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英雄儿女》中第三世界团结的听觉想象，该文是世界方面开题报告范文跟第三世界和《英雄儿女》和团结类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音乐和歌曲作为国家动员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向被帝国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发出声援.国际主义的动员大多数建立在听觉想象的基础上,因为歌曲具有拉近两个主体间距离的潜在力量.虽然大多数的中国观众从未经历过朝鲜战争,但他们可以通过回忆本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经历,来理解朝鲜战争的意义.《英雄赞歌》是1964年上映的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的曲子来自于刘炽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风时采到的一首内蒙古民歌.《英雄赞歌》的歌词简单而强有力,描绘了不畏死亡、作战勇敢的英雄及其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
关键词：《英雄儿女》；第三世界；听觉；想象
1964年上映的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使听众想起两个标志性的场面.第一个是一名人民志愿军战士王成向他的同志们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接着,他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了他身边的美军,英勇牺牲.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他成为革命精神的典范.王成去世后,他妹妹王芳谱写了一首歌来纪念她哥哥的英雄事迹.该片的第二个标志性的场面是王芳站在凝神谛听的数千名军人前,高声演唱《英雄赞歌》.我们可以说,这部电影的焦点在于《英雄赞歌》的创作与演唱.
本文将分析《英雄赞歌》的创作及其具有感染力的原因.听觉经验和声音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在文学研究者唐小兵看来,视觉和听觉不可能分开来谈,很多视觉上的艺术作品具有感染力经常和它们所唤起的听觉经验有关.听到声音与发出声音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过程.听到和发出声音把个体经验上升到集体性的、参与式的抒情方式,因而得以塑造具有积极能动性的主体[1].正如作曲家冼星海所指出,动员人们的最有效方式并不是戏剧或著作,而是歌唱,因为歌曲会影响到所有感官,有力地激发听众的感受[2].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艺术家将音乐和歌曲作为动员人民的重要工具和武器,继续激发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想象,同时也向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致以声援,尤其是在革命氛围浓烈的20世纪60年代.
1952年春天,中国文联组织以巴金为组长的创作组赴朝鲜体验志愿军生活,准备创作一些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七个月的生活中,创作组与战士同吃同住,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1961年,在巴金于《上海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团圆》后,时任长的夏衍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电影由武兆堤执导,毛峰负责剧本的改编,时任总政处长的毛峰先前在朝鲜战场上战斗了三年,对志愿军生活十分熟悉.《英雄赞歌》的歌词和曲子创作完成后,毛峰找到空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张英哲来演唱这首歌.张英哲在1947年初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担任文工团合唱队队长、副团长[3].
这些人物亲身经历过朝鲜战争和解放战争,显示了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战争经验的普遍性,而且展现了“左翼”和社会主义电影制作者的特定艺术实践.他们认为,电影制作是一种社会实践,在中国人民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电影宣传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然而,电影制作者并不是从自己的想象中创作故事,而是塑造了观众能够认同的真实历史人物,所有的文艺作品必须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为了减少艺术家、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差距,前者必须深入后者的生活.事实上,《英雄女儿》中的王成、王芳等主角,都是根据历史人物改编的角色.王芳的原型是解秀梅,中国人民志愿军68军202师政治部文工队的队员,她是唯一在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一等功的女战士[4].
《英雄赞歌》的曲子来自于刘炽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风时采到的一首内蒙古民歌.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上级号召深入生活,刘炽就到了内蒙古伊盟乌审旗陶利、沙尔利格一带.为了理解其意义,我们要审视自抗战时期开始在延安发展的采风运动和文工团的历史背景.文工团是抗战期间附属八路军的半文学半军事机构,后来附属人民解放军,利用各种传统的娱乐活动来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正如在《论持久战》中所讲述的,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群众理解战争的意义和重要性,并积极支持抗战.与此同时,坚定清晰的政治目标也是动员群众的先决条件.乡村文工团的文化活动主要将重点放在重建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培养新农民艺术家上,其中的一个活动就是采风运动.延安时期的采风和“五四”时期的采风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集中于动员农民,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在新社会中是革命潜力.著名歌曲《东方红》的曲调源自陕北民歌《白马调》.创作这首民歌就是有意识地积累参与者声音的过程,旨在使作者和观众之间没有隔离.民歌是许多歌手不断流传和修改的产物,代表着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而不仅仅代表着个体农民诗人的智慧[5].
