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仁学》中的经济思想探析，本文是经济类学术论文怎么写跟经济思想探析和《仁学》和思想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谭嗣同是近代维新志士,为了唤起民众改革维新的意识,献身于维新事业.他死后不久,《仁学》的内容刊出,集中了谭嗣同的主要思想和变法主张,经济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他倡“奢”批“俭”,既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也是对新社会的构想：吸收洋务派的优点,提倡机器生产,敢于面对大众的质疑：商通中外的思想更是敢为人先.这些思想都体现在维新变法的实践中,对今天也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谭嗣同；《仁学》；仁；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259~ 2017) 11- 0047- 03
谭嗣同．1865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祖上以武功著望,后世弃武改习儒业.其父谭继洵1859年考中进士,在户部任职,后升至户部员外郎、湖北巡抚.但他“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12岁时被传染白喉症,昏死3日后苏醒,谭嗣同因此得字“复生”.但他母亲、姐姐、哥哥却没有逃过劫难,相继去世.母亲去世后,他遭到庶母的、父亲的冷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对封建道德仇恨的种子.谭嗣同6次参加乡试,但都未中举,开始跳出原来的圈子,涉猎他喜欢的书籍,接触西方文化,并结交了一些有新思想的学者,使他的思想开始改变,对其日后变法活动产生巨大影响.
谭嗣同在1896年开始《仁学》的写作,在戊戌政变发生时,尚未出版.梁启超出逃日本后,从1899年开始在《清议报》上刊载《仁学》,共刊登13次,此版被称为《清议报》本.《仁学》在《清议报》刊载不久,上海《亚东时报》也开始刊登《仁学》.由于所依据的原本不同,两版存在差异.1901年,最早的《仁学》单行本在印发.蔡尚思、方行收录在《谭嗣同全集》中的《仁学》,是根据《亚东时报》这一版本,经综合比勘后整理而成,是比较完整的版本.
谭嗣同的思想比较庞杂,除了时代的影响外,他个人的丰富经历和学术上的广泛交往,以及对新知识的渴求,决定了他兼蓄并收的学术思想.总的来说,以中国传统为文化为底蕴,以变法维新、救国济民为轴心,以今文经学、西方科学知识和宗教理念、佛学思想为内容.谭嗣同的思想特点,决定了《仁学》内容的丰富性,其中经济思想是“仁学”体系中重要内容,谭嗣同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他认为经济不行,则政治不通,政治不通,则“仁”之不行.谭嗣同从“仁——通——革新——平等”这一理论体系出发,建立了他的人生观,他的一切活动,包括变法实践和理论探索,都是从这一点出发,一切归之“仁”,“道通为一”,而走向他理想的“升平世界”.
一、提倡消费
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不多,在经济生活中往往采用抑制消费、崇尚俭朴的政策.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发展生产的需要,就要打破小农社会低消费对生产的束缚.由此谭嗣同批判重俭思想,提出尚奢的生活,为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封建道德进行挑战.
在传统文化中,“俭”是一种美德,是历来被人所赞扬的.封建社会中所提倡的节俭行为,不是为了进一步投资生产,而是为了自给,这就抑制了消费,限制了生产.谭嗣同毫不客气地给予批判：“若夫力足以杀尽地球含生之类,胥天地鬼神以沦陷于不仁,而卒无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则日俭.”[1]他认为“俭”有三大害.第一害,提倡节“俭”实际上是害天下人民永远陷于穷困饥饿的悲惨生活之中.百姓为了积累财富、厚泽子孙而减少消费,就会迟滞财货流通的速度,最终会导致普遍的贫困.节约衣食的后果是在世界的其他角落里,有人要忍受饥寒之苦.那些“家累巨万”的豪门富户,由于“俭”,生活水平上“无异穷人”.第二害,节“俭”会导致生产资料的浪费和再投资的不足,加深社会矛盾,阻碍经济发展,“及泛览于今日之士大夫,乃莫不然,宁使粟红贯朽,珍异腐败,终不以分于人”.同时,他们也没有将积累下来的财富进行投资,“一闻兴作工役,罔不动色相戒惧,以为家之索也”.第三害,节“俭”造成财富的集中,贫民、流民增加,社会矛盾激化,盗贼四起,社会动荡不安.如果将财富牢牢控制,使其不能流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整个地区的财富被少部分人吞并.大多数百姓沦为他们的奴隶,创造的财富被他们侵占.地方财源枯竭,百姓居无定所,只有走向“流而为盗贼”的境地.动荡的社会也使“富室乃随之煨烬”,最终“人人俭而人人贫”,整个国家走向颓势而无法挽回.
