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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
黄高锋
在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是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塌法”,还是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无论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还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都早已成为作家探索文学世界的一个支点.作为“中原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在李佩甫笔下,同样也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创作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平原.李佩甫曾经说：“我说的‘平原’是以豫中平原腹地为根基,这里一马平川,人口密度大,无险可守,灾难深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经人工修饰过的,到处都是人的痕迹.另外,这里所说的‘平原’也并不特指乡村（也包括平原上的城市）,甚至也已不是具象的哪块地域,那是我心中的‘平原’.”平原成为李佩甫创作源源不竭的动力源泉,让他找到了创作的喷薄口,一发而不可收.从《羊的门》到《城的灯》,再到五年磨一剑的《生命册》,“平原三部曲”气魄呈现,屹然矗立.他笔下的平原,被窑变出了千变万化的色彩,被赋予了无尽的历史沧桑和斑驳的时代变迁.《生命册》是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也是巅峰之作,2015年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作为一部承载着知识分子反省精神的时代力作,小说以中原大地为基点,以1950年代以来的历史为时间跨度,把叙事伸向广阔的“历史场”,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写出了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变革与沧桑,生动描绘了植根于中原大地的复杂精神图谱.
一、对生命的反思和人性的洞察
李佩甫是一个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家,对生命的深刻反思成为贯穿整部小说的内在旋律.《生命册》即由一页一页的生命组成的生命之册.小说以《生命册》来命名,本身就凸显了作家的生命意识.在作家笔下,自然万物都被赋予了生命意识,大自然与人的生命之间具有某种或显或隐的关联和对应.在小说中,作家用了大量的文字篇幅去描写平原的自然生命形态.如小说写到了平原的“树”,写了各种树,柳树、榆树、槐树、楝树、椿树、枣树,习性各不相同.小说中还写到了平原的“花”,历数平原上一些非人工种植的花,翎子花、地龙花、仙人花、野生的喇叭花等等,这些花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形态各异,各有自己的习性.这些平原上普通平凡、习性各异的树和花,其实正是中原大地勤劳朴实、命运各异的劳动人民的写照.小说还写道,平原上的树一旦离开土地,就会发生一种可怕的“变形”.在作家笔下,这些自然生命是和人的生命息息相通、互相关联的.作家是要以物写人,以树的变形写人的精神变异.小说最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家笔下所塑造的一大群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社会生命形态. “骆驼”、梅村、老姑父、梁五方、蔡苇香（蔡思凡）、卫丽丽、虫嫂、杜秋月、春才……通过他们曲折而多舛的命运道路,写出了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毅然放弃军人身份,后半生却深陷家庭矛盾沼泽；“傲造”的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树立家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最后穷困潦倒沦为户；如草芥般的虫嫂,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不惜去偷,受人鄙弃；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选择自戕……可以说,《生命册》演绎了一部深沉的生命悲歌.
对生命的书写,包含着作家复杂而深刻的人性思考.在《生命册》中,我们既看到了人性的迷失,也看到了人性的内省自察；既看到了人性的荒诞和虚妄,也看到了人性的纯真与高洁；既看到了人性的孱弱与卑微,也看到了人性的坚韧与博大；既看到了人性的压抑与变态,也看到了人性的高扬与坚守.这里是人性的洞府,人性的镜鉴,人性的渊薮.“直爽侠义的‘骆驼’变得贪婪狡猾,聪明好强的梁五方变成了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流氓,博学高雅的杜秋月变得诡计多端, ‘爱惜羽毛’的范家福和夏小羽却陷进了权利和金钱的漩涡,追求真爱的梅村在‘爱情’的无妄之灾中一次次枯萎……”每一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折射出复杂而耐人寻味的人性变化轨迹.
