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丁玲和贞贞的灵魂对话《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心理探源，该文是创作相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跟丁玲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探源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赵永刚
《我在霞村的时候》①（以下简称《霞村》）写于1940年底.小说与作者丁玲本人均历经曲折,两者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关系.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会发现该文本呈现出多重文本交混、悖反的交响曲样态；在表层文本中,“我”与贞贞的叙述声音展现出具有启蒙话语理念的女性主义叙述声音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悖离.
一、话语突围：内忧外困下的女性叙述声音
《霞村》采用了第一人称次要人物叙事的叙述方式,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进行故事讲述,在人物“我”的所见所闻中,引出贞贞的故事.由此,小说出现了两个叙述者即作家“我”与“贞贞”,贞贞的故事并不是由“我”直接看到的,“我”的“见”并不仅限于引出贞贞其人和介绍贞贞的肖像神态,在贞贞讲述自己及村子里人叙说贞贞的故事时,“我”既充当一个听众,同时也担负价值理念的阐释者.
《霞村》叙述了“我”在霞村跟一个曾被日本人拉去做慰安妇的女孩子贞贞相识、交往的过程.在文本故事层,贞贞的受难史异常辛酸、令人悲愤：因对强制婚姻不满,心里恋着夏大宝的贞贞执意反抗嫁给米店小老板,于是躲避到教堂去寻求精神庇护.但厄运却不期而至,日本兵将她掠去做了慰安妇,受欺凌后的贞贞在逃出来后却难遂心愿,她因革命工作之需不得不奉部队委派重回敌人阵营搞情报.最终,因患病回家乡霞村休养,但乡人却把她的受难经历视作伤风败俗.令人窒息的压抑环境使怀有心理创痛的“贞贞”难以忍受,在众叛亲离后,她决定离开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及亲人以及深爱她的夏大宝,到“××”（代指延安）治病.小说中,贞贞难以得到人格尊严的认同,所处环境内忧外困：她为大后方送情报,却不被霞村人甚至是亲生父母理解……
从叙事学角度看,小说中说话的那个“我”是一个虚构文学人物,不应被视为真实的作者.不过,一般的隐含读者大都会将其看作是作家本人.正如在1957年大批判中的一位批评者所指出的,《霞村》中,“‘我’的身份、思想情感,与丁玲其人都是极近似的”②.《霞村》中很难找出“我”与作家自我身份的一些差异,让读者联想到“我”就是创作者丁玲本人.在故事层的描述中,其时语境中潜在读者群体、与现实相近的政治环境、霞村的场所描摹、“我”到霞村的身份以及我“写了很多书”、贞贞的“你是南方人吧”询问及“我”的独白所显示的个性等叙述内容,很容易让我们把贞贞跟女作家丁玲联系起来.
“我”与贞贞的相识显示了隐含作者较为复杂的叙事策略.一开始,是听到村民对贞贞其人其事的闲杂非议.继之,“我”想见贞贞而未得,看到的是一些看客的行迹,“他们也是无所谓的在挤着而已,他们都想说什么,都又不说,只听见一些极简单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只有更把人弄糊涂的.”通过“看”与“被看”模式显露出两种话语的对峙——村里人对贞贞的流言蜚语的蒙昧礼教话语与“我”对立的女性启蒙声音.在此,彰显“我”作为独立个体的启蒙理念与村民的蒙昧礼教思想之间的紧张对立.
继而,在杂货店里,小店老板夫妇“闲话”贞贞后,“我”不快地走出杂货店后,仍有不快感觉,“我并没有再看他,但我感觉到他又眯着那小眼睛很得意的望着我的背影.”在此,“我”的感觉既显示出对杂货店老板的蒙昧观念的体察,又内隐了“我”与霞村人观念的差异.“我”与“贞贞”的交往遭到村民的冷眼也折射出村民内心深蕴的传统礼教的贞节观念.有“铁青着脸孔,冷冷的望着我们”杂货店老板那一类的人,此外,“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的对自身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而骄傲了.”在此,反讽的话语张力显示出村民的愚昧的贞节观与叙述者“我”不同的价值文化观念.
