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礼仪制度的重建，该文是关于礼仪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春秋时期和《左传》和礼仪有关论文范文检索.
内容摘 要：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几乎是和礼仪重建同时进行的.所谓的礼坏乐崩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认识,对原有秩序的重新整合.春秋早期是越来越大胆地挑战既有的秩序,礼仪制度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中期,礼仪制度再次得到重用,甚至被愚蠢地使用；后期,礼仪制度得到重新解读和诠释,并增加了新的内涵.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及新兴士阶层的迅速崛起,是春秋时期礼仪制度由破坏走向重建的主要推动力.
关键词：礼坏乐崩 礼仪重建 士阶层
春秋时期是个礼坏乐崩的时期,也是个礼仪重建的时期.一直以来,我们更多地关注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而忽略了春秋时期礼乐的重建.实际上,这一时期,一方面,天子失官,诸侯各行其是,原有的秩序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学在四夷,新的士阶层崛起,他们试图通过完善自己的学说,来维护原有的传统,重建遭到破坏的秩序.最终,遭到破坏的礼仪得到重建,但却无法得到统治者的重用.
一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周天子政治上失势,思想上也失去了话语权,礼乐制度越想维护,越被损毁.原有的思想话语的承担者分散到各个诸侯国,一部分人力图维护原有的传统,对诸侯国统治者构成了掣肘；一部分人企图维护自己原有的话语承担者的地位,为诸侯国统治者的种种行为在故纸堆里找寻依据,成为了统治者的附庸；还有一部分人试图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学说,实现自己的理想,重建礼乐制度,重构社会秩序.《左传》记载的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627年的近一百年间,诸侯身边就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化人或知识人,包括祭仲、臧僖伯、众仲、季梁、臧哀伯、申繻、史嚣、御孙、曹刿、狐突、卜偃、宫之奇、卜徒父、史苏、臧文仲等等.
《左传》记载,公元前718年春,鲁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恢复传统礼乐制度的机会,马上劝阻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估计鲁隐公很难有耐心听完这一大段论述,于是,很不耐烦地说,我只是到边境去视察一下.鲁隐公依然前往棠邑,让捕鱼者摆出捕鱼场面来观看.臧僖伯推说有病不去.因为“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不合于礼制.
这是春秋初期,鲁隐公不愿意受礼制约束,我行我素之余还有所顾忌.年底臧僖伯去世,他说：“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自觉愧对死者,于是厚葬臧僖伯.
后来,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他问众仲执羽舞的人数,众仲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他虽然心有不甘,还是没有僭越,使用了六羽乐舞.
公元前710年,鲁桓公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安放在太庙里,臧哀伯认为不合礼制,极力劝阻,桓公根本不听.
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在太庙的椽子上雕花、把柱子漆成红色、哀姜用玉帛作为交换礼物,这些违背礼制的行为都受到御孙批评.
到了公元前629年,鲁僖公竟然不举行郊祭,也不杀牛献祭.作为周公后裔,这就不是一般地违反礼制了.
公元前612年发生日食,鲁国竟然“鼓、用牲于社”,这是天子才能举行的祭祀禳灾礼仪,鲁文公这样做,等于根本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从以上罗列出的这几件事情来看,春秋初期一百多年,周天子作为共主虽然存在,但是礼坏乐崩的速度是惊人的.从最初的半遮半掩,到安放大鼎、椽子雕花、不行郊祭,到后来直接用天子的礼制举行禳灾礼仪.这中间,只有原来掌握礼仪规范的知识人或文化人进行劝阻,却不能排除也有新兴的知识人或文化人为诸侯国君提供可以违背礼制的依据.
这一段时期,诸侯之间相互征伐,战争频繁,小国逐渐被吞并,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局部地区实现了相对的统一.经过多年征战幸存下来的诸侯国,哪里还会把躲在狭小空间里的周天子放着眼里.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来显示自己的权威,那么,挑战周王室的权威,违背周王室的礼仪制度,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就被提上了日程.到了后来,解释代替了批评,对“非礼”的批评已经淹没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了.
二
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礼乐.
