞“读解”为“并不荒诞”,而且“合情合理”,是因为那种高踞于世俗之上的政治智慧和权威意志的解释疏导的结果.只不过是,在这篇小说当中,化解矛盾、破除荒诞的文化利器是一种既立足于战争思维而又能够超越战争思维的“阶级分析法”.通过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分析法的“政策性”疏导,人们在心理和行动上完全理解和接纳了这个本名叫东田久贺子的日本女人.因为她的整个家庭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两个哥哥死于这场侵略战争,她的父母也死于贫病交加之中.因此,东田一家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或者阶级姐妹啊！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苦大仇深”的日本女人并没有全然融入这种“阶级情感”中,也没有被这种“阶级身份”的确认而心安理得.因为她始终明白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属性”.尽管这场战争是由国家所发动,她和她的家人无疑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按照“阶级分析法”的思维逻辑,她没有任何责任,因此完全用不着什么反思和忏悔.就这一点而言,她与《铠甲岭轶事》中的那个“前鬼子”渡边完全不同.渡边是战争中的屠杀者和加害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人格化具象.因此,他必须承担战争的罪责、必须悔罪！如今胜利的一方已经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宽容大度化解了战争仇怨,赦免了包括渡边在内的“前鬼子”和被战争裹挟的“敌国百姓”.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这个“东北嫂”竟然坚持要忏悔,岂不是多此一举,辜负了胜利者的一番美意？然而,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战争的积极反思者和责任担当者,这个苦命的日本女人的形象一下高大起来.因为她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对这场战争灾难是有责任的,是必须要忏悔的.显然,作为战争反思现象,这个凡俗的日本女人其精神境界比《村邻》中的老杰克还要高,其胸怀还要大.
小说还暗示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种人生境遇或者这样的一种历史境域中,所有的凡夫俗子都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或者认知从历史和现实的荒诞中脱身而出.然而非常奇怪的是,人们居然能够很快地从荒诞当中脱身而出,视荒诞为一点都不荒诞.这种坦然接受的心理机制和应对策略,事实上更为荒诞.在叙事延展上作者采用了与《村邻》较为相同的手法：以“玉佛金莲”的绝配和“祥和万年”的寓意在此相聚.小说同时强调：“应当说这也是天下百姓的共同祈愿.”作者的确是站在具有超越性的历史文化视角来审视叙事中的这种“奇异”的战争历史.然而,就小说人物的理喻和认知水平而言,他们并没有从历史和现实中超越或者“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小说无疑具有了更为深刻的隐喻性.这就是：作家为自己所深爱的人们而陷入深深的忧虑和怜悯之中.因为,他确实无法将他们从告别一种荒诞又进入另一种荒诞的悲喜剧处境中解救出来.
六、结语
近一二十年来,“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口号深得相当一部分小说家的青睐.陈忠实小说写作取得成功之后,许多人进入了一个可笑的认知误区,他们以为只有《白鹿原》那样的长篇叙事模式才意味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余德庄的创作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小说在书写”人类秘史”时的那种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事实上,小说既然是“秘史”,当然不能只会是一种写法或者一种套路,中短篇小说也同样可以书写各种各样的民族的、地区的、城市的、村社的,甚至是国家的“秘史”.当所有的小说家都愚蠢地按照《白鹿原》或者《百年孤独》或者《创业史》那样的模式一本正经地写小说,写这种邯郸学步式的“秘史”,难道我们还会相信那是“秘史”吗？
余德庄的这些中篇小说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秘史”还有这样那样的写法.
他还启示我们：“一个民族的秘史”既可以采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也可以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关键在于小说家能否通过这样的手法去揭示现实和历史的“隐秘性”和复杂性,能否去揭示人性和人心的“隐秘性”和“真实性”；去发现别的小说家还没有发现的那些具有“一个民族的秘史”的东西.许多年以前,冯牧先生曾经对余德庄的小说创作寄予了厚望.他说：“文学创作,永远是一个追求的过程,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对于余德庄来说,生活和艺术的道路还很长,更加艰苦的跋涉还在未来.”这个“未来”既指的是今天,同时也指的是今天之后的创作方向.在现实主义的朗照下,余德庄不负冯牧先生和广大读者的厚望,奉献出了令人欣喜的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创作道路上,这个优秀的小说家将还会奉献出更加新异而感人的文学佳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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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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