在话语层面,小说叙述话语分为几个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叙述者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叙事内容、时空距离、价值判断和情感态度.其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贞贞的价值判断极为关键.本文中,“我”与贞贞呈现一种对话状态,“我”起着对不幸者“贞贞”聚焦的功能；贞贞的受难故事是通过“我”在村里的见闻及“我”与贞贞的言语交流中展现出来的.透过不同叙述者对贞贞的“看”,贞贞的性格特点被我们所建构、理解.同时,其另一层面是“故乡人”和阿桂等人对贞贞的“看”,由于当事者“我”对贞贞观察了解受约于观察视角的局限,从而让渡给霞村人以及宣传科的阿桂一些话语权力.在此,通过“贞贞”的故事折射出旁观者不同的观察视角、道德价值评判,彰显出处于观察者地位的各色群体各自性格文化内涵：杂货铺老板夫妇、打水妇女等表露的鄙视、妒忌、怜悯情绪,内隐着对金钱的羡慕、所受夫权专制的钳锆；刘二妈、贞贞父母对贞贞的疼爱、怜惜等复杂感情内涵下对传统的夫权专制意识的认同.此外,在革命阵营内,有着革命经历的年轻负责人马同志好奇的目光探察和阿桂对贞贞的惋惜与怜悯之情,亦显示出受夫权专制浸染的贞节观念.
风景的叙述也在渲染贞贞遭受不幸的压抑.与贞贞相识时,“我”透过窑洞的窗子,所感所见是灰暗之景：“一片灰色的天（已经不是昨天来时的天气了）和一片扫得很干净的土地,从那地的尽头上,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的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对环境的叙述显示出传统文化对自然空间上景物描写与人物心理相互衬托的范式,体现出隐含作者对叙述话语格调信息的控制.
在与贞贞的交往过程中,“我”有着焦急愤慨的对受难者贞贞的同情和情感依恋.这并非仅是人道主义的立场——“我”的叙述声音更呈现出启蒙意识的话语状态,展现出女性独立声音的启蒙价值理念.在文本中,有关贞贞的自我思想情感流露与“我”与贞贞交往过程中发生的情感心理回应交相辉映.“我”初见贞贞时,通过“我”的视角对贞贞的观察,不仅呈现着贞贞的纯洁外貌,更有着对贞贞品性的肯定、赞许：贞贞的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的坦白,没有尘垢”.
不过,与贞贞结识后,在“我”答应教她读书后,贞贞的刚强表现在借连日本女人及日本兵都有的情感人性来反驳村里人的飞短流长：贞贞随口而言,“日本的女人也都会念很多很多的书”,情书里“写了好些肉麻的话”,“总哄得那些鬼子当宝贝似的揣在怀里”.在此,通过贞贞之口将恋爱情感作为无罪的人性体现加以期许,极为隐晦地表现出她对被村里人所鄙视、嘲笑的辩解、反驳.其中,内蕴着隐含作者对人性自由的启蒙话语张扬.不过,以敌方的女性也具才情和风情来反证恋爱无罪,这在当时很有触犯革命的风险.
对因未早逃离鬼子队伍而遭误解,贞贞无奈辩解：“人们总以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贵荣华,实际我跑回来过两次,连现在这回是第三次了.”面对“我”的问询,贞贞的往事回忆辛酸,乡村人蒙昧质疑,贞贞的回答凄苦无助：“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同时,又不乏刚毅自立：“一条命要死好像也不大容易,你说是么？”贞贞活着的理由是从个体生命本体的生存价值这一启蒙理念来建构的.面对众人的指责,贞贞对之以本能的反抗：“她象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么一副残忍的样子？”这其中深隐的是来自内心的痛苦.在贞贞无奈抗争中,也表现出对自己的残酷与无助：“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我”对贞贞以一种温和与同情、理解来与她对话,以互为加强、互为呼应的关系对抗着村民的指手画脚与闲言碎语,“我”所持的立场是理解、同情、解围,并具有个体主体性的“启蒙者”立场：对围观庸众的不满、拒斥,以及不被理解、反遭歧视的艰苦样态下,自我个体主体性的坚持.“我”对贞贞不愿将恋爱隐私外泄的内心创伤深有同感,“我”的言说彰显着启蒙的话语声音,有着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每个人一定有着最不愿告诉人的东西深埋在心中,这是指属于私人感情的事,既与旁人毫无关系,也不会有关系于她个人的道德的.”
