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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宣武门内西城根有一条“象房街”,因街之北有宫廷设置一象房而得名.此街名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后来,在旧朝象房的基址上建立了国会大楼,此街因此更名为“国会街”.到了六十年代,北京拆除旧城垣,“国会街”也随之被废掉,如同切除一小节盲肠.即便它不被废掉,也会在红色风暴中更名为“反帝路”、“反修路”或者“红旗路”之类.
在中国,朝廷驯象一直可追溯到元代.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就有大汗乘坐“驯象”的生动描述.“驯象”之阵是朝廷重大典礼、尤其是皇帝征伐、出巡之仪仗.在元代,一般是在四头象上,安置一精美木楼,内镶金锦,外覆狮皮,天子御坐其中,携十二只猎鹰,征讨或巡游四方.至明清时,皇帝乘金辇,前后均有庞大精美之驯象群护卫、壮势.因为战争和仪典的需要,驯象师也应运而生.驯象师具有双重性：他一面是向大象发号施令的主子,一面被宫廷呼作“象奴”.但二者在典礼上却化若一物：驯象和驯象师皆披红挂彩,招摇而过.令人称奇的是,驯象师能把野象驯化到这种程度：令其行则行,令其止则止,令其跪拜则跪拜.驯象见到皇上,也跟卑臣一样长跪不起.之后皇上才“免礼‘平身”,赏给它糖草、糯米饭,以示皇恩浩荡.康熙三十二年,沙俄使节有如下记载：“乘马同至驯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观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嗾之,乃作虎啸,声震屋宇；又有声如牛马,又如南方小鸟.尤奇者,学吹号.又命象向我请安,就地作滚,其滚时,先舒前足,徐舒后足,腹重贴地,卧‘而后起.”大象的野性已被驯光光,变得“奴性”十足.至于驯象的过程,也是非常残酷的.元人熊太古在《冀越集记》对驯象做了下述描述：“人掘坑坎,以草木覆之.或象陷于坑中,饿数日,人以草饲之,与之曰：我能饲之,且日：若从我,我能掘坑作平地,使汝出求食.象若应之,即登其身拊摩之,不动,得出坑,终身不敢伤此人.”这跟朝廷招降纳叛的伎俩如出一辙.沙俄使节也写道：“有一象尚未练习,锁前二足,未经出户,地旁有深沟,似防其变.”
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除了在朝廷特设饲象所,隶属锦衣卫掌控外,还特设驯象卫这一军事机构,以便捕捉、驯化野象,专门对付南方麓川土司的象阵.有意味的是,驯象卫在长期征剿的过程中,其职能由单向演变为双向,即兼有捕驯野象和镇戍边防的职能.也就是说,它既驯象,也驯人,二者合成即为象军.驯象卫最高长官为南通侯,鼎盛时曾统驭象军达两万多人.换句话说,南通侯便是级别最高的驯象师.到了清代,朝廷专设銮仪卫,沿袭的是明代锦衣卫饲象所制度,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改称驯象所,分东、西二司,以驯养宫廷仪仗使用的“仪象”.每年六月初,象房前彩棚高搭,旗幡招展,鼓乐齐鸣,象房内的“仪象”款步而出,过象房桥,出宣武门,到护城河洗濯,引来上万草民观赏.元明清诸王朝何以对“驯象”如此看重？原因很简单,大象是陆上最庞大、最威猛的巨兽,同时也是呈示天下太平的瑞兽,天子坐于其上更能显示专制皇权的威仪.
然而,咸丰年间,因洪秀全起义,兵荒马乱,南方贡象之道遂断绝；而象房仅存之“驯象”也纷纷倒毙,原因是驯象师克扣草粮以自保,以致“十余年象房无象”.作为“象奴”的驯象师,其奴才本性于此暴露无遗.奴才向主子献媚、告密,却向更弱者施虐.其后,清国危机日益加深,割土赔款,国之命脉被洋人控制,南方属国（越南、缅甸等）被法英占领,宣武门内之象房再度呈现“死相”一驯象师们懈怠、开小差,以致光绪十年春,一头仪典中的“驯象”突然发疯,从西长安门逃出,一路毁物伤人,不仅将所拉的皇家玉辂撞碎,还将一个太监抛到皇城墙头.一个王朝衰败的气象和气数,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驯象师历来是既驯象又驯人,因此不能说驯象师完全丧失功能.事实上,他一直是阴魂不散的.
