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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撰,与我的两位张姓朋友关系极为密切,一位是武汉大学的张姓讲师,一位为黑龙江大学的张安祖教授.然而遗憾的是,武汉大学的那位张姓讲师,我至今都不知道其所名为何,这实在是让我感到有点尴尬的,而要想厘清这中间的头绪,事情还得从20 年前的1995 年说起.
这一年10 月中旬的某日下午,一位自称是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中年男子,专门从武汉到寒舍拜访我,并送给了我一套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共10 册,以下简称“《集成》”）,以作为初次见面之礼.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我所说的那位张姓讲师,约45 岁,中等身材.据其自我介绍,因雅好古代文学,而在当年（1995 年）第8 期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上读到了该刊全文转载我的三篇论文,于是,便想到了要结识论文的主人,因而也就有了寒舍之访之晤.10 册《集成》的突然出现,虽然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但因我当时正在从事“四大奇书”等方面的研究,即将其置于求是书屋的“闲书阁”而未读.后来,随着我对第三次读书计划（1993—2009 年）的实施（具体参见《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与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一文,载黄山书社2012 年版《王辉斌学记》第21~34 页）,《集成》便被纳入了我必读的“10 部大书”之列,并在2005 年至2007 年间对其通读一遍.于是,欲借之以写点什么的动因,即由此而产生.
接下来所发生之事,便与张安祖教授颇具关联了.我与张安祖教授同庚,文字之交甚早,相识则是在2001 年的“全国首届孟浩然学术研讨会”期间,并一见如故.2012 年农历正月初一的上午,当我正与家人一起游玩于成都青羊宫时（是年我在成都过春节）,忽然接到了张安祖教授从哈尔滨打来的长途电话.安祖兄在电话中说,一是给我电话拜年,恭祝全家新春快乐,二是该校8 月份欲召开一次“戏曲研讨会”,希望我届时一定参加.虽然我从不曾研究戏曲,但对于安祖兄的这番雅意,我却是很难推托的,因为其所邀时间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所邀形式为千里迢迢之电话,而我受邀之地又是在成都的青羊宫,因了这三者,我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为了到地处北国的黑龙江大学去参加这次“戏曲会议”,当年的5 月上旬,我即撰写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关于戏曲研究的论文：《朱权与〈太和正音谱〉——兼论〈琼林雅韵〉及“南曲韵书”说》.未久,我又撰写了《论何良俊的戏曲学理论——以其〈曲论〉为研究的中心》一文（当时的想法是,欲在这两篇中选一篇作为大会论文）.我的准备虽然还算得上较为充分,但后来却因事未果,即将这两篇论文分别在《阅江学刊》2013 年第3 期、《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5 期上发表.
如果没有武汉大学的那位张姓讲师送我一套《集成》,如果没有安祖兄在大年初一的早上邀请我参加“戏曲会议”,如果我答应安祖兄邀约之地不是在成都的青羊宫,也许,我这一辈子就不会与戏曲研究打交道了.而正是出于这几方面的原因,又加之我此前曾将《集成》所收录的47 种戏曲论著通读了一遍,且又发表了上述两篇论文,故而,我即计划在出版了《商周逸诗辑考》（2012）、《李白研究新探》（2013）、《四大奇书探究》（2014）之后,抽出一段时间对《集成》进行一番较为系统之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对于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来说,也是极为契合的.
2014 年2 月,当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的结项工作全部就绪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对“戏曲论著集成”的研撰,并计划在上述已发表两篇论文的基础上,撰著一部有关戏曲论著研究的专书.最初的设想,是取《集成》中具有代表性者,以“每书一文”的形式进行撰写,最后合为一部论文集.但随着研撰的逐渐铺开与深入,以及对10 册《集成》全部内容的具体把握,感觉到“以史为纲”更便于观照与论析,我即改而以章节结构的形式为之.如此这般,到2015 年春节后,我已对《集成》中的明、清两朝38 种戏曲论著（不含附录共有40 种,其中王德晖、徐元澄《顾误录》和刘熙载《艺概》纯为“散曲论著”,而与剧曲毫不相干,故本书未之论,以下所言凡为38 种者,即同此,特此说明）进行了逐一研究,并写出了近40 万字的初稿.之后,我又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对全稿进行了一次“清理”式的润饰,并将其取名为《明清戏著史论》.在整个研撰过程中,我之所以只截取“明清戏曲论著”而不是“唐宋元明清戏曲论著”者,是因为一则中国古典戏曲论著的繁荣昌盛期,主要是在明、清两朝,而《集成》所选辑校录这两个朝代共40 种（含王德晖、徐元澄《顾误录》、刘熙载《艺概》）戏曲论著（唐、宋、元三朝共收7 种,合计47 种）的实况,又可为之佐证；二则唐代崔令钦《教坊记》、宋代王灼《碧鸡漫志》等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戏曲论著.
