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诗性叙事的历史回溯和时代展望，该文是历史方面有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和展望和诗性和历史回溯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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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时代节点,如何抒写当下中国人的爱与痛、沧海桑田里的灵与肉？如何展开有温度有高度有历史纵深的诗歌创作,把“人人心中有”的感受转化为“开卷处处见”的优秀文本？如何克服“眼前有景道不得”与“为赋新词强说愁”双重弊病、避免放任自流的文字把玩对现实主义写作的消解？……等等,都是每个诗人面临的重大诗学命题.
晨曦照亮时代羽翼,阳光铺开锦绣征程.时代呼唤大诗,人民爱唱大歌.时代,我们唱出了《春天的故事》,时代,我们唱出了《走进新时代》.鼓舞人心的盛世欢歌,用诗化语言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高度的概括浓缩,徐徐铺开时代画卷,蕴藏着掀天揭地、扬眉吐气的精神核能量.
我们有幸与新时代相拥,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诗人的创造之根,应深植于当代中国人的鲜活实践,自信地面对异彩纷呈的现实,抒写中国诗篇,以洋溢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作品,传递中华民族的价值与审美追求,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因此,新时代诗歌要创作出具有史诗品格的大气之作,必须拓展宏大叙事创作理念,拓宽创作视野.只有点,没有面,只有微观,没有宏观,单纯依靠见微知著,依靠以小见大,永远见不到时代的黄钟大吕.所以,一旦抵达诗歌层面,宏大叙事不再是包罗万象,不再是麦吉尔所讲的“无所不包的叙述”,而是一种高屋建瓴、尺幅万里的概括能力和技巧.
在语言修辞和常识、诗识的整合过程中,真正有效的诗歌叙事能够判别或厘清其背后负载庸常生活的轻与重,大和小.那些看起来细碎的、偶然的、逼真的生活镜像,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复制还原,没有被诗人转化为真正的诗学共享经验,这样的经验就不再是经验,而是生活场景和语言文字的杂乱堆砌.当下社会生活的鲜活性和多元化超乎想象,素材的盛大壮观给诗性叙事写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继往开来的时代语境和精神激奋昂扬的状态之下,诗人应当在孜孜不倦的敬业探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路径,把那些珍贵的现实经验演绎为有效的诗歌范本,让读者读到与时俱进的心灵风景.
如果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创作是一种奢望,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退而求其次,追求一种具有时代意义上的大诗.在我看来,大诗之大,不一定是全景式的描绘,而是气象大,气魄大,意象精雕,内容精当,意境精彩,思想精深,自动生成天下独步、舍我其谁的豪迈雄浑氛围,合成千古绝唱.杜甫的《望岳》,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就是脍炙人口的大诗.所谓文学经典,都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精挑细选出来的.诗人没有任何理由低估读者的文学审美能力.几乎每一首诗,都能在时代的天平上秤出它们的文学重量.
当代诗人中,就是一位擅长写大诗的高手,雄词丽句数不胜数.不但是伟大领袖,还是独领的大诗人.即使把诗词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长河中比较,他那些大气磅礴、光昌流丽的作品,足可与历朝历代的经典诗词比美争胜.古为今用,以诗写史,让史入诗,正事写史,余事写诗,诗史合一,完成了古典诗词的现代转型,以此来反映当代生活,反映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程,豪迈情怀登峰造极,表现手法炉火纯青.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经天纬地、气壮山河的大诗气象,大家风范.同样是吟诗赋词,从来不会无病,诗性叙事的史诗灵感纷至沓来,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不胜枚举.1925 年,军阀混战,写出名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1934 年,被排挤出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写出名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1935 年,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写出名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征》）.1936 年,率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写出名句：“,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1949 年,南京解放,写出名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名诗靠名句传颂.因为名句是思想容量和精神当量的载体,有限的措辞盛载无穷的境界、胸襟和气魄.我始终认为,没有产生名句的诗,算不上一流好诗.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诗篇与之匹配,需要精神上的“满汉全席”.而当下的一些诗人,却一直笑容可掬地给读者上小菜,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就是不见正牌大菜.缺乏冠绝天下的大手笔,“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
所以,把诗性叙事重新提到“议事日程”,除了解决诗歌的思想境界、艺术水准等问题,同时也面临“写什么”的问题.比如,信手拈来的吃喝拉撒、家长里短等生活场景到底承载了什么？如何让私人生活与现实社会发生关联,如何让个人生活的特殊性关涉到大众的普遍性,确实是诗人必须正视的问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一定都具有诗学价值,我们当然不是在倡导一种简单的诗歌强行介入,但诗人对自己的日常叙事总得有一些“先知先觉”式的诗性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多寡,应当与文学常识构成审美对应.同样是游山玩水,写出来的作品,为什么能够被放进具有社会现实内涵的历史框架,没有沦为意义缺失的自我把玩？可见,只有在诗性叙事中充分打开个体经验的门户,才能穿越日常生活的表面幻象,在与“大我”的对话中呈现出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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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叙事是诗歌创作的本质要求.第一要有诗意,第二要及物.这个“物”,可以是物像,意象,也可以是感情思想.不但叙事诗,其它诗也概莫能外.甚至小说领域,也当仁不让,引进了“诗性叙事”的这一概念,强调诗化倾向,鼓励作家们尽可能把句子写得更优美一些.所以,对诗性叙事重新诠释,进行一次粗线条的历史回溯与新时代展望,确实很有必要.诗性叙事要求在抒情中叙事,叙事中抒情,具有分明的抒情气质.英国诗人拜伦的著名抒情诗《雅典的少女》：“还有我久欲一尝的红唇/ 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 我要凭这些定情的鲜花/ 它们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 我要说,凭爱情的一串悲喜/ 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你看,诗人抒情的过程,其实也是叙事（或叙述）的过程.要抒情,一定要有对象.交代抒情对象的过程,其实就是广义上的叙事.
