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别具只眼的唐宋古文近五十年台湾地区和日本、美国的古文回顾和反思，本文是古文方面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与别具只眼和古文和反思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
摘 要：近五十年来,经过台湾地区和日本、美国数代学者的努力,他们在唐宋古文运动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常可观的成绩.纵观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本领域的研究不仅走向深入,而且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式,台湾学者以中学积淀深厚、注重中西融通的学术方法见长,日本学界强调史料分析与理论阐释的客观中立,持论严谨,而美国汉学家的古文研究则以知识介绍和新颖的理论阐释为主要特色.这些研究实绩不仅显示了唐宋古文研究所具有的宏阔发展空间,而且透露出我国古典学术研究正在国际化的推动下日益走上属于自己的理论创新之路.
关键词：古文研究；研究方法；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I2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119-06
唐宋古新运动历来是中国古典散文研究的重点,加之这一现象的背后牵涉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文学等诸多历史线索的发展嬗变,其折射出的唐宋变革问题更是我国古典学术研究的经典命题之一.基于此,古往今来的众多学者将研究目光到这片本已耀眼夺目的学术领域.随着学术文化交流的进程日益加快,唐宋古文研究也逐渐成为台湾及日本、美国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所形成的观点和著述构成了新时期以来唐宋古文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相比于此前学界更为关注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的研究状况,对唐宋古文运动研究的介绍则相对较少.本文拟通过梳理近五十年来台湾和日本、美国关于古文运动的总体情况,以说明这些地区的学者在古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对以后古文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趋势作一回顾与反思.
一、台湾地区古文研究的实绩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较早关注唐宋古新的学者首推钱穆先生,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四卷）中有《杂论唐代古文运动》和《读〈柳宗元集〉》两篇重要的论文.[1]《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一文尤其新见迭出,思路开阔,能够结合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宏观背景,深入探讨唐宋古新的诸多重要问题,可谓是唐代古文研究方面难得的佳作,可惜在很长时间内未得到后人充分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钱穆先生首先将中唐兴盛的古文运动溯源至初盛唐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古诗运动,其复古思潮的延续性一脉相承,这对古文运动兴起背景问题的研究是一大突破.其次,钱穆先生又着重辨析了张籍批评韩愈古文的“驳杂无实”之说,以为该说是针对韩愈早年《猫乳说》等文章而不是后人一致认为的《毛颖传》,藉此说明了韩愈的古文思想实际存在着一个发展演变的线索.本文的另一个观点是对当时存在的著述形式问题的争论进行了分析,钱穆先生指出以“整襟陈义”为目标的古文家崇尚先秦子书创作的形制,因为古文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成一家之言”,即以书的形式流传后世.而韩愈和柳宗元则明显不同于此类观念,钱穆先生指出：“子厚乃站在文学本身立场上发议,抑且站在韩、柳二公在当时所欲提倡之新文学见解上立论,故既与如张籍之专重著书以卫道之观念有别,亦与同时乃及身后一辈人对文学之评价相异也.然则推柳氏之意,文之为体,固可不尽于诏策、奏议、辞赋、歌谣以及夫论辩之类,而当有所新创,要之求其能不失于褒贬之于讽喻,而能兼夫著述与比兴二者之美,庶可以穷极六艺之所蕴,而不限于古人之成格.”[1]（P34）这一观点可谓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问题,即写作形式的区分与文体有别的结果并不是古文创作的关键,最终这一切都从属于“能不失于褒贬之于讽喻,而能兼夫著述与比兴二者之美”,文章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而不断更新“道”的内容,发挥文章积极的社会功用,并出之以文学化的形式,这才是古文运动的重心所在.关于此点,业师葛晓音在其相关的研究中已经将这一思路明确化[2],只有顺承这一思路,才能找到解决唐宋古文运动发展演变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台湾地区研究唐宋古文较有成就的学者以台湾大学何寄澎、台湾师范大学王基伦为代表.何寄澎《北宋的古文运动》一书中指出,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及其在文章创作中的体现是北宋古文运动能够成功的关键,而这一思潮后来在道学家的理论挤压下逐渐消褪,最终导致北宋古文运动的转折与变质.[3]欧阳修的创作是何寄澎关注的焦点,他也因此以欧阳修为限,把北宋古文发展的过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该书的最后又对中唐和北宋的古文运动进行了深细的比较,附录中则是北宋古文家与佛教的关系考论.