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青少年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以广州市某中学的青少年正面项目为例，本文是关于青少年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本土化和社会工作和实践类本科论文范文.
梁镗烈／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DHSS) 石丹理／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APSS)
[摘 要]本文旨在对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本土化进行实证研究.目前的相关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未有充足研究成果为进口专业实践的效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因此,笔者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和总结了一个从香港引进,名为‘共创成长路’的正面青年发展项目,在广州一间中学实施的实证经验.研究表明,继续使用境外经验促进本土实践发展的因素,包括学习实用经验的心态、实事求是的视角、完备的项目素材和相关的行政与培训配套.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中国；校本社会工作实践；青少年发展；案例研究
【作者简介】梁镗烈,男,汉族,北京师范大学一香港浸会大学联会国际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助理教授蒹实习督导.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服务本土化及其理论建设,青少年社会工作,社会创新的规划和评估.石丹理,男,汉族,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本科课程）暨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专长：青春期发展：家庭议题；毒品：宗教心理学；领导学；服务学习；正面青少年发展；项目评估.通讯邮箱：charlestlleung@uic.edu.hk
一、引言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三种取向
中国大陆地区（以下简称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一向皆有参考境外的相关经验.以广州市为例,当地政府于2009年发出了一份政策文件,强调要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医疗卫生、小区建设、小区矫正、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政府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社会组织、加强社工和志愿者队伍建设等方面J,学习借鉴香港的经验进行改革[1].
回顾相关的国际文献记载,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把上述现象纳入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议题.总的来说,本土化有以下三种取向：首先是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把西方（主要是美英两国）的优良知识和技术,转移到其它社会工作尚待发展的国家（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然后作出配合当地处境的微调便可[2,3,4,5].但是根据各地文献的记录显示,在转移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技术时也有出现不适合的情况[5.6.7.8.9].故此,有些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学者提出要强调根据本土的根源,寻找正宗地道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10,11,12].另一方面,也有社会工作学者提出要在入口的社会工作知识,以及本土的概念和政治情况当中寻求平衡一世界各地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该尽力促进彼此相互学习交流,而无需全面否定从西方建立起来的社会工作.
在上述各种观点立场当中,梅尔格雷(Mel Gray)及其同事于一系列的学术著作中作出了总结[14,15,16],认为在考虑如何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转移的同时,要避免将西方的社会工作观念强加于本土处境.为此,她们更提出“文化适切教育和实践”(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16]这一概念,用以支持在全球各地的多元化和复杂本土处境中,能作出依据当地文化情况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
（二）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
现时关于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讨论,除了近年少数中国本土年青学者,基于个人旨趣所作的努力以外[17],大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探究.首先,有部份中国的学者是支持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观点,认为借鉴境外经验能促进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中体西用”的观念则是自晚清时期以来影响中国借鉴境外经验的思潮.另一方面,亦有不少华人学者对直接挪用境外经验于中国这做法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基于中国地域、城乡、民族间的多元性,这是不应有一套社会工作方法能适用于整个中国,更有一些中国和香港的学者怀疑能否把香港的独特社会工作发展经验,应用于多元化的中国处境[22,23,24].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所持的观点与上述梅尔格雷及其同事的观点类同,提出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应包含境外经验本土化和本土经验专业化这两个层面[25,26].
殷妙仲和曾家达[27]更进一步提出,近年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存在所谓“本土的”与“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发展之间的博奕.具体来说,就是民政体制（这是中国专责社工发展的政府部门）与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对社会工作话语权的争夺.社会工作院校能从政府行政体制的全面操控中得以松绑,这是关乎是否能使用一套对科学、专业、国际化的论述来确立他们在博奕当中的力量,用以抗衡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等这些政府管治规则.复制或移植香港及其它社会工作发展成熟地区的知识和技术,似乎是其中一个手段.由此,殷妙仲和曾家达在同篇文献中作出对本土化定义的一个总结,认为本土化『不仅是在不同本土处境中,进行一些新意念的理性实验,这还包含不同利益之间的政治博奕』 [27]202.笔者根据殷妙仲和曾家达的观点,整理出图1显示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博奕模式.
