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道德适应中的信任，本文是道德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跟信任和道德和适应类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摘 要】
随着不确定性场景愈发成为人们始终无法避免的情形,以及道德适应更加不可预测化,信任的价值随之凸显.通过对信任研究进路的理论梳理,我们认为信任可以在理性或道德的路径中找到确定性意义.人类历时的道德生活样态总是充溢着复杂性,而信任与复杂性简化联系在一起,信任通过简化信息机制、学习机制、符号控制等方式简化了道德适应过程.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对象的熟悉度、行为的一致性,主张乐观、真诚、责任等人格因素养成以及相关制度建设来培育道德适应中的信任观.
【关键词】
道德适应；信任；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6-0028-07
作者简介：
李建华,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金华 321004）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长沙 410083）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刘刚,湖南南县人,（长沙 410083）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思想通史”（16ZDA103）
道德适应是人实现道德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其中需要有信任因素的介入.信任问题在道德适应过程中普遍存在,由信任而产生的互惠是人们道德交往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一切时代任何高尚的交往都致力于深入思考道德问题”［德］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9页. .然而,在道德适应的现实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倾向于这样一种不断得以强化的主观偏见,那就是以为只有在熟悉而确定的道德环境中信任才会发生.在社会转型与文化多元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偏见有时不免狭隘,因为确定性在道德适应的过程中必然存在某个临界点,而在当下社会,超出这一临界点的不确定性场景却日渐增多.饶有意味的是,尽管道德适应的行为诉求往往基于确定的他者展开,而道德适应环境的稳定性或确定性却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历史陈迹.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使得道德适应中的或然性难以用决定论的思维加以合理把握,信任的价值在道德适应更加不可预测化中凸显,并因此成为一种社会的稀缺资源.同时,由于道德适应的发生场域不是一个人的“鲁滨逊的世界”,亦不是众人皆为敌的“霍布斯丛林”,而是因信任产生合作的“风险社会”之中,因此对于信任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信任在哲学中的隐蔽如同它在实践中的隐蔽.哲学家要么忽视它的存在,要么假定它已经存在”郭慧云、丛杭青、朱葆伟：《信任论纲》,《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 .对于信任的研究可以把对孤立的道德个体关注转为对道德适应整体方向的还原,并从信任中获得有别于以往的适应方式与存在意义.
一、信任：理性抑或道德
对于信任而言,理性抑或道德,不仅在行动意义上反映了道德适应主体的决策倾向,更是在共同体意义上建构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相对理性主义而言,信任更多的是对结果的预测与利益判断；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信任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非理性的乐观主义价值.简而言之,道德适应中的信任基础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依赖理性的对结果的判断；二是依赖几乎与生俱来的道德”周怡主编：《我们信谁？——关于信任模式与机制的社会科学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 .
在理性主义建构的研究视野中,信任并不蕴含*因子.信任绝不只是来源于过往的经验判断,而是在于,从主体间的交往过程中创建出稳定的系统——这些系统更好地包容并简化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并且使他信任这些系统的功能（卢曼,1967）.信任体现了一种互动关系,通常可以表达为：A信任B会实施某一事项X.信任不能过度依赖于确定性的环境,而应寻求与他者新型的交往模式,这种新型的互动模式将脱离“确定性”的框定,或者说不再受即刻体验、过往经验、路径依赖的束缚.显而易见,这种关系的维持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根本性扭转,陌生人、不确定性不再成为信任关系的唯一度量,人们的交往并不一定要以熟悉的方式呈现.当然,人们交往的结果最终受各自利益的驱动,这时信任成为一种包含预测性的理性策略,人际关系的熟悉程度只不过是信任者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哈丁,1992）.