另外,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一书又集中讨论了唐宋一些重要的古文作家的创作和文学观.如对于范仲淹,何先生认为其文学观在载道辅政之外,还兼具文采形式的规矩,不同于经术派和政治家,实为柳开、杨亿二者观念之融合与修正；而对韩愈和欧阳修的古文作法,何先生立足于两人的具体作品,总结了韩愈和欧阳修面对不同的文体而采用的各具特色的文章写法,包括布局谋篇、语句衔接和炼字炼意.[4]王基伦《唐宋古文论集》中,对韩愈古文在中晚唐至北宋的接收、《尚书》和《春秋》与柳宗元古文创作的关系以及欧阳修、曾巩的古文都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其中对中晚唐北宋时期韩愈接受史的考察,发现贯穿其中的是重视韩愈古文的“怪奇”特点,这主要体现于接受韩愈时是与扬雄的文章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5]在《〈书〉与柳宗元古文表现风格之关系析论》中,王基伦发现柳宗元在“辅时及物”的创作思想作用重《尚书》中叙写大政的内容方面,反映在具体作品中则有“质朴、简要、真是”的特点,而且柳宗元在取用典故时并未蹈袭模拟,而是主张个人独创.对曾巩古文的分析,发现曾巩对写史与作墓志铭的区别分得很清楚,史书要写公是公非方能传诸久远,而墓志铭则不书死者之恶,态度必须谨严.曾文中以序跋和杂记较为出色,因其能出入经史,莫不寄予道德修养、仁心仁政的儒者情怀；曾巩的古文原本经训、长于道古,其本色须从议论典型、学问有得方面观之,其文闳博渊雅,醇厚浓郁.何寄澎、王基伦古文研究的共同点是都能通过作品文本的细读发现问题,关注古文大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不同点则是何先生承袭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步步为营,较为平实,而王先生更为注重对西方文论方法的借鉴,力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其结论显得新颖而突出.此外,王基伦另有《韩柳古文新探》等著述,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有了更为细致的研究.
此外,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中收录了几篇有关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论文,较有分量的是《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和《〈复性书〉思想渊源再探——汉唐心性观念史之一章》.[6]前文揭示了中唐古文运动所具有的浓厚北方士族背景,他们所承载的北方文化传统对初盛唐以来文学“南朝化”形成冲击,重视文学为政教服务的复古风气是北方文化传统的核心理念,也是促成中唐古文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文则在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书论述李翱思想史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李翱的哲学思想对汉唐关于心性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具体到晚唐五代古文的研究,台湾吕武志的《唐末五代散文研究》是目前不多见的专题研究晚唐五代古文的著述之一.该书对晚唐五代的古文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这是此前很少有人给予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该书总体上是以文学史的描述方法为主,通过考察晚唐五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学术思潮和时展演变的因素,具体列举了晚唐五代古文创作的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思想主潮和文章艺术特色,其结论是“实践元白讽喻精神”、“矫正散文道学气息”、“延续韩柳古文传统”、“扭转散文怪异风格”、“精研散文写作技巧”、“拓展散文写作视野”和“开启北宋古文契机”等[7],大体勾勒出处于中唐向北宋过渡阶段的晚唐五代古文的面貌.
除此之外,台湾仍有不少学者对唐宋古文运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如在中唐古文先驱的个案研究方面,出现了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萧淑贞《李遐叔及其作品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89年硕士论文）和杨承祖先生《元结研究》（台北编译馆2002年版）等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从文集版本流传、作家生平、作品艺术特色等角度展开研究,代表了当前台湾学界对中唐古文家个案研究的高度.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对唐代古文研究推动最值得关注的,是罗联添的《韩愈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增订再版）.该书已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著述,不仅解决了韩愈生平中的一些含混之处,而且提出了一些值得后人继续探索的新问题,如韩愈之后古文发展的两条线索韩门与非韩门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韩愈古文精神的继承问题.
二、日本与美国有关唐宋古新的研究成就
海外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最具成就的地域当推日本,有关唐宋文学和文化的部分汗牛充栋,其中就包括古文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因此,谈及域外研究唐宋古文的既有成绩,则须先从日本的汉学研究开始.