虽然透过上述文献回顾能整理出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套分析架构,但是留于理论层次,未有研究证据说明对于具体社会工作实践的效用.而且这套架构是建基于政府一教育体制的宏观分析,如何把它应用在具体的实践中,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实务发展,也是未有研究说明.
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旨在以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如何使用境外的社会工作成果,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笔者使用了案例研究[28]的设计与方法,分析及整理一个从香港引进到广州某中学推行,名为“共创成长路一青少年培育计划”（以下简称共创）的“青少年正面发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项目的实践经验.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共创是一项由香港慈善信托基金资助,以香港理工大学为首的研究小组领导,并获香港社会福利署和教育局协办的青少年全面培育计划.2005至2009年期间,共创获拨款4亿港元,于香港二百多所中学推行,至今受惠学生数目超过十万.由于共创的成效得到多项评估研究结果和国际同业的肯定,香港慈善信托基金已决定再拨款3.5亿港元,资助共创在香港推行至2012年.
有别于一般内地教育改革课程,共创的整体设计不是强调解决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某些问题,而是要促进青少年的整全发展.故此,共创的推行是期望参加者能够加强和健康成年人和益友的联系,提升各种健康成长所需掌握能力,增强自信心,建立正面品格,学会关怀他人,培育恻隐之心和愿意向社会作出贡献.上述共创的目标的具体操作安排,是根据十五个“青少年正面发展”的构念[28],透过两个层面的培育活动来推行.第一层活动对象为参与学校的初中一至初中三学生.这是以体验式教学方法向参加学生提供全面的培训活动,增强他们各方面的能力、认同自己的能力、加强他们与社会的正面联系、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价值标准,最终期望能促成参加学生的全人发展.第二层培育的对象是那些在参加第一层培育活动后或从其它不同途径得到的数据中,被甄别为有较大社会心理需要的学生.当中的具体活动安排是由相关的社会工作者为参加学生度身订造,用以满足其独特的成长需要.有关共创的详细理论架构和活动内容,可参考相关的出版文献.
过去数年,共创的研究小组运用了各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去评估计划成效,其中包括：客观成效评估（二十四所实验组学校及二十四所控制组学校参与随机抽样实验）、主观成效评估（参加者及工作人员分别填写一份主观成效评估表）、过程评估（通过随机抽样选择学校进行系统性的课程观察）、中期评估（通过随机抽样选择社工和老师等工作人员进行访谈）、质性评估（深入访谈、焦点小组、分析学生周记或画作等）、个人构念评估（根据个人构念理论及其技术,了解参加者在参加计划前后的分别）.其结果都是一致指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老师、社工）对这计划皆持有正面的态度,并认为计划所包含的培育活动能促进参加者的正面成长.该计划的评估结果亦受到国际同业的认同,相关文章已分别以独立刊登及特别发行本的方式,发表在多本国际期刊之中[30,31,32,33,34,35,36, 371.
早于2007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与上海市阳光小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闵行区工作站,参考了共创的素材和经验,在上海梅陇中学推行了名为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的项目.相关的理论讲解及主观成效分享,以及具体操作的课程教案亦已出版[38,39,40,41,42,43].
而本次研究所选取的案例是一所位于广州市的省一级初中学校.2010年1月至6月,笔者获得该校领导及其驻校社工机构的支持,向校内初中一年级学生(n等于500)提供共创的第一层培育活动.活动内容由校内老师(n等于20)执行.除了研究工作,笔者还向这所学校提供共创的教材和培训支持.
（二）研究问题
透过对上述案例的研究,这篇论文会阐述下列三个问题：
1．案例研究得出的结果能如何跟本文使用的分析架构相对照?