因此,预测为人们的交往活动提供了判断的基础.尽管信任取决于主体意识作用下自我行为在交际过程中的转向,但对威廉姆森等经济学家而言,信任的反思仍是一种理性计算下的理论构成.“若要对象化地把握物并描述物,理论化的关注是必须的”Husserl,Collected Works,Volume 6, Netherlan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7, p108-109. .信任被解释为一个事关利益计算的理论化过程.如果把信任寄托于计算的“经济人”理性基础上,其结果必然是把持续性获得更高的利益视为是否乐观评估对方行为的根据.倘若以此为依据,我们终会发现基于计算的信任往往会受到交易数量的限制.以利益计算为基础的信任一旦遭到破坏,展开社会合作的双方关系就会终止.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主体间行为又总是以此为基础与起点的,以至于人们在此种模式下的社会互动中很难确定持久且唯一的他者,从而不得不运用更多的理性方式（诸如制度）去代替可计算的信任.“市场的合作力量确实过弱,以至于无法确保人们采取可靠的符合道德的行为”［德］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肖君、黄承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契约化方式成为赢得信任的一种可能取向.在公共领域里会出现一些使得人们能够取信于陌生人的规则,尽管信任在吉登斯看来是一种不可靠的对象性期待,“物化”的信任关系在实践交往中更多地展现为“理性的计算”,但信任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一套相同的契约化制度系统得以构建,那么一个“契约式信任”便告形成,而且具备了信任的两个特征：对他者的判定与个人关系之外的世界得到人们有倾向的界定.在这套共同体系的协助下,人们通过契约联结在一起,低交易成本地在陌生的社会、陌生的场合与陌生的人群展开合作.“随着社会结构的革命性转型,工业社会排斥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结构和机制到了开始消解的时候,信任将会重新在‘信念’形态中包含着‘可化约’的内容,成为建构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石.”张康之：《有关信任话题的几点新思考》,《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 契约式信任虽然不能像熟人、亲人那样具有天然的依赖性,但它以契约的方式嵌入到公共生活领域,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又是必须的.
对于非理性主义而言,道德之于信任必然意味着什么.布雷斯韦特认为,“信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主张”.邓恩则认为,“信任作为一种人类情感,往往建立在亲密的熟悉性或巨大的社会距离之上”.依此推论,陌生的客观环境显然容易迫使人们彼此怀疑,而这种怀疑并非与道德情感毫无关系.正是出于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才会出现诸如切斯特菲尔德的主张“自身私事,宜守口如瓶”.这种充溢着道德情感的社会效应使得陌生人身上披上了一件“非道德”的枷锁,使得人们无法透过现实的因素给他者进行“角色定位”.饶有意味的是,尤斯拉纳对于信任的道德基础辩护是基于对理性建构主义的不信任,于是转而以道德的立场寻求信任的价值.在与陌生人的对话中,他指出“信任是一种价值,它不取决于个人经验,也不取决于人们在公民群体中与他人的交往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信任意味着一种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能使它更好.正如尤斯拉纳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的那样,基于信任的乐观主义价值观一旦形成会折射到人们的行动上,他们通常会通过实际行动对前景把控以使得“未来会更好”.这种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不是单纯的“用过去追求未来”,而是意味着人们社会化过程中的道德信任观的习得,“它的基础既是道德的又是集体经验的（尤斯拉纳,2002）”,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任模式是稳定而持久的,在自我与他者的信任博弈中,“我该信任谁”成为一个可以明晰的问题.在人际交往中,向别人展示自己的乐观世界是一种让自己信任感增加的较好方式.当然,道德信任的适用性并不仅限于正常人际交往的道德生活世界之中,而具有更宽泛的普适性,它从深层次上展示了人类此在的先天性*因子.然而,基于道德的价值观又是如何与人们交往中所迫切需要的“信任”产生关联呢？福山提出以价值观共同体作为构建信任的基础,这种基础具有无可置疑的实践性.按照亨廷顿在分析文明冲突时对于共同体意识的理解：“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
以上是我们对信任理论研究进路的理论分疏,就道德适应中的信任建构而言,本研究认为理性与道德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存在.由理性或道德意向划分出来的信任分析框架,将道德适应主体间描述为确定性意义的东西表达出来并被寄予期望的信心.道德适应的自我如果没有这样深刻的体验,如果在主体间交往情境中无法给互动双方带来更为愉悦的感受与效率,同时它无法对这种状况进行针对性解释,无法判断对象,那么信任将无法建立.反之,如果信任找到其中任何一种形式,允许它以理性或道德的路径找到确定性意义,那么它就可能在道德适应中维持下去.