贞贞最终决定去“××”（一个“学校很多”的大地方）去治病,并且,“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对贞贞价值的肯定是依凭贞贞为革命送情报所作出的牺牲这一价值意义基础上的.故事叙述赖以生存的前提是,必须将革命正义性描述为终极价值存在.同时,“幸运”也暗示着革命正义性价值观中有着对贞贞式人物的身体征用的嫌疑.在此,可以看出,在占据着权威话语权的革命话语面前,隐含作者无力以启蒙话语进行对抗,而采取表面依附革命话语的策略.在表面文本和隐含文本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示出历史语境中的传统观念在革命队伍中并没能得以改善,而是长久地持存着.其中,内隐着女性个体的意义价值在革命理想正义性的权威话语价值体系下的饱受压抑,而犹似巨石下迂曲求存的野草般的艰难生存样态.最终,贞贞去“××”接受治病,作为隐含作者的叙事生存策略来化解文本产生的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冲突的张力.不过,故事中,“我”即因“政治部太嘈杂”而暂时离开.“我”作为一位“过来者”莫非也有难以排遣的苦衷.比如,初见贞贞时,“这间使我感到非常沉闷的窑洞,在这新来者的眼里,却很新鲜似的,她拿着满有兴致的眼光环绕的探视着.”这是否可视为是到延安后的丁玲反顾往昔的一种内心对话隐喻？在此,个人启蒙话语的抗争只能转向权威革命话语的庇护而告一段落.贞贞的治病想象是否也仍是一种幻想？正如《在医院中》的陆萍命运,贞贞的前途还会有“新的荆棘”.
二、立世之艰：孤独无奈的生存困境
在介绍《霞村》的创作素材来源时,平反复出的丁玲回答《开卷》记者时说,这是“一个当地做妇联工作的女同志告诉我的一件事”③,丁玲本人并没有直接去见这个“贞贞”的原型人物.为什么不去采访一下？对于具体事实的了解不是更有利于加强小说的细节与可信度？
在1942年下半年延安整风期间,丁玲曾被要求做自我检讨,后被《解放日报》主编博古拦下.按陈明说法,当时博古以“不要给外边人（指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印象,好像我们延安的作家总是批来批去的”为由,才使她免于检讨.在一份检讨自己的“小资”情调的草稿中,丁玲写道：“陆萍与我是分不开的.她是我的代言人,我以我的思想给她以生命.”可能丁玲觉得太过张扬,又在草稿中划掉此句.不过,相较于陆萍,丁玲说自己更喜欢贞贞,这是因为“贞贞更寄托了我的感情,贞贞比陆萍更寂寞更傲岸,更强悍”④.
按丁玲此说,结合她的生活境遇,可作推测：在主人公“贞贞”对自己过去经历的叙述中,潜藏着丁玲生活的许多自我真实插曲；并且在故事中叙述者“我”和主人公贞贞都隐含着丁玲自身的投影,她们的对话来源于处在焦虑状态的丁玲本人的内心独白与自我精神的跋涉、突围.
在1957—1958年大批判中,化名“华夫”的批评者张光年就有“贞贞——这就是丁玲的化身,丁玲的自我扩张”⑤的说法.那么丁玲在此文本话语叙事的过程中有何意图？要表达何种情愫？文本中无意识中流露出了作者什么隐含的秘密？这仍需全面构筑丁玲创作的具体语境才能有较为全面的回答.