在谈到新诗时,多次主张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借鉴,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古典诗歌和民歌,都是通过诗性叙事来完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这样的叙事,既有古典诗歌的风雅厚重,也有民歌的通俗易懂.老百姓不说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伟大,而是把比作太阳,一个“出”字,任何修辞都要俯首称臣,甘拜下风.“人民的大救星”横空出世,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多么高明的表现手法啊！《东方红》史诗的传唱,亿万人民心里乐开了花,我估计他老人家,当时也一定乐开了怀.只有诗性叙事,才能打开人民与领袖的感情通道,莅临平凡而又尊贵的文学殿堂.
诗性叙事有两大好处：一是艺术层面上的韵律美,二是思想层面上的哲思美,亦即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也就是说,诗歌中的“叙事”,必须呈现诗化倾向,能够体现对传统日常叙事语法不同程度的背离.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的变形和不完整性,有意识地追求叙事的不完整性,自始自终保持叙事的不透明性,留给读者一种期待中的想象.二是内涵的不确定性.传统叙事的意蕴是封闭而自足的,诗性叙事中却有意地留白,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填充.所以,诗性叙事又是对普遍叙事语法逻辑的背离.
杜甫的“三吏三别”,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就是著名的叙事诗.用诗性的叙事,深刻写出了乱世飘零中的民间疾苦,对倍受战祸摧残的百姓寄予悲悯同情.诗中有史,史中有诗,所以被称为“诗史”.
诗性的叙事,最能体现诗人的艺术功力.缺乏诗性的叙事,很容易变成“流水账”,难以让思想内容增值.当下有的诗人,并没有真正掌握叙事性写作的精髓,对现实生活和时代处境缺乏切实的体认,滥写跟风之作不断涌现.由于没有足够的生活履历和精神信仰支撑,缺乏“顾全大局”的本领,诗性叙事的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使诗歌沦为生活表象和经验碎片互相攀比的文字展览,迅速加入集体遗忘的队列.
杜甫的作品,主题鲜明,手法高超.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批判精神,始终把握着一个度.杜甫的诗,善于提纲挈领,抓住时代特征,叙事切入点精准,甚至不必太多的修辞,仅仅依靠叙事内容本身就能体现出很强的诗性.《新安吏》就充分体现了杜甫诗性叙事这方面的创作特色.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是全诗的起笔.诗人一出手,就详细交代了当时官军抓壮丁的乱世背景.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按照唐朝当时的征兵制度,中男（18 岁以下的青少年）不该服役.杜甫也是安史之乱的受害者,知道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明知故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也很狡黠,回答模棱两可：“州府昨夜下的命令,要挨次往下抽选青年人出征.”杜甫接着又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青少年又矮又小,怎么能守住洛阳呢？）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诗歌叙事在一问一答中展开,说明诗人一直在场（历史现场）,称得上是那个时代“三贴近”的文学践行者.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无话可说,于是诗人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有母亲送别,长得消瘦的男子则孤苦伶仃,无亲无靠.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人走以后,哭声仍然不绝于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悲惨的场面催人泪下.在这里,诗人通过对人与人、山与水准确而形象的描摹,强烈的诗性在押韵、对仗的句子中洋溢出来,读之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杜甫后来还写到“天地终无情”,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诗人始终维护祖国统一的“大局观”,当之无愧地跻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列.
