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晚清汉译名著《泰西新史揽要》的成书，本文是名著有关论文怎么撰写与汉译名著和《泰西新史揽要》和泰西新史揽要方面论文范文集.
【摘 要】洋务运动时期,随着“西器”、“西艺”的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出版和译介了大量西学书籍.史著《泰西新史揽要》作为这时期最流行的译著,其成书过程体现了晚清西史东渐过程中汉译书籍的特点.
【关键词】泰西新史揽要 李提摩太 晚清中国
战争之后的中国,大批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利用文化出版事业展开西学传播活动,译介了大量西方历史著作.梁启超曾说,“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1］这些史学译著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西方、把握世界各国的发展大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因内容详实准确,侧重“浏览乎方今之局势,而熟察其治乱盛衰之故”［2］而广受好评.
一、《泰西新史揽要》的译作者
《泰西新史揽要》的译作者为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和时任广学会记室的清人蔡尔康.1892 年,李提摩太初到上海,萌发了翻译西方书籍以“饷华人”的想法,于是“延访译书之人”,因“蔡君芝绂于中外交涉之事,久经参者”,“遂以礼聘之来”,“晴几雨窗,偶得暇晷,即共相与紬绎……始克卒业”.［3］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45年出生于英国南威尔士卡马登郡（Caermarthenshire）.［4］1869 年11 月17 日,奉教会派遣,李提摩太在利物浦搭乘“阿基里斯”号轮船,启程前往中国,在香港辗转数天后,于1870 年2 月12 日抵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之后,2月27 日便乘轮北上,到山东烟台与其他几位传教士会合.在进行了几年的传教活动后,李提摩太开始认识到,“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救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使他们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5］
1880 年至1882 年这三年间,对李提摩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转折期,这段时期里,他不仅拜会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这些清政府高官,更是于1880 年9 月在天津拜会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与之交谈中,李鸿章的一席话使得李提摩太对自己以往的传教方式有了更深刻的反省.李鸿章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我知道的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6］这番话使得李提摩太更深刻的认识到应该用知识赢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信任.1890 年,他应李鸿章的邀请,到天津担任《中国时报》①的临时主笔,在此期间,李提摩太撰写了大量呼吁改革的文章,在中国吸引了一大批受众,引起了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官员阶层的极大兴趣,“甚至连皇宫中也订阅了这份报纸,其上的内容在皇宫和总理衙门里也经常被讨论.”［7］后来,他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以《时事新论》出版,在书中他这样说道,“仆来华二十余年矣,深知中华受病之由,并今日各国兴衰之故……故特借承报馆之乏而伣缕以陈.非不掸烦也,实报馆之职也.”［8］
1891 年10 月,李提摩太到上海担任同文书会②（后更名为广学会）总干事,开启了他在中国同时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学术的新篇章.他立足于书会的书籍和印刷业基础,大量翻译和出版西方著作,在进行西学译介的过程中,李提摩太离不开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他就是与许多外国传教士合译过许多西方著作的中国学者蔡尔康.
1852 年,蔡尔康出生于中国上海嘉定的南翔镇,自小就禀承庭训的蔡尔康“三岁而识字,十岁而读群经,弦诵一堂”［9］,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少年得志的蔡尔康,在参加科举之初“岁科十试优等”,考中了生员的最高级“廪生”,“古学两冠通郡,学宪黄创立南菁书院,调考骈三体文,拟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宾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业.学宪王按试松江,奖以‘名士风流,此才谁与抗手’.”［10］然而在乡试中,他却接连失利,“八试不售”.
为谋生计,蔡尔康开始投身报界,“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11］1876 年,他入蒋芷湘任总主笔的《申报》“襄理笔政”.年轻的蔡尔康凭借扎实的才学,以“缕馨仙史”的笔名初露锋芒,很快从编辑升至报社主笔.1892 年,在报业积累了相当从业经验的蔡尔康经由清末著名翻译家沈毓桂的介绍,出任李提摩太的记室,不久又与林乐知结识,从此开始了他协助翻译和传播西学的生涯.
蔡尔康的少年时期,正是太平运动爆发之际,国家内忧外患不断,百姓对西方国家的入侵痛恨不已,他也不例外,对西方的文化、宗教怀有敌意.但在投身报业之后,蔡尔康开始接触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惟自成童后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12］加上他一直是《万国公报》的读者,对传教士们所提倡的教义与改革理念有着更深入的认识,这就为他后来的工作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和知识上的铺垫.
