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讲述历史的方法：《河口纪事》和《碧血黄花》合论，本文是方法方面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和《碧血黄花》和《河口纪事》和历史方面论文怎么撰写.
李雪梅
近日,阎刚的《河口纪事》 [1]和周士华的《碧血黄花》先后在《芳草·小说月刊》和《长江丛刊》 [2]刊出,这是宜昌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重要收获.讲述历史是两部小说的共同旨趣,但历史内容和讲述方式却各有千秋.《碧血黄花》以正说历史的方式,聚焦于宜昌抗战,力求正面展现出全民抗战的真实画卷；《河口纪事》则以演绎传奇的方式,为河口为背景,从民间角度讲述从抗战到“”的个人英雄传奇.
一、《碧血黄花》：正面讲述宜昌抗战历史
2015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 周年,文学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用文字书写抗战历史.宜昌抗战,尤其是被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石牌保卫战,对中国抗日战场实现从坚守到反攻的战略转折具有重要作用,《碧血黄花》以宜昌抗战的故事丰富了国内的抗战书写,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作家如何讲述抗战历史.革命历史小说在当代文学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但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常常陷入顽固僵化的思维模式,新世纪以来,《历史的天空》（徐贵祥）、《亮剑》（都梁）、《永不磨灭的番号》（徐纪周）、《吾血吾土》（范稳）、《抵抗者》（何顿）、《零炮楼》（张者）等小说则打破了既往革命历史小说的诸多规定性,在人物、主题等层面出现了重要突破.《碧血黄花》正是在这一背景上汇入重新讲述抗战故事的潮流,正面书写恢弘壮烈的宜昌抗战.
《碧血黄花》首先对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全民抗战的真实性进行了捍卫.在历史*的层面,抗战体现的首先是正义.小说开头就写到战争期间塔镇民不聊生,在日军的轰炸中,这座千年古镇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座废墟.私塾先生吴汉卿“在一片弥漫的烟火中,颤抖着老朽的身躯,发指眦裂,仰天长啸：‘苍天呀,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吧,东洋鬼子滥杀无辜,作孽啊！’”吴老先生说出的正是无数中国人的心声,也正是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辱的重要基础.抗日英烈张自忠将军的灵柩经过塔镇时,还没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的人们却家家倾巢出动,整理街道,清洗石板,当肃穆的队伍经过时,人们庄严跪拜,灵柩过处,哭声一片.人们这一自发行动既是对民族精魂的由衷敬佩和英雄逝去的扼腕悲痛,也表明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痛恨和家园被毁的痛苦难当.蛰伏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民族自尊意识和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就这样被激发出来,在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正义之战中成为最核心的推动力,夏家小儿子夏国良就是在此时突然萌生要追随张将军杀敌御辱的强烈愿望的.小说中全民抗战的恢弘画卷在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同时,也力图还原抗战历史中曾经被遮蔽或虚化的抗战力量.小说描写的抗战主体既包括国共两方抗战,也包括普通民众的民间抗战.对于抗战,小说不再简单地抑此扬彼,而是凸显联合抗战,当然也不回避抗战中两党之间微妙的关系.小说中夏家大儿子夏国忠先后任第六战区司令部警卫排长和11 师尖刀连连长,二儿子夏国贤先后任新四军游击队队长和独立团团长,小儿子夏国良则是预四师特别小分队的神,一家人虽然分属不同阵营,却都是抗战英雄,夏家三兄弟的手足情深也暗示着在民族危亡时刻中华民族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形势.此外,夏国良的师傅、特别小分队副队长胡善才、由土匪军师投身新四军的黄大化等人物,虽然身份不同,却也都是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更难得的是,小说正面塑造了国民党第75军预四师师长傅正模和第18 军11师师长胡涟的英雄形象.傅正模从严治军,爱护百姓,运筹帷幄,一心抗敌.在明升暗降的职务调整后,将军并未纠结于名利和人事,反而心中念兹在兹的是在南边村阵亡的三千多官兵,亲自筹划了烈士陵园和祭奠大会,青石墓碑上将军亲自题写的“预四师抗日英烈纪念碑”也将所有殉国的英烈们永远镌刻在历史中[3].胡涟在抗战中屡立战功,临危受命,与将士们立誓与石牌要塞共存亡,于战前连写五封遗书,怀着必死的决心,亲临一线指挥石牌保卫战,打赢了抗战中的关键一役.傅正模和胡涟超强的作战能力和置生死和名利于度外的军人风范都在小说中得以正面书写,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抗战精神的弘扬.