谭嗣同进一步指出封建社会“尚俭”思想的虚伪性.封建统治者的政策与“尚俭”思想相矛盾,政府时常劝课农桑,而植桑养蚕是为了获得丝绸,如果真是节俭,应该穿着布衣,何必追求华美的丝绸,“岂非导之奢乎？”统治者以俭为美德,其实是利用自身对舆论的引导力量,限制百姓的正常需求,而满足自己的私欲,明为节俭,暗中却纵容豪强兼并,是欺世盗名的小人.他认为“尚俭”是一种策,过分的节俭,人就变得粗陋,粗陋使人愚笨,这种策窒息百姓的生命力,将百姓逼入绝境.静惰是鬼道：节俭是禽道．他讥笑那些崇奉“静德俭德”的古人和当时一部分士大夫是“率天下而为鬼为禽”.
谭嗣同并没有盲目的鼓励消费,而是对俭与奢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世间本没有俭与奢的区别,“俭”“奢”只是士大夫们自以为是的对某些行为命名以示区别,是俭是奢自由上天来衡量,而不必由人为的加以推崇,体现了他对封建道德的藐视.他讽刺当时的社会说,佛堂庙宇金碧辉煌,最为奢侈,而禽兽居穴食土,最为节俭,但没有人认为佛奢禽兽俭.如果一定要区分“俭”“奢”,不能以多寡来限定,要“试量出入以定奢俭”.基于对俭奢的分析,他鼓励人们去开发资源,生产致富,要求人们积极消费,使人尽其欲,物尽其性.理财不必考虑如何节约,重在开源,每一个人都为社会积极的创造财富,开辟财源,扩大消费,财源越开越广,财富越俭越少.消费水平应该同生产水平一致,两者保持平衡,以消费促进生产发展,专制国家“尚俭”,阻塞财富的流通,而导致国家大乱：国家提倡消费,使财富在流通中得到分配,每个人都从中获利,从而国家太平.谭嗣同认为,即使“奢”真有害,也只是害了一家,而其他人因而得利：如果大家都不去消费,农民、手工业者就无以谋生.
他站在“仁——通——日新——平等”的立场上,反对因“俭”而引起的财富不平均,他提倡开源致富,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因为“天理必存于人欲之中”,只有满足消费,才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而统治者“尚俭”的思想,犯了以名乱“仁”的错误.
二、发展生产
谭嗣同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缺乏活力,生产效率低下,是导致中国贫穷的经济.当时中国洋务运动已经进行30余年,虽然没有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但国家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同光中兴”为王朝复兴带来了一丝希望,引进西方工艺,采用机器生产的改良措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谭嗣同受洋务思想影响,同样认为采用机器生产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有矿焉,建学兴机器以开之,凡辟山、通道、浚川、凿险咸视此；有田焉,建学兴机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蚕织成视此；有工焉,建学兴机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纸、造糖成视此.”[3]他鼓励有能力的人投资建厂,用机器进行生产农工.这样可以产生诸多效益,既激活了民间投资热情,又增加了百姓的生计来源,使货币加速流通,社会物资得到丰富,而投资者又获得更多的财富.同时,针对洋务派过分依赖西方生产技术的问题,呼吁政府要奖励工艺,发展机器制造业.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机器生产的引入,使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破产,手工业者失业.如农村土布,敌不过机器生产的洋布,传统纺织业衰落.因此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认为“机器侵犯了平民的利益”.谭嗣同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对这种错误认识进行反驳“用货之生齿,远繁于昔”,但是产生财富的疆土是有限的,随着支出用度的增加,必须提高生产效率,才能维持社会的发展.传统工艺生产消耗巨大的人力,并且生产周期长,使社会物资缺乏：而机器生产可以节约大量人力成本,生产周期短,大量货物的产出,自然可以使百姓富足.采用机器生产节省下来大量人力,降低生产成本,这些人力物力可以投入到其他生产领域,生产的扩大,需要更多的人力,自然不会有失业者,“岂有失业坐废之虞？”最终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
除了失业问题,机器引入导致的物价上涨,也是人们关心的民生问题.人们认为物价上涨,会导致生活贫穷.谭嗣同则认为物价上涨是对生产者付出劳动的肯定,是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正是人力珍贵,才使物价贵.物价上涨能起到鼓励生产、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物价水平和人民财富是成正比的,贫穷的社会物价当然不会高.如果百姓富足,自然不会因物价高而吝啬.只有机器生产,才会使百姓如此富足,所以“机器兴而物价贵”并没有侵夺百姓的利益.谭嗣同认为,物价贵还会刺激人们在生产中进行革新,提高自身生产技术.形成崇尚革新的社会风尚,最终进入人尽其用、物尽其力的升平世界.由此看来,物价高,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应该毫不犹豫的引入机器生产.