二、信任对道德适应过程的简化
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得到学者们广泛认知的.在面对道德适应复杂性的突然遭遇时,人们往往不知所措,信任则是在人与社会的互动框架中自然形成的.吉登斯就曾指出,“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和风险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价值”［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倘若在道德适应过程中缺乏信任,我们发现互动的道德主体容易处于一种模糊的恐惧状态,人们会为此付诸各类行动以缓解恐惧,去重新理解和界定对他者信任的程度.“人们在文化接触中依据自己的道德认知形成一个理性的道德临界点,以此为界限,或排斥或接受”.刘刚、李建华：《论道德适应》,《中州学刊》2017年第8期. 从这一意义上讲,信任体现更多的是对现实世界的认同问题.同时,信任也不再被视为一成不变的事情.相反,它被看成一种可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一种自我与他者抑或是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因此,道德适应中,信任需要在人们关系建构的可能性框架中找到其特定的意义所在.
人类历时的道德生活样态总是充溢着复杂性,人们之所以存在道德不适应是由于社会的可能性超出了其正常反应的边界.因此,在人们的实际交往中,人们有时会倾向于用怀疑代替信任.这可能基于保守性是人作为生命体的天性.保守倾向的一个基本理由是,一种行为模式的持续沿袭,会降低行为风险与使用成本,于是路径依赖便被镶嵌入行为之中.因为在道德适应中,由于对每个道德主体而言,都有其对世界的首次接触,并且以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去经历事情,他者的出现也许成为自我未来风险的来源.此时,信任他者的机会成本就可能比保持自我稳定的风险要高得多.保守倾向可能会导致另一种结果——将某些确定的他者或清晰的社会路径视为高度信任且无可置疑的,是无需任何其他理由来加以推崇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我们在跟熟人交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信任的关系,在日常的道德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我们会习惯性的与熟人打交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与陌生人,或在陌生社会中,进行类似的人际活动会产生更坏的结果..与熟人的交往显然方便、放心,因循日久,对熟人信任本身被赋予了某种情感价值,如此将情感价值当做终极价值来依赖,就道德适应的行为效果而言,刚开始是可以完全适用的,可是当道德环境变迁,譬如经济全球化、新型城镇化等宏大的社会背景将封闭的社会场景从隔离的传统空间中展现出来,传统的道德个体受现代文明的辐射出现了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置身于存在空间的转换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外界的侵扰而发生改变,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也悄然随之发生转变.这种过于依赖情感价值的保守倾向有时会成为道德适应本身的障碍.虽然我们不主张夸大情感因素的效果去认识信任与思考信任,但是,倘若将人的共生共在也理解为一种情感的延续,那么从情感角度去认知道德适应中的信任也许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当然,我们应注意不要把信任仅仅看成由关于情感的感性意识所促成,而应把它当成抵御机会主义的二阶策略.当我们面临复杂的道德适应局面时,通常会忽略长远目标而谋求短期所得的诱惑,而信任的情感价值化能帮助我们抵御这一诱惑：如果将信任视为值得追求的意义所在,是道德适应中值得珍视的部分,而不只是被煽动起来的非理性冲动,我们就能更好的抵御机会主义.
按照卢曼的假设,“信任与复杂性简化联系在一起,更具体地讲,是因其他人自由进入世界复杂性的简化.信任发挥功能以便理解并减少这种复杂性”［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可以认为,信任能简化道德适应的过程.确切地说,信任是一种道德适应的信息简化机制.我们清楚道德适应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是获得他者的认同,而对于适应主体而言存在信息不对称,人们如何在繁杂而充满未知性的信息流中得以自处？一种合理的方式是通过对外界有意识地加以选择来确立自己,把不紧要的信息加以筛选、过滤,“系统将有选择地解释世界,透支它所拥有的信息,将世界的极度复杂性简化到它能够有意义地定位自己的程度,因此获得它经验和行动可能的结构”［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我们说道德适应是一种选择的过程,也包含着道德主体可以通过信息加工的内在秩序来取代外部无组织的复杂性,人们通过选择信息而实现的交往行为既是人对自我的确证,也是确定性代替复杂性的过程.而这种信息加工的内在秩序建构意味着信任的确立——一种心灵的复制与探访,在既有的信任语境下,道德适应双方会由于持续的合作而获得信任度,相反,陌生的道德适应方的存在会使得对不确定性信息的排除需要以他者的配合为前提.信任机制只需要掌握并处理那些对道德适应行为结果起关键作用的信息,以应对复杂的外部世界.因而,对于道德适应中信任的把握,需要超越“为我”还是“为他”的道德立场,承认信任中的“他在性”,选择性地处理信息以降低行为成本.