2．在案例中所呈现的本土化的和本土的力量是什幺？
3．在案例中所呈现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博奕的利益考虑是什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
案例研究是由美籍华裔学者应国端所建立的一种研究策略.他宣称案例研究能够整合由理论架构建立,研究方法设计,数据收集、分析、结果报告各个研究会话.这种方法是适用于为现时所面对的问题寻找解释,以及进行相关的认知了解的解释性研究.
由于案例研究是一种强调解释性的研究策略,如能在研究前期建立起一套理论架构,这会有助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有可能在没有依据量化统计研究法则的情况下,做到由个别案例进行理论层面的推论.应国端[27]提出,案例研究的个案或一系列案例,并不等同量化统计研究范式下的样本,而是应理解为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单一或一系列具重复性质的实验.在这种另类的研究范式下, “分析性概化”(analytic generalization)这概念的意义在于通过比较分析研究前期所提出的理论架构和后期分析结果之间的异同,对相关的理论架构作出检证或修正,从而做到模拟于量化统计研究范式下,透过随机抽样所能满足的外在效度研究质素标准[28]36-37.
2、案例选取考虑
是次研究设计使用了嵌入性的单案例研究设计,即选取了一间位于广州市的省一级中学作为案例,然后分别把校内的决策阶层、老师、学生定为不同的分析单位,从而对案例进行较细致而立体的描述.而本次研究可视为一个典型案例46,从中得到的结论应至少可应用于中国沿海较富裕城市的初中学校.
3、数据收集方法
2010年3月至6月进行数据收集.整个过程是由笔者及两名就读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三年级的两名研究助理合力完成.根据应国瑞的建议[27]95,是次研究使用了下列各种数据收集方法：
(1)阅读文献.主要是和共创有关的书本、期刊、教材；
(2)整理档案记录.包括各节课程的师生回馈和有相关的主观成效评估数据、与校方领导于3至6月期间,进行共4次的交流协商会议、与领导和老师们的通讯记录、观察结果和笔者与研究助理们每周督导讨论的文字记录；
(3)采访.在6月底学年结束前向各位参与计划的老师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这项目的整体观感和建议；
(4)直接观察及参与性观察.两名研究助理于3月至6月期间每周驻校至少三天,观察共创的执行情况；笔者则以督导身份于3月至6月期间每月至少到校一次,从而了解当中的变化；
(5)在各节课程执行期间拍照,并把上述与老师们的访谈过程摄录下来.收集多种研究资料是旨在运用“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的概念一如各方面的证据皆有相同的指向,整个研究结果将更具建构效度[28]38.本次研究的数据库亦已建立,从而增强研究结果的信度.
4、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由两位研究助理对研究数据作出初步分类整理,然后由笔者使用Nviv0 2.0软件,依据本文参照的分析架构进行模式匹配,并尝试在分析过程中提出其它可能的解释,从而提出具内部效度的解释[28]124-131.所得出结果会再交给两位具备社会工作专业学历研究助理检阅,寻求彼此对分析结果的共识.
三、研究结果
这次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现有讨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献中,总结出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的分析架构,然后将研究结果与前人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提出具实证支持和较具体的本土化实践模式建议.
故此,下文将根据上述的分析架构和研究问题,分析得出下列各项研究结果.
（一）引入共创后对传统教师角色的冲击
由于本次共创的推行,主要交由各参与计划的班主任向其负责的班级做出推行.而根据参与共创的老师们所填写的推行共创的影响因素主观评估表显示, “未能转变传统班主任的角色”这一因素得到的平均值是5.9167.按中国的使用习惯来说,就是未到达合格水平.按中国的使用习惯来说,就是未到达合格水平.这些论据似乎在说明这一因素并不存有普遍性.但是,由于这因素的标准偏差是2.54,其中有一半老师打了3、4分,但也有一半老师打了8、9分左右.也就是说,部份为数不少的老师们对其身份角色因共创的推行而有所转变这一状况,是需要作出深入探讨和了解的.我们可通过以下两段引述老师在访谈中的分享从而更具体地了解当中的情况：
“我是觉得,一个班主任在同学面前应该是有权威的,而‘共创’的课程上如果我放任学生那幺混乱,就会让他们觉得班主任是不是允许这样做.这样班级就无法管理了.所以我上次上课的时候都想骂人了,但是由于得到L老师（因稳私原故对老师名字作出修改）的协助,我就直到第9节课才骂人.”
