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湖南民族地区村官流失之困，本文是关于民族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与村官和流失和民族地区方面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刘希平 陈彬
“一批优秀的年轻村干部要走了,想挽留,但没有条件挽留,最终还是走了.”
“优秀的年轻村干部走了,留下的村干部年龄越来越大了,村里要怎么发展？”
“难发展！”……
这样的对话,对湖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宗委）主任李壮丽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听到.
2015年4月到11月,湖南省政协民宗委组成调研组先后深入长沙、株洲、常德、益阳、湘西、邵阳等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乡镇、村,就如何发挥民族地区村级组织带头人作用,走访了解情况.
“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有类似的反映.”谈及调研过程,李壮丽深有感触.
“民族地区村级组织带头人队伍年龄老化、知识弱化、工作虚化等问题已十分突出.”在李壮丽看来,由于经济落后、观念陈旧、待遇偏低,民族地区村引不来人、留不住人、缺乏产业和资金,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行和作用发挥正深受影响.
“三不对等”
在益阳市桃江县鲊埠回族乡,乡党委书记符赛龙一直苦于“村官”人才的缺乏,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条件艰苦、工作任务重、待遇差,没人来.”
鲊埠回族乡里的村支书,平均年龄56岁,且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中专学历2人,高中学历5人,初中学历2人,小学学历1人.为此,符赛龙想了很多办法,乡里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效果仍不理想.
事实上,鲊埠回族乡所面临的问题在一些民族地区较为普遍.
调研组发现,湖南民族地区村级组织带头人大多为五六十岁,甚至还有“40后”,35岁以下的很少,且只有少部分为高中以上学历,大部分是初中学历,极个别还是小学文化.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民族地区九成以上农村优秀青年外出务工,村级组织吸纳优秀人才的难度大,缺乏新党员培养和发展的基础,后备力量严重不足.
“由于很多农村优秀人才长期在外,只能‘矮子里选高子’,一些素质低的人也被选成了基层干部.”龙山县政协主席吴少叶说,这类人当选后不能公平任事,服务群众不到位,在贫困户确定、低保对象选择时往往优亲厚友.
除此之外,调研组发现,一些村干部对政策的理解能力以及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也相对薄弱,甚至部分村“两委”负责人自身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无法发挥带头致富的作用.
对于村(社区)干部的管理,同样面临困境.村(社区)干部亦“官”亦民,具有双重身份,一些责任心不强的村干部对制度缺乏敬畏之心,甚至随时准备“闪人”.
一直以来,对村干部的管理制度大多是乡镇一级制定,而乡镇受自身财力和职能限制,制定的制度深度不够,奖罚手段较少,难以发挥激励作用,对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监管.有的村干部法治意识淡薄,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侵占.而这与“管在平时的少、管在前头的少”息息相关.
李壮丽认为,民族地区村级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三不对等”和“一个不适应”,即工作要求与队伍素质不对等、工作职责与手中权力不对等、工作待遇与工作量不对等,以及工作方法与形势变化不相适应.
留人难题
据笔者了解,为农村人才困境,湖南近年来采取了“两推一选”和“公推直选”等形式优化队伍结构.在调研组看来,这些模式的机制还不够健全.
“受传统思想和宗族势力影响,部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才没有被发展为党员,而部分有文化、有能力的党员又长期在外经商务工.”李壮丽说,目前一些村(社区)干部的选拔仍然没有脱离“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模式,缺少对选拔使用机制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因此年轻、有文化、有能力的村级组织带头人不多.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培养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和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大举措.去年,湖南调整了大学生“村官”政策,采取大学生“村官”与选调生并轨方式运行,即以选调生方式先行解决大学生公务员身份,再下到乡村任“村官”.
对此,湘西州政协主席龙德忠有些担忧.“并轨后的选调生任村官,各地分配名额总数相对较少,难以满足贫困地区农村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今年并轨后,湘西州名额只有50名,与全州近2000个村的需求相差太远.”
大学生“村官”来了,能不能留住,也是一大难题.“地方政府对大学生村官缺乏硬性管理指标、奖惩措施,导致大学生村官队伍综合效应难发挥.”龙德忠说,部分大学生“村官”不安心农村工作,常常中途通过考公务员、考研、择优选拔等途径离开农村.
在吴少叶看来,对村级组织带头人队伍的培养教育,载体不够丰富,平台不够完善,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常态性,也影响着村级组织带头人在农村的长期发展.
现实窘境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济待遇不高,也成了影响村干部队伍发展的另一大因素.
张梅生是鲊埠回族乡的一名村支书,每月工资1200元,村主任、妇女主任等村干部待遇更低,而外出务工每月收入可达三四千元.
“自从当了村干部,家里的农活我基本没有做过.”张梅生说,由于住户分散、事务多,村支书、村主任和会计基本天天都在忙村里的工作,自家的农活顾不上.
村干部的工作不仅繁重,而且烦琐.两口子吵架,找村干部调解；哪家丢了农具,也找村委会处理.除了这些,民族地区的村干部还多了一项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政府服务“末梢”延伸到了村(社区),让群众得到更多更好服务的同时,却加重了村(社区)干部的负担.
还有一些村干部认为待遇低,出路也窄.比如,近年来,龙山县村(社区)干部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仅有9人,占村(社区)干部总数不足0.2%；激励效应不明显,特别是40岁以上的干部在出路上基本没了盼头.
有的村干部告诉调研组,只有当了4年以上的村支书,每个月才有几十元的生活补贴,而其他村干部的养老、医疗等保险都没有相关优惠政策.甚至有村干部自嘲说：“在职时像五保户,退休了不如低保户.”
调研组认为,缺乏完备有效的保障机制,村级组织带头人待遇偏低、保障偏弱,“政治上无奔头、工作上无劲头、经济上无甜头、离职后无靠头”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导致部分带头人进取意识不强,工作动力不足.
如何解困
“民族地区要同步实现小康,难点在乡村.”李壮丽建议,各级党委要把培养、选拔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放在农村党建工作的第一位；将改革和调整过程中的党政机关富余干部选派到村任职,推动制度创新、鼓励干部分流,营造全社会重视扶持乡村工作的良好氛围.
湖南省政协委员、省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主任彭秀琍认为,在政府通过政策资金扶持,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带头人后备队伍后,对带头人的培训工作刻不容缓.
如何培训？彭秀琍给出了三招.
一是“请上来”培训,每年有针对性地举办示范培训班和后进村强化培训班；二是积极“带出去”培训,学习其他地方做得好的经验；三是积极搭建省市县农村合作平台,组织专家对带头人进行现场培训指导,切实提高他们的实用技术水平.
龙德忠则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基层农村组织带头人,特别需要大学生“村官”这股有生力量予以充实.
龙德忠建议,对湘西州、怀化市等民族贫困地区,在推行新的大学生“村官”与选调生并轨政策的同时,按照“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提升质量”的原则,继续聘任大学生到村任职；也可在政策与资金上支持民族贫困地区自主安排大学生“村官”,在选拔上体现“人岗相适应”“村官本土化”“选聘科学性”的宗旨,把有志向、有奉献精神的大学生选拔到贫困地区“村官”队伍中来.
龚海华是湘西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的一名大学生“村官”.龚海华认为,大学生“村官”既需要接触群众,融入农村一线,也需被安排到重点工作锻炼,应充分考虑大学生“村官”年轻、素质较高的特点,鼓励基层党委突破资历、台阶、平衡照顾等观念束缚,不拘一格降人才,大胆提用成长迅速、条件成熟的大学生“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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