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网络公共话语的困境，该文是话语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与话语和*困境和网络公共话语方面毕业论文范文.
彭姝
（深圳市委党校,广东 深圳 518034）
摘 要：公共话语借助互联网空间的释放是中国网络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网络公共话语表达的种种局限性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网络的健康发展.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公共话语的主导权归属、网络参与的双重现实影响、网络谣言的“泡沫悖论”、网络舆情的极端主义情结等,展示了当前网络公共话语所面临的之困,为网络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反思性视角.
关键词：网络；公共话语；困境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6）01－0027－06
收稿日期：2015－12－04
基金项目：广东省委党校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年度项目（15ZZ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姝（1982-）,女,湖南汩罗人,讲师,博士.
随着网络技术的纵深发展、网络社会化媒体的日趋大众化、小微化和自媒体化,互联网给中国政治生活带来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网络”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语汇,无论在民间讨论的语境中,还是学界研究的视域下,都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在中国现实背景下,网络激活了元素,重塑了形式”［1］.然而,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推动型,它是以“楔入”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公民行为习惯和文化思维模式中发挥其作用的,在与现实政治的对接中,基于公众参与的网络发展在事实上遭遇了诸多困境.
一、网络公共话语的主导权归属
网络公共表达是互联网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观点的交流与交锋是网络公众参与的核心内容.由此,话语权的分配和话语优势的实际归属决定了网络空间作为类“虚拟公共领域”更多地呈现出大众的属性还是精英的属性.
（一）网络公共话语的大众平权
互联网技术在兴起的早期应用条件较为苛刻,使用群体呈现出明显的“精英”化特征,互联网技术在事实上给人类的信息享有权和公共话语权划出了一条巨大的“数字鸿沟”,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在信息分配与有效使用的方面存在着“实质性不对称”.这种不平等首先指因知识技术门槛、经济收入门槛等造成的互联网的使用者与局外人之间的不平等；其次指互联网使用者之间因种种现实差异而产生的网络权力不平等,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接入水平的差距、精通英语者与其他语言使用者之间信息获取量的悬殊、代际的互联网信息掌握能力和数字化生存程度的差别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门槛越来越低,借助智能手机等移动上网设备的普及,互联网接入能力不再构成影响公共话语权分配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微博、微信等使用率和用户黏度都极高的社交性媒体的产生,人类真正进入到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公共事件的第一现场可由当事人、目击者绕过传统媒体固有的经过加工、过滤再播报的方式进行“原汁原味”的首发报道.传统意义上的话语权威开始消解,信息传递更多地呈现出“无处不中心,处处皆边缘”的“泛传播”特征.在“泛传播”过程中,权力结构不再仅仅是现实社会权力结构的翻版,例如,“在现实社会话语权力空间处于弱势的‘草根’有可能成为微博互动再建构的主导性力量”.大众不再是新闻采写中被动的当事人或舆情建构中沉默的他者,而越来越多的作为议题发起人和舆情推动者等活跃于公众视野.
因此,从公共话语主体的覆盖面来观察网络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以往传播格局中政府、传统媒体等公共机构的权威优势无疑被显著削弱了,普通公众的数量优势则在互联网时代得到充分彰显,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使二者形成了各据所长的力量均势,跨域、跨阶层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在诸多由网络舆情推动的公共事件中,正是网络世界结构的扁平化,消弭了现实社会的各种区隔,使得不同阶层可实现无障碍的对话和相互助力,形成了一种可与信息垄断相对抗的知识力量和与权力傲慢相博弈的民意力量.由此,人们认为公众掌握话语权的时代到来了,“公民记者”、“全民出版”等将会改变传统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促进话语的平权化和政治的化.