礼坏乐崩不仅使知识人和文化人捶足顿胸,也使统治者倍感惋惜.因为他们既要挑战既有的秩序,又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维护自己的统治,就需要一套理论、知识、礼仪来证明统治的合理性.这样,原有被破坏的礼乐制度又被翻了过来,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襄公让国,堪称尊崇礼仪的典范,为后人称颂.但是,宋襄公伐郑时“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就成了后世的笑柄,宋襄公也因此搭上性命.
太子仆杀纪公,献宝玉给鲁宣公.大史克从《周礼》、《誓命》,讲到《九刑》,从高阳氏、高辛氏,讲到尧、舜、禹,就是借原有的礼仪制度,来说明除恶扬善的道理.
公元前625年,鲁文公祭祀先祖时,把僖公放在闵公之前.但是闵公作为鲁国国君在僖公之前,僖公与闵公是同辈兄弟,年长于闵公.“君子以为失礼”.因为“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
公元前527年,周景王骂籍谈“数典而忘其祖”,籍谈把情况告诉叔向.叔向说：“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
显然,礼乐失去了不证自明的真理,被当做工具使用了.
被当做工具使用本身就是礼乐工具价值的体现,也无可厚非.关键是,礼乐的使用怎样才能更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原有的礼乐还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吗？原有的礼乐可以改变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们又当如何改变原有的礼乐？又由谁来提供新的礼乐价值依据的解释呢？
新的士阶层的出现,几乎解决了以上所有的问题.
余英时说：“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名称是‘士’”.顾颉刚认为,“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御平民之权利”.春秋时期,士多是本属王官的知识人流入诸侯之采邑,或一些本是贵族的文化人家族衰退降为士.这些掌握知识话语权的人随着地位的下降,话语权不断萎缩,不得不依附于诸侯国的统治者.统治者大部分时间对这些文化人不屑一顾,对他们的好为人师不加理睬,但有时候也需要他们来为自己装点一下门面.这些文化人由高高在上的话语掌握者,变成一个个分散的政治权力的附庸,本身心里就有很大的落差；分散的政治权力拥有者对他们爱理不理的冷漠态度,让他们从依附走向对抗,从而成为有独立思想的思想者.有独立思想的思想者也需要为自己的知识或者学说找到卖点,于是,原有的思想被重新认识,原有的学说被重新思考,原有的理论被重新证明.他们进一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并提出一套一套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他们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对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新认识、新解释和全新的证明,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他们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清除了神道主义,注入了人文精神,并因此再次受到政治权力拥有者的青睐.
公元前516年,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派人祭祀禳灾.晏子说：“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祭祀没有用,只能招来欺骗.而且,彗星是用来清除污秽的,你如果有德行、无污秽,根本不需要祭祀；如果没有德行,或者行为不检点,那你祭祀也禳不了灾.齐景公听了,“公说,乃止”,竟然很高兴,就停止了祭祀.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彗星出现,原来掌握话语权的巫祝甚至不需要解释,统治者就如临大敌,一面反思自己过失,一面举行各种活动禳灾祭祀.现在,晏子这一套祭祀无用论竟然被齐景公欣然接受,看来统治者和作为新的知识人的士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晏子对彗星出现的解释清除了神秘主义和神道主义,天道观发生根本变化,更加理性,更加科学.齐景公也不是一位守旧的国君,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比较快,这和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
还有一次,齐景公得了疟疾,一年都没有痊愈,有人认为是祝史祭祀不力,得罪了鬼神,要杀祝史以谢鬼神.齐景公就问晏子怎么办,晏子就给他举了晋国范会的例子,说他“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自己问心无愧,祭祀不祭祀都没有关系.所以晏子说,“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有德行的国君,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上下没有怨言,举止得当,对谁都没有愧心,祝、史说什么也不用放在心上.以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现在祭祀不祭祀无所谓了,祭祀在生活中某些地方逐渐被淡化,不是不注重仪式的作用,而是对新现象做出了重新的解读,“德”的观念逐渐显现,对天地、对鬼神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鬼神也是依从有德行的人.