信任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态度,它并非单纯地受到外部环境复杂性的干扰,我们必须习得如何去信任.我们承认在道德适应中信任作为简化信息的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流程意义上,我们经常使用“收集、排查、选择信息”来描述其运行模式,而这一运行模式作为信任的经验机理有必要在道德适应主体间传播,因为在信任的要义中还存在“理解信息、了解他人、被他人了解”的需要.人们在道德适应中需要信任,更重要的是去学习怎样去信任.同时信任的学习过程又是动态的、无止境的,新的道德环境、新的适应对象都不断地向道德主体提出新的问题.在家里,由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血缘关系的联结,信任的初期形式找到了复杂的道德适应环境中的第一个确证,由于道德适应场所的归宿感较强,他者世界与意义的建构是匿名的,信任的透明性让人们无需关注信任本身.关于信任的学习是一个普遍化的过程,当我们走出家庭步入社会,信任的学习机制随之变得复杂.我们尝试把好的信任经验从父母迁移到朋友,甚至陌生人.或者可以这样说,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加深、扩展人际关系的道德适应行为,都可以理解为信任关系的重温、检验与学习.
在卢曼看来,符号控制也与信任有着密切关联.这同时也是信任机制对道德适应过程简化功能的重要体现.在复杂道德适应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符号暗示——一种简化的标识框架来决定是否继续选择信任.信任将道德适应主体与周遭环境变成符号复合体,这一复合体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人格信任系统的符号以及特有道德环境下的回应信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道德适应主体所追求的信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独一的存在.这一存在所拥有的交往秩序具有对应性的特征,那就是与具体适应环境的对应性.依此,可以这样描述道德适应中信任的过程：信任发端于道德主体人格化的具象,逐步演化为独立的符号系统,最终回归于特定的道德适应情境.当然,符号控制作为信任机制中让复杂性简化的方法必须在一定的界限内实施,而且必须满足这样的预设：各种界限,以及对信任的质疑方式,都能得以识别并做清晰的界定.颇有意味的是,尽管我们无比重视符合控制的功能价值,而道德适应中符合控制的作用方式却倾向于不确定性.我们甚至发现在某些场合不必费心地证明信任的正当性.一方面,对于无比信任我们的人我们无需证明；另一方面,这种自证行为可能成为信任的一个分化源头,甚至导向不信任.因为当我们执意于对信任的专门论证,实质上是在否认信任本真的功能.这在道德适应的现实世界中也能得到很好的验证.用通俗的网络流行语来解读就是“懂我的人,不必解释；不懂我的人,何必解释”以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等.当我们在符号控制上导向不信任时,我们提供的证据越多,信任的程度与需求反倒减少,而关于信任所涉及到的事项或行为反倒没那么重要了.由此我们发现,在道德适应的真实情境中,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风险,不信任也具有主体间性与客观性.我们对信任的期望不是在于它能消除道德适应的所有难题,而是在于它是道德适应复杂性问题的最初表达方式与可能的解决方式,或者说它能实现对道德适应过程的简化.
三、道德适应中的信任机理
在道德适应的信任语境中,“有一个似非而可能是的论点：非决定论色彩越强,控制力也就越大”［加拿大］哈金：《驯服偶然》,刘钢译,北京：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道德适应的环境显然要比以往传统封闭的环境要复杂：它包含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要远多于以往那种决定论占主导的社会.在此意义上,信任机制展现出较高程度的秩序、一种较少的可能.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人们的行动显然对于信任有更多的依赖.人们希望在道德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乐观的期待,并以此为基础寻求行为的可靠与成功.如果说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的全球化、现代性将人们带入了风险社会,那么信任机制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社会以确定性,尽管这种确定性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道德适应环境中形成信任的诸多线索并没有完全消灭风险,只是说减少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因为道德适应行为是面向未来的主体关系建构,而未来作为形式化的符号从本质上是很难预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信息不对称是人们未来适应行动过程中的常态.过往的道德信任与未来的适应行为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联,换句话说,信任的基础并不是道德适应行为实施的原因,而信任的证实亦不是道德适应行为的最终结果.当然,我们对此可以做出期待的是两者存在概率上的正相关关系.应当看到的是,信任是道德适应过程中的文明成就,它不排斥风险、不规避不确定性.随着道德适应环境的日趋复杂化,道德主体必须与那些“在场”或“不在场”的他者进行交往,信任是一种乐观的回应方式,作为道德适应中人类理想关系的生存样态,也意味着人的“道德性”属性的复归.