二十世纪中后期,较早对唐宋古文进行深入研究的日本汉学家是清水茂,他的《唐代古文运动与骈文》、《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和《杜牧与传奇》等论文[8],都是日本有关唐宋古文研究的重要文章.他指出中唐古文运动中的古文、骈文看似对立,实则在创作中也隐含着互相吸取彼此创作经验的方面,韩愈的古文中就有许多骈偶因素,这些特点都使得中唐的古文更趋成熟.《杜牧与传奇》则是立足于古文与传奇的互渗影响,深入探讨了杜牧所作的墓志铭等文章中在运用古文笔法中借用传奇的创作特色,这对突出文章中的人物形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唐文学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点,其学术渊源主要来自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观念,京都学派的学者大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唐文化的过渡特征上.其中京都大学川合康三的《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9],便是代表近年来中唐文学研究水平的力作.该书《奇——背离规范的中唐文学语言》一节,重点分析了“奇”的概念在韩愈和皇甫湜的创作中的意义；虽然全书是以诗歌为重心,但对韩愈和皇甫湜古文的分析也有很大的启发.
随着近年来中日学术文化翻译工作的开展,日本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也不断被引入国内.其中有关唐宋古文研究方面的重要著述,有鹿儿岛大学高津孝的《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东英寿的《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和同志社大学副岛一郎的《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和背景》.这些文章大多发表于1989年至2005年间,反映了这段时期日本中青年学者研究唐宋古文的成绩.关于唐宋古文研究的文章,高津孝有《宋初行卷考》、《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和《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10]这些文章在从科举视角关注文学的大思路之下,着重探讨了进士科举之前行卷行为对北宋士人的入仕和文章创作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并结合唐宋科举制度不断演进的过程,来观照受到科举制度制约的文人是如何适应时代文化的变化而进行创作.其中,《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一文展示了北宋初年与古文发展进程相关的几个文学流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辨析文体内部的彼此关系,说明当时的文学革新思潮受到士人科举的深刻影响；其对“西昆体”与北宋科举的关系的分析,发前人所未发.《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把唐宋八大家说法的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这四个阶段分别与宋代学术界的思潮密切相关；这其实运用了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探索文学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因,可谓是比较成功地沟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
副岛一郎《气与士风》和东英寿《复古与创新》二书,是专门研究唐宋古文发展的力作.《气与士风》中的《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及其背景》,延续并发挥了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的论点,并结合时代背景指出了从“礼乐”到“仁义”的儒学思想的转折给中唐士人的人格塑造和淑世精神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中唐古文创作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副岛一郎继续考察唐宋古文中的创作主体在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士人风骨及其与当时古文写作风格的关系,如《唐宋古文中的“气”论与“雄健”之风》和《宋初的古文和士风——以张咏为中心》.[11]东英寿则具体以欧阳修的古文为中心,围绕北宋科举的各种文化因素,将古文创作、时代的文学风气和文学研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深入考察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复杂关系,其中的《从行卷看北宋初期的古文复兴——以王禹偁为线索》《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与行卷——从科举的考前活动看古文复兴的开展》《欧阳修的行卷——着眼于客居的考前活动中与胥偃的关系》等章[12],与高津孝的相关研究彼此照应,且更为深入.而对于欧阳修这个作为北宋古文运动成功的关键人物,该书也用了相当的笔墨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相比之下,美国研究唐宋古文成果的深度和广度虽不及日本,但在理论视角的创新方面较有新意.美国汉学界较早进入唐宋古文研究的,是美籍华裔著名学者陈幼石.他的《韩柳欧苏古文论》是古文研究在美国的早期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梳理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四位唐宋古文大家的文学理论和创作特点,借此形成了对唐宋古文发展线索的整体性认识,即由韩、柳古文对骈文的“破”到欧阳修、苏轼古文风格的“立”,使得作家在表达对社会、历史题材的看法时,在灵活运用各种体裁并赋之以诗的情调时,能够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道”的意义随着创作的深入,由韩愈所提倡的古典主义的“典范”转变为欧阳修、苏轼古文中致力于寻找“常人”生活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因素.而较早对唐宋古文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是海陶伟（JamesRobertHightower）,他的《作为幽默家的韩愈》（《哈佛亚洲研究》第44卷第一期）一文,着重分析了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表彰韩愈写作《毛颖传》的功绩,表达了对柳宗元这一看法的肯定之意.
