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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1818—1891）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改革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派驻外国的使臣.他生活在清代道咸同光之际,当时的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闭关自守变为被动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嵩焘注意到时代的变化,努力了解西方,倡导学习西方的科学和制度,反对因循守旧.他的外交、洋务思想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丰富.至于郭嵩焘的哲学思想,相对而言成果较少.本文通过对郭嵩焘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使人们对郭嵩焘哲学思想的形成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对于郭嵩焘外交、洋务思想的认识.
郭嵩焘发挥中国思想史上“和而不同”观点,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代、近代哲学都能够较为客观的看待,这成为其哲学思想的来源.一方面,他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所继承,主要表现在对于周敦颐、王夫之等哲学家的推崇；另一方面,他出使西方,对于西方的哲学体系有所介绍,在他的日记中不仅介绍了古希腊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观点,而且也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哲学发展状况.不仅如此,他还尝试将中西哲学进行对比,从而把握两者的共通之处.郭嵩焘对于哲学理论的探索,为其自身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中国传统哲学
郭嵩焘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家、道家、墨家的相关内容都有研究,其评论虽然站在儒家“仁学”的基本立场上,但并不固守学派门户之见,体现出思想史上的“会通”之义.
（一）以儒家哲学思想为基础
对于“程朱”的某些观点,郭嵩焘认为其虽有“未能尽善处”,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他在为好友王实丞的《大学中庸》又称《四书疑言》所作的序中称：
王君实丞为《四书疑言》十卷,专求之义理,以所疑于朱子之说,积数十年之精力,穷思博览,章求其旨,句探其义,以蕲合于圣贤之言.假令生朱子之世,质疑请益,其未有合者,朱子必更发明之,以畅其义；其有合者,亦必欣然受而纳之.此理之在人心,析之而愈精,研之而愈出.故凡事造始之难,循其途径、依其义类而扩充之,所得或加于前,虽朱子亦以是望之后之人.必挟是以求胜,非僭则妄.而遂谓一切守儒先之说,不待反求诸心,是亦惑也.①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郭嵩焘对于朱熹是较为推崇的,对于朱熹的学问经过深入的研究,曾经“于朱子之书,沉潜有年”①,他反对因为自己的一己之见而片面认识朱子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非僭则妄”的态度.但是,他也肯定了王实丞的这种对于朱子若干观点所持的怀疑态度,同时反对“一切守儒先之说”的盲从的做法.在他的《礼记质疑》等著作中就体现出对于朱熹的章句的质疑,这是在学术上不墨守成规、不恪守门户之见的“会通”思想的体现,正因为这样,郭嵩焘的哲学思想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认识基础上,郭嵩焘极力推崇周敦颐和王夫之两位思想家.周敦颐（1017—1073年）是北宋思想家,学者称为“濂溪先生”.他的学说是佛、道二教的某些理论与传统儒学的结合,他描述了一个以太极为主的本体理论,并由天及人,提出了人性论、道德论、修养论及社会政治思想等理学的基本问题,奠定了理学体系的框架结构.他提出无极、太极、主静、幾、中、和、公、明、顺化等,为后来理学家反复使用,其学说奠定了理学体系的基础.郭嵩焘哲学思想中所提出的“幾”的概念也是借鉴的周敦颐的观点.王夫之（1619—1692 年）,湖南衡阳人,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在经历了动荡、艰苦之后从事著述,擅长作哲学方面的思考,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总结性人物.他的著作《张子正蒙注》蕴含的思想丰富,包括理气合一的气本论、辩证的发展观、“日生日成”的人性论、认识论思想等.他对于气产生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的分析极具特色.
而郭嵩焘的哲学思想更多的是来源于船山哲学,不论是船山哲学中的本体论、发展观,还是知行观,都对郭嵩焘有较大影响.
