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翻译行为到译者行为：戴乃迭女性译者文化身份，本文是译者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跟戴乃迭和译者和译者行为方面论文范例.
宋 健 崔伟男 罗水莲
内容摘 要：译者行为是翻译行为的外延,是在关注文本间的对应关系基础上,将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纳入到翻译研究.女性译者作为特殊的翻译群体,具有特定的译者行为特征,表现为独特的选择性倾向.本文以戴乃迭的《边城》译本为例,通过具体的译例对照分析,旨在研究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倾向和感情倾向.
关键词：翻译行为 译者行为 女性译者 戴乃迭 《边城》
一、引言
翻译实际上可以被界定为一种“选择”行为.姜秋霞等学者将翻译能力与翻译行为进行了区分,认为翻译能力是一种集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审美能力、转换能力等于一体的综合能力的体现,是译者对于翻译文本的整体性把握（姜秋霞、权晓辉,2002: 11-12）.翻译能力是一类抽象概念,研究者只能通过译者实际的翻译行为对能力层次进行判断.因此,翻译行为是翻译能力的集中体现（钱春花等,2015: 17）,是一系列体现译者翻译能力的动态性行为（姜秋霞、权晓辉,2002: 12）.译者的翻译行为可涵盖包括翻译活动的发起、文本选择、翻译、校审等所有与翻译相关的活动.然而翻译活动本身的复杂性难以用翻译行为这一概念逐一厘清.周领顺（2012: 1-2；2013: 73）率先对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进行了区分,提出两者既具有同源性,即均可由译者发出并同为翻译活动服务；也存在差异性,即译者行为除涉及纯粹的翻译行为之外,还包含“非译”行为.
译者行为是比单纯的翻译行为更为宽泛的概念,是译者主动参与到翻译活动中,并对翻译本身产生影响的行为,换言之,译者在翻译决策过程中可能渗透一定个人意识和思维倾向.狭义上讲,翻译是译者的个人行为.由于教育背景、成长经历及生活轨迹等不尽相同,个体在思维方式上或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不同译者对原文本可能产生不同理解.女性译者作为特殊翻译群体,在参与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或有意识／无意识产生特定的译者行为.例如,女性译者参与的翻译作品的语气通常更富有感彩,语言更具变化,整体上更具有可读性（刘霞敏,2007: 92）.
广义上的译者行为包括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周领顺,2013: 73）.所谓译内行为,是翻译活动最原始的行为,即翻译本身.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必然要承担起构架原语与译入语语言对等的任务.此外,翻译活动无法脱离社会事实而存在,因此,译者对文本处理时多结合实际语境,在翻译时对某些特定文本有选择地进行调整,使译文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翻译实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些译者为了迎合大众审美或雇主要求,有意对翻译文本作出调整,这种超出翻译本身的行为就是译外行为（周领顺,2013: 74；2014: 94）.除翻译职能以外,有时译者或兼演多重角色,对于有明确目的的翻译语境,例如在商贸会晤等涉及雇主利益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可能根据实际需求和目的调整输出的译文,以便最大化翻译的意义,使其中一方或双方成为翻译实践的受益者.然而,译者行为必须圈定在一定范围内,译者的权力一旦超出职能之外,则有可能危及翻译*,破坏原语文本与译入语文本之间的对等关系,甚至会出现肆意篡改翻译文本等现象.
二、女性译者·译者行为
女性译者具备特定的文化身份属性,从译者个体受教育程度讲,尤其五四运动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性有机会接触到翻译实践（罗列,2011: 50）.从文本选取角度讲,这一时期的女性译者大多选取与女性成长相关作品,五四运动前后女性意识崛起,女性学者逐渐在学术领域拥有了话语权（杨柳,2007: 60）.随着女式学堂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由女性译者主持翻译的作品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仅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女性翻译进入繁荣期,女性译者作品数量达到顶峰（罗列,2011: 48；2014:73）.同一时期,受先进思想的影响,国内掀起一股文化思潮,大量西方文献进入中国,其中包括戏剧、小说、寓言、诗歌等多种题材,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翻译作为引介西方文明的重要途径,理应承担起沟通中西两地文化的重任.
翻译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译者进行语言转化过程中会无意识渗透某些个体的倾向性,男性女性作为一组典型的二元对立要素,是“性别语言”产生的原因之一（刘霞敏,2007: 91）.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思想的“载体”,传统男性主导的翻译实践中,译作往往囿于男权至上的思想禁锢,而女性译者出现打破了这种“男尊女卑”式的束缚,逐渐摆脱父权社会对语言干涉和控制,并将女性特有的情感自觉融入到翻译实践中,实现了从翻译行为到译者行为到过渡（王惠萍,2014: 157）——除了履行作为译者应尽力忠实于原文文本及原作者风格的责任之外（即翻译行为）,不论从筹备环节中的原文本选取还是翻译过程中的词汇句法掌控,女性译者都通过译作传达着独特的美学态度（即译者行为）.