“其它老师说的很多也很好.我是想说,我们毕竟还是班主任,这种身份可以限制课程的开展,比如许多同学鉴于班主任的身份,在班主任面前不敢明言.这就会阻碍课程效果的达成.”
参考在香港推行共创的培训计划的相关文献[45],对于班主任权威的理解,并非单方面强调班主任要在学生面前很严肃,经常教训学生.而其它班级的成功经验亦证明,班主任是完全可以带领共创的活动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班主任的权威,而在班主任怎幺认识权威,怎幺看待自己与学生的关系.另外,如果学生真的不敢在班主任面前表达真实想法,那是否是班主任希望看到的呢？因此,和上面的相关分析一样,班主任的身份是否是开展共创的限制事实上是不一定,也不是问题关键,关键在于班主任怎幺看待班主任的身份与班主任与学生的关系问题.当然,共创所需要的导师角色,与中国过去多年所普遍持有对班主任角色的想象确实有所区别,更与儒家思想中如“长幼有序”和“尊师重道”等的观念好像格格不入.但根据在案例中其它老师的经验,传统教师的角色是能转变的.下文会进一步描述其它老师如何有效转变其角色.
（二）老师能够做出自我完善的例子
由于中国大陆每班平均人数(50人)较香港的（每班约40人）多,故如何做出相应的处理,便成为顺利推行共创的其中一个关键.而参考在推行共创过程所观察到的各种实践方法当中,其中由班主任及与其辅助老师配合的形式,是能配合案例中老师们所处境况的一种操作方法.又例如老师会提到先组织一些十分积极的同学们,这对于配合老师完成课程以及活动的顺畅进行是十分有益的.以下再引述相关老师的访谈分享,从而了解其具体处理安排：
“我和W老师（因稳私原故对老师名字作出修改）的分工是她主讲,而我在后面协助.我观察到同学们对于‘共创’是十分欢迎的,每当上这堂课时,同学们都会表现的十分积极,很开心,而且他们也能学到东西,这一点很可贵.另外,我也看到,在小组内有一些特别积极的同学,比如这次‘同一车厢内’,有一个情景剧表演.我就看到有些同学站出来安排角色和分工,这些同学很有意思.”
再次引述以上两位老师的分享,还可进一步了解她们如何把课程联系到现实处境当中：
“我还发现W老师（因稳私原故对老师名字作出修改）有一点做的很好,那就是她很会把课堂内的东西和班内的实际联系起来.这幺做让同学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这幺去控制情绪,怎幺去更有公德心.总之我觉得W老师做的很好,这个课程也很好.”
（三）前线教师与校方管理阶层的博奕
整个计划在进行中期分享会之前,参与的老师都是不太知道或者不全部知道校方行政相关的计划安排的.引述其中一位老师的分享,可以把强调沟通的重要性突显出来：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一开始对学校的安排没有弄清楚.我是觉得既然要搞活动,就必须要搞一些有针对性的,比如对于A班,我就觉得不能为了做（活动）而做,而是要针对这个班级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这幺做.而我之前就针对A班的问题,做了一个角色互换的活动,那次活动我觉得做的很好,学生的反应也很好,班主任我想也从这次活动得到了不少感受.而且那次活动还由Z（第二作者）拍下来做成了光盘.我本来想跟X主任（因稳私原故对老师名字作出修改）对这次活动有一些深入的交流,但是上次见到他只是说‘我知道有这个活动’,就没下文了.我感到很失望,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多余的,也不知道学校到底是这幺安排的.”
学校的期望或者目标、安排,大部分老师是不知道的,因此才会出现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幺、为什幺要做的疑问.而进一步说,正是由于学校方面并没能让各位老师明白应该做什幺,才会出现上述老师这样的,自己试着做了一些努力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做的,而显得无所适从.
