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史记》和《汉书》中底层人民形象的异同，该文是有关形象论文范文文献与底层人民形象和《史记》和《汉书》相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李 艳
内容摘 要：《史记》与《汉书》是两部璀璨的巨作,不过鲜少有人深入探讨其中的底层人民形象.笔者从底层人民独特的历史作用、个体价值与整体需要、感性与理性的写作思维这三个维度探讨,发现《史记》与《汉书》既有其共同点,也有明显差异.
关键词：《史记》 《汉书》 司马迁 班固 底层人民 比较
《史记》与《汉书》分别成于西汉和东汉,两部史书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人物也有重叠的部分.《汉书》对《史记》进行了部分删改,这细小的改动中,我们可以窥见两者历史观及历史态度的异同点.例如塑造的同是底层的民众,但我们可以多个方面感受到,两人对底层人民看法与态度有异同.
一、相同点：都认识到底层人民的历史价值
无论在《史记》还是在《汉书》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往往活跃着底层人民的身影,他们用看似朴实,实则暗含智慧的言行,对重要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起着不能忽视的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看似可有可无的小人物就像是整个历史长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少了一个,或许历史都会偏离已有的轨道.他们对历史的进程作用或许间接,但无疑也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例如那个为项羽指路的田父,在《项羽本纪》和《陈胜项籍传》中,都有一段相同的记载“项羽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陷入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田父只说了一个字,但这一个字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假设田父为项羽指出一条明路,或许也不会上演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悲剧,楚汉争霸的最后结局也未可知.项羽的失败或许是命运的必然,但《史记》与《汉书》都记录了这个卑微的田父的一句谎言,足见两者都肯定这句话在这个危急时刻对整个局势的影响作用.田父的有意欺骗也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具有耐人寻味的历史意蕴.
再如施舍了韩信十余日饭的漂母,在危难关头收留季布并说服滕公,让其为季布向上求情的大侠朱家,倨傲不恭却磨砺了张良忍耐性格并传之兵法的老父等等,他们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地位,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渺小得如同沙砾一般,但没有漂母的施舍与最后的激励,或许历史上就少了一位名垂千古的大将；不是朱家大度收留,巧言劝说,或许季布早已斩首示众；若没有老父的几次折辱磨砺,或许张良始终都是一个意气用事的少年.他们算不得有多么沉重的历史分量的人,但看似偶然的举动成就了不朽的人物,他们就像是历史名人身后的支撑力量.所以对于底层人物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影响作用,甚至对历史走向存在推动导向作用这一点上,《史记》与《汉书》是一致的,他们都认可底层人民独特的历史价值.
二、相异点一：价值的不同视点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往往具有独立的个体艺术价值.他们性格鲜明,常常侠肝义胆,且深藏这一阶层人民特有的生活智慧与个性的人生哲理,以一种独立的姿态伫立在历史之中.而《汉书》则不然,更多的是从整体的历史需要出发.因为底层人民是历史事件中的一员,他们在史书中的存在让历史的记载更加完整,使大小事件的记录更趋于严谨.由此看出,他们分别是从个人价值与整体需要这不同的出发点来写这类卑微的底层人民的.
两书中都记载了楚汉相争时的一位儒生辩士——郦生.《史记》详细记载了他面见刘邦的经过,以及凭借独到的政治眼光,出众的游说才能,为汉高祖谋划献策,驰说诸侯的事迹,刻画出一位不拘小节、疏阔大气,且有操守、性格耿直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汉书》亦将这段记载摘录下来,但不同的是,却在郦生传记的结尾部分加以改动.司马迁详细描绘了郦生被齐王烹杀时,耿直大气,狂妄不羁的姿态,大呼：“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他不仅在死亡前毫无惧色,更自称“而公”即“你老子”,出言不逊,足见其却为狂生.这一句话将郦生的狂傲、硬气刻画得淋漓尽致,郦生的人物形象也显得更加鲜明立体.他的存在已不仅限于是一个历史人物,对他本身的鲜明、独特的性格的刻画使他具有了独立的个体艺术价值.但是《汉书》中对郦生的死却只简单交代为“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其食卖己,乃亨其食,引兵走.”从人物生平的整体性来说,两者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但如此一来,人物的人格魅力便大大削减,因为这只是在陈述一个结果.人物性格特征的凸显上却大打折扣了.从整个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小人物的结局,他如何死似乎关系不大.