戴乃迭（Gladys Yang）是著名英籍翻译家,出生于北京一传教士家庭,后随母返回英国读书.在牛津大学进修期间,戴乃迭结识了当时远赴英国留学的杨宪益,两人志趣相投,毕业后便结为连理.婚后戴乃迭随丈夫来到中国,童年的回忆使她对这片陌生而又无比亲切的土地产生了无限向往.对于文字的热爱,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喜爱,使戴乃迭主动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她开始努力适应中国特色文学及文化氛围（王惠萍,2014: 47）.除了对中国文学的极大热情之外,良好的英语语言文化基础成为戴乃迭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华期间,夫妇二人联袂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早期作品多由杨宪益主持完成初稿,戴乃迭负责校审,纠正英文表达.而随着戴乃迭汉语能力和英译水平不断提高,她开始尝试独立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读物,贡献了大量经典的英译文学作品——《边城》（The Border Town）便是戴乃迭独立译介时期的代表译作之一.本文选取《边城》戴译本为例,从译者行为视角试析戴乃迭女性译者文化身份的特殊性.
三、女性译者行为倾向性
《边城》是中国现代散文家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之一,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地位.小说以上世纪三十年代湘西边城茶峒为背景,讲述了与祖父相依的少女翠翠同船总两个儿子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以田园牧歌式的笔调描绘了湘西特色的风土人情,抒发了对自然和人性的赞美.作为独具特色湘西文化经典作品,《边城》曾多次被国内外译者推介进入西方视野,并深受西方读者群体的欢迎.据资料考证,目前《边城》已出版在册的译本中有四本颇具研究价值,译者分别是项美丽（Emily Hahn）（1936）、金隄（1947）、戴乃迭（1962/1981）1、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2009）2.戴译本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传达了女性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倾向性,这类倾向性表现为女性译者行为的特殊性.
3.1 词汇倾向性
不同译者对于统一文本或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简言之,从某一个词语的使用上便可知译者的态度,同理,不同性别身份的译者针对同一作品或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表达理解和情感.戴乃迭作为女性译者,深刻体悟到作者的态度,因此在处理翻译问题时,尤其是某些具有歧视色彩的词语时,谨慎地甄别了原作者的态度,避免了使用含有不合理感情性的词汇,提高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例一：
【原文】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也永远那么浑厚,遇到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也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在关门撒野……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戴乃迭,2013: 23）3
【戴译本】Border ways are so simple that even these girls remain honest. Before entertaining a stranger, they ask for their money and count it before closing the door and getting down to business… Whereas most of the women’s income comes form merchants, it is usually the boatmen who win their hearts. （戴乃迭,2013: 23）
【金译本】Folkways in a border district are so straightforward and unsophisticated that even the prostitutes retained their everlasting honesty and simplicity… The prostitutes depended on the Sichuan merchants for their living, but their love went to the boatmen. （Kinkley,2009: 17）
截取部分的描述中出现了两次“”.“”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属于贬义词汇,从事该行业的妇女大多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在沈从文笔下描绘的湘西小镇中,尽管仍然无法进入社会主流,但她们却依然保留着一份水乡女子特有的淳朴善良,等待着那些远道而来的商人或水手上岸,有些甚至都没有出走过小镇的天真妇女还期盼着收获真爱.戴乃迭将两次“”分别译为“girl”和“woman”,这两个词语同属中性词,不带有任何歧视色彩,比较符合原文中所描绘的那些迫于生计女性形象——妇女们不以此为乐,也并非自甘堕落,只因没有见过多少市面,又无过人之长,才不得不从事卑陋的职业.女人们有着各自的苦衷,有些甚至让人怜悯,为其感慨时运不济.戴乃迭表达出对这些湘西的女子深深的同情,有意识地避开使用具有歧视意味的词语,选择了不含态度倾向性的中性词取而代之.戴乃迭是在彻底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描绘出湘西女子的天真、单纯的特质,进而表现湘西水乡朴实的风土人情,使这些世俗女子不仅没有成为众矢之的,反而多了一份可爱烂漫.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没有曲解作者的写作目的,反而有助于作者抒发对湘西水乡的积极向往.
金介甫在某些词语的使用方面与戴乃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尽管前者使用了与原文语义上相对应的词汇,但在处理这类词汇时仍缺少必要的感情投入.金介甫将两次“”均译为“prostitute”.根据辞典中的释义4,“prostitute”具有一定社会性含义,是指“卖淫者”或“娼妓”；从词语的感彩来看,这一词语带有明显的贬义特征,属于较有攻击性的词汇.而从原文本整体内容来看,沈从文对差峒从事娼妓工作的妇女并无批判之意,他笔下的湘西女子大多是单纯的,甚至幼稚——这一态度恰与戴乃迭译本契合.