在郭嵩焘的诸多著作或者说活动中,都将周敦颐和王夫之相提并论.郭嵩焘将周敦颐与王夫之作为湖南古代学术上的两大丰碑,指出王夫之是对周敦颐学说的进一步发扬,两个人的学术地位同样重要.在郭嵩焘看来,周敦颐的“浑然”之道,唯有王夫之才能窥视.而其中的“约礼明性,达变持危,阐扬正学,”②这也准确的把握住了王夫之学术的宗旨,也是郭嵩焘对王夫之所做到了“私心之契”.
（二）吸收其他哲学思想
郭嵩焘认为道家之学“多可为治心应事之助”,他指出：“其于圣学未尝无合者,其本原固不同也.”③这里说,虽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儒家的“本原”不同,但是与儒家学说有相通之处.在此基础上,郭嵩焘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务实,求实效”的哲学思想,强调实学、实用和实行.他对老子思想利用的得失作了说明,指出不善用者则如魏晋玄学崇尚虚无,继承《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意,所谓的“清谈误国”,正是指玄学脱离实际的学风.虽然如此,但郭嵩焘并没有因此将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全部否定,从他对于湘军将领刘长佑（字荫渠）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说：“荫渠艰难可念.此深有得于黄老之术,以笃实为体而以坚忍为用,文景以治承平之天下,荫渠以处乱国,无子房之大用,而平阳之清净固庶几焉.荫渠之学为与黄老默契,未易几也.粃糠一切,若何晏、王衍,而谓之黄老,鄙人固弗知之矣.”③由此可见,郭嵩焘认为刘长佑之所以“有得于黄老之术”,是以黄老之术来“治心应事”,而不是像何晏、王衍那样将黄老之术作为清谈的理论依据；至于如何用黄老之术“治心应事”,具体来说,就是要像刘长佑那样,注重务实,即“以笃实为体而以坚实为用”,这也是郭嵩焘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墨家的看法,郭嵩焘主要是读《墨经》经上、经下及经说四篇后,引用《墨经》中“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义者,以天下为芬”④等,来说明“任”、“义”的含义,同时,他还认为墨家的“兼爱”思想的主旨即为“视人犹己”.这也使得郭嵩焘的哲学思想中充满了对于时局的关切以及对于自身使命的高度认同感.
二、西方古代、近代哲学
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出使英、法期间,对于西方古代以及近代哲学均有所接触,并且在日记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因此其哲学思想也吸收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内容.郭嵩焘认为,在哲学上,“言性理之言尤莫多于希腊.”④他记述了古希腊一些著名哲学家及其主要哲学观点.其中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介绍了色诺芬尼、安提西尼、第欧根尼等人.这些记载,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接触古希腊哲学的记录.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除了古希腊哲学,他还接触了英、法近代哲学.如在他的日记中就谈及了孔德的哲学思想.
郭嵩焘在探讨西方哲学时,首先,注意思考西方学术的源流.他认为,希腊学问从亚里士多德以后传播天下.他在探讨西方近代哲学和实证科学之源时,则推始于培根.他认为欧洲各国富强是因为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即所谓的“考核之功”.其次,郭嵩焘力图把握中西哲学的共通之处.在这一点上,他一方面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概念如“性理之学”、“心性”、“理势”、“实学”等来描述西方哲学,另一方面郭嵩焘试图在比较中把握中西哲学的共同思想.他在日记中曾记载过一位英国学者“论孔孟佛老及耶稣异同之旨”,这位学者认为：“推而言之,希腊、罗马各种学问,皆归本于心.”②郭嵩焘颇为认同.最后,郭嵩焘还力图探讨中西文化的历史渊源.他在中西文化交往的初期便提出这一问题,体现出其思想的深刻性.
近代中国时局之下,郭嵩焘不仅继承了传统中国哲学,而且,在立足于传统的基础上对于西方哲学思想有了相当多的吸收.在郭嵩焘的哲学思想中,对于“幾”的论述以及他的理势观、知行观等等,既发挥了传统中国哲学的内涵,也结合了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的因素,同时还针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对于今天寻求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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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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