1.多难磨砺：困厄重重的人生处境在1936年,经鲁迅、宋庆龄等人的营救,被囚禁三年的丁玲离开南京.当时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见她时,为她提供的出路大致两种：一是可做地下情报人员,而最好选择是去法国募捐.但因丁玲不愿放弃自己的写作生涯,加之对革命“坚定不移”的决心.可以说,这种决心既包含了为被国民党杀害的丈夫胡也频的复仇心态、成就自己做一番事业的内心欲求及其善良、桀骜不驯的性格等多方面因素,又有她“素来坚信不疑”的冯雪峰对的人格推崇使她“本来就坚定不移要求去陕北的决心中增添了许多幻想的美丽的花环”⑥——她终于奔赴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有众多中国女性被日军掳去做慰安妇,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这里无须求证.不过,对于小说故事中逃离虎口的贞贞又先后两次受革命队伍所派探听情报的情节,早在大批判时,就有论者对此产生怀疑,认为这一情节是“不真实性的”⑦.如果联系历史语境,则此一细节很可能是虚构的,丁玲本人可能将自己类似的生活经历添加到故事中去.当年,当她有机会离开南京时,又曾受冯雪峰指派回到南京.关于贞贞的“病”,似乎更是一个隐喻：这不仅来自身体上的,更是来自精神上的.首先,这与丁玲在南京幽禁期间的经历相关,此间,她曾因伤寒重症,住过两个月的医院；其次,她亦有逃离南京到延安后的隐郁.起初,她受到、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欢迎；但不久,有人传言丁玲在南京被囚禁期间曾叛变自首.当时丁玲曾试图到党校学习,社会部长康生认为丁玲有变节行为,没有资格进党校学习.西战团团员洛兰曾将康生在党校说丁玲自首的事情告诉了丁玲⑧.丁玲为此找过,让丁玲去找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陈云做书面鉴定⑨.于是组织上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组织考查⑩,审查时间为1940 年4 月,由陈云与李富春签名、中组部在1941年1月4日对丁玲被禁南京的审查结论定稿中,没有丁玲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不过,文件仍存留有丁玲的历史疑点：被禁三年并未坐牢,也未受审判；与“叛变”了的爱人冯达同居；有脱离南京的可能,但未早离开南京.尽管,最后结论是：“丁玲仍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员.”并且,后陈云曾告知丁玲本人,最后一句话出自之笔.焦虑不安的丁玲或许得到一些安慰,但结论对其历史问题仍留有“众多疑点”悬而未决,这不能不给丁玲带来心理上的阴影.
2.情感困惑：一波三折的恋爱风波我们已知,早年丁玲的恋情中就有过与胡也频、冯雪峰的三角恋爱风波.胡也频去世后,丁玲与冯达同居.后来,按丁玲说法,因冯达误引来特务,致使丁玲及潘梓年等人被捕.丁玲被捕后与冯达被关在一个居所,两人之间关系极其微妙、复杂,这自不待言.后来,在自传《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录》中,丁玲自叙在被囚禁南京时与冯达的关系：她在理智上不会对冯达再生爱情,可在情感上对他还有着爱怜与同情.丁玲最后离开南京时,把手上仅剩的十来块钱尽数留给冯达并希望他离开南京,回老家广东.回忆录是丁玲在病榻上写出的,可见丁玲对纠正别人对她被囚南京历史质询的急切自辩.并且她在延安的恋爱风波也遭受众人非议,这不能不影响在小说建构时,丁玲把自我意识通过转换、变形,投射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借受凌辱却仍内心坚韧的贞贞与“我”的对话进行自辩,以平衡心中的忧愤并对南京创伤进行回顾.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除因贞贞遭受日军蹂躏的外在因素不同,贞贞的遭遇与丁玲的南京被囚禁心境有着很大的相通之处,在丁玲身上挥之不去的是她身上的所谓“污点”：与冯达生有一女；中组部对她“不能及时离开南京”、有“许多值得严重怀疑的地方”等存疑话语,延安周围有些人对其私人情感生活的闲话……这些都不能不成为丁玲以后挥之不去的沉重心理负荷.
