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和文学创作----以叶广芩的小说创作为例，本文是文学创作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文学创作和少数民族和认同类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大多处于边缘地位,进入我们视野的优秀少数民族作品并不够丰富,本文着力以优秀的女性少数民族作家叶广芩为例,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身份认同及其探因以及身份认同与文学创作的关联方面,剖析了其小说中对满族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叶广芩；身份认同；民族身份
作者简介：廖忠扬（1992-）,女,汉族,四川泸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专业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2-0-02
一、少数民族文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史分支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港台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尽管现在的多种版本的文学史均已“中国文学史”命名,但是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遮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主流文学史的书写中多以中原文学为源流而有意无意地将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故许多的学者在为少数民族文学正名,要求重写中国文学史,也有一些学者将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比如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这些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思考,正面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事实上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台时光机,记录了它的前世今生,繁盛与落魄的心路历程,原始与现代,行为与精神,憧憬与希冀,是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一个体察和界定,什么叫做少数民族文学？
以前存在的一个误读：只要有少数民族这个身份的作家,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未免有失偏颇,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有着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其族群性正在消解,甚至背离转而走向了商业写作.因此我们不能单凭作家的身份来判定其归属,玛拉沁夫的界定可能更为准确：“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作品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作品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三条,是界定少数民族文学范围的基本因素；但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其中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应是前提.”[1]诚然,少数民族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反映其民族生活的作品当之无愧属于少数民族文学.但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作品是否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呢？像张承志那样的回族作家却书写了反映蒙古族生活的作品是少数民族文学吗？从这一点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并非一定是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文学.骏马奖的评奖范围是“少数民族作者用汉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可以是：少数民族族裔的作家根据自己民族的思维观念,用多数民族语言创作的反映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作品.
二、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identity）的思考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题题篇》就有论述,海德格尔更表示身份认同是存在者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对于民族作家来说,民族身份的认同是一个文化烙印,区别于别的族群最显著的标志.而就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的叙述身份来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融入主导文化,有意遮蔽自己的民族作家身份,仫佬族的鬼子是典型,在他的身上我们很难看到他对仫佬族的身份认同,“我想说,我那民族的自身并没有给我以创作的影响,原因可能是我们那民族演变到了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已经和汉人没有了太多可以区别的东西了.除了语言,我真的找不到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来.”[2]第二类是远离主导文化,坚守本民族传统,对自己民族有强烈的认同和尊崇,比如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以及壮族作家蒙飞等,扎西达娃甚至扬言“宁肯欧化,也不汉化”,是在一种弱势话语权下的激愤表达；第三类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作品中呈现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传统,同时也与主流文化进行融合,找到与主流文化共通的超越民族意义的契合话语.叶广芩、阿来便是例证,在他们的作品中对满、藏民族的生活及民族经验都有展示,但是他们也展现了对人类的普遍人文关怀.阿来曾这样表述“我很反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写的《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的爱与恨、生和死的观念.爱与恨、生和死的观念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同拥有的,并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当然,每个民族在观念上有所区别,但绝非冰炭不容,而是有相当的共通性.这便是我们地球上生活的主体人类.”[3]从这个角度来看,叶广芩属于双重身份认同,即对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并行.
三、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探因
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族群,都不可能与世隔绝存在,在族*往与文化教化中,都有其选择性.比如沈从文的身份认同,以“乡下人”自居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叶广芩对满族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得益于其童年记忆与家族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得益于外来冲击.
叶广芩,祖姓叶赫那拉,是清满八大姓氏之一,隶属正黄旗下的满清贵族世家,辛亥革命以后,叶赫那拉才改为叶姓.叶广芩是慈禧太后的侄孙女,同时是隆裕太后的亲侄女,其父是贵族后裔,母亲虽出身南营房也是正宗旗人,其家族著名的文人是纳兰性德.出生在一个贵族且族群里女子给家族带来荣光的地方,叶广芩自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学熏陶,叶家十四个子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精通,显赫的家族地位和厚重的家族文化,都是叶广芩日后创作的源泉,也是叶广芩身份认同的起点.正像余华所言,“童年,就像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复印机一样,把这个世界复印到了你的一张白纸上,以后你做的都是一些局部的修改了,这儿修修,那儿修修,它的那个基本的结构就是这样了.”[4]而且叶广芩在前居住在北京,以及后居住在西安,都是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她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
如果说叶广芩童年记忆与家族历史传统是其族群认同的起点,那她远赴日本的两次留学奠定了其国家认同的基础.在日本期间她观察日本的大和传统,进而反观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认同,“我在日本研究的是‘二战’,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在海那边,我学会了怎么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就像我们在海这边怎么看日本人和那狭长的岛国.”[5]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创作了日本题材的小说《雾》、《风》、《黑鱼千岁》、《到家了》、《注意熊出没》、《黑鱼千岁》以及纪实题材的《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琢玉记》等.因而我们也可以从叶广芩的双重民族认同中看到,广义的民族认同不仅仅包括国家内部某一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即族群认同）,也应该包括国家内部所有成员对整个国族的认同（即国家认同）.