三、对外开放
谭嗣同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以太”,而“仁”是“以太”的表现形式.世间万物都由“以太”构成,因此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含有4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世界是由一身一家组成的,彼此为邻,故“通者……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他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经济领域,积极倡导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反对传统社会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批判那些守『日的士大夫沉浸在历史典故、祖宗成法之中,对世界形势毫不知情,在中外交往中执意推行“闭关绝市”“重申海禁”的政策,是为“不仁”之举.
他认为通商有诸多好处.首先,按照人口增长规律,如果社会安宁,没有大的灾祸,最终会导致本国生产的物资无法养活新增的人口.而外国商品的输入,恰好能够弥补国内生产不足,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其次,他认为通商对双方都有利,西方在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没有我们大,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利更多.中国的矿藏丰富,金银可以通过开矿的方式获得,用黄金白银交易并不会使中国财源枯竭.黄金白银除了货币价值之外,并没有其他实际用途,而外国的百货,具有更多的实用价值,用没有实用价值的金银去交易西方的货物,等于出钱雇佣他们为我们服务.但谭嗣同也指出,中国如果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则工艺不兴,货物低贱,很难与西方商品竞争,将一切依赖他人,如果不明白中国致贫的原因,而简单归咎于中外通商,盲目排外抵制贸易,就会失去振奋图强的机会,导致国家进一步衰落.
战争后,“闭关自守”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所谓“夷夏之防”已经不存在,“中外通”是必然趋势,通商不是权宜之计,不是“蝇头小利”之事,而是“仁”之道,是天下有志之士为之奋斗的大事.所以谭嗣同主张采取主动措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航运,建设铁路,建立现代的通信设施,是当务之急.反对政府重税政策,认为重税并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使自身陷入困境.他举例说英国曾经对进口小麦征收重税,以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反而使国内小麦缺乏,引发危机,不得不取消重税政策.重税不仅不利于民,还会影响邦交,“邻国不睦……因谓税务亦足以亡人国也”[4].所以谭嗣同指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是“仁”的行为,我们没有产品相交换,本应该感到愧疚而奋发图强,如果想通过征收重税来中断中外通商,是不“仁”之举.现在即使重税,也无法阻止中外交往.在中外关系上,谭嗣同站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立场上,提倡对外开放、自由贸易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过分强调商品输入的优点,忽视其对本国工业的打击,表明他对西方国家的侵略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谭嗣同并不是经济学者,其经济思想难免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他以救亡图存为出发点,宣传维新变法思想,顺应时代要求,提倡发展工商业,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仁学》的理论体系并不完整,存在不科学的地方,但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新呼声,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我们应用历史的态度去对待《仁学》及作者,挖掘其价值,发扬谭嗣同高尚的爱国情怀.参考文献：[1l[2l[3l[4]谭嗣同．仁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1998.142 ,137 ,142 ,148.
（责任编辑徐阳）
总而言之,上文是关于经济思想探析和《仁学》和思想方面的经济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经济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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