既然信任在道德适应中有其积极的一面,那么人们应当依循哪些路径,寻求可能为道德适应中的信任提供支持？道德适应对象的熟悉度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它甚至直接影响道德适应主体的行为判断.从信任的发生次序来看,我们总是先信任亲人,然后才是朋友与陌生人.在信任经验发端伊始,道德适应主体间的亲密关系所具有的信任特征受到了家庭的保护,人们甚至还相信自己是相互能够保持“纯粹人性”的人.随着朋友、陌生人的相继出现,与道德主体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由此进入了公共领域.人们试图用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的信任经验去观察他者世界.一方面,道德适应中的信任问题可以借助从家庭这一私有领域生长出来的观念获得澄清；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宜过度夸大熟悉度在信任中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在私人领域中高熟悉度使信任问题甚至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一旦我们开始加以考虑,那么稍微地怀疑可能会让彼此熟悉的人变得难以想象的陌生.在道德适应的具体环节中,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性与不可消除性,人们本能地期望把可能相处的道德适应对象由陌生人演化为熟人.人们总会不遗余力的攀关系,谈交情,以缓解陌生感在人们内心所形成的不确定性压力.不可否认,“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老乡情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朋友之谊都是人们在道德生活世界中的真实感情写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因信任需求而不断地找寻安全感时,不确定性风险容易把对熟悉度的追求物化为潜规则的极端运用.因此,“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商量”这种人情至上的道德适应行为逻辑是我们需要极力避免的.排除以上极端的情形,尽可能地提高道德适应对象的熟悉度仍然是人们在道德适应进程中的期望所在.这一期望的实现,或者说这一目标能成为道德适应中具有现实意义的行为指南,肯定是包含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道德适应中的信任机制构建中的.
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境,对熟悉度的追求与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道德适应现状之间显现出了矛盾,在风险社会,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只通过熟悉度获取信任会面临着诸多不适应.这种不适应经常性地转化为一种对道德适应主体的压力.同时我们发现,对于他者的信任总会演变成一种连续性的期待,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的维度：如果道德适应行为确能维持一致性与稳定性,那么适应主体就可以获得较好的信任度.这一信任度通常体现为声誉与透明度.道德适应中的信任对象倘若享有一定的声誉,那些对他而言不好的经历都会得到有效的重新解释.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一个有影响力的权威人物而言,我们总对他抱有一种莫名的信任.为此,在政府领域我们通常提倡实行“阳光行政”以增加公开性,有效地拓宽我们参政议政的渠道.在企业领域我们往往倡导实施标准化生产与流程再造,让消费者全程了解企业产品的生产、物流过程.从本质上说,这些行为的实施都是为了提升信任度.可以说,只有当道德适应主体的行为保持一致性,在道德适应对象心中形成一定的声誉度与透明度,作为道德适应态度真实反应的信任才得以可能.对此,吉登斯认为信任构成了本体性安全的基础,而他所指代的本体性安全即“对它们的自我同一性的连续性和环绕者行动的社会环境及物质环境的恒常不变的信心”（吉登斯,2000年）.我们总是容易在熟悉的人、连续的行动及惯常的社会环境中寻找到安全感,就像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总是习惯性的在下午三点出现在其家乡柯尼斯堡的小路上散步.也许这种行为的一致性与规律化能够给康德带来心理的安全感与充实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符号意义使道德适应主体的“自我”得以确认,然而这种确认往往是短暂的差异化的存在.符号世界的流动性与适应对象的异质性都使得道德适应主体社会角色认同的短时性.毋庸废言,从道德适应的整个流程来看,信任的在场与缺场深刻影响着道德适应行为的效果.当道德适应行为保持一致性,信任主体间关系就会在道德适应情境中找到合适的立足点,这种情境结构具有相对持久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给予陌生者以信任,很重要的考量是两者将会继续相遇,道德适应主体间将不得不展开对话、合作,而行为的一致性让交往主体减少了沟通成本,提高了交往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德适应主体总是处于不断寻觅自我、调整自我、评估自我的状态,对一致性与惯常性的追求成为保持自我主体统一性与持续信任他者的关键所在.
