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双鼓飞舞王三姐赶集》音乐分析中国民歌音乐分析之十四，该文是关于分析类开题报告范文与王三姐赶集和民歌和飞舞相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凤阳,地处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游南岸,是全国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当代农村大包干改革的起源地.凤阳地区民间艺术种类丰富,其中,尤以凤阳花鼓著称于世.
凤阳花鼓又称“双条鼓”、“打花鼓”、“花鼓小锣”等,因最早产生于凤阳而得名.是一种集曲艺和歌舞为一体的传统民间表演艺术.凤阳花鼓主要分布于凤阳县燃灯、小溪河等乡镇一带.
凤阳花鼓最初的表演形式是由一人或二人自击小鼓和小锣伴奏,口唱小调,花鼓小锣作为伴奏乐器穿插其间,边舞边歌.历史上艺人多以此作为出门沿街卖艺谋生的手段,而使得凤阳花鼓因此传遍大江南北、名扬四方.清代诸多文人的诗文都曾记录了凤阳花鼓表演时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清中期以后,舞蹈因素逐渐从民间的凤阳花鼓中淡出,仅剩下唱曲部分.
主要有“唱门头”和“坐场”两种演唱形式.其中“‘唱门头’是指艺人们走街串巷沿门乞讨,演唱的多是一些短小的民歌,其内容多为‘奉承’之类,曲调以凤阳歌、凤阳调、秧歌调为主；坐场多在人群较集中的茶馆酒楼、街头巷尾演唱,这种形式演唱的多是带故事情节近似琴书的段子,只是曲调用的是花鼓调,伴奏用的是花鼓小锣.”②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对凤阳花鼓加以改革,增加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并剔除了小锣,专用小鼓伴奏演唱.表演者左手执鼓,右手持两根二尺多长竹根做成的鼓条敲击,边敲边唱（“双条鼓”亦由此得名）,并配以简单的舞蹈身段.2006年,凤阳花鼓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与“与花鼓灯”、“花鼓戏”并称“凤阳三花”.
《王三姐赶集》最早就是来自凤阳花鼓中的一首坐场曲目《王三姐卖鞋》.1954年,由凤阳音乐工作者袁德龙、章孟和携此曲赴省会合肥演出,并将原来以说唱为主的“花鼓小锣”变成了歌舞形式的“双条鼓”,名为“凤阳花鼓·双条鼓《王三姐赶集》”,而成为了歌舞类节目.此节目在当时安徽省文化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安徽省工农青年业余文艺观摩演出大会”中获得优秀表演奖,并被推选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文艺调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歌词分析
(一)表现内容
《王三姐赶集》的歌词共分8段,每段有三句唱词,另加一句散白.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交代了女主人公的基本概况和具体事件——“赶集卖鞋袜”.
第二部分（2—5段）以王三姐和大哥之间的“问答”展开情节,主要集中在“卖什么鞋？多少钱一双？可否试穿”三个问题上,即询问鞋的“品种,、尺寸”.其中,在第四、第五段中,大哥的问话内容开始发生了转折变化：以鞋子的大小不合适为由,向王三姐提出了“可否给我做一双——”的要求,得到应允后,搭讪再升级问及“大姐你家住在哪里啊？”等.
第三部分（6—8段）中,两人的问答内容已与售鞋无关,王三姐道出了自己的婚姻属包办,“公婆老封建、丈夫生产懒”等不尽人意的婚恋现状,进而点题,希望能找一个“爱劳动、爱学习”的如意郎君.
作为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宣传新婚姻制度而填入新词的一首新民歌,借集市中一对男女就鞋袜买卖交易中的问答,表现了解放初期在人民政府的教育与倡导下,作为新社会新女性的淮河岸边的女子王三姐意识加强,表达其大胆追求（“劳动生产带头干,学习文化能努力,小妹妹我跟他去”）自由婚恋的新观念、新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民歌《王三姐赶集》与同一时期（1956年）的另一部评剧《刘巧儿》中巧儿对自由婚恋的追求亦是十分雷同相似,其中有一段著名的唱段《自己找婆家》更是与《王三姐赶集》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
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
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
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
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
从这两首歌（戏）的唱词可以看出,上世纪中叶新女性的择偶标准最看重的条件主要是集中在“劳动、生产、学文化”这三个关键词上,其较为理想化的婚恋模式则是希望两人通过共同努力,争当一对学习、劳动的模范.亦无不是当时积极向上良好社会风尚的现实反映.