那么,德行是礼的一部分吗？或者,有德行就不需要礼仪了吗？德行为原有的礼乐注入新的内容,对礼仪制度做出了新的解释,并没有改变礼乐的重要性.
公元前537年,鲁昭公去晋国,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务,从没有任何失礼的地方.晋国国君对鲁昭公处处遵守礼仪规范大加赞赏.女叔齐却说：“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认为鲁昭公的所作所为是仪式,不是礼.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是政治家的理性.
礼仪被重新定义并被重新使用,经过浴火得到重建.所以,“礼坏乐崩”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认识,对原有秩序的重新整合.“坏”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礼”,“崩”的是不合时宜的“乐”；“坏”的是神道,“崩”的是巫祝.重建的是新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礼仪制度,是具有德行内容的礼仪规范,是具有理性价值的礼仪认知.
三
春秋时期礼仪制度的重建是孔子完成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他很爱学习,也善于学习.他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看到了春秋时期秩序的混乱,他也像其他的士一样希望重建一套学说,用新的礼仪制度调节社会秩序.他研究了以前的礼仪制度,吸纳了合理的、能被当时人们所接受的礼仪规则,增加了新的价值理论,重建了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
他不谦虚地说,自己不仅精通周礼,同样精通夏礼和殷礼.因此,他接受了三代以来礼仪的等级、次第、上下、差序,但比以前更加注重礼的象征意义,因为,正是这种象征使社会秩序重新得到规范.季氏以“八佾舞于庭”,他非常生气,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强调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记载非常详细,甚至有许多表演性质的规定.比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枧,愉愉如也.”
不仅是仪式上的象征意义,他还为礼增加了心理情感的内容,也就是“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什么呢？因为“仁者爱人”.所以,他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成了博文知礼的专家,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也成为许多人请教学习的对象.公元前484年,“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公元前535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礼”,“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
但是,孔子的学说并没有得到多少统治者的响应.他周游列国14年,大部分诸侯国君对他都热情相待、礼遇有加,但是却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愿意践行他的理论和学说.孔子的政治理想与追求霸道的时势相去甚远,但是,他重建的礼仪制度逐渐被人们接纳.
细读《左传》,我们看到了前100年各派政治势力对原有礼仪制度发起的挑战,看到春秋中期礼仪制度的混乱和重建,也可以看到春秋末年统治势力和知识人对礼仪制度的重新解释,并逐渐得到认可.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礼坏乐崩”,崩坏的是旧制度、旧思想、旧理论,崩坏的多是陈规,是陋习.究其崩坏与重建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新势力对旧势力挑战,需要打破既有的制度和约束.春秋时期,周天子蜗居在洛邑一隅之地,失去话语权,大权旁落.各诸侯国连年争霸,势力越来越大,地盘越来越大,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多,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建立新的权威,不可避免的要挑战旧权威.
第二,士阶层的出现,形成了独立的思想者.他们从依附统治者到创立独立的学说,从庙堂走向市场,人格趋于独立,思想也趋于独立,他们对礼仪制度的重新解释适应了新形势、新要求.
第三,春秋初期,战争频繁,统治者包括依附于他们的知识人或者文化人为了战争的需要,为了统治的需要,更多是对旧制度的挑战和破坏.春秋中期,特别是第二次弭兵之会以后,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统治者需要休养生息,也需要通过其他方式维护既有的统治,于是,礼仪制度再次被重视,甚至被滥用.春秋中后期,牛耕普及,铁农具开始应用于生产,井田制土崩瓦解,私田大量开发,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深刻变革,统治者一方面需要通过战争开疆拓土、争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急切需要重建社会秩序.因此,礼仪的大旗被重新竖起.但是,在激烈的争霸战争中,礼仪制度被有选择地使用,只可以用来维护统治,稳定秩序,不能用来约束统治者的行为.也因此,孔子被尊重却不被重用.
[基金项目：201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传统“士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主持人：高伟洁 立项编号：2013CLS002）]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旅游学院）
本文结论,该文是一篇关于春秋时期和《左传》和礼仪方面的礼仪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礼仪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哥德巴赫猜想》和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黄平一哥德巴赫猜想的“前史”陈景润第一次被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型,早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的发表 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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