以“骆驼”为例,“骆驼”无疑是人性迷失的典型代表.作为是一个时代弄潮儿,尽管身有残疾,但他凭借超常的智力和果敢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成功掘起“第一桶金”,并赢得了源源不断的巨额财富.但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他的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为了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他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最终落得身患抑郁,选择从十八层高楼纵身一跳.他的聪明、自信与果断勇敢,成就了他的事业的辉煌；但他的投机、狂傲与狡诈虚伪,又毁掉了他的前程命运. “骆驼”代表了近三十年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这样一个特殊人群：大学毕业,不满现状,从单位体制中脱离,然后经商下海,又经历了从艰苦创业到腰缠万贯,最终膨胀而致人性迷失的过程.就艺术形象的典型性而言,“骆驼”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很成功,在小说中比较夺目和耀眼.这是作家在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体察了复杂的社会现象之后的一种艺术洞见.小说着力塑造了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吴志鹏）,是作家着墨最多、用力最勤,也是寄予深沉理想的一个人物形象. “我”从乡村走向城市,在城市里虽然获得了现实中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我”并不幸福,相反内心充满了愧疚感和焦灼感. “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这“背景”曾使我厌恶和苦恼,并竭力想摆脱和剪断.后来,“我”幡然醒悟,也正是这“背景”的存在,才让我不至于在都市诱惑面前彻底人性迷失,成为第二个“骆驼”.透过“我”,《生命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内省自察.其他人物形象,如透过虫嫂我们则看到了人性的坚韧与博大,透过梅村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纯真与高洁,透过春才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等等.而透过梁五方在运动中被打击的命运,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荒诞和卑劣的一面.
当代作家能否创作出富有历史生命力的作品,取决于作家自身对历史与现实的融入度、认知度和表现力.作家李佩甫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探秘历史幽暗处的人性之殇；另一方面又瞩目现实,洞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生命之痛.小说精心描绘了一幅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复杂精神图谱.正如小说底页封面上说的, “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
二、对中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
每一个人的生命往往受制于历史、时代、周围环境,受制于文化,包括人自身的性格、个性.《生命册》中的生命书写和人性探求,与作家对中原文化的反观是密不可分的.李佩甫骨子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平原情结”.对于平原,他有着极为复杂的感情.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平原人,李佩甫深深热爱豫中平原这片沃土,这片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鱼,一个个千姿百态、个性鲜明的生命形态.小说通过“我”表达了作家的真实心声,如怀念家乡的段落,就是运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深情表现了对故土的热爱和留恋.“我怀念家乡的牛毛细雨……我怀念瓦沿上的滴水……我怀念家乡夜半的狗咬声……”但同时,平原的“糟粕”和“毒液”,也同样让作家揪心和伤痛.于是,对中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作家文学创作的内在律动和精神脉络.通过酣畅淋漓地铺写平原,作家试图再对中原文化进行审视和反思.
城乡二元视角是中国社会变革期乡土文学的常用叙事手法,《生命册》也不例外.小说主要描写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由省会、北京、上海、深圳组成的都市世界,一个是由老姑父、梁五方、虫嫂、老杜、春才等构成的“无梁村世界”.行文在两个世界之间不断穿梭,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了深刻观照和反映.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副省长、部长、省台主持人、京城报社记者、大学教授、画家到洗脚女；从炮兵上尉连长、小学教师户、乡间能工巧匠到算命先生等等,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众多人物组成了一幅社会“浮世绘”,在作家笔下一一呈现.正是通过“我”,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和城市与乡村的二元世界,巧妙勾连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机的艺术整体.
《生命册》书写最精彩、最扣人心弦、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当属作家笔下的“无梁村世界”. “无梁”顾名思义,即是无法孕育栋梁之地,别有寓意.“无梁村世界”实为中原文化的缩影,是中原文化的大地载体.都市世界的描写没有独立的实体意义,只是一种反衬和映照,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反观中原文化,是对市场经济浪潮和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原文化母体的别样审视.小说既有对中原文化勤劳、朴实、坚韧、顽强、内敛、重情尚义的肯定,也凝结着对中原负面文化愚昧、压抑、保守、暴戾、权力崇拜等的批判.虫嫂为了拉扯三个孩子长大,为了生存和温饱,不惜去偷,甚至用肉体去交换食物,靠拾破烂把三个孩子送到大学.尽管虫嫂有不光彩的历史,但生命的坚韧与母爱的博大,令人为之动容.在虫嫂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原底层人民面对苦难的顽强抗争、坚韧不拔的精神.透过梁五方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了中原文化劣根性的一面.梁无方是一个太“各色”的人,作为一个敢于创新的土木工匠人,他出类拔萃,却冒犯行规,触犯师尊.一旦“运动”到来,他便为自己的傲慢和伤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那被村人推搡暗殴的“过箩”场面,可谓触目惊心,写尽一代草根能人陷入中原草野上的“无物之阵”的惨酷、冤抑.林海家女人、聋子家媳妇、麦勒家老婆等这些“无梁村”里原本勤劳朴实,能够做出“三大美味”的女人们,却一个个变得面目狰狞,手段残忍.最可怖的还有他的二哥,偷偷地从袖筒里掏出了一个驴粪蛋,塞了他一嘴驴粪.小说沉痛地剖析道： “在一定时间和氛围里,恶气和毒意是可以传染的”.如果说梁五方的悲剧更多来自于特定时代政治运动背景的话,春才的悲剧则让我们对中原传统文化负面性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年轻腼腆的春才,在“半含半露、有荤有素”民间性诱惑话语的包围中,无所适从又.在的驱使下去偷窥蔡苇秀洗澡,反而更加剧了他的负罪感和恐惧心理,并最终导致他自戕.春才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中原传统乡土文化中压抑的性文化折射.