此后,印第安那大学柳无忌《中国文学新论》中,设“新古文运动”一章,专门讨论韩、柳所推动的中唐古文的创作情形,其中涉及古文运动的性质、特点和概况.该书指出：
在形式和内容上这一汗牛充栋的散文整体基本上是儒家性质的,其文体则是主要源于先秦诸子的作品和汉代的史书.新古文运动本身把儒家学说抬高到佛教和道教之上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一散文运动鼓吹复古,不仅指的是儒家经典的内容,而且是指写作这些作品的古典文体.骈文是一种对偶文章,作为对这种唐以前时期矫揉造作的文章的反应,在唐代出现的新散文称为古文,指作为启发它的源泉的古代经典著作而言.它的目的在于抛弃华而不实的词藻,采用朴素有力的散文作为表达思想感情以及从事严肃地论辩的工具.这种对古代文体的复归是跟六朝的浮华文体的影响是相对抗的,强调古代的形式,也排除在正规文章中采用方言.[14]
同时,该书还在论述中穿插分析了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苏轼的古文名篇.
近年来的美国汉学界,威斯康星大学的倪豪士（W.H.NIENHAUSER）教授在唐宋古文研究方面用力较多.他主编的《TheIndianaCompanionto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一书中,根据《新唐书·文艺传》的概述,指出当时存在着三种创作演变倾向和阶段：一是以王勃、杨炯等“初唐四杰”为代表的骈文日趋繁复华丽的态势；二是以张说和苏颋为代表的“燕、许大手笔”的文章中所显露的骈俪化语法因素的减弱与崇尚汉代文风的思想；三是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在具体论述唐代古文的概况时,倪豪士教授首先指出唐代古文的文体特征是单行散体语法结构的自由体文章,而且这类文章与当时的骈文彼此对立,同时看到了此次古文运动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是与科举考试和日渐崛起的低层士人的入仕问题纠缠在一起.其次,韩愈和柳宗元的创作功绩也是倪豪士教授论述的重点.在他看来,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其实是确立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与司马迁、欧阳修并称的三大散文家.再次,对中唐古文与传奇小说的关系问题,倪豪士教授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与其争论传奇小说与中唐古文之间的影响问题,不如把这两种文化现象都看作当时一些以历史学家刘知几为代表的反传统的文化思潮所导致的结果.进入晚唐,倪豪士教授将论述的重点放在韩门弟子和重要的小品文作家那里,他指出在晚唐继承韩、柳古文的作家主要是樊宗师、李翱、皇甫湜、孙樵和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人,其中韩愈之后的古文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向的分化,即皇甫湜和孙樵为代表的重“奇”风格与李翱代表的重“道”倾向.[15]虽然晚唐有上述那些创作不凡的古文作家,但就总体趋势而言,倪豪士教授的观点是晚唐古文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倪豪士教授在由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H.Mair）教授担任主编的《TheColumbi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16]中也承担了关于“prose”的写作部分,其中关于唐宋古文的认识大体与前书一致,属于文学史介绍的内容.此外,在其《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中,倪豪士还有一些涉及到唐代古文运动发展问题的专论,如《〈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传奇及古文运动的关系》、《略论碑志文、史传文和杂史传记：以欧阳詹的传记为例》和《柳宗元的〈逐毕节文〉与西方类似物的比较研究》.[17]在《〈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传奇及古文运动的关系》中,倪豪士通过材料的对比发现了柳宗元的山水记文与中唐传奇的笔法颇为类似,文章最后虽没有提出明确的结论,但为后来者提供了继续探索古文与传奇在中唐文学中的关系的有益思路.而《柳宗元的〈逐毕节文〉与西方类似物的比较研究》则是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跨文化研究的成果,这也是西方汉学家理论优势的体现.
另外,对美国古文研究有深刻影响的是包弼德.其《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是美国汉学界中以文学的材料研究思想史的典范之作,其中《755年之后的文化危机》《文治政策与文学文化：宋代思想的开端》两章主要论述了唐宋古文的思想史意义.[18]包弼德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唐代文化届弥漫着重新确立价值观的问题,而获得价值观的来源最后就落实到圣人之道的方面,这一问题又是通过两个途径来解决,即改革士人选拔的方式和充实士人的道德观念,变革取士方式就是要注重真才实学而反对雕章琢句的辞采,充实士人的道德则必须恢复孔孟之道的内圣外王,这也导致了此时文章风格的急剧变化,因此古文运动的思想史意义推动了当时的文体变革,这也是中唐古文运动的核心所在.包弼德先生的这一观念在美国汉学界影响很大,并被后来的邓百安（AnthonyDeblasi）所继承,他的《ReformintheBalance——TheDefenseofLiteraryCultureinMid-TangChina》是近年来美国研究中唐文学的力作之一.其中提出,中唐出现的思想主流就是寻文教化的观念和方法,而这一转变发展出两个阵营：以古文写作为主的改革派和维持现状的传统派.他们坚持着不同的文化理念,尤其是以古文写作为主的改革派强烈希望能够把文化革新作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关键.[19]由此可见,邓百安的主要观点都是承自包弼德的著述,只是他把全书论述的中心放在白居易和刘禹锡的作品上,因为他们对政治评论的意见更直接和集中.
