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左传》记言对记事艺术的影响，本文是有关左传在职开题报告范文跟《左传》和记事和艺术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左传》文学性的关注大都局限于其思想内涵、记事艺术上,而对占有较大篇幅的记言则视而不见,或仅做简单的语词分析.其实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几为定论,但《左传》之记言与记事之间存在着各种密切的联系,尤其是记言对其记事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记言；记事；《左传》；关系
作者简介：张悦（1992-）,男,江苏海门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68-02
《左传》以记事为主,这应当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共识,若无《左传》之记事,面对简陋的《春秋》,则势必会造成“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1]的局面.《汉书?艺文志》亦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2]汉代之公羊和谷梁两派抨击左氏时更说：“不过叙事,于经义毫无发明.”[3]诚然,《左传》之主要目的在于记事,其文学成就亦多体现在记事艺术上,但如果忽略了记言在《左传》记事艺术的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则势必无法对其成就做一客观的认知.就其对于记事艺术实施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叙事视角的影响；二是对叙事时序的影响.
一、对叙事视角的影响
每一部叙事作品都有其特有的叙事视角.就《左传》而言,大部分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视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知型叙述方式.以这种视角叙述故事,通常能使叙述者超脱于作品之外,能够在宏观的把握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的同时,又窥见常常被人忽视的细节之处,对于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更是娓娓道来,毫无违和之感.比如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作者以这样全方位的视角窥视了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对与事件相关的几个国家如曹国、卫国、宋国也一一做了宏观的介绍,在叙述事件时,又因为这种视角的灵活性而不断转换叙述主体,时而展示楚子不欲战争而子玉请战的君臣矛盾；时而展示晋国君臣“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4]的战前谋划；时而又聚焦于“子玉怒,从晋师”的不理智和晋国“退三舍避之”的报恩之举；时而又展示了子玉“今日必无晋矣”的傲慢轻狂和晋文公“少长有礼,其可用也”的深沉老到.整个城濮之战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种种细节就在这种自由的视角切换中全方位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左传》采取的这种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视角,即所谓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无疑是成功的,这种叙述方式带给了这部作品极大的自由性,带给了作者剪裁和匠心独造的自由.不过,由于《左传》为《春秋》传的特性,以及身为史书的特殊身份,作者在自由剪裁,匠心独运时并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而是受到了其耳闻目睹以及史料记载的限制,所以在采取这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事件时,便不得不倚仗于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不然便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管得太宽、知得太多的感觉,而漏出虚饰的痕迹.所以,《左传》在进行事件叙述时,在篇章中所展示的便几乎都是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也就是传统所说的记言.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隐前的对答,是不可能真实记录的,钱钟书先生曾直接提出：“上古既无缘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驹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警欺软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5]试想,在作者将这些事件归于人物之口以说出时,仍然被后世怀疑其真伪,若作者自己直接叙述而出,则不免难以圆这个“谎”,难以弥缝虚饰的痕迹.
所以,《左传》的作者选择的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旁观者叙事视角,这种视角极为灵活,能够说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能将事件的主线和支线有效的结合；甚至能讲述清楚一些游离于主干之外,但却不是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但是这种叙事角度的选择不是没有条件的,为了采用这种视角,达到全知全能的效果,作为凡人的作者便只有通过记言（或者是拟言、代言）的方式来弥缝虚构、妄诞的故事情节,以此来让读者餍心息喙.钱钟书先生在论及《左传》“记言”时曾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6]笔者认为,这种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造语方式,若以历史学的角度言之,则必然要为人所诟病,但从文学的角度言之,正是作者采用了记言的方式,才使得这种全知全能叙事角度的选择成为可能.记言对于记事这一艺术成就可谓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对叙事时序的影响
童庆炳先生在论及《左传》的叙事时序问题时曾说：“首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7]对于童先生的这一判断,总体上我们应该持支持态度,顺序确实是《左传》最为主要的叙事时序.但诚如童庆炳先生所说：“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可见,虽然顺序是《左传》叙事时序最为主要的成分,但倒叙、插叙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而且,当我们论及《左传》的叙事艺术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其变化多端的叙事时序.正是这种顺序、倒叙、插叙、预序的合理搭配,综合运用,才使得整部《左传》叙事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充满了文学性.
《左传》这种多变的叙事视角,是其记事艺术的集中体现,更是其文学艺术成就这个王冠上的一颗珍珠.刘知几曾盛赞《左传》的叙事艺术曰：“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8]这种艺术成就的取得,其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顺叙、倒叙、插叙、预序等各种叙事视角的交叉运用,是《左传》取得如此叙事艺术成就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如上所言,多样的叙事时序对于《左传》之记事极为重要,但这种多样化的选择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其实施也有赖于记言这种独特的方式.如宣公十五年的“结草报恩”故事,在论述其原因时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尓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9]在这段带有回忆性质的叙述中,记言占了较大的篇幅,其获杜回的前因后果也在梦里言语中得到了清晰的答案.若无此等之记言,则势难将此前后因果交代清楚,那么倒叙这一叙事时序则也难以付诸实践.纵观《左传》全书,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倒叙和插叙都必然与记言相关联,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记言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若无记言,则《左传》之倒叙和插叙势必要逊色不少.
如果说,记言对于倒叙、插叙两种叙事视角的影响还不够典型,还能找出不少特例的话,那么其对于预序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何为预序？预序即“叙述者提前叙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10]相较于倒叙和插叙,《左传》更为喜欢运用预序的手法,尤其是在战争篇章的叙事中,其总爱在战争结局尚未出现之前,便已预告了结局,这是《左传》的惯用手法.读《左传》,我们不难发现,其预序方式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人为预言,即借某些人物之口,预言战争的结局；一是天象占卜预兆,借天象和妖异灾变以及占卜来预兆战事的发展和结果；一是通过梦境来预示情节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11]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无法脱离记言,若没有记言的支撑,则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实施.如成公十六年的鄢陵之战,其预序主要是通过孟献子：“晋有胜矣.”[12]申叔时：“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读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13]姚句耳：“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懼不可用也.”[14]等言语对答进行.无此言语,则无此预序,无此预序,则《左传》之叙事艺术不张.则《左传》之记事艺术鲜而少矣,又哪里谈得上是什么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和开端呢！
总之,记言对于丰富《左传》的叙事时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记言,《左传》可以灵活的在倒叙、插叙、预叙甚至补叙之间来回切换,自由搭配组合,从而使《左传》之记事时而悬念突生、时而结果明朗、时而又掺杂他事,看似凌乱却又结构完整、看似无关紧要却又前后照应、看似邪乎却又事事在理.若脱离了记言这一重要成分,则《左传》之叙事时序必然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必然只能进行简单的顺序（或不那么出彩的倒叙、插叙）,那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邲之战等卓越的战争叙事篇章,又怎能自由灵活地将叙事重心或多放于战争前的准备,或多放于战争中的双方表现,或多放于战后各方的“工作”上,而形成皆写战争却各有不同的艺术特色,展现出《左传》高超的记事本领呢！
注释：
[1]桓谭：《新论?正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页.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15页.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存目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7-458页.
[5]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165页.
[6]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7]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46页.
[8]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64页.
[10]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1]韩红芹：《〈左传〉战争篇章的叙事艺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4月,第15页.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80页.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81页.
[14]同上书,第881-882页.
参考文献：
[1]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存目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46.
[10]韩红芹.〈左传〉战争篇章的叙事艺术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
归纳上述，上述文章是一篇适合《左传》和记事和艺术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左传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左传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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