初到《万国公报》时,蔡尔康主要是协助刊发一些合译合著,由李提摩太翻译、口述,他负责笔录和润色,有时候也撰写一些评论性文章,内容涉及宗教、科学等.1899 年2 月,蔡尔康与李提摩太合译的《大同学》一文*绍了马克思主义观点.［13］至1901 年蔡尔康离职时,他翻译的公报多达90 余册,每册32 页,总计近300 万字.与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合译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维新变革的思想,对当时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蔡尔康的著译揉合了中西、新旧的诸多风格,其文章和才华也被时人所认可,李提摩太就曾经对他说,“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美华以一冶,非貌合而神离也.”［14］
二、译著对象的选择
在《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中,李提摩太这样说道,“深知中国近年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实有取败之理……且即有蓄意言之、设法改之者,亦以未谙各国整顿之道,往往无从下手.及读英国马恳西先生所著《十九周大事记》,则诚新史而兼明镜之资也.”［15］《十九周大事记》,即《泰西新史揽要》的原本,英文名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下文称《十九世纪史》）［16］.关于该书的初版时间,学界说法不一,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称该书最早初版于1880 年,［17］而冯客（FrankDikotter）则在《近代中国的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Race in Modern China）一书中称该书英文名为NineteenthCentury:A history.［18］该书最早于1878 年在纽约Harper& Brother 公司出版,1880 年又分别由George Munro 公司和T.Nelson and Son 公司出版,1882 年在芝加哥再版,［19］1909 年在伦敦、爱丁堡、都柏林、纽约同时出版,直至1956 年又由牛津大学再次出版.［20］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出版的1878 年版仅有80 页,所以1880 年版的《十九世纪史》应是最早的全本.加之李提摩太曾在《万国公报》译本序中提到,该书在1880 年出版之后曾呈寄于他,所以李提摩太选取的版本应是这一版.
对于这部《十九世纪史》和其作者麦肯齐,在同时代的史学界并不出名,19 世纪末的英国史学界正处在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交替时期,各类史学著作层出不穷,该书出版伊始并未得到众人的关注.麦肯齐本人也是名不见经传,他曾是一名新闻记者,后又经商,晚年才对历史产生了兴趣,还曾著有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Histor（y《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历史》）等.［21］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由于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19 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往往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过程,“这些英国历史学家有脱离哲学思想的总趋势,把进步的观念变成一个信条的这种概念是十足的形而上学,这种进步的教条在《十九世纪史》推进到了极限,而这部缺乏历史感的世纪史,是一部观点狭隘、受着文化局限而又沉闷冗长的三流作品,是上述这些三流历史著作中最令人乏味的残余.”［22］
而李提摩太却不以为然,他将译介的目光投向这部著作,并成为他最重要的译作,“也是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23］在译本序中他称这部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24］.
李提摩太翻译出版西方史学著作,是想为其传教事业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希望中国知识分子能通过学习和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借鉴西方经验,推行变法.此外,“中国是一个史籍资源丰富的古国,在史书体例上需要选择一种更能吸引中国读者的全新模式……以往的许多汉译西方史书在内容上多偏向于古代和中世纪,因此他需要尽可能选择一部现代史和当代史,这部书从史书体例上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全新的‘每百年为一周’的‘世纪史’.”［25］中国有着悠久深厚的史学传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士绅阶层,史学著作的社会功用可以直接作用于王朝的统治阶级,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李提摩太并非历史学家,他选择译介对象的标准并非史著自身的史学价值和史学思想,而是考虑到其被接受程度和社会价值.
作为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义一直是李提摩太的追求.《十九世纪史》虽是一部史著,但其中有着大量宣扬基督教的内容,以全书的第二部分为例,这部分的第九、第十章分别为“Christian Mission”（基督徒的使命）和“TheChar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十九世纪的慈善机构）,着重宣扬了基督教济贫救世的观念、行动以及在很多地区引发的社会进步.［26］战争后的中国,中国人对外来宗教具有普遍的抵制情绪,所以李提摩太改变传教策略,通过书籍的传播让民众对基督教产生新的认识,而《十九世纪史》中用丰富的历史事实诠释基督教的教义和作用,毫无疑问满足了他的这一需求.
身在中国的英国人李提摩太,对晚清中国的社会现状有着深刻的体会,于是他试图通过让中国人了解到欧洲各国在物质、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史,认识到顺应潮流作出改变的重要意义.而《十九世纪史》将19 世纪的欧美历史当作近代化的典范,将各国走上科技发展、政治的道路而最终实现了近代化的过程详尽的进行了记述,符合李提摩太让中国人了解西方,并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改革经验为中国提供借鉴的要求.
