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记忆叙事认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批判，本文是历史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与文化批判和虚无主义和认同方面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范映渊
（宁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银川 750021）
摘 要：叙事是重塑记忆、建构认同的主要手段.作为共享往事的过程,叙事是共同体成员主观选择和价值诠释的意识聚集；作为共享往事的结果,记忆和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诠释自我的价值旨归.历史虚无主义依循叙事的模式化情节,重构历史记忆,解构共同体的整体认同,意欲达到其预设的政治目的.因此,厘清其建构的理论本末,明晰其叙事的路径源流,用文化批判的方式来消解其负面影响,有助于建构和维护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
关键词：记忆；叙事；认同；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批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095-04
基金项目：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价值认同研究”(14AZD007)；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间的发展规律和反规律研究”(14XKS014).
作者简介：范映渊（1975-）,男,银川人,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
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每个共同体都是经过时间延续和空间共融而形成自身的归属,蕴涵于其中特有的记忆和遗忘,通过叙事实现情景再现,在共享往事过程中趋向认同,在认同和斥异中区分“他者”和“自我”的边界,完成“我们是谁”的群体考量,形成共同体群体认同的理性自觉.作为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历史记忆反映了共同体生活与其前身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作为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历史记忆具象了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本群体过去的记忆.值的注意的是,近年来依循历史记忆的建构模式和叙事的模式化情节,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剥离、翻转、异化共同体业已形成的历史符号和共同记忆,通过“区分”和“划界”来消解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意欲达到其预设的政治目的.因此,厘清其建构的理论本末,明晰其叙事的路径源流,用文化批判的方式来消解其负面影响,有益于建构和维护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
一、记忆与历史记忆的蕴涵
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其基本过程是识记、保持、遗忘、再识和再现.［1］记忆具有自我和社会两种功能.记忆的自我功能属于生理现象,是人脑的自然属性,表征着人对记忆本相的客观投射；记忆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三个范畴,表征着人对记忆本相的主观投射.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从不同的层面承载了共同体深层的价值诠释和情感表达,指涉不同的范畴.社会记忆是通过各种形式保存和流传的所有记忆,包括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指具有某种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系统结构上的集体记忆可以分为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这三种互相联系、依次递进的记忆形态.符号记忆特指具象化的、承载“意义”的“物”,如书籍、纪念碑、文物古迹等实物,具有普遍性、动态性和灵活性；情节记忆是指“物”背后的、带有浓重情感的故事,具有生动性、丰富性和完整性；价值记忆则是对故事进行“是”与“非”的系统分析与理性判断,具有客观性、主体性和相对性.历史记忆是共同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选择性建构.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历史记忆的形成源于人们对神话、历史、传说、个人经验、物质客体的主观映像,通过对这些符号、情节的诠释,依据本身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利益诉求,凭借个体的主观判断,建构利于己身的主控叙事渠道,解构他者主控历史记忆的权力,以达到群体成员意欲达到的目的.