无独有偶,1937年8月,在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时创作的一部演艺编剧《重逢》的剧情就将自己心中忧结的沉重心理负担转化到小说的女主人公白兰身上,剧情叙述：我抗日军政治部女工作人员白兰被捕入狱后,身份尚未暴露,同志们嘱咐她表面顺从敌人,以潜入敌人内部.同志们被拉入刑场,旧日情人、敌情报科长马达明前来劝降,白兰狂怒之下,挥刀相刺.不料,马达明临终吐露真情,他是我地下工作者.满怀悔恨的白兰接过马达明交给她的情报,逃离敌营…….这内容似乎更似丁玲的一个焦虑梦境呈现.此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丁玲对被囚南京的历史、与冯达的复杂情感、遭周围人的议论而郁结于内心的焦虑,由此而生的自我辩白的一种无意识流露.有意思的是,马达明与丁玲的三个恋人冯雪峰、冯达与陈明名字有着音韵学意义上的关联.新中国成立后,瞿秋白一直遭遇非议,1980年初,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对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中流露的感伤、颓废情绪有着深入的理解.她高度评价瞿秋白“心怀坦诚,举起小刀自我解剖,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又当法官”,并强调“革命者本来不是神”的情感认知.能够有如此断言,是因为她有过被囚禁以及内忧外困的痛苦心境体验与心理意向.这也客观上反映了丁玲在延安时所处的遭受革命同路人非议时的尴尬处境与其迂曲反抗的个性主义意识.由此可见,小说中贞贞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着丁玲思想情感、心理能量的转换印痕.
去延安后,早在丁玲与陈明恋爱之前,据当时记者采访报道记载,丁玲面对记者曾承认当时延安后方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徐梦秋曾试图撮合丁玲与彭德怀的婚姻,“颇有玉成此事之意”.不过,最终,此事因种种原因无果.1937年8月,丁玲等人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时任团长的丁玲与宣传股长陈明相识,后丁玲在陈明胃病发作时果断把陈明背起,送到医院,救了陈明一命,后又对他照顾备至,并萌生爱意.不过,丁玲与陈明的恋爱过程很曲折.根据当事人陈明在其口述传记《我与丁玲五十年》中的回忆,当时传言很多,说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陈明比丁玲小十二岁）.陈明内心觉察到与丁玲的情感经历不相匹配,思想有所顾虑.1939年9月,陈明因工作调动离开马列学校,到烽火剧团,结识剧团团员席萍,1940年秋与她结婚.陈明结婚后并没有告诉丁玲,丁玲知道后很痛苦——小说的写作即在此后.有人（当年的西战团团员洛兰）把丁玲的痛苦告诉了陈明,此后的陈明一直陷入愧疚之中.后来,陈明在席萍快要生孩子时提出离婚.1942年初,陈明与席萍离婚.同年2月,丁玲与陈明在蓝家坪“文抗”结婚.
在故事层,善良的夏大宝仍深恋着贞贞,对于贞贞的受难,他表现出深重的自我忏悔情绪.文本中,有一段作为旁观者的“我”与有着负疚感的夏大宝的对话场景：
我微微有些局促.他的确还很年轻呢,他有两条细细的长眉,他的眼很大,现在却显得很为呆板,他的小小的嘴唇紧闭着,也许在从前是很有趣的,但现在只充满着烦恼,压抑住痛苦的样子,他的鼻是很忠厚的,然而却有什么用呢？
“不要难受,也许明天就好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劝她.”我只好安慰他.
“明天,明天,……她永远都会恨我的,我知道她恨我……”他的声音稍稍有点儿哑,是一个沉郁的低音.
“不,她从没有向我表示过对人有什么恨.”我搜索着我的记忆,我并没有撒谎.
……
但他并没有等到我的答复却又说下去了,几乎是自语：“是我不好,还能说是我对么,难道不是我害了她么？假如我能像她那样有胆子,她是不会……”
丁玲写作《霞村》时,正是陈明与席萍结婚之后.除却基于建构故事的少许内容素材,以上对话很大程度上可以溯源至丁玲切身的体验：丁玲在获知陈明与席萍结婚后,内心对自我的认知、与陈明交往后反顾自身心思的潜在对话.尽管无意,但从恋爱本身给对方造成的身心伤痛来说,夏大宝与陈明的心境极为相似.