小说将个人成长经验引入抗战历史,并与历史的总体性视野相融合,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夏家三兄弟的命运既是个人的,也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无可更改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也可以视为夏国良的成长史.小说开头,夏记茶楼掌柜眼里,“这个幺娃儿虽说已经长大成人,但个子矮小,性格懦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天生的软蛋蛋一个,实在难以指望他承担起撑家立业的重任”,夏国良就是这样一个“稂不稂、莠不莠”的形象,让父亲对他的前程充满了担忧.父母在日军的轰炸中双双离世后,夏国良跟着镇长胡良甫在维持会曲线救国.后来在危急关头为了拯救秋云姑娘杀死两个日本人,逃亡途中加入预四师的小分队,在师傅胡善才的调教下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几经战火的洗礼,面对这场摧毁家园的侵略战争,曾经被父母视为懵懂无用、懦弱胆小的夏国良成为一个出色的狙击手,从为父母报仇走上抗日杀敌的道路,到最终明白“打鬼子不是单单为了报私仇”,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复兴”,无论从外形还是从心理上都长大成人.夏国良的这一成长历程以个人经验折射出抗战历史的艰巨性和残酷性,个人成长叙事与正面讲述抗战的故事相辅相成,从不同层面开掘到人性和历史的纵深处,共同完成对宜昌抗战的历史书写.
地域民俗文化特色在《碧血黄花》中十分突出.民俗文化背后其实是一个群体的文化认同问题,它是一个特定群体在历史中长期形成和不断重复的在民众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习俗和传统,是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象征.这种身份认同在和平时代往往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在特殊时期尤其是在异族侵略的乱世里,就会产生认同危机,此时民俗文化就成为一个群体的重要凝聚力.《碧血黄花》中涉及薅草锣鼓、放排号子、哭嫁、丧歌丧舞、摸秋、唱山歌……囊括了宜昌区域的大部分民俗文化,人们原本可以浸润在这种传统中自在地生活,然而战争却让人们无法安居乐业,人们的家园意识因此更被激发出来.宜昌区域的自然风光也是小说的重要描写对象.譬如小说第一章里写少年夏国良在黄柏河里与满河的红翅膀鱼嬉戏游弋,人与鱼都消融在自然中享受自由的快乐,就在此时,“大怪鸟”（日军飞机）投下炸弹,河水瞬间变得浑浊不堪,被炸飞的红翅膀鱼变得鲜血淋漓支离破碎；又如南边村的青砖大瓦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古色古香,却偏偏要承受战争的损毁……这些自然风物越是美丽可人,它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命运就越能增强小说的悲剧意识.当然小说在描写地方民俗时,偶有跳脱故事之嫌,甚至成为百度百科式的插入语,游离于故事之外.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当民俗文化在小说中仅仅作为风俗存在时,它的审美内涵和精神意义就被削弱了,因为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最重要的意义是为生活其中的人们提供道德源泉的支持性力量.
抗战历史关乎整个民族的创伤性记忆,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任何理由不深深铭记并从中汲取沉痛教训,但是在当下消费主义盛行和娱乐精神所向披靡的社会中,人们日益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对历史伤痛的麻木,更勿奢谈对战争和历史的理性反思.《碧血黄花》重启我们关于宜昌抗战的记忆,缅怀在保卫“最后的国门”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历经战争苦难的民族是有可能产生伟大的战争文学的,因此无论是宜昌抗战抑或全国抗战的历史,都有可能催生更加优秀的抗战小说,这一使命也许任重而道远,但《碧血黄花》的写作至少已经预示了这种可能.
二、《河口纪事》：以民间立场反思历史
《河口纪事》以张满春、张清元两代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讲述河口从抗战到“”的历史变迁.小说前半部以张满春为中心讲述抗战年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张满春对沈老七的复仇是其主要故事框架,张满春身上颇具传奇色彩和草莽气息；后半部以张清元为中心讲述建国后的历史,张清元与沈银道的矛盾是其主要故事框架,张清元具有和父亲同样的英雄血脉,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演绎出一段个人传奇.相对而言,我对后者更感兴趣,尤其是其中以民间立场反思建国后历史的勇气和深度难能可贵.
大跃进时期,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开采出的铁矿石和一堆杉木原木燃烧了三月有余,留下的一堆似矿非矿、似石非石的废墟,看着这一“土法炼钢”的成果,铁矿工人张清元“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只用来耍戏的猴子,让人指使着在往火堆里跳”.应该说,张清元并非一个清醒的理性思考者,他也曾幻想共产主义可以“按需分配”给她一个漂亮的唐小芹,但他凭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本能,感觉到把人们做饭用的铁锅和屋顶椽子上的铁钉都献给炼钢炉是不妥的,因此他当不了先进和红旗手.大饥荒时期,张清元把队上一头半大的黄牛犊赶到大塘里淹死了,因为他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吴云芳饿死.云芳一直都想念着娘家的玉米香,最后用青桐叶裹上黄泥,烧成想象中“黄橙橙的玉米粑粑”,成了被黄泥撑死的冤魂,张清元铤而走险以入狱的代价也没能阻止云芳往死路上走.一年后河口再次能收上粮食时,竟然还因为醇厚的麦香呛死、因为水煮大麦撑死了好几个人,小说借河口人的解释说“这就是粮食的报复,谁叫我们不善待她呢？”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老百姓的生命总是最卑贱的,却又总能在持续不断的悲剧中悟出生活最朴素的本质.