对于上述的情况,校方管理层代表在最终的总结分享会对老师的疑惑作出了澄清,清楚提出早前的低度响应,目的是让各位参与老师自己先体验如何带领这种课程,并且慢慢成长起来.据他们所说,这是给老师们先行尝试的机会,就是一种让老师们进行体验式学习的安排.而从长远来看,学校是期望有一批能够独立开发类似共创的课程的老师出现.
这些由管理层所表达对推行共创的期望,应该不是说了就能够达成,是需要参与各方（学校、老师、社工）的配合和努力.而就当时的情况看,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些期待在总结分享会之前,参与的老师是不知道或者不完全知道管理层的想法.另外,沟通是相向的.当校方管理阶层表达过其立场以后,老师们方面的多元观点亦要兼顾.除了上述积极参与的主流观点外,以下另一位老师的分享也是值得再三考虑：
“对（推行共创的）班主任的工作,应该有一些激励性的措施.不要给班主任造成太多的工作压力.他认为上这个（共创）课是一种压力的话,那幺这个课的课堂质量肯定会大打折扣.如果他认为上这个课是一种动力的话,那我相信,他会在课堂中越上越好.”
似乎未来在这间位于广州的中学继续推行共创,至少是需要不断处理前线教师与管理阶层之间的博奕.依据本文的理论架构与研究发现作出比较分析,这次的分析结果能呈现出这个博奕局面的一个可能出路.下文会作出说明解释.
（四）本次推行共创的经历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
根据在共创前期所作的需求评估结果显示,学生们普遍期望共创课程不会像从前类似的课程那幺闷,即能使他们轻松地学习,可以拉近他们与老师之间的距离,而且在进行这类课程时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师方面则期望能透过共创来调动学生学习、增加对他们的了解,与他们能够顺畅沟通.学校的领导也表示,根据他们的了解,学生普遍都很喜爱这种体验式学习的过程；这比起老师向来以单向灌输信息形式推行的班会课的反映好多了.
另一方面,超过九成参加过为推行共创而设的培训活动②的老师表示满意（包含比较满意及十分满意）.而根据由参与共创的老师们所填写的推行共创的影响因素主观评估表显示,获评最高分的影响因素就是“导师的引导技巧”.另外,根据第二及第三作者在计划终期对老师的访谈中,他们都表示在教学技巧方面有所成长.其中一名老师的分享,扼要地说明了执行共创如何有助她提升教学技巧：
“在引领（学生）这方面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后来想想,平时上课是不是讲话太哕嗦了.那幺通过‘共创成长路’的很多数据里面,都得到了很多启发.怎幺让学生跟着你的话题,进入到相应的角色当中,再找出一些东西来或者是发现他们的闪光点.也可以让我自己作为班主任,能够了解到其实学生还有很多潜能,没有开发出来.”
由此发现,本次案例中对共创的想象与殷妙仲和曾家达[27]195提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即参考境外科学的知识技巧之名,透过受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人员的方法来调适境外经验于中国的应用,基本是一致的.
（五）共创背后的理念,也得到老师及管理阶层的认同
有部分老师早于共创未正式推行之前,曾表示希望透过共创能解决学生各方面的问题,如：早恋、学习动机服务意识低,纪律差、迟到早退、感恩意识淡薄、人生目标不明确上进心不强等,而这与计划背后的理念是有所出入的.
但从参与计划老师的访谈内容中发现,即使是学期中途退出计划的老师,都非常认同“青少年正面成长”的理念,更遑论那些一直参与共创,体验到计划好处的老师.而且在课程的推广过程当中,老师们就不断发掘到同学有不同的潜质.如在其中一项名为“谁可先上车”③的课时当中,老师发现有些学生在组织角色扮演时表现出非常好的领导力；在另一项名为“我做得到”④的课时当中,就有老师发现虽然学生平日成绩不是非常优秀,但是具有良好的反思能力及思考能力.故此,老师们已不再以单一的评价方式（如成绩）来评定学生,而且也愿意在共创的理念下,踏出第一步去培育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促进他们的全人发展.