历史记忆的建构图式内在性地包含了选择性记忆和结构式遗忘的逻辑.历史记忆以“过去”在“当下”的再现,实践共同体特殊的时间、承载共同体特殊的价值,在意义赋予的同时明确共同体特殊的时空观念和利益倾向.其间,无论是强调目的性的主观“选择”,还是主张无意识性的客观“遗忘”,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无疑都是重要的.就某个方面而言,历史记忆的建构是共同体特定的情境和利益需要的标的,“历史积淀”的场域策略地选择“记忆”和“遗忘”的意义.在诺拉看来,这种选择形成了所谓“记忆的场”,这是社会（不论是何种社会）、民族、家庭、种族、政党自愿寄放记忆内容的地方,是作为它们人格必要组成部分而可以找寻到它们记忆的地方.［2］与此同时,那些被普系性遗忘的过去则被沃特森形象地称之为“遗忘之带”.无论是诺拉“记忆之场”的理论,还是沃特森“遗忘之带”的诠释,他们的论证共同佐证了历史记忆建构的逻辑推演——认同与区分,而共享往事的过程与结果无不渗透了集体意识和集体行为的共同体推宗——“自我”与“他者”的边界.由此出发,历史记忆不仅是主体的,它的追问是“谁的记忆”和“谁的历史”；同时也是反思和鲜活的,它的思考是各种叙事情景再现的矛盾和冲突,被记忆的部分由此成为被认同的部分,反之则是被遗忘的部分即需要区分的环节.［3］历史记忆具有现实性、反思性、主体性和价值性,它与历史事实本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记忆和历史虽然在功能、对象和特征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者的区别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历史一定是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则不一定是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忆是人们相信事情已经发生了”. ［4］历史记忆与历史都具有传递经验的基本功能,然而在“原生性”的基础上,历史记忆的内容并非全部的历史,而是“建构”后的产物.所以,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社会进程往往是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以及这种记忆认同、保存和传承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分别从不同的向度进行了诠释,且共同证明了共同的（或者是建构的）历史记忆对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人》一书中,将特定的资源分配与竞争环境下的边缘人群在华夏和非华夏之间选择和归属的不同结果,归因于记忆与失记、认同与区分所形成的人群依据和族体边界.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族群、民族或国家的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共同体范围内的记忆与认同.这就不难看出,历史记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隐喻,而是一个社会现实,正是它的社会意识功能和群体机构的传送,使历史记忆直指共同体社会化的目的.
认同和区分是记忆的重要功能.记忆什么、遗忘什么都出于共同体主观能动见之于客观利益的诉求,由历史投射现实,以直观解释反思,用介体构建主体,以符号、情节诠释群体价值取向,因此记忆曲折而且隐晦地反映着现实的需要,被想象、虚构和重组.共同体成员选择依循自我叙事的模式化情节,在共享往事的过程中建构记忆,所以,不同共同体的社会进程往往是共同体的记忆以及这种记忆保存、传承和认同的结果,藉此沟通过去,立足当下,引导未来.所有的记忆和遗忘必然与共同体特殊的利益诉求有关.作为共同体共享往事的过程,记忆和历史记忆都是经由共同体成员长期实践、积累、叠加、相袭而成.符号的定位、载体的选择、价值的诠释和利益的诉求成为建构历史记忆的核心.共同体成员依托具体情境,通过对记忆载体的选编、保持、再现和遗忘,将核心内容指向“谁的记忆”“记忆什么”和“怎样记忆”,进而在社会交往、身体实践和集体框架的约束下形成集体的记忆.
与唯物史观的建构不同,历史虚无主义虽采用了和历史真实一致的类信息源,但对历史记忆的建构却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面对现实中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差距、社会“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反差,其在历史记忆的建构中,抛去历史事实的完整性、延续性,专注于篡改和重塑细节,只强调对立、矛盾,极大地忽略了发展、渐进、和谐和继承；强调个人记忆的重要性,弱化甚至肢解、歪曲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达到边缘化乃至消解国族记忆的目的；否定和颠覆历史并借某种历史真实或者虚拟的历史空间来表现由主观筛选过的历史记忆,用碎片化和平面化的“符号”“文本”,重构为所谓的“真相”,甚至不惜使历史事实成为历史幻象.努力修复历史与现实的断裂,拂去遮蔽历史真相的厚重尘土,建构历史真实是学界和思想界消解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我们,根基史实,还原历史事实的情境,以科学的历史心性包容个体和群体的记忆,建构历史叙事；保持不同历史时段的记忆连续性,祛魅历史绝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逻辑的层面上形成一种时代性和整体性,保证历史史实生命力；用敬畏的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以历史记忆的主体性、整体性、意向性固基,由历史记忆达至群体认同社会性、交互性和建构性；对不同记忆符号进行筛选、诠释和形塑,基于共同体现实需要,依据其信仰和愿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加以还原、扬弃和形塑,生成凝聚和激励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记忆.