三、回顾与展望
纵览台湾和日本、美国有关唐宋古文运动研究的状态,可以明显看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本领域的钻研,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以各具面目的成果显示着鲜明的学术特色.台湾学者大多接续古典传统,在学养积淀、研究路数和选题视角方面,能够顺承古文研究的传统路径,把相关问题置于我国文化传统的宏观背景中予以深入考察,纵横捭阖,上钩下联,辅之以当代古典学术研究中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经验,如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和接受美学等理论领域所取得的有益成果,因而台湾学界近四十年的古文研究既平正通达,又有理论深度,某些方面对古文研究的整体性推进助益良多,甚至影响和启发了大陆学界在新时期以来的古文研究,如古文作家对扬雄的接受过程的分析,以及古文创作与唐宋思想史的关系等论题.至于日本和美国的唐宋古文研究,基本代表了海外本领域研究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而且大致反映出两国学者的学术趋向,日本学者持论严整,不妄下断语,立足于史料分析和理论阐释的适度原则,研究视野较为宽广,研究所得扎实可信.而美国的学者一方面承担着向汉语以外的学界介绍中国古典学术的重任,在此情形下,那些以英语写就的中国文学史多以知识整理为主,具体到古文研究而言,即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梳理唐宋古文发展的整体概况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以新颖的理论方法研究唐宋古文的具体问题成为美国学者本领域研究的另一面向,尤其是那些站在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所作出的实绩,对当前唐宋古文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有着宝贵的理论示范意义.
结合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唐宋古文研究在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致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从资料辑佚和文献整理的角度进行专门化的古文评论内容的清理,尤其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欧阳修等古文大家的相关评论,散见于历代文话和文评中.这方面可以时代或专题等为分类标准开展资料汇编的工作,既可以奠定扎实的资料基础,同时也对推动此后相关研究可以产生深远影响.二是立足于古文作品文本,结合政治、哲学、文学、思想史等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进行非常深入的专题研究.例如与古文相关的文体论研究,牵涉政治史、制度史和文化史等众多领域的关键问题,深入挖掘文学现象背后隐涵的宏观历史问题.这使一些原本迂阔难立的问题可以落在较为实际的文化层面上,例如宋代科举、策论文和经学嬗变等诸多问题都可以进行通盘联系,既扩展了古文研究的文化视野,又能从历史的纵深*当时颇为复杂的现象.三是借鉴中外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新方法论成果,对唐宋古文进行艺术形式、语言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开拓研究.相对于我国传统的以义理、考据、辞章为核心的文章评论路数,国外文学研究多采用文学本位的立场,从文学内部研究入手,着重于形式、艺术和语言等细部问题的解读,他们依托的是类似形式主义文论、原型批评、叙事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将中国古典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上述理论,有时也能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观点.
近五十年来唐宋古文研究愈益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展望未来,这更预示着古文研究正在成为继古典诗歌和诗学领域之后又一正在崛起的古典学术研究新热点.尤其是随着《历代文话》和《历代文话续编》等文话古籍的全面整理,古文研究也能像诗学研究那样,重新回归经典文章学的传统,在深入梳理文章学的理论概念、历史发展和范例解读基础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且阐释有力的文章学理论话语体系,这已成为古文研究乃至中国古典文章学研究的当务之急.这些研究新趋向的日益显现不仅昭示着古文研究已进入到一个“破旧立新”的阶段,即破除延续多年的旧有理论框架,建立属于中国文章学特有的研究体系,更意味着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在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下走向“古/今”与“中/西”的全面融合,在理论方法、研究范畴和学术视野等方面有着更为广阔的探讨空间和分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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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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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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