虽然《英雄赞歌》是在新中国成立十五年后创作的,但其创作的过程源于延安时期开展的文化实践.创作这首歌的两位作曲家刘炽和公木都在延安时期参加了采风运动.2013年,蒙族语言学家哈斯巴特尔撰文介绍了他在1997年与刘炽的相遇.哈斯巴特尔听到从北京来的汉族大音乐家刘炽用蒙语哼起一支鄂尔多斯民歌,他十分感动.正好,刘炽唱的歌哈斯巴特尔也会唱,他们一起唱了这首歌.哈斯巴特尔说,“这么一唱,我们两个人的距离就拉近了.”[6]这一轶事证明了歌曲是拉近两个主体间距离的潜在力量.声音、听觉绝对不是私人的,而始终是关系性的、公共的,因为声音从单一来源移动并立即到达多个目的地.声音的物质力量成为主体间性的基础.
正如公木、刘炽等艺术家在抗战时期的体验一样,听众会喜欢《英雄赞歌》的原因就是歌曲使他们想起抗战期间全国动员时,他们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在日本殖义统治下,朝鲜半岛的抵抗力量早已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密切相关.汪晖将抗美援朝置于20世纪中国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认为志愿军入朝包含着多重的意义：对朝鲜的支持、对东北的保护、对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的反击、对联合国拒绝中国的、对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的拒绝.在更深的层次上,朝鲜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是以政治来抵抗霸权的方式[7].中国大多数群众并未亲身经历朝鲜战争,但他们通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体验能够对朝鲜人民感到同情并理解他们.《英雄儿女》很明显地将抗美援朝和抗日战争联系起来了.当日军于1937年攻击上海时,女主角王芳、她生父和收养她的家庭都住在上海闸北区.王芳小时候,她母亲因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并被处决了,后来王芳和她父亲王文清搬到上海闸北区,不久王文清也被捕了.当时,王成和他父亲王复标也住在闸北区,家庭贫穷,他们收养了王芳.
虽然王芳的文艺活动旨在颂扬她哥哥,激励战士们向他学习,但这却首先是一个从意识形态上转变自我的故事[8]191.王芳收到她哥哥牺牲的消息后流下了眼泪时,王文清告诉她不要哭,因为她哥哥的牺牲使他成为革命精神的榜样.王文清建议她写一首歌,使王成的事迹广为人知.然而,王芳谱写的歌词初稿过于感伤.虽然王芳觉得这是她的真实感情,但是老王还是问她：“光靠眼泪,能写出你的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一起流眼泪吗？” 王芳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所以她修改的新版本将王成的英雄事迹超越了她的私人感受.《英雄赞歌》的歌词表达了对英雄道德品质的赞扬,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这首歌还包含了一种到达天空宇宙的无限的空间想象力,例如英雄变成金星、一道电光裂长空.《英雄赞歌》的歌词简单而强有力,描绘了不畏死亡、作战勇敢的英雄及其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学者王斑指出,中国电影从1949年至1966年间,讲述战斗场面的战争题材电影很多,“革命历史”电影就是其中一个主流类型,革命历史电影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表现了抗击外国侵略的诸多重要战役.战争片是通过影音效果、意境、意识形态等形式表现政治的非军事手段[8]185-186.