（二）网络公共话语的“领袖意见”
互联网创造了容纳多元话语表达的广袤空间,也在事实上开辟了一个不同话语展开影响力竞争的意见市场,并且,这个市场已很快由“蓝海”转变为“红海”.在“红海”式竞争中,人们只有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声音在“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聚焦众人的眼光,其观点和诉求才可能不被互联网的信息洪流所淹没,产生一定的社会公共效应.由此,人们不难发现“众声喧哗”似乎只构成网络的表象形式,在互联网海量信息竞争的丛林法则下,现实中的权力、知识、社会阶层、公众影响力等,已在实际上为话语权区分了三六九等.仅就微博而言,相关研究显示,如果缺乏有影响力的大V关注,一条微博的信息量再大,转发次数也不可能超过300,远不足以形成公共议题、引发公众的关注和参与.这一结论可获得现实经验的支持,观察近年来诸多弱势群体网络维权案例,可发现极少数是通过弱势群体本身的发声而为人所知的.
一项来自国外的研究表明,在线社区的规模越大,话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越显著.在线公共舆论参与和传统的线下舆论参与并无根本性区别：仍然是一小部分精英向大部分被动的受众传播观点［2］.2012年,香港大学对1.2万新浪微博用户所进行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7天的研究周期里,80%的用户并未撰写任何原创内容.所以,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大V们的微博评论中充斥各种维权性、求助式跟帖,它们试图搭上大V影响力的“便车”,期待自己的诉求“一朝获宠,为天下知”.然而,注意力已成为互联网空间最稀缺的资源,很难有人去认真关注陌路凡人的生存境遇、求证屡见不鲜的个人不公,大V的关注也不可能覆盖所有人.就此而言,互联网时代的平权只是将“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发言无效的大多数”,真正主导互联网言论空间的依然是为数极少的“意见领袖”.
二、网络公众参与的双重现实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网络公众参与度的提升,这种参与度提升进一步向现实生活传导,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公众的社会行动意愿和社会行动能力.不过,虚拟生存空间的拓殖也构成了吸附现实生活的“黑洞”,以虚拟体验替代现实行动的无效式参与在增加,因此,网络参与的依赖与过载对于实际社会行动需求的抑制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
（一）网络公众参与广度与效度的提升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媒体迅猛发展,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同时也激活了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早在2011年《环球时报》的一项调查即显示：71%的微博用户认为微博提高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3］.在一些公共事件中,传统媒体因种种顾虑而缺席失语或反应迟缓,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即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重要平台.借助互联网关注公共政治生活、发表对公共事件的看法、汇聚网络舆情等已成为当前中国公民进行互联网政治参与的一种常态,在某种意义上,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机构及传统媒体为发声主体的传统舆论场和以网络媒体为发声主体的新兴舆论场并存甚至竞争的局面.
此种局面的形成,从两个维度上促进了互联网公众参与度的提升.其一,相对于网络舆情的民间高关注度和高回应度,现实政治系统中制度化表达的渠道不畅、回应不力、久拖不决等种种弊病显得更加难于忍受,因而更多的民众愿意去尝试网络舆论造势的非制度化捷径——民间流行的“不,改上网”的说法可为生动注解.其二,网络舆论场的兴起在事实上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构成了某种倒逼和带动的机制,近年来,发展电子政务,拓展网络问政平台,构建网络表达、网络、网络监督的合法化通道,已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制度化的网络公众参与度也相应得以提升.据公开数据显示,从2013年7月国家信访局全面放开网上投诉受理以来,全国网上信访量已占信访总量的43.6%,逾三成省份的网上信访量占总量一半以上［4］.