“”时期,城里的“新常青”和“秋收起义”两派武装力量轮番掌权,张清元无意中搭救了英雄末路的秋收起义刘司令,卷进了武斗.当张清元在囚室中遇见几天前还威风得势差点将自己整死的武斗小头目时,他感叹“人生无常,又世事难料”.落难的小头目则不仅感慨自己“干那些事好象是在做梦,梦醒后什么也不存在了”,而且极为诚恳地向张清元讲述他曾经欠下的“血债”,并表示因此而“活得不坦然,不自在”,最终以窗户上悬吊的一根皮带魂归他热切想念的家乡的青山绿水和稻花香里.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连名字都没有,却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作者对“”暴力与非理性的反思.新时期以来写“”的小说层出不穷,要么声泪俱下控诉“”的罪行,要么以日常化或化的旗帜掩盖了时代的严峻,真正理性的个人反思却并不多见.事实上,道歉和反思是每一个参与者的责任,缺少个人反思的后果就是将一切错误都推给不及物的大时代之后,历史极有可能重蹈覆辙,再现历史的错误.小头目临死前对那些在自己手下屈死的冤魂的愧疚之情和最终以死谢罪的悔过方式都对张清元产生了深刻的心灵震撼,也引发读者重新反思那个荒谬而又混乱的年代,更有可能促动每一个亲历者从内心深处反省作为个体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此时被的张清元是被人责罚拷打的流氓特务分子,后来因为刘司令腿上取出的一颗头,被放出来时就变成振臂一呼的领袖,一大群人簇拥着他在城里足足游行了三圈.这种全城出动的游行此后又出现一次,这一次张清元本来是要避开人群去河街看望黎红霞的,可是就算从后门出来也避不开疯狂聚集的人们,被全城的人簇拥着在大街小巷转悠着走了好几圈,直到张清元忘了自己上街的初衷,跨上了通往河口的石桥.两次游行颇具狂欢化色彩,其中折射出的是作者对那段荒诞历史的反思.既反思权力和对人的异化,正如刘司令所说“的苗头会让人弄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来”；也反思群众运动的盲从,正如张清元所困惑的那样,“这些跟着他的人是不是真疯了,不然他们怎么也会跟着自己兜圈子呢？”一边是权力的诱惑,一边是群众的盲从,历史的错误也就不可避免.张清元最终尊重自己的内心召唤回到河口种粮食,因为他在城里“老是闻到血的味道”,河口充满了“清香的粮食气息”,张清元对权力有一种本能的抵制,他想念的是粮食的味道,那才是最踏实最根本的生存之道.
在沉重的民族苦难面前,任何娱乐化的历史书写,都是很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河口纪事》的民间立场为人们反思历史的创伤和荒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民间藏污纳垢的特点为小说提供了化、奇观化和狂欢化叙事的可能,为作者讲述历史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对传奇性甚至猎奇性的过分追求很容易将民间化导向媚俗化甚至庸俗化.譬如《河口纪事》中性与化的书写,客观上有助于从曾经被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历史叙述中发出人性化的声音,但是否有必要让小说中的每个女性都与读者裸身相见？甚至拥有地母情怀的孤儿院院长黎红霞在落难后也要与张清元赤身相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的过分渲染是有可能稀释小说对历史的严肃思考的,因为任何表达方式都有其限度.
怎样在文学中重启记忆,在反思中前行,是当代作家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不计”前嫌,但不能“不记”前嫌.暴力因“革命”的名义变成了“正义”的事业,理性在权力和面前丧失殆尽,谁都不会愿意重新走入这样的历史,但避免历史错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拒绝遗忘并深刻反思.拒绝忘却历史造成的创伤和经验与教训,引导人们免于历史的淡漠或无知,这种具有历史承担意识的写作在当下实属难能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讲,《碧血黄花》和《河口纪事》在讲述历史的方法上都有突破,无论是正面书写还是民间视角,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记忆和反思深度.
注释：
[1]该小说最初题名《生存》,在《芳草·小说月刊》2015年3-7期连载时标题为《河口魂》,拟出单行本改名为《河口纪事》.
[2]见《长江丛刊》2015年第9 期中旬刊.
[3] 2010年,施工人员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发现许多遗骨.经文史专家考证,遗骨应为抗战时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将士遗骸,该地埋葬的数量至少有3000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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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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