有意味的是,王朝更替之际,驯象和驯象师可以“照单全收”；而清朝衰亡之际,连最后一头“驯象”都死掉了,中南半岛的藩国不再贡象,象房遂废,驯象师也四下逃散.不过,对于清王朝而言,还存在另一类驯象师,袁世凯便是.袁某为皇家驯化的是另一种“战象”：一支西式新军——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凭借这头“战象”,袁世凯顺水推舟地成为清王朝的掘墓者与和平开启民国的功臣之一然而,若没有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的反清起义,历史的转折恐怕还要延搁许多年,袁世凯自然也没有契机“逼宫”,更甭谈什么赞成共和了.革命党人在反清血斗中,堪称豪猪斗士,浑身箭刺,冲锋陷阵,豪气万丈.
民国后,共和观念得到广泛传播,“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一九一三年,在驯象死光光的象房遗址,盖起了崭新的国会大楼,象房街也由此更名为国会街.这极富象征意义的细节却一直被忽略.要知道,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于此出现重大转折,暴力推翻一姓王朝而建立另一姓王朝的怪圈终于被打破.然而,世纪之初,宪政之于国人而言,也跟盲人摸象一般.新的国会建立在旧朝象房的基址上,宿命般地预示了民国之初建立宪政的艰难性、曲折性.其一,旧朝驯象师袁世凯仍控制着一头“战象”——它名义上是中华民国军队,实际上只效忠袁世凯个人,即便袁氏成立的公民党也必须效忠他个人.因此,在两院开会选举总统时,“驯象师”除了收买议员,指使数万士兵冒充公民,强烈要求袁世凯当总统,还以保护为名派军警包围国会数日,令议员们惊恐不安,连后照相机发出“*”响声和浓烟,也让颟顸议员以为是爆炸,有的抱头鼠窜,有的狼狈钻到桌下,高呼：“我选袁项城！”其二,大批豪猪斗士在放弃炸弹和投后,并没有及时转换角色；除了宋教仁等人坚持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进而组成“责任内阁”,其余的大都对宪政茫然失措,仍做着暴力统一的迷梦.后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按手印效忠个人,十年后改组国民党并在苏联援助下建立党军,走的也是驯象师的道路一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党专制将最后一点宪政残余也清灭干净,并继续驯化新的“驯象”.其三,没有建立干预贿选的有效机制,以致宪政的实施在金元面前变成空谈和怪胎.一九二三年十月九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袁世凯死后,他的党羽都成了驯象师的继承人,曹锟便是其中一个.他以五千银圆支票就将豪猪斗士“烘烤”成了“猪仔”.可笑的是,收买活动竟是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后的宴会有一道菜别有意味：一大盘烤乳猪,令赴宴者无不互咬耳朵,窃窃私语.在“赞成不要脸,不赞成不要头”的两难选择中,他们选择了“不要脸”.然而,双十节那天曹锟就职,安庆、芜湖两地学生怒不可遏,先后捣毁安徽国会议员的住宅,被称作“抄毁猪窝”,他们集资铸造铁猪若干头,将皖籍猪仔议员的姓名刻于其上：猪鼻上刻“张伯衍”,肛门处刻“何雯”.如此,民国国会便再度成为现代“象房”了——那儿建有圆楼和红楼,不过圆楼有些怪,从外形看它并非圆形建筑,而是方的.原来,走进去才知道它的主楼呈圆柱形,类似最后死去的那头“驯象”的巨型象.
宋教仁遇刺后,第一届国会议员们大都经不起五千银圆之“烘烤”,但仍有拒绝做“猪仔”的豪猪斗士,比如浙江淳安县议员邵瑞彭、乐清县议员洪叔翰.他们将五千圆支票拍照后寄往京沪各地报纸发表,还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诉讼,举国一片哗然.此举自然遭到了驯象师的无情追杀,豪猪斗士们不得不亡命天涯.
其实,各种各样的权力就是“驯象”,而专制的魔影便是“驯象师”.面对它,豪猪斗士们除了与之保持距离,便是用浑身的箭刺与之斗争,别无他法.因为这箭刺,正是“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鲁迅语）之庶民所赋予的权力.
（选自《随笔> 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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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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