（二）网络公众参与向现实社会行动的传导
公共意见表达的活跃和网络公众参与度的提升在两个向度上对现实的公众政治参与和公共社会行动产生了明显影响.具体表现为：
其一,网络参与动员下的社会行动力提升.线上参与向线下的传导,兑现为实际的社会行动,是当前公众参与度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网络动员在促进社会行动方面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为线下的社会运动提供信息资源,为用户参与社会运动提供协商资源,形成和发展用于构建集体身份认同的归属资源以及为线下行动动员社会实体资源,等等.网络空间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使现实生活中毫不相干的社会个体有机会发展为具有精神联系的意见共同体,观念的同构性和现实利益的无涉性甚至使得这些无组织实体的同盟比现实的结构化组织更能获得成员信任与认同.它们更容易就某些具体事件或动议进行积极有效的协商,达成共识,并进而以共识构筑群体内的身份认同,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一致行动的意愿.网络公共参与行为向线下社会行动的传导,正是基于此种共识发生,共同体成员积极调动各自的现实社会关系和资源回应此种共识的召唤,从而顺理成章地完成网络意见在实际行动中的兑现.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影响力较大的民间社会运动几乎都与互联网的动员和协助密切相关,智能手机搭载的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成为多个国家社会民众进行网络集结、组织现实行动的联络工具.2013年,巴西、埃及、土耳其等国所爆发的反政府,摆脱了传统的依靠政党、利益团体或工会等进行组织动员的方式,广泛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汇聚意见同盟者,号召民众走上街头,对当地政局产生了超乎意料的冲击.2014年发生在我国香港的“占中运动”背后也一样能看到网络动员和舆情角力的突出作用.最近几年,我国民间也发展出了极为多样化的线上动员—线下行动的经典案例,其中一些还产生了很好的推广和承继效应.例如,政治学者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解救流浪乞讨儿童”的微救助活动、记者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微公益活动等,都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其二,虚拟参与替代下的现实行动力衰减.相关研究和公众的现实体验揭示出网络公众参与高度发展的一种负效应：“懒人主义”的生成.互联网上对信息“点赞”、“拍砖”、“一键转发”等的便利,在无形中降低了人们的行动意愿和社会责任感.因为一次点击、一个表情即可视作一次参与、一份表态,即可传递一份同情、一种立场,这种便捷性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协助人们摆脱了现实参与的风险和拒绝参与的负疚感.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借助文字、图片或现场视频在千里之外参与事件、以“遥在”的方式远程出场,即使众人皆知一些议题或事件必须依靠切实的行动去改变、去推动,但作为每个个体而言,人们并不认为自己必须成为那个行动者.本来获得信息是给决策和行动提供帮助和可能性的,但在互联网世界中,信息和行动之间的纽带断裂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和搬运工,网络参与演化为一种“身体缺位的虚拟表演”［5］.
“懒人主义”之外,多见不怪的“麻木看客”心理也构成网民社会行动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虽然网络自媒体发布和传播信息的门槛很低,这种低门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互联网空间信息的海量与多元,在这种情况下,一条信息发布出去要引起众多分散用户的集中关注,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一般来讲,只有新奇而吸引眼球或者极端而对人的心理造成重大冲击的事件,才可能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公众的这种猎奇心理一方面强化了媒体在议题筛选上的喜新厌旧倾向,另一方面也推升了大众公共关切的“阀值”.同类性质的公共事件屡屡发生,公众关注度会出现鲜明的“边际递减效应”,早期的实际行动上的关怀或支援可能会迅速退化为对网络新闻标题的匆匆一瞥或熟视无睹.例如,早些年在多个地方都曾发生的拆迁事件,不同当事人同样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网络关注度和实际援助力度迥然相别.对此,学者汤嘉琛感叹：“屡屡上演的拆迁纠纷使‘围观’者变得麻木,也让者‘身体维权’的价值逐次递减.”可见,网络信息过载和网络参与过度,会反过来造成公众行动意愿的衰减,从而导致人们的社会行动力的退化.
三、网络谣言的“泡沫悖论”
近年来,在网络公共事件的传播中,谣言的制造与消费非常盛行,打击谣言也成为当前互联网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网络谣言作为网络公共话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产生的内在机理如何,应该如何看待谣言在公共事件传播中实际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谣言生产的理性与非理性建构
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匿名性、离散性、碎片化、即时性等传播特点很容易诱发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思想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因而要形成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信息环境,就在事实上对每一位网民的信息素养、公共责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中国网民结构呈现“三低”特征：低年龄者多、低学历者多、低收入者多,这导致网络空间充斥着解构、恶搞和怨恨［6］,对谣言的偏爱十分明显.总地来看,谣言通常呈现出这样一些特征：数据夸大、情节传神、情绪鼓动、情感造势,且钟爱独家内幕发布的表达形式,信息的可求证度低.它们往往作用于人们的偏见、愤怒、恐惧、怜悯、善意等情绪与情感,使之产生共鸣,并主动加入到谣言的传播与加工之中.所以,谣言在生产和传播中体现出人类理性因子与非理性因子之间的复杂建构,公共事件中谣言的产生得力于“后台”的蓄意制造和理性导演,而谣言的成长壮大则来自于“前台”的非理性的传播与狂欢式表演.可以说,谣言在很大程度上展示的是一种理性对非理性的利用.