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之繁荣昌盛,其主要原因有三：一为受当时繁荣发达的戏曲文化的影响,二是戏曲论著作者不分昼夜的辛勤撰著,三即版刻家的朝夕版刻与印行.这三者的互为关联,即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戏曲论著在数量上数倍于其前的元、明、清三朝.而数量的众多只是一个方面（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并非只有《集成》所收录的40 种）,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戏曲批评与其组织体系建设,不仅取得了史无前例之发展,使得其批评体系与组织形式更为严密,而且所获成就较之传统的诗文批评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具体参见裴文禩《词余丛话序》,《集成》第九册第231 页）.而实际上,在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中,有不少著述本身就与诗文批评的关系密切,如王世贞《曲藻》之于《艺苑卮言》,何良俊《曲论》之于《四友斋丛说》,李调元《雨村剧话》之于《雨村诗话》等,即皆为其例.这一实况所反映的是,明、清时期的戏曲论著与诗文论著之间,是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的.
将《集成》所收录的38 种明、清戏曲论著进行“史”的系统观照,以我之孤陋寡闻,在之前的戏曲研究界似尚无研究者为之,而本书则首次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性、全面性之观照,旨在窥其“戏曲学”之种种.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古代的戏曲论著或者说戏曲批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不具备理论方面之水准的,即其所论所述,实际上并没有上升到真正的理论层面,而只是在一些沿革、经验、做法、形式之类的名目中讨生活.正因此,故本书自始至终都不曾有“戏曲理论”“戏曲理论家”等称谓（我所发表的关于何良俊《曲论》的论文,虽然曾用过“理论”一词,但那是在本书撰著之前,特此说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古代戏曲理论”,本书则概以“戏曲学”三字替代之,因之,对其所定之“义”,也就难以与之苟同了.虽然古代的戏曲学也确属蕴含着一些“戏曲理论”的因子,但这种含有“理论”因子的“理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相较,其实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的.即是说,本书之论明、清戏曲论著者,其最值得注意的,就在于没有沿用今人的认识与方法,以及一些具有常识性特点的西方术语,去硬套古人的所谓“戏曲理论”.更何况,我在通读《集成》10 册时,于其中确乎是没有发现“理论”一词的.正因此,本书对明、清戏曲论著“史论”之所获,较之一些专谈“戏曲理论”的著作自然是大有区别的.而此,即成为本书所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于38 种明、清戏曲论著之所论所述,重在“戏”而不在“曲”,如杂剧、南戏、传奇、院本,以及一些北曲与南曲（此皆指剧曲而非散曲）等,即除特殊情况外,本书基本上不涉及散曲.而在明、清两朝的38 种戏曲论著中,则有许多以“曲”为名之作,如《曲律》《曲论》《曲话》《顾曲杂言》等,但其“曲”的含义,要么是模糊不清,要么是剧曲与散曲兼为,而使得“戏”与“曲”极难分辨.这种情况的存在,其实是受元人“重曲轻戏”的影响所致.元人之所以“重曲轻戏”,是因为其大都认为“曲”与诗、词的关系密切,所以在一些论杂剧的著作中,往往以“曲”代“戏”.针对这种实况,本书即在各章节之所论所述中,尽量地加以区别,而区别的标志性用语,则为“北曲（戏）”“北戏（曲）”“南曲（戏）”“南戏（曲）”等,如“北曲（戏）”所表示的,是本书所论之“北曲”,主要为其中的剧曲,散曲则基本不及,或者及而极鲜.其他则以此类推.而有些“曲”实难分辨孰甲孰乙者,则只能一仍其旧,也就是将其纳入本书“史论”的范畴,以对其进行“曲”“戏”并存式之观照.本书对于“曲”的这种认识,也就自然是有别于其他一些“曲”“戏”混论之作了.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针对明、清两朝戏曲论著发展的实况,对《集成》之于各著述所排列的次序,在目录的编排方面进行了重新调整,并于“戏曲学”这一总名目之下,分别提出了“南戏声律学”“戏曲音韵学”“戏曲目录学”等子名目.对于这些“子名目”所包含的内容,凡属首次涉及者,即对其进行了程度不同之定义.本书所论所述的重点,虽然不属“戏曲学”或者“戏曲学概论”的范畴,但对于这些“子名目”的探讨,实则是有助于对其之深化与细化的,如第六章《清代戏曲目录学的盛行》即为其例.这样的目录安排与内容研撰,重在对有清一代“戏曲目录学”盛行的概况,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与论著进行具体论析,并对其所获成就与特点进行必要之总结,对所存在的问题予以必要之揭示.如此等等,极有助于对其之认识.而着眼于现代学科的角度言,上述所言诸端,虽然各有其成就与特点,但从总的方面讲,却都只具有“学”的框架与“学”的雏形,而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故其体系结构也有欠整严,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而此,也是本书在言及“××× 学”时,自始至终都以引号而为的原因之所在.虽然如此,但我却是极希望有一种或者几种《南戏声律学》《戏曲音韵学》之类的著作问世的,然就我之浏览所及,当今学界似乎绝少这方面的成果,其中原因何在,不得而知.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前人所言抛砖引玉,此之谓也.
总体而言,本书之所论所述,主要是立足于“史”的角度,对《集成》所收录之38 种明、清戏曲论著进行了首次之整体性观照.其中,除了“明清戏著史论”这一重点研究对象外,还先后对某些史籍中的有关错误记载进行了订正,对戏曲论著者的生平与著作进行了具体考察,对时人研究成果中的错误进行了揭示等,凡此,都使得本书的内容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宽广,所论所述也更经得起材料的检验.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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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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