另外,从当时校方相关领导层决定于暑期后,并将课程大范围推广、将课程提至学校正规日程,以及将共创作为新学期与驻校社工机构三大合作方向之一,这都是可以说从侧面看出校方相关领导层对于“青少年正面发展”理念的认可以及对共创课程的认同.
而从下列两段分别引述一名老师对共创引进学校的观感,以及校方领导对该名老师推行共创的解说得知,一种已将共创认定为对学校各方人员皆有好处的观点表露无遗：
“每次我（T老师）都想见到工作员,因为他们是来减轻我们的负担的,但又怕见到他们,因为他们来就表示又要上课了.我又要准备,所以是又想见到他们又怕见到他们.”
“T老师（因稳私原故对老师名字作出修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负担有困扰,事实上正表明你是投入的,是想这个活动为你们班的同学们好的.”
上述领导提出的观点固然有助共创的推行,但共创也有可能因这种观点而没被严谨评估其在案例学校中继续推行的成效.当然,根据在整个案例推行过程的了解,校方管理层代表与部分积极参与共创的老师不是麻木地迷信共创的成效,而是依据他们以往对其它来自香港的相关体验来作出理性判断.而在共创推行结束后的总结会议中,也有老师提出要透过进行调研来确认共创未来实践成效的观点.故此,平衡各参与者的主观想法,使他们能以持平的态度来了解当中的效果,这将会是能够持续推行共创的一个关键.
（六）推行共创的困难和所出现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处理的
有部分老师提出在具体推行共创时所面对的困难,主要包括恒常工作量已很重,没有充裕的时间在教授共创课程前做好准备,以及未能按课程推展的原定计划进行而影响效果等.另外,也有老师和学生提出共创所教授的内容较浅显,他们已于过往课程中学习过大部分.
其实上述有关工作量的问题,应可通过校内行政手段作出协调来处理.有关课程深浅程度的问题,上海方面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他们将有关课程由预先向初一至初三推行,改为由预中（小学六年级）到中学二年级.当然,上海方面的改动亦可能基于减轻初三年级师生的压力,使师生能够专注处理学习和考试的要求.但无论如何,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透过校内行政措施作出调适的.
（七）总的来说,共创在广州地区的实践成果是正面的
根据由参与执行共创的老师填写的导师主观成效评估问卷结果显示,他们认为已推行的共创课程对学生有帮助（包含有些帮助、颇有帮助、有很大帮助）的高达84.37%⑤.而根据与老师们的非正式访谈中,不少老师指出同学在“共创成长路”的课程当中,能够发掘自己的潜能,认同自身的能力；而且能够培养团结合作精神；也能够更加理解他人（如家人、老师、同学）,在全人发展方面的确是有些效果.
另外,根据一直参与共创的四个班学生（在研究期间,原先共有七个班参与,最终有三个班退出计划.）的回馈意见来进行分析时发现,明确表示活动有效的人数已经超过半数同学.
学校领导亦表示,根据他们所要求学生参加“共创”而产生的效果,如“情绪控制和表达能力”、“分辨是非能力”、“自我效能感”,都比传统班会课有更明显的提高.
引述其中一名参与共创的老师所言：
“我们班（老师所任教的班级）的同学们上过课之后是有所领悟的.在平时的周记以及他们互相的交流中,我们（老师们）能看到同学们用回‘共创’里学到的知识和技巧.事实上我们是很开心看到同学们有这样的成长的.”
这可作为共创不只是能对学生产生实时的效果,还能产生较深远影响的例子.
四、研究启示
根据本次案例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或者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形成的社会主义氛围这些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须要考虑的因素[46],虽然都对共创的推行构成一些影响,但总的来说还没对共创移植到本次案例中的学校造成明显的阻碍,使到共创课程的推行必须作出有别于其设计宗旨的修改；即使要作出改变,也是集中行政及技术层面的协调.