李佩甫的小说,往往立足于中原大地,既有对中原文化的深情眷恋,也有对中原文化的冷静审视和沉痛批判,这种矛盾纠结的情感,在自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中带有很强的共性.也许,爱并痛着,才是对作家扯不断、理还乱的“平原情结”的最真诠释.
三、对人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的探寻
小说并不停于此,更重要的是作家力图在更高层次上,反思我国五十年来历史和时代,探寻人的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一部《生命册》,承载了作家对二十世纪后半叶政治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厚重思考.小说的时间跨度是很大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灾害时期、 “”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等,在作家笔下都作为人物出现的历史舞台和外在环境而显现.在作家看来,这五十年是中国社会进程发生巨大变化的五十年.它涵盖了两个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国国民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李佩甫说：“在《生命册》中,我是企图对这五十年的中国社会进行反思和发言的”, “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心灵回归大地的时候,大地却满目疮痍.我们丧失了很多东西,我们看见危险了,但我们却没有敌人,真正的敌人便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是想通过这五十年达成对平原生命状态的一种研究,一种关于灵魂的思考,一种追问”.早在2007年李佩甫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等等灵魂》中,齐康民就断言： “我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迁,人的精神世界也必然发生嬗变.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小说中主要通过作品主人公“我”来进行冷静反思.纵观整部小说,“我”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灵魂人物.何弘认为,《生命册》通过吴志鹏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对知识分子、文化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沉浮做了准确的描写；通过吴志鹏与骆驼的合作,对国企转制、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经济的运作以及官、商、媒体、金融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等有着很好的表现；通过与吴志鹏各种各样的关联,描写了如、官二代、艺术家、户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形态.“我”从乡村走向城市,是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更是一个具有深刻反省精神的知识分子. “我”的反省精神贯穿全篇.无论时空怎样变化,事业怎样发展,生活怎样改变, “我”始终以一种反省的姿态默默地观察和审视着周围的一切.我是冷静的,内敛的,富有非同一般的洞察力和反思精神.尽管不堪乡情之重负,但在逃避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反省自己、修正自己、完善自己.在都市之流中,“我”不至于最终迷失自己,归根结底在于“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最初,我竭力想摆脱“背景”,隔断扯不断理还乱的“狗狗秧”关系,渴望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城市人”,但最终“我”才幡然醒悟： “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惟一能托住我的东西”.小说结尾,“我”试图寻找“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 “可我说不清楚,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让筷子竖起来”显然带有隐喻色彩.虽然还有些迷茫,但“我”植根于中原大地的灵魂并未迷失. “我”意识到人的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栖居的重要性, “我”还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要进行精神启蒙和灵魂拯救.
精神漂泊成为中西作家笔下永恒的主题,《生命册》暗合了人类文学史上的文学漂泊母题.小说通过“我”的“逃离——迷失——觉悟——困顿”的生活经历和漂泊体验,启发人们去关注精神家园,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册》扉页上引用泰戈尔的诗句： “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的确,人只有经历过漂泊后才能找到最后的皈依.这饱含哲理的诗句,传达出的是作家李佩甫对人的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探寻的心音,令人深思.
总之,《生命册》丰沛深邃,充满张力,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中,将对生命的思索和人性的探求与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思考交融在一起,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社会的广度；既有时代的高度,又有人性的深度；既有思想的力度,又有情感的温度.这既是一部“接地气”的小说,又是一部“形而上”的小说.一部《生命册》,承载了作家对二十世纪后半叶政治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厚重思考,充盈着一种启蒙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是一部知识分子五十年的精神心灵史诗.
作者简介：
黄高锋,生于1980年,河南襄城县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电影新作》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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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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