二、叙事与共享往事的过程
叙事是历史再现的方式.所谓叙事是将叙述内容作为信息由发送者传达给接受者的过程.［5］这一过程有一种给定的视角,一旦改变这种视角,或者改变叙事方式,甚至仅仅改变叙事的节奏,都将导致历史记忆情境的改变.马丁·华莱士在《当代叙事学》一书中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这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叙事.这些故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被引向何方.［6］在乔伊斯·阿普尔比看来,叙事不仅对个人同时对社会都是必要的,新的经验往往需要新的诠释,用新的理由来证明.受此影响,历史学家即便存疑现有的理论和元叙事的权威,仍然必须以新的更好的理论和更好的元叙事取而代之.换言之,叙事的方法就是历史的理解方法.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叙事是记忆建构的重要环节.有了叙事,“世间发生的事才能讲出头绪.叙事讲出行为的意义.”［7］反之,人和人群的活动便就没有了意义,历史也就没有了意义,正如克罗齐所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8］历史叙事是对历史记忆发生、发展和现实摄义的重构.历史叙事的对象是现实世界中发生过的或者是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真实发生过的已然事件,而语言符号对所描述对象的建构关系导致同一组事件的历史叙事可以有多种形式,从而形成多种叙事文本.但无论何种文本,都以理解、探索历史规律和特点为旨归,蕴含着史学家追求真、善、美的历史责任,承载着他们的学术意识、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历史叙事的重要,不仅在于它对特定历史的“叙述”和“解释”,而且在于其主控叙事的权威性和目的性,它所引发的问题是“元叙事”对历史记记建构的话语权.历史叙事本身对记忆心理的对象化、记忆行为的意识化和记忆客体的主体化的促进,衔接的是历史记忆之符号、情节和价值,其层次衔接的逻辑演进是达到记忆建构的系统目标.
叙事是重塑记忆、建构认同的重要手段.叙事通过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建构历史记忆.作为人类思想基本活动的体现,叙事是表达人类存在意义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信息传递者向接受者传递历史记忆的主要途径.依据客观历史背景,建构主观记忆和认同是叙事的价值旨归.历史叙事是在一定价值判断、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判断、评价和选择决定叙事者对叙述内容的取舍、对叙述方式的运用.决定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是选择.其中,选择怎样的历史事件、选择怎样的叙事模式、选择怎样的叙述语言,直接关系到重塑历史记忆的社会意义.叙事的内容和叙事者对历史本质的认识紧密相关.当历史事件被建构成历史事实时,无疑潜藏着认知主体的意识和观念,而认知主体的意识和观念与当下社会之间又形成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念和意义关系.这样的意识与观念,不仅是认知主体的观念向导或生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其他行为主体的认知行为和方式也具有引导作用.
叙事是历史虚无主义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历史虚无主义在共享往事中,始终贯穿三个基点：一是否定进步的新生事物成长发展的自然过程,无限放大国家历史实践中的所谓“细节”和局部,否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二是奉西方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为圭臬,四面出击,主张全盘西化,强调与西方接轨,否定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战略,消解中国人的“四个自信”；三是鼓噪和煽动人们的浮躁情绪,企图使人们以感性压倒理性、以价值判断代替真理科学判断、以低俗贬低高尚、以倒退对抗进步,随意把个人感受当成判断社会发展的“公理”.在这个框架下,历史虚无主义随意地将历史叙事、历史构图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联碎片化,造成历史真理的模糊化,继而解构民族国家的价值形态,消解民族自信和自尊,达到价值虚无；脱离了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实际,过分追逐超前性、超国界,惟西方马首是瞻,甚至哗众取宠,达到了戏弄、玷污、亵渎、篡改历史的偏执地步,戏说历史、解构名著、颠覆传统,达到文化虚无；翻转中国历史符号,破坏中国历史载体,以“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名义解构经典、俗化历史、制造流行,达到历史虚无.