(二)方言民俗
《王三姐赶集》作为淮河流域一带的民歌,歌中塑造的“王三姐”的形象体现为直率质朴、快人快语、敢作敢当的北方（皖北）姑娘的性格特征.
歌词中出现了安徽蚌埠、凤阳一带的方言,其中“不讲价”即“不还价”；“管穿管看”的“管”即“保证、负责、可以”的意思；“可能给我穿上？”中的“可能”则是询问“能不能”的意思.
此外,事件以及两人的对话都定位在“赶集”过程中这一特定的情境,亦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复苏,人民在完成了自给自足后,将多余手工业品用于集市贸易,市场繁荣的景象.该民歌以其浓厚的生活气息,而成为20世纪50年代淮河流域农村新面貌的真实写照.
二、曲调分析
(一)句式结构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王三姐赶集》的乐句划分,呈现为曲调（分为两句）与歌词（分为三句）两个方面不相吻合的特殊性.从曲调层面来看,全曲为上下句（3+4）结构.但与歌词句式的对应则为：“上句三小节,唱第一句歌词；下句四小节,分为两个乐节,前乐节（2小节）唱第二句歌词,后乐节（2小节）唱第三句歌词.”①
在词曲分句这一不对应结构的影响下,使得该民歌在结构特征上集中体现为非方整性导致的不稳定性.从全曲来看,其七小节的（奇数）长度即为非工整结构,且“由于上句只有三小节,又是后半拍起,故造成了不稳定感；下句将第二句歌词紧缩在两小节内,继续强化了音乐的不稳定感.”②直至在第三句歌词对应的曲调中出现了对徵调式主音及其上方五度骨干音的强调,并落于主音徵,才稳定地结束了全曲.
全曲以乐句、乐节长度的非对称方整,打破正格进行的抑扬格句首弱起,以及乐句、乐节落音的非骨干音,在持续增强的不稳定感中积蓄着音乐的张力,一气呵成,而最终圆满稳定地结束了全曲.
(二)曲调进行
《王三姐赶集》为六声（加变宫）的徵调式,旋律音域不宽（十度）,曲调进行以级进为主,间插的五度、六度、七度大跳,以及曲首的半音进行构成了别出心裁的特性音调.其曲调的进行近似口语化,全曲以旋律走向与当地方言的音调走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色彩音#1作为两个2之间的助音出现,是由于“王三姐”中的“三”字本为高横调的阴平,调值为【55】,但在凤阳方言中则为字调【214】的上声,故对旋律走向的影响以下助音
的级进呈现.无独有偶,类似的方言影响下色彩音的运用在五河民歌《丰收年唱丰收歌》中
等其他民歌中也有出现.
此外,全曲的级进中间插的小六度下行跳进5-7、七度下行跳进5-6下行大跳也成为该曲乃至这一地区民间音乐旋法进行中的特性音调,在凤阳民歌《裁衣》、怀远民歌《送郎送到五里岗》等其他曲目中也都有出现.而使得旋律音调散发出一种侉腔侉调的风味.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五声调式的曲调进行中,诸如此类的六度、七度的大跳往往却并未给人以大幅度跳跃的感觉,而是依然具有一种连贯级进的效果.究其原因,还是受到相关方言字调进行的影响,以及民歌演唱中上（下）滑音处理下音腔化的影响,而使得这些大跳都在音腔化的过程中去其棱角而变得圆滑,得以柔化.这也成为《王三姐赶集》侉腔十足中亦不乏优美与婉转的主要原因.
(三)色彩风格
承前文,《王三姐赶集》的音调风格在“婉转中夹杂着‘垮味儿’、直爽中透露着柔和”,这种具有复合性、南北兼容的音调风格的形成,是受到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地域环境的影响.