所以,一流的好诗,必须达成诗性和叙事的高度统一,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做到虚中有实,象中有意,情中有义,“个我”中有大我,观物以取意,立意以尽言.当代诗人中,就是首屈一指的翘楚.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等名句,就体现了诗性和叙事的高度统一,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指点江山”是叙事,诗人确实在看风景,但诗人不经意间又完成了旋乾转坤式的言志缘情.心中的“江山”,是“如此多娇”的江山,又是“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江山.“激扬文字”,不是在显摆书生意气,咬文嚼字,而是用昂扬的姿态,激活前无古人的雄才大略.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来口气就大得不得了,却来了一句“粪土当年万户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境界！这就是农民首领与人民领袖的区别.“谁主沉浮？”按照正常叙事,站在橘子洲头,应当问的是湘江,但他偏要问“苍茫大地”,物像移位意象赋形,从虚到实,由微而宏,诗性和叙事浑然一体,立心铸魄水到渠成,这正是高明的地方.
实事求是是诗词大厦的雄伟基石.浪漫主义的革命豪情,始终根植在现实主义的大地之上.所以,无论多么高明的诗化叙事,也不能背离真实,不然就会凌空蹈虚,重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覆辙,靠虚张声势的口号和感叹号来支撑诗歌文本的空架子.外强中干的“大”,夜郎自大的“大”,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振聋发聩,而是苍白无力.
叙事中的“事”,就是思想内容.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可以拓宽诗歌的纵深,打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困囿,衍生出多元的维度.不叙事,托物寓意或借景抒情就没有了“物”的根基.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叙事不能“假大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表达,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时期,口号诗和标语诗占了很大篇幅,这类作品给人最强烈的感觉是虚假、虚伪和虚妄,有大我无“个我”,有思想,无真心实意,叙事与诗性严重脱节,缺乏通常我们讲的诗意、诗思、诗味,阅读价值与文学审美的等高线已经很难持平,从而造成读者审美疲劳.所以,改革开放后,朦胧诗很快就取代了传统叙事诗的位置,在争论中被读者接受,进而成为新诗创作的主流方向.
新世纪之初,有的叙事诗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大量“口水诗”“泛口语诗”.这些手法单一的叙事诗,尽管表现的内容不再是“高大上”,却矫枉过正,对鸡零狗碎所谓的“卑微”事物情有独钟,在刻意低调的语境中展开“向下”“靠后”的书写,生成的诗句严重缺失“居要”的“片言”,从而失去诗性的强大内核,一度成为大众和媒体嘲讽和抛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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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经典作品和现代文本的条分缕析,不难发现,诗性叙事的解读,完全可以进入诗歌纹理内部去进行,对各种技艺的不断细化和量化,进而获得精神的净化和思想的深化.
诗歌叙事的难度对应着超越现实经验的难度.现实经验的深层挖掘,离不开对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诗化再现.没有更新换代的叙事穿透力,就无法揭开时代镜像的瑰丽面纱.在个性张扬的叙事中,史无前例的现实经验将成为诗人观察、思考和归位的对象,并直接反映到诗歌文本,让个体情感与现实生活对接或对撞,进而生发心灵的温暖或隐痛,最终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也就是说,有了诗性叙事的创作意识和能力,剩下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境界问题,灵与肉的问题.诗歌属于诗人个体的言说,这种言说当然是建立在个体对诗歌本身的技艺、语言、言说对象等方面,从自身出发,抵达个体的内心.然而,“诗到语言止”,毕竟是最低层次的表达,属于“形而下”的表达.诗歌的文学价值,除了言下之意,还有言外之意——亦即“形而上”.《易经·系辞》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只有达到“形而上”高度的诗,才能引起读者思想共鸣,心灵共振,这样的诗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好诗.杜甫望岳,当然是他自己在“望”,一切从自身出发,让感受抵达自己的内心.然而,一旦这种内心感受以文学的形式诉诸于诗,公之于众,这种言说就不仅仅是个体言说,客观上又有可能成为群体代言.人们登山时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诗人替自己说了,而且说得你心服口服,把文学的愉悦功能发挥得痛快淋漓,这样的诗人,才是一流诗人.相反,某些诗人的个体言说,由于技艺拙劣,力不从心,思想缺斤少两,境界捉襟见肘,见识比普通读者还要短浅,鸡肠小肚,这种诗你就是想为群体代言,人家也不喜欢让你“代”.杜甫登高望远,表达的是入世思想,积极进取的人生,兼济天下的豪情.只有卓然独立的人品和诗品,才会千古不磨,万代流芳.