不过,对于道德适应对象熟悉度与行为一致性的追求还只是关涉信任最初的可能性,此外,还有人格认知方面的影响.信任通常建立在道德适应主体的行为选择之上的人格表达和再确认.道德适应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行为主体有倾向意义的人格表达,这与其说是纯粹的因果关系问题,不如说是,道德适应中不言自明的、规范化的或者限定了的因果关系问题.社会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道德适应主体行为是否归因于人格的表达.人格吸引成为维持信任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因素,对此我们主张乐观、真诚、责任等方面的人格因素养成.一是乐观,亦即乐天、积极的世界观,一种充满正能量的处世哲学.托尔斯泰曾就此指出,“生活,就应当努力使之美好起来.”经过大量研究证实,乐观主义相较于悲观主义而言更容易成为普遍信任者与被信任者.换句话说,乐观主义者在面对陌生人或陌生社会时倾向于积极信任的态度,他们更容易信任他人以及被他人信任.我们发现在同样是关于陌生人问路的问卷调查中,积极回应者相较于冷漠者而言,在道德适应场合中更容易受到他者的信任.二是真诚,亦即真率诚挚,从内心打动他人从而获取信任.《庄子·渔父》指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哈贝马斯就特别看重真诚,认为它是人们理想交往的基础条件,“在涉及客观世界时,互动者的陈述必须真实；在涉及主观世界时,互动者的陈述必须真诚；在涉及社会世界时,互动者的陈述必须正确”（哈贝马斯,1989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真诚不同于真实,信任不一定是绝对的真实.人们在道德适应过程中允许存在一定的不真实——一些善意的谎言体现的是富含人情味的真诚.三是责任,亦即职责与和任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产生于社会关系的相互承诺之中.马克思曾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必须做,但你不一定喜欢做,这就是责任的涵义.”奥弗则强调信任之于道德“不是出于轻率的习惯或因为这‘符合他的秉性’,而是出于一种尊重信任的道德责任感”［美］马克·E·沃伦：《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所有的自我表现都必然包含责任,而若想在道德适应中赢得他人的信任,就必然把自我表现发展成为他人所期待的那样.在风险日益增多的道德适应环境中,人格魅力确能提供更多的信任机会.这使得道德适应主体将自己的计划与行动置于他者的信任之上,要么另其失望,要么尽到相应的责任.
信任的建立以行为动机为基础,道德适应行为依赖的经验必须表现为人格的表达与再确认,然而道德适应行为只有在制度、规范的框架约束下才归因于人格,可见,制度建设是道德适应过程中信任建立的重要环节.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中,道德主体及其行为的演变是动态的,尽管一致性是我们的追求；而规范是静态的,制度的一致性为道德主体的心理预期提供明确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人们遵循人所共知且达成共识的规范,实现了一种“发生在制度之中,必然是其结果”的行为预期,信任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毫无疑问的习惯性反应.在道德适应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对相互影响的选择会发生效力,人们在日常道德生活中所进行的有序的道德适应行为经验是可以被复刻与传播的,当我们把这种给人带来安全感的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它可以给新的道德主体行为及结果带来可预期性.在张康之看来,制度信任更是契约精神的体现,“正是因为人们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问题,以至于必须建立起一种基于契约规则的信任机制,并让这种机制把人们整合进信任关系之中”张康之：《走向合作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5页. .他认为,我国的信任方式正经历着习俗性信任到契约型信任的转变,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我们需要制度化的设计为信任提供保障,他主张把制度划分为三种形式,即权力制度、法律制度与道德制度.就我们现实的道德适应状况而言,人们普遍感到了一种信任危机,我们要从现实国情出发,建设符合我国现阶段道德适应状况的、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制度信任体系.基于此,2017年10月18日,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而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道德规范为道德适应主体的信任行为提供了指南.
（责任编辑巳未）
点评,上文是关于经典道德专业范文可作为信任和道德和适应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道德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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