除此之外,文本中,夏大宝与“我”对话的一些细节来源大约还与丁玲、冯雪峰恋爱相关.丁玲与恋人胡也频在北京同居期间,她于1927年冬天因偶然机会跟已是革命者的冯雪峰学日语,两人曾有过一段难以割舍的恋情,三人处境极为尴尬.最终,丁玲因胡也频爱的执着、热烈而斩断了与冯雪峰的交往关系.但在延安与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谈心时,丁玲言及当时只能在内心与冯雪峰维持一种“柏拉图式”的感情.在《不算情书》中,丁玲透露过自己甚至有过跟冯雪峰到日本去的打算,后终未成行.在信中,她对冯雪峰的幽怨暗示了他未能大胆地拐走她：“假使你是另外一副性格,像也频那样,你能够更鼓励我一点,说不定我也许走了,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在《霞村》“我”与夏大宝的对话中,面对“我”的问询,也有夏大宝因未拐走贞贞而发出的自我辩解的声音：“你说,我那时不过是一个穷小子,我能拐着她逃跑么？是不是我的罪？是么？”显然,夏大宝的忏悔情绪有着丁玲与冯雪峰恋爱经历的投影痕迹.
综上所述,在小说的表层文本内,即显存着受革命话语对启蒙心声的压抑：对革命话语,启蒙话语只能发出隐含迂回的抗争之声.在深层文本,进入创作情境的作者借助贞贞的视角来回顾自己多难艰辛的心路历程,小说中贞贞与“我”的对话很大程度上来自深处内忧外困之境的作者自身焦虑心态下的对话——作者借此展开灵魂对话的跋涉,以此走出内心的困惑与焦虑状态,对抗内扰外困的焦虑心境,并以此来打理内心的情感纠结,找寻精神突围的出路.■
【注释】
①载《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941年6月.
②陆耀东：《评〈我在霞村的时候〉》,载《文艺报》1957年12月29日第38期.
③冬晓：《走访丁玲》,原载香港《开卷》杂志1979年第5期,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19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⑤华夫：《丁玲的“复仇女神”》,载《文艺报》1958年2月11日第3期.
⑥丁玲：《悼雪峰》,见《丁玲全集》（6）,1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陆耀东：《评〈我在霞村的时候〉》,载《文艺报》1957年12月29日第38期.
⑧丁玲：《致洛兰、马寅》,见《丁玲全集》（12）,10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⑨甘露：《与丁玲两三事》,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
⑩丁玲：《忆弼时同志》,见《丁玲全集》（6）,329、33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见《丁玲全集》（10）,附录2,104-10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七月》,1937年第5期.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见《丁玲全集》（6）,5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L. Insun：《丁玲在陕北》,见《女战士丁玲》,56、57页,见《每日译报社丛书》,1938年版.
丁玲：《致洛兰、马寅》,见《丁玲全集》（12）,10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305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丁玲：《不算情书》,见《丁玲全集》（3）,2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赵永刚,无锡太湖学院外语学院.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丁玲前期文本创作心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SJD402）
归纳总结：这是一篇关于丁玲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探源方面的创作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创作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一部功底扎实、颇具匠心的新作赵莎莎一评杨惠玲《明清江南望族和昆曲艺术》 杨惠玲长期从事昆曲研究,继专著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研究>之后,在2016年8月又出版了明清江南望族和昆曲艺术 该作立足于明清望族的昆曲活动,以望族文化和昆曲艺术互为视角探讨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关系.
2、 丁玲和彭德怀将要结婚之传说考 张向东一、关于“丁玲与彭德怀将要结婚”的传说衍变自1936年底丁玲到达陕北,随军到前线采访,并写下彭德怀速写 之后,有关丁玲与彭德怀结婚或将要结婚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 其中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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