区分“他者”是历史虚无主义叙事的主观目的.在现实性上,记忆的功能直指“认同”和“区分”,这是历史记忆相互对应的两端和联接点.换言之,记忆的“区分”不仅表现为“我们”的边界,而且表现为“他者”的设阈,这是记忆建构之结果不可分割的两面.历史虚无主义叙事图式所要构建的“他者”是谁？很显然,中国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浩若繁星的经典名著、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充满希望的国家未来都是其要建构的“他者”.因此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动机和旨归不是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玩弄历史、虚无历史,具有典型的反历史、反科学、反事实的性质.历史虚无主义用想象化、鸡汤化、主观化、虚无化、庸俗化、娱乐化的手段,来消费历史、轻薄历史、曲解历史、解构历史、抹黑历史、调侃历史,虚无掉了历史进程中的整体真实,以碎片化的历史符号歪曲甚至全盘否定历史本相,并用被篡改的历史幻象引导社会舆论树立相悖的价值导向,做相悖的价值选择.被篡改的历史幻象误导共同体成员陷入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的泥淖,否认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否认社会实践的作用,致使人们对社会发展失去信心,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失去信念.
建构认同是历史虚无主义叙事的重要目标.依据认同的斥异原则,区分“他者”就是建构“我们”,扩大“我们”的边界.在业已形成的共同体认同层次中,历史虚无主义叙事通过自我认定的符号记忆系统解构自然认同,通过情节记忆系统解构强化认同,通过价值记忆系统解构理解认同.与此同时,结构性转换共同体成员的旧有图式,凸显相融于群体推崇的内容,使之纳入集体记忆的框架.展开图式异化的转让、疏远和脱离,确立记忆和认同的群体性与社会性,消弭个体与集体相左的冲突,刻写和体化认同的结果,改变和转换共同体叙事的集体建构.历史虚无主义叙事图式具象为截取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碎片,极力夸大和渲染“细节”,肆意拼接、粘贴、混杂和戏拟历史史实,割断了共同体历史文化发展的一脉相承,民族国家传统精神的接续和传承失去了必要的连续性,使人们对历史失去发言权,对现实失去判断能力,“正史不正,信史不信”的偏颇随时发生,“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谬论会被认同,现有的善恶标准被破坏,导致道德观念与社会发展的背道而驰.这种立足于记忆内容和叙事方式的选择、过滤和重组,为“他者”设阈,扩大“我们”的群体边界.
三、认同与文化批判的建构
“认同”是叙事共享往事的结果,意即认知和同意.人的身份认同包括两个层面的蕴涵：一是客观存在的相似性和同一性,特指不同个体或人群之间身体特征和身份特征的相同点,以及由此自然生长的亲切感；二是主观体现的心理一致和情感归属,特指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的承认、认可和赞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二个层面的涵义往往是认同强调和关注的对象,这是一种通过叙事进行建构的认同,可以称之为文化身份的确认和认同.诠释文化身份认同通常有两种表现：一是认同的共性,即主体接受、皈依某种事先给定的作为民族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寻求民族群体共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符号,进而成为该文化的一分子；二是斥异,将文化的“非我族类”与自身文化的主体区分开来,形成“我们”与“他们”之别的群体边界.认同的两种表现相辅相成,是记忆建构的结果呈现出不同的方式,以此论证认同的边界和来自“他者”的比较.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社会个体基于血缘、地域、阶级、宗教、性别、职业等缘由,在互相交往中结合、组建成为具有某种相似性或共同性的群体,由此产生个体对所属群体共有文化、历史、政治、价值、信仰的认同,最终表现为身份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以及价值层面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在现实性上,文化认同总是与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而政治认同则更多的与国家认同如影随形.由此可知,历史虚无主义在记忆建构和叙事指向上皆为消解共同体已有的民族国家认同体系,试图以自我的认同体系建构来消弭民族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价值蕴涵以及宗教信仰.所以,从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同体系进行文化批判,是消解其对国家发展的负向影响、重构民族国家认同体系的重要路径.