从民歌的色彩区划来看,皖北淮河流域的民歌隶属江淮近似色彩曲,体现为过渡兼融合的特性,正如苗晶、乔建中先生所述：“本区民歌的基本特征是在音阶方面呈现出由六、七声音阶向五声部衍变的趋势.③”从淮河上游到中下游地区,由五声音阶为主逐步发展为五声、六声、七声音阶并存,且加入偏音变宫的六声音阶较多,且中下游地区民歌的旋法特征也是体现出“在上游地区旋律基本形态的基础上,适当加入大、小六度和大、小七度等跳进音程.”④
其次,由于地处淮河中游南岸的凤阳县过去时常遭遇洪水灾害,当地人为了生活要外出卖艺乞讨,近则江苏、浙江、山东、河南一带,远则陕西、云南等地.在常年的南来北往历程中,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与其它地区多有融合,从而也对民歌的调式音阶、旋律音调、旋法进行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南北兼具的音乐风格.
三、创作传播
《王三姐赶集》经文艺工作者从民间挖掘整理后,由原来以说唱为主的“花鼓小锣”变成了歌舞形式的“双条鼓”.此后,《王三姐赶集》亦被改编为二胡曲、独唱曲、合唱曲等多种艺术形式.1957年,高介云将收录于《中国民歌选（第二集）》⑤的《双条鼓曲词·王三姐》改编成男女对唱,并于同年收录于由中国唱片厂编辑、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唱片歌曲选》中.
其中,以1961年曾加庆以该民歌为主题音调创作了二胡独奏曲《赶集》影响最大,作者对“原曲（民歌）作了一些微小的变动和补充,使之合乎二胡语言的表达方式.”①曲中的半音进行以及六度、七度大跳转化为二胡语言后,更加强调其滑音的效果,而更突出其诙谐幽默欢快的情绪特征.同时,这些特性音调“突出地出现或变化出现在乐曲的各个段落,使得曲调进行生动而统一,在引子和快板中,还采用了一些民间音乐常用的手法,设计了一些不断反复又适合二胡性能的节奏音型,以象征车轱辘的滚动.这种‘动’的意境进一步深化了乐曲的音乐形象,同时也起着连接和推动的作用.”②正是通过速度变化、段落结构的扩大（全曲由“引子、中板、快板、华彩、再现”）,以及加入了原民歌中没有的,赶集路上马车上下坡情态以及车轱辘动态的描绘等进一步的拓展再创作,而使得二胡曲《赶集》相较原民歌在某种意义上,有了更为丰富层次的表现力.
二胡曲《赶集》问世的当年即由上海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瞿春泉首演,1963年4月,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将该曲编入高等音乐院校二胡教材《二胡曲选?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年5月,蒋巽风以此曲作为自选现代曲目参加“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首届二胡独奏比赛”并获得一等奖,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赶集》也成为了二胡独奏曲中的保留曲目,成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二胡曲,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与作曲家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另外两首乐曲《山村变了样》、《新农村》而成为其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新农村题材二胡曲的系列姊妹篇.
80年代,由安徽省群众艺术馆主编的《王三姐赶集——安徽民歌改编曲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将该民歌编以合唱的形式呈现.1982年安徽省文化局与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合作,在录制《安徽民歌一百首》时,夏玉润在立足原民歌曲调的基础上还吸收了高介云的《王三姐赶集》和曾加庆的二胡独奏曲《赶集》的精彩特色之处,使得编创后的曲调更具表现力,而成为目前较常用的演唱版本之一.
四、结语
民歌《王三姐赶集》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经济恢复时期,以其质朴而具有特色的旋律与朴实向上的唱词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宣扬自主婚姻思潮的社会状况.作为继《凤阳歌》《凤阳花鼓》之后又一经典的凤阳民歌（花鼓调）,《王三姐赶集》以其浓郁的地域特色以及借助其它音乐形式改编曲的传播,而使成为安徽民歌中唱响全国,传播四方的经典曲目之一.
评论:此文为适合王三姐赶集和民歌和飞舞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分析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分析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求是》杂志刊发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署名文章：奋力开时代中国贸促事业新局面 文 姜增伟3 月15 日,求是杂志刊发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署名文章,本刊全文转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5年来中国贸促会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决策部署,推动贸促.
2、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中国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是著名的耶稣会士,他没有到过中国,但他于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一书,却在西方具有深远影响 该书英译者在序文中.
3、 父亲周楞伽和《中国抗战史演义》的出版 周允中父亲周楞伽当年以“杜惜冰”的笔名,创作出版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抗战史演义,历经7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百般努力下终于再版 回顾这部80余万字的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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