四、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与文学创作
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与否,在其作品都有蛛丝马迹的显现,就叶广芩的作品而言,从历史小说《乾清门内》对清宫轶事的描写,再到其家族小说《采桑子》《梦也何曾到谢桥》对满旗人“金家”一位父亲、三位母亲以及十四个兄弟姐妹命运的描写,以及《小放牛》、《状元媒》、《大登殿》、《逍遥津》、《盗御马》等京剧系列小说对旧闻旧事的追忆,都是真正的旗人书写旗人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作者赋予了浓厚的旗人感彩,再现了京城旗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满民族的文化性格与民族精神.值得关注的是,叶广芩笔下的旗人形象,有纯正的以旗人文化作为其生存之本的舅太太与舅姨太太（《瘦尽灯花又一宵》）,也有旗人文化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七哥舜铨（《采桑子》）,而叶广芩笔下塑造的最好的旗人莫过于以女性视角书写的女性旗人,比如《大登殿》中“我”的旗人母亲,她刚强、无畏、不屈,为了抚养年幼的弟弟三十岁才结婚,而在结婚当晚才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一房夫人,毅然去天津找媒人讨说法,为自己正名分.这与她的重外孙女儿博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博美虽名校硕士毕业却主动去依附一个大款.还有《豆汁记》中的莫姜,虽只是金家一个佣人女子,却品行高洁,甚至对抛弃自己又“死而复生”的丈夫不离不弃,她安静贤淑,在金家里本分的做好自己的工作,用高超的厨艺给予了“我”童年的幸福与快乐,在这个平凡的旗人女子身上“我”体味到了她的神韵,就像豆汁一般,看似不出奇却味道醇香.
叶广芩的双重身份认同里另一层则是对整个民族的关怀,其笔触也不单单是关怀作家族群的文化印记与家族兴衰,在西安的挂职锻炼给了叶广芩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她将笔触伸向了大自然,《狗熊淑娟》、《老虎大福》、《长虫二颤》等是其生态文本的代表,在这些生态作品作者传达了道家的那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观念,这些是超越民族和地域而具有普世价值.而另一部以西安古镇青木川为背景叙写的《青木川》,则展现了“土匪”魏富堂追逐文明的过程,兴修水利、架桥修路、发展教育,小说在爱与恨、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浮华与没落的背后,蕴涵着更深层的人生哲理及人性呼唤.
而叶广芩除了作品中流露出浓浓的旗人文化气息,她也在日常生活中保留自己的文化审美品格,旗装是满族绵延至今的民族服饰,叶广芩给人留下的鲜明印象是爱穿与众不同的素色旗袍,她在《百家讲坛》上面特别提到：“我所有领奖的场合都穿旗袍……我想告诉大家：第一,中国传统女性的魅力,第二,我是一个少数民族——我想我应该为我的民族争光.”这体现了叶广芩关于对自身满族女性身份的坚守与维护.
叶广芩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多产作家,其身份认同的双重性既是对自身满族文化的一种弘扬和彰显,也是对自身满族文学一种长足思考的忧虑和探索,因为目前的少数民族文学并没有像汉族文学那样多产、高产和解读,用姚斯的接受美学观点来看,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都还只是潜在文本.因此少数民族作家要真正地从内心去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而才能有和情怀去表现本民族的底蕴、传统和精神,而文学又是一种感性的表述,并不是某个民族所独有的表达方式,因而它存在着各个民族都有共鸣的边界,这个边界可能就是文学满足了我们内心深处感到欠缺的东西,而正是这个边界让少数民族作家可以不局限在自己民族文学的范畴,从而与汉文学甚至世界文学对接.
注释：
[1]玛拉沁夫.《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7页.
[2]鬼子.艰难行走[J].作家,2001年第2期.
[3]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第8页.
[4]余华、王亮.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5]叶广芩.谁翻乐府凄凉曲(后记)[M].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 381页.
参考文献：
[1]玛拉沁夫.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2]叶广芩.谁翻乐府凄凉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3]叶广芩.青木川[M].西安: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
[4]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
[5]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
[6]鬼子.艰难行走[J].作家,2001年第2期.
[7余华、王亮.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8]袁素敏.论叶广芩小说创作中的双重民族认同[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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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身份认同：传统的中断和回归台湾光复初期小说创作解读 隋欣卉,女,吉林九台人,两岸协创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作者 隋欣卉“身份认同”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由它与生俱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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