王芳作品的第一和第二个诗节之间,一名志愿军战士说几句台词：“我们的王成同志是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这个歌曲不仅仅是对王成个人的赞扬,也将军队中所有的英雄提升到榜样的位置.此外,在国际主义的视野里,祖国的荣誉也来自对其他非殖民化国家的爱.援助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其他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爱,另一方面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这种国际主义动员建立在听觉想象的基础上.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与朝鲜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王芳及其文工团队友学习韩式舞蹈并为中国志愿军和朝鲜老百姓表演.该场面可以与上述的蒙族语言学家哈斯巴特尔和刘炽之间的相遇联系起来思考,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歌唱拉近了两个主体之间的距离.
1965年3月,八一电影制片厂组织了赴边防慰问文化工作队,不久之后扮演王芳的刘尚娴陪着高炮628团的文工团赴越南.据报道,文工团跟随军队到达越南谅山温县时,《英雄儿女》在谅山市放映,反映强烈,影响很大,刘尚娴在去炮连阵地的路上,被一队越南官兵认了出来［9］.《英雄儿女》在越南放映的事例证明了歌曲有缩小人们相互间精神距离的可能性.《英雄儿女》自1964年发行以来,在中国上演了无数次.文化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听觉形成的,过去的经历与斗争的形象通过声音、听觉表达和传达.今天的许多听众从未亲身参与过战争,缺乏建立集体反抗声音的经验,但他们仍可能感受到全国动员的声音的回荡,而这不能不说是听觉想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小兵.聆听延安：一段听觉经验的启示[J].现代中文学刊,2017（1)：4-12.
[2]Joshua Howard. Music for a National Defense: Making Martial Musi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J].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2014（13)：2.
[3]赵乐.《英雄赞歌》的幕后故事[J].新湘评论,2011（14)：13.
[4]卢正芳.《英雄儿女》王芳的原型——解秀梅的故事[J].开心老年,2007（10)：7-8.
[5]Zhuo Liu. Wengongtuan and the Rural Literary Popularization Movement in Yan’an[J].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12（1)：40-42.
[6]阿云嘎,哈斯巴特尔.鄂尔多斯民歌《亲王府》与电影插曲《英雄赞歌》[J].草原歌声,2013（4)：54-56.
[7]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J].文化纵横,2013（6)：78-100.
[8]王斑.艺术、政治、国际主义：中国电影里的抗美援朝[J].由元,译.当代作家评论,2012（4）：185-199.
[9]老坦克兵.八一厂演员,体验生活就是上战场[EB/OL].[2011-01-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5f35f10100omqy.html
作者简介：李智秀,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硕士生.
回顾述说,此文为一篇关于对写作第三世界和《英雄儿女》和团结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世界本科毕业论文世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1、 《江湖儿女》：儿女情长中的江湖情义 如果不曾看过贾樟柯之前的作品,不会理解江湖儿女的影调风格和叙事原则；如果不曾了解贾樟柯的情怀和执着,难能体会江湖儿女的镜像空间和情感表达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在作品中不断延续自我风格和美学呈现.
2、 文化维度理论下的中美家庭文化对比分析以《家有儿女》和《摩登家庭》为例 摘 要21 世纪,中美两国交流日益密切,这也导致了两国文化在交流时产生了差异,家庭文化方面的差异尤为明显 本文以文化维度理论为理论,结合中美各自文化背景,对中美家庭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其差异及原因,.
3、 世道沧桑英雄奇观人性嬗变论《异镇》对抗战剧的审美突破 肖 俊摘要2015年抗战剧异镇以抗战背景下的异镇居民的传奇人生为审美观照对象,通过抗战时期民间社会生态样本的独特展示,塑造了一个充满血性真情的英雄奇观群像 创作者借此表达了对战乱时期的世道沧桑、世态人.
4、 和《中华儿女》的美好遇见 有人说,人生就在于“遇见”,无论是早是晚,美好的遇见都是成长、经历与感恩 遇见,携带着时光与岁月的烙印 因而,那些过去的阳光总是格外的灿烂,那些掉落的仿佛纯银般的日子折叠成非常.
5、 《中华儿女》和红墙文学的兴起 董保存档案董保存,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传记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 解放军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曾获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