与此相类的还有对帮助季布度过危难的大侠朱家的一段描写.《汉书》在挪用《史记》的内容时,同样根据他的需要进行了改动.在《史记》中,以二人对话的形式记录了朱家为季布求情的过程.在正式的称述理由之前,朱家问了两个问题“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其中虽然滕公只回答了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在这一来一去的对话问答中,显示了朱家思路清晰、循循诱导的高超的游说才能,在这之后再逐一陈述利害,人物显得机智敏捷,生动有感.而《汉书》将其中滕公的应答悉数删去,让朱家将所有的话一次说尽,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这样写确实更简洁明了,逻辑关系一目了然,但人物精彩的论辩技术便无法得到更好的展示,一段话显得生硬而缺乏艺术感染力,朱家本身的形象也显得模糊平淡.
总的来说,《史记》的笔下每一个底层人民都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都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不因其卑微而失去作者的关注,这也显示了司马迁卓越的历史观.而《汉书》更倾向于从整体历史事件出发,在班固眼中,这些底层人物的存在是为了成就完整的历史,他们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描摹刻画的必要,因而《汉书》中的底层人物形象相较于《史记》也就略显平淡单薄.
三、相异点二：记录的主观状态不同
《史记》与《汉书》对待底层人民的情感态度有明显差异.《史记》往往满含赞美与钦佩之情,而在《汉书》中情感则较为理性,甚至有时暗含贬抑.司马迁曾长期在外游历,常与底层人民接触,所以也就更能够发现底层人民人格中的美,加之司马迁本身便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书写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肯定赞美.而班固出身于儒学家庭,对底层人民,既无抵触也无鲜明赞赏的情绪,在写到这类人时,也就更趋向于据实记录.
司马迁笔下的底层人民多智慧深藏的隐者或行侠仗义的豪杰,即使一般无名无姓的漂母或是卑微的门监、屠夫也是慷慨大度之人.从司马迁笔下底层人民的整体性格特征可以看出,《史记》对底层人民充满赞誉之情.其中尤其出众的人物是《屈原贾生列传》中那个淡薄宁逸的渔父.其“举世皆浊,何不随气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醴”的处世观,暗含着上善如水任方圆,随遇而化的处世大智慧.他以道家的轻松恣意对待世事纷争,以乐观豁达的心境淡漠污浊糟粕.其中渔父逍遥隐逸,与世无争的形象俨然让我们觉得遇到一位世外仙人,其摇舟远去的姿态仿佛是要驾风西去,潇洒自由,司马迁的肯定、赞美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通读《史记》,不难看出,司马迁始终以一种感性的态度对待底层人民,热情赞美,有时甚至情感有些过度.《留侯世家》中,记载了一位磨砺了张良隐忍性格,传授其兵法,对张良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老父,我们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对其极尽尊重的态度和溢于言表的赞美之情.从“长跪”和“随目之”我们可以看出张良在老父之前的极尽谦卑之态,老父的地位通过张良的烘托,也在无形中被抬高.但作为一个平民,在初见之时便让少年气盛的张良如此尊重厚待,显然是不太实际的,司马迁所描写出的尊敬之情未免有些太过.与之相比,《汉书》的改动就显得更加理性化,客观化.班固将这两句话改为“下取履,因跪进”,另一句将“随目之”删去.其中张良的谦卑恭敬之态依然存在,但情感程度上更趋理性、实际化.如果说《史记》是一部满含热情的赞美诗,那么《汉书》就是一部平实的史料记载.
《汉书》的客观理性的特点从《游侠传》中也可以深刻感知到.班固对游侠的态度与司马迁大不相同.司马迁着重称赞游侠“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品行,并且一再强调游侠与一般的豪强恶霸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游侠罔顾法纪,随意杀人,危害社会安定却是不争的事实,司马迁在赞美游侠时,显然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倾向.《汉书》中对游侠的评价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班固的观点固然部分是因为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正统观念出发,有失偏颇.但汉初以来,社会还未安定,汉朝面临着内部藩王割据和外部匈奴威胁的双重压力,游侠的存在对社会来说确实又是一个不安的因素.游侠不仅本身违法乱纪,更时常包庇一些作乱之人,他们的行为从江湖道义上讲或许还可肯定,但从国家法纪上讲,确是不能一概算作良民.班固从整个国家、社会的角度冷静看待游侠,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审视其造成的影响,的确更显理性化、客观化.
（作者介绍：李艳,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
概括总结:这是关于底层人民形象和《史记》和《汉书》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形象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形象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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