例二：
【原文】两山深翠逼人的竹篁中,有黄鸟与竹雀杜鹃交替鸣叫.（戴乃迭,2013: 123）
【戴译本】Among the vivid emerald bamboos on both hillsides, orioles, nightingales and lesser birds are warbling. （戴乃迭,2013: 122）
【金译本】In the stunning verdure of the bamboo groves on the mountains, yellow finches, bamboo finches, and the cuckoos sang in turn. （Kinkley,2009: 93）
与其他三位译者不同,戴乃迭对“杜鹃”一词进行了改译处理,她将其译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nightingale”,即“夜莺”.夜莺和杜鹃尽管代指了不同事物,但是在中西文化背景中,两者均代表了忧伤意象（王改娣,2002: 9）——夜莺是古希腊悲剧女性普罗克尼的化身,而杜鹃则是七国战乱时期治水将领王杜宇的转生——夜莺和杜鹃分别被赋予传统东西世界的相似的感情意象.因此,使用夜莺代替杜鹃不仅没有造成感情表达上的偏移,反而有助于西方读者领悟原文中的意象.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心理预期,同时也照顾了原文杜鹃所代表的传统东方文化色彩,彰显了卓越的女性译者思维.
3.2 感情倾向性
戴乃迭充分展示了作为女性译者的敏锐和细腻,她深入考察原作者的创作动机,体会作者用词的精妙,并自觉将个人情感带入文本之中.戴乃迭将《边城》的女主人公翠翠译为“Emerald”.在现代英语中,“Emerald”一词释义为“翡翠绿5”.作者对女主人公名字的来源作出如下描述,“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戴乃迭,2013: 11）.“翠翠”一说看似“随意”,实则表意深刻.翠翠身世坎坷,父母先后弃世,独留年幼的翠翠和老父相依作伴.祖父可怜这女孩,对其甚是疼爱,名字虽不胜华丽,却饱含祖父对孙女的深爱——翠翠诞生于繁山翠岭之间,又成长于茂林溪水之畔,一山一水无不衬托这女孩的纯粹清丽——翠翠的美在于她眉眼间的颦蹙,自然的衬托下又多了份孩童的天真烂漫.大自然赋予了翠翠天然的灵气,祖父将这种自然之美作为祝福融入翠翠的名字.也正因如此,“翠翠”这一名号不仅寄托了自然之美,同时抑见证了祖孙亲情之贵.
戴乃迭体悟出“翠翠”意味之深、用词之妙,没有按照传统翻译方法将名字按照音素特征采取音译策略,而是选取了英文中意义相对应的词语进行翻译.这种翻译策略一方面保留了语义上的对等,相比直接音译,“Emerald”一词更加贴近原文所表达的含义；而另一方面,戴乃迭采取的处理方式是在重视原文表意基础上,又着重强调了原文中的感彩,使译入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真切感受到祖父对于翠翠的情感寄托,加深了祖孙之间亲情的传承.
其他三位译者均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金介甫采用了音译的翻译方法,直接将“翠翠”译为“Cuicui”,这种译法保留了音韵,却失掉了意韵,而原作者显然希望“翠翠”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而不仅仅代指一个称谓.据此看来,金介甫译本或缺乏对于文本整体布局的考虑.项美丽和金隄均译为“Green Jade”,“Green Jade”可直译为“绿翡翠”,似与“翠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原作者在撰写小说过程中并没有涉及翡翠的意象——“翠翠”一词融合了爷孙之间的亲情,衬托出湘西自然与人文要素之间的和谐.因此,如若译为“Green Jade”便略显生硬,仿佛“Green Jade”仅仅达成了语义上的妥协,却不及“Emerald”所营造出的和谐意境.四个译本各有侧重,各具千秋,而从多方面考量来看,不论从语义层面还是意境层面,戴乃迭所译“Emerald”均更为贴近原词“翠翠”.戴乃迭作为富有经验的女性译者,敏锐地察觉出“翠翠”一词所具有的多层次意义,并选取“Emerald”一词,有效地衔接了英汉双语之间的文化差异.
四、结语
翻译实践考察的不仅仅是译者的翻译能力,译者在执行翻译活动的同时,自身也扮演了多种角色.随着女性社会话语权的提高,女性开始自觉承担起译者的文化身份.作为特殊的翻译群体,除了在选材上更侧重选取女性成长相关题材,女性译者更具有着独特的译者行为倾向性.女性翻译家戴乃迭所译《边城》体现了女性译者两类典型特质：一方面,女性译者倾向于选择中性词汇,避免使用带有负面色彩的歧视性词语；另一方面,女性译者更能敏锐地察觉原作者的语言信息,从而在选词时更加侧重情感传达.女性译者作为翻译群体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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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大学）
简而言之：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译者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戴乃迭和译者和译者行为相关译者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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