由此,互联网的谣言现象也就内在地构成了网络的困境之一.一方面,它使互联网信息传播甚至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屈从于“媒体奇观”（美国社会学家凯尔纳语）的逻辑而日趋“小报化”,通过对事件的断章取义、情绪化渲染等来争抢眼球,将复杂多元的社会矛盾简单化为壁垒分明的社会对立,不断炒作放大、误导公众参与、绑架民意、制造“的多数暴政”.另一方面,在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不足、民间权力资源匮乏、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现实背景下,谣言又往往构成底层民众获取权力补充的特殊渠道［7］,它通过情节增补、情感渲染、大众心理迎合等手段,激活公众猎奇、质疑、同情、求证等心理,让谣言背后的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享受“围观”待遇,倒逼相关部门做出民意回应——某种意义上,网络谣言成为事实真相析出的引子、“弱者反抗的武器”和底层的铺路石.
（二）网络谣言生成的“泡沫”机制
社会矛盾的累积、底层情绪的挤压、制度化表达渠道的不足、谣言与公众情感结构的互动等,构成当前网络公众参与中谣言滋长的复杂背景,在诸多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共事件传播中,网络谣言几乎成为了“标配”.2015年7月10日的《华尔街日报》引用其国家智库之一的最新研究称,“微信正在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谣言集中营”,且“微信每天拦截‘谣言’多达210万次”,即便如此,据研究估计,“2014年只有7%的新媒体假新闻是通过微信首发的,比拥有176亿每月活跃用户的微博的59%要少得多”.网络谣言如此高产,如何对之实施切实有效的治理呢？流行的做法是把谣言视为人之有限理性的副产品,给其贴上虚假、捏造、煽动、攻击等极端化的标签,并对之严加打击与清理.这种做法似乎无可厚非,且具备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但事实又告诉我们,一味的打击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谣言的生命力和内在作用机制.
对此,笔者认为借用经济学的“泡沫”理论来解释互联网空间中谣言在公共事件传播、网络公众参与中的作用显得更具说服力.经济学中的“泡沫”理论是对物理学常识的一个隐喻,在物理学中,泡沫通常指液体中因含有气体而产生膨胀的一种现象,当液体里面的气体不断增加时,由于液体表面的张力,气泡会越来越大,直到超过临界点实现突然爆破.经济学往往用泡沫来比喻一些资产的估值过高,用泡沫破灭比喻资产价值的回归.不过,经济学观点认为泡沫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情况下,维持一些温和的泡沫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为泡沫可以传递重要的市场信息,告诉人们持有哪类资产更容易获利,从而引导社会投资涌入这个领域.
同理,对于互联网空间的信息流动而言,谣言如同附着于真实信息上的泡沫,如果造谣成分过高,从根本上歪曲事实甚至是凭空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谎话,则往往容易为人识破,存活时间也偏短；而如果谣言有基本事实作载体,只是为了吸引大众眼球而增添的渲染、夸大、猜测等失真性元素,则可能比单纯地陈述一个事实能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动员更多的公众参与、收到更有效的回应,并最终推动事件得到更有力的解决.所以,对于互联网的谣言泡沫,一味的挤破和清理无疑过于武断,并且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恰当地区分不同性质的谣言,对于恶意的谣言坚决实施打击,对于合理性谣言温和地加以利用,才是净化互联网环境、推进网络发展的优选之道.