三、从《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到《泰西新史揽要》
1893 年,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开始合译《十九世纪史》,在译出一部分内容之后,呈寄给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在1882 年任山西巡抚时便与李提摩太相识,李提摩太称他为“聪明的、主张抵抗外人的少壮派……饱读经典之士”,［27］在读过李提摩太寄给他的部分译文后,张之洞大为赞赏,拨银1000 两给广学会以表示支持［28］.张之洞的高度评价和支持使得李提摩太大喜过望,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于是对该书的译介更有信心,于1894 年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起初,这部书并没有以全本的形式出版,而是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在1894 年3 月至1894 年9 月的《万国公报》上连载,译本的序言和后序则分别刊载于《万国公报》1895 年4 月和5 月册,后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引发了阅读狂潮,成为当时的热门书籍,首版即印刷了30000 部,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业,称得上销量火爆.因为供不应求,该书一版再版,1898 年增出了普通版,很快便售罄.坊间书商见该书有利可图,纷纷翻刻、盗印,仅在杭州一地,就有6 种翻版,而在1898 年的四川,翻版竟多达19 种.该书出版之后,因影响巨甚,很多出版机构和文人纷纷对其投以关注,该书也出现了多个改编版本和节本.
以《泰西新史揽要》为题的全本,由上海广学会于1895 年、1896 年、1898 年三次出版,三味堂、紫文书局于1896 年和1898 年两次再版,上海美华书馆于1895 年、1898 年、1901 年、1902 年四次再版,其中有些版本加入了眉批便于阅读,另外还有“石印小字版”.全本共24 卷,其中有正文23 卷,附记1 卷.以国别和史实为线索,“是书以国为经,以事为纬”,［29］分卷详细介绍了欧美各国近代的历史：卷一“欧洲百年前情形”；卷二“法争拿破仑行状”；卷三“各国会于奥都”,讲述各国改革前的情形、拿破仑和奥都大会等；卷四“英吉利国”；卷五“改制度”,主要讨论英法两国议院章程等改革；卷六“劳除积弊”,讲述英国该制度后的局面；卷七“英民公禀”,记述一些民间公约；卷八“战”主要讲述俄国与土耳基之战、英法两国之战、巴喇克拉瓦之战、英克曼之战等；卷九“郅治之隆”,讨论英国的商务、织绒、绸缎、汽机、纺纱织布机器、百工兴盛、火轮船、火轮车、电报、报馆、船政等；卷十“教化广行”,讲述英国的海外传教以及传教对于西方文明在亚洲等非基督教区域的作用；卷十一“善举”,主要讲解西方的慈善事业；卷十二“印度”,主要讲述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后统治印度的实况；卷十三“新疆”,讲述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以及治理殖民地的办法；卷十四“法国复立君主”,叙述滑铁卢战后法国的形势；卷十五“法国再立皇帝”；卷十六“德意志国”,讲述1815 年的普鲁士以及德国；卷十七“奥地利阿国”；卷十八“意大利国”；卷十九“俄罗斯国”；卷二十“土耳基国”；卷二十一“美国”；卷二十二“教皇”,记述天主教国家的历史；卷二十三“欧洲安民”,记述1823 年至1848 年欧洲的革命与动乱；卷二十四“附记”,综合记述会党、欧洲新政、欧洲学校三部分内容.
1898 年,周庆云③与秦特臣、黄稚清、俞康侯等人将《泰西新史揽要》全本进行了删简,“汰其大半,厘内八卷”.［30］周庆云后将节本托林乐知转交李提摩太.1901 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见到了周庆云,认为节本“删繁就简,不失原旨,自足刊以传远.”经李提摩太“点定”,梦坡室于1901 年刊刻《节本泰西新史揽要》（又称《泰西新史揽要节刻增注本》）,共二册八卷.1902 年北洋官报局出版了“湖南删刻本、上海石印大字节本”.
此外,1901 年刊刻的曾纪泽④《万国史略备览》一书,是《泰西新史揽要》的改编本,该书卷首题为“万国史略备览,即第十九周大事记”,全书共六卷：卷一欧洲百年前形势,收录了24 卷本的前四卷内容,并增补了《德国军制述要》一篇.
除了曾纪泽之外,无锡中国官音白话报馆于1898 年刊刻了木活字版的《泰西新史揽要》,在1898 年6 月至9月的《中国官音白话报》⑤上连载该书前三卷的白话文版,内容基本是照着原文进行白话文翻译.
《泰西新史揽要》的成书过程,使其实现了文化意义的增值,不仅成为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优良之作,成为当时最畅销、最有影响力的书籍,还在学术界被广为推崇,列入晚清新式学堂的历史教科书,同时李提摩太也得到了清政府上层的赞赏,受到李鸿章、张之洞、张荫桓和恭亲王奕忻等人的多次约见,光绪皇帝也研读此书,称其“于万国之故更明”.究其原因,就在于《泰西新史揽要》符合了晚清社会的改良思潮,推进了晚清西学东渐的进程,也满足了士人阶层的文化需求,具有了广泛的社会价值,因而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西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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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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