共创的核心理念如青少年正面发展是得到肯定和认同.但是,认同不一定建基于实证的评估结果,而可能只是一种崇尚共创的一种想象.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显示,找对一些拥有崇优（学习实用经验）心态和证据为本实践（实事求是）视角的人员来推行像共创这类由香港而来的计划是十分关键的.但从案例中所呈现的校方人员科层关系,也对推行共创时所需作出的沟通交流有所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与新近文献所强调的效果导向[47,48]和透过沟通合作进行循证实践[49,50]的观点相同.
另外,根据本次案例所得的结果,系统化的培训、讲解、执行指引肯定是有助于共创这类来自香港项目的切实推行.这与共创和西方的相关研究结果不谋而合[51,52].由此可见,一些实用的（即有完善的理论、培训材料、教案等）的境外社会工作经验,肯定对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有所裨益.故此,透过引进境外社会工作的经验,的确可以刺激内部改进.但是,整个过程要包含有一种崇优（学习实用经验）心态和证据为本实践（实事求是）视角,从而催化相关境外社会工作经验在中国本土实践的效果.上述的说法可通过以下各国示作出总结：
这个研究还是有一些不足和限制.首先是这个研究只是一次性的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有关本文案例的继续发展对研究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意义,还未能依据研究结果做出探讨.另外,由于本篇论文的分析单位主要集中在老师方面,未有对其它分析单位（如：学生）进行充足的叙述.故此,本案例研究的建构效度有待改进[28,53].
无论如何,本次研究还是具备以下三面的贡献：
（一）创新性
虽然广州作为中国第二个城市正式授权推行共创,但由于上海与广州两地情况各异,故本次论文汇报的结果,对于共创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仍能带来创新性的启示.
（二）实证性
本次研究透过多元化的研究素材分析整理,得知共创在中国不同地域的实践中皆具成效,以及有何需要配合具体情况做出修改的地方.这对现时的实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实在的支持证据.
（三）理论性
本论文根据其研究结果,延伸了殷妙仲和曾家达提出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观点[50],从宏观的社会体制层面的讨论,落实到相对具体的社会工作项目实践层面的讨论；一套具实证研究证据支持,有关共创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发展模式初型亦被建构起来,可供其它有意尝试在中国其它地区（特别是在经济情况比较发展的沿海城市）推行共创的专家学者作为参考.
笔者呼吁有兴趣推行共创的人士,可依据案例研究设计质量的判定标淮[28,53],并参照案例研究的“重复法则”,在中国其它地区进行同类型的案例研究.其它和共创类近的项目,亦可以此研究做参考,进行相关的案例研究,促使日后进行跨案例的后设分析,从而检证及修订相关研究结果.
本文汇总，上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本土化和社会工作和实践方面的青少年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青少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创客教育本土化取向与其实践路径 （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7）摘 要创客教育是一种全新的基于创意造物培养创造力、基于行动力培养想象力、基于所有学生学习天性 的普及性教育 在创客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坚持避免创客教育.
2、 国际工程劳务本土化管理的和实践 2013 年,主席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至2017 年5 月,“一带一路”促进建设中心正式成立,为我国实现“一带一路”.
3、 儒家关系思想和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的 哈曼在老问题新世代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新讨论一文中从历史角度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议题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西方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定环境下所生成和展现的形态 费.
4、 二十世纪前期民族自救运动的一种本土化尝试一一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和实践 摘要“恢复民族自信力”是２０ 世纪２０ 年代“村治派”领袖王鸿一所提出的以文化自救谋求民族出路的思想主张 面对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涌入,王鸿一提.
5、 龟类变身谭中日比较中国神仙思想在日本的本土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变身谭的中日文化差异研究”（编号17WWC002）和苏州科技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项目“中日古典文献变身谭的比较研究&mda.
6、 油画史里的文化博弈和民族复兴评《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 口胡一峰这几年,20世纪艺术史颇受关注 2017年岁末,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李昌菊著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 该书为“中国文艺评论青年文库”首批五种之一,也是本批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