诗性叙事是经典诗歌的强项.《诗经》的诸多名篇,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静夜思》《子夜吴歌》,还有《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等,都是诗性与叙事完美结合的典范.诗性叙事与日常叙事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有意象,有意境,后者有物像,无意境.意象能够生成意境,而物像只能生成环境.同样是分行文字,有的诗诗意馥郁,心香萦怀；有的诗却寡淡如水,索然无味.诗性叙事与否,就是它们之间的重要分野.
多年来,许多诗人热衷于学习和借鉴西方诗歌的一些创作经验,“诗道尊夷”让我们掌握了一些西方诗歌技巧,同时也带来了一股机械化、同质化、泛深化的诗风,催生出大量思想虚高的“机器诗”.“机器诗”先天不足的智能组词模式,决定了它连起码的日常叙事也无能为力.把时代宏大叙事寄托在小冰身上,就像把万吨巨轮托付给山涧小溪.
世代传颂的经典诗歌,不仅诗性是一流的,叙事也是一流的,达到了意象与意境的高度融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诗性叙事；“太阳落山了,黄河还在流.我想看远点,抬腿再登楼.”就是日常叙事.二者表达的内容差不多,却境界迥异,判若云泥.前者有绝句严格的平仄对仗,有意象也有意境；后者完全是大白话,有物像,无意境.
由此可见,景物的精心选取,词语的精雕细刻,言说的志趣表达,感情的向度把控……等等,都是强化诗性最常用的有效方式,不一定需要太复杂的修辞.“诗无达诂”就是诗性叙事多维审美的结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诗的魂魄是从语言的骨头里散发出来的.从物像到意象,再从意象到意境,经过层层转换升级,才能穿透肉眼凡胎,贴近时代风骨.
一百年来,新诗以灵性之光熔涛精神,净化灵魂,点亮理想,抚慰忧伤.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与,彰显着汉语的力量.枝繁叶茂的中国新诗,语言领土不断扩张,扩充着有目共睹的体积和能量.新世纪以来,新诗的整体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涌现出大量言志缘情、读者喜闻乐见的好诗.所以,我非常认同诗人李少君的判断：“这个时代,已经为伟大诗歌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
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全国上下迅速形成了一股诗歌热潮,讴歌新时代的作品越来越多,涌现出不少优秀之作,风骨之作.上海诗人缪克构的《陆家嘴》,就是其中的一首：
“经济脱实向虚/ 陆家嘴是反对的/ 在寸土寸金之地/ 它越长越高/ 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 每一次拔节/ 它都没有虚度年华./ 与纽约来客谈完一桩国际并购/ 我喜欢到国金中心的五十八楼/ 吃下午茶/ 烈日下的黄浦江/ 安静极了./ 上海证券大厦显示屏上的股指/ 竖起耳朵/倾听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 一艘巨轮的隆隆驶近/ 也不过是一张轻轻翕动的羽翼./ 有那么片刻的眩晕/让我以为已经君临天下/ 其实,我的头上,头上头/都还在陆家嘴的脚下/ 金融城的脑际有一片云/ 贮存着层层叠叠的/ 可以敏锐地捕捉到/ 密西西比河每一丝细微的风暴.”
窃以为,《陆家嘴》的诗性叙事确实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诗的内涵是上海的,是陆家嘴的,但它的“外延”,却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整首诗呈现出来的泱泱大国风范,浩浩上邦气派,道出了新时代炎黄子孙的心声.今天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高度,中国气度,中国风度,几乎都能在《陆家嘴》中找到思想契合、精神吻合的共性.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维度,诗性叙事与过去、当下和将来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走向真理的诗学探索永远在路上.换言之,诗性叙事是一个始终处于“进行时”的诗学命题,对这个命题的不懈乃同道中人的应有之义.
知往才能鉴来,推陈方可出新.新时启新的征程,回溯经典,是为了展望未来.在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在文学创新的路途上,有时代抱负、有责任担当的诗人,应当勇敢面对思想观念和创造意识上的社会变革,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重温文学经典,善于自我更新,不断锻造审美感悟功能,从而获得更加从容把握当下和未来的能力,用更优秀的作品讴歌新时代新变革,描绘中国人新的精神面貌与心灵图谱.
现代新诗是一项伟大的文学超级工程,新时代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创作自信,始终保持汇入沸腾生活的高涨热情.需要更多的诗人妙笔生花,踵事增华,不断添砖加瓦,在世界历史前进的洪流中构筑花团锦簇的文学家园.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越来越多的力气花在诗性打磨和叙事提纯方面,将会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迎来中国新诗“两个一百年”的完美开局.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责任编辑：吴金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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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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