文化批判指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台、电视等公共舆论媒介对某种学说、言论、行为予以公开批评、驳斥的一种舆论方式.一般意义上,文化批判和继承是指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对应态度和方法.批判与继承互为条件,相互统一,继承须以批判为前提,批判须以继承为宗旨,目的是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找到一种良好的耦合状态,以保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充沛的文化活力.［9］特殊意义上讲,文化批判指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现行社会中危及群体发展的各种思潮、言行进行合乎情理的批判,在消解“他者”的基础时,维护巩固 “我们”的边界.文化批判从其指谓的领域不同,可分为政治性批判、学术性批判和道德性批判.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表现的多样性形态,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以文化批判为主要手段,厘清其理论建构的方式,揭示其虚无历史本相的实质,重构民族国家政治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
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性批判指向政治认同的建构.政治认同以政治认知为基础,以政治感知为体验,通过一定的政治意志,藉以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实践活动的认可、价值体系的赞同和政治生活的归属感,其结果是民族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表现.在现实性上,政治认同除了认知与情感之外,还包括自觉接受群体规范、导引自身行为的审视与研判,这是一种连接包容与斥异的价值判断,且贯穿于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社会践行和主体接受.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革命、道路、制度、党的领导的虚无化演绎,目的是消解人们对近代以来政治理念、价值、事件的认同,造成国家意识形态的混乱,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近代百年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国人对中国政治从自然认同、强化认同和理解认同方面形成了深厚的政治认同情感,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无法消解的.
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性批判指向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其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10］13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主要是指民族成员对所属共同体精神文化的认同.以中华民族精神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之上的观念形态,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要内容.民族文化超越时空的永恒,通过民族成员的认可与赞同,彰显历史有未来本质衔接的一以贯之,揭示出不同时代民族成员和民族群体的参与和创造,展示了民族文化自身与时俱进的本质和蕴涵.［10］29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举着“全盘西化”的旗帜,臆造所谓“海洋文明”“大陆文明”；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娱乐历史,庸俗化历史,解构经典,破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迎合一些人的猎奇求新的心理,用模糊论证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既有的历史结论,试图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学术性批判,就是要维护历史文化的尊严,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的支柱,重塑国族复兴的精神家园.
历史虚无主义的道德性批判指向价值认同的建构.作为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价值认同是民族成员在多元语境中的价值判定,是比较、批判、审视和明辨,以及自主选择、自觉接受、真诚遵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价值观超越了个体对特殊的偏颇,集中了特殊对普遍的接纳,首肯了多元向共识的延伸,因而具有价值研判之理论澄明的意涵.价值认同以民族成员的价值认知为基础、价值感知为体验,集价值心理、价值态度和价值行为于一体,通过民族表达的一脉相承和血肉联系,展示民族成员情感相依、休戚与共的群体身份.共同体成员在观念上对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形成其在社会中的定位和定向,在不断改变自身价值结构的基础上去顺应社会价值规范,内化为一种自觉接受、自觉遵循的态度.道德虚无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征之一,在历史虚无主义的魅惑下,摒弃道德尺度的客观特性、否认道德本质的物质内容、忽略道德价值的真理基础、混淆道德判断的善恶标准、阻隔道德意识的积极向度、恶化道德原则的规范作用,造成道德失范在实践层面加剧.［11］历史虚无主义在虚无掉历史的同时,也会虚无掉社会主义的道德精神和道德风貌,虚无掉中国社会的价值认同.
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批判,应当在政治性批判、学术性批判、道德性批判的多维互动中,重塑历史叙事的路径源流,藉此建构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政治认同突出社会成员自主选择和主观判断的价值意旨,强调共同体政治的精神气质和政治观念,展示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利益和核心价值.民族文化认同突出民族成员天定宿命的身份和不可退出的血缘,强调共同体精神文化的历史共源和现实共生,展示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价值、信仰、符号和共识.价值认同突出民族成员价值体认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基因,藉此形成充满正能量的社会价值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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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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