四、网络舆情的极端主义情绪
网络舆情作为网络公共话语的一种集合式表达,往往被解读为民意的一致性呈现和在互联网空间的强势激活.然而,网络舆情虽不乏基于类现象的反复聚焦,但多数情形下仍只是就某些具体的孤立事件所卷起的意见浪潮,汹涌而来,旋即消退.因此,网络舆情本质上并不具备推动常态化发展的秉性,客观地来看,它甚至还极容易走向的反面,步入极端主义的异化状态.
（一）网络舆情的“话语强占”策略
意味着多元共存,意味着理性共处,意味着一整套整合异见、汇聚共识的制度化程序.因此,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程序甚至比实体更不可或缺,只有人们认可和遵从的规范化程序,才能有效运转起来并延续下去,实体也才可能得到不断发展的空间、彰显其生命力.然而,中国的网络恰恰不是一种精致、理性的制度化,相反,其发生作用的大多数时候是程序缺位的,呈现出强烈的情感动员和社会抗争的逻辑.由此,基于突发性事件瞬间触发、以公众情感共鸣和集体环境协同为生成基础、具有极强爆发力和扩散能力的网络舆情成为中国网络最重要的体现形式之一.在网络舆情的主导下,网络在某些场合演变为一种“话语强占”［8］式的.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在信息浑水的状态下,谁的声音大,谁抢占了话语高地,就能形成对其他话语的压制效果,左右网络的实际进程.
“话语强占”策略往往拒绝理性讨论、无视程序规则、预设立场、党同伐异,通过尊严矮化、行为丑化、道德污名化甚至政治敌对化的方式孤立、压制和打击不同意见,掌控话语主导权,形成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这种舆情的形成带有强烈的极端情绪和被操控的痕迹,它不是通过观点的正常交流、交锋而逐步达成的共识,而是通过“集体身份边界”的划定、封锁而故意制造的偏见.公众很习惯从身份归属中寻找认知框架,在集体情感记忆库中选择立场取向.因此,由身份符号构成的集体边界,即成为个人自我保护、获取安全,成员间互相信任、彼此助力的安全边线.极端情形下,合力打击边界外“身份”也成为强化本圈内身份忠诚和意见占领的手段.
（二）网络极端主义的情感表现
互联网的发展,给了和社会的空间,但公共事件中舆论发挥作用的机制,却往往需要高度一致的情绪化推动.观察多年来网络公众参与的实践,最能激活网络议题,并形成高度一致性意见的,往往牵涉到的要么是民族主义情绪,要么是民粹主义情绪.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等情绪的利用皆是极端情形下话语强占策略的传播实践.它们以身份归因作为是非判断、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通过强化
“集体身份边界”、构建身份的二元对立,剪裁、筛选信息,突出、强化情感,以唤醒公众的愤怒或悲情,并借助社会抗争等剧目,将事件一步步升级至大规模舆情.
具体而言,民族主义多体现在国际事件中,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总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误导之下,借助仇外、树立国际假想敌、制造政治阴谋论等方式表达出来,任何不同意见皆可能被之冠以汉奸、叛国之罪名,遭受舆论的绑架与凌迟.民粹主义则多体现为仇富、仇官等抽象愤怒,不看具体事实、不问客观原因,将贫、弱等价于道德正义,把对弱者的怜悯、对强者的痛恨塑造成一种定式思维,对他人实行道德制裁、舆论审判.由此,非理性的舆情成为引诱网络步入极端、走向异化的重要推手,身份排斥的情感特征成为网络难以摆脱的幽灵.只有对网络的极端主义情绪保持十足的警惕,并积极培育网络公共话语温和理性的性格,才可能促进网络的健康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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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聪聪.微博让中国民众更关注政治［N］.环球时报,201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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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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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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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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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群体情绪与其治理 摘 要 当前我国社会一些发展性议题借助网络的传播往往容易形成公共事件,其根源在于社会深度转型过程所产生的群体成员构成的复杂化、个体自我认同的差异化以及社会整体心态的情绪化 公共事件借助新兴媒体传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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