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化转型人类学一种融合而非分离的理想生活，该文是关于融合自考开题报告范文与理想生活和人类学和理想生活研究类论文范例.
我认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了自身毁灭的绝路,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不仅森林已遭难于恢复的破坏,提供能源的煤炭和石油不是也已在告急了么.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费孝通（1997）
对于二十一世纪而言,这必然将会是一个蕴含深度文化转型的世纪.面对越来越清晰的世界多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以及交互影响,面对越来越普及到每一个人手中的新媒体所带动的文化讯息传播以及彼此之间交流的日新月异；同时还有,面对由扑面而来的媒介的新物质性、个体掌握媒介的自主性,以及传播媒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呈现,一种文化价值及其表现形态的新转变、新转型正在悄然发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不能对此有一种自觉性的把握,便无法使之真正能够清晰地为人所感受到并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以文化研究自居的人类学在此意义上正在面对一种谁都无法去抗拒的文化转型的世界图景.与此同时,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学自身也正在快速演变成为一种特别会去关注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的在场,由此人类学转而成为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
一、人类学遭遇文化转型
毋庸置疑,人类学是一种面向当下的学问,人类学自身的面貌必然也会伴随着当下社会现实的转变而发生一种改变.从一门学科而言,人类学向来都会以研究人类整体的文化及其发展为自己核心的研究对象.这种文化在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经了无数次的改变与转型,其中既有属于渐进的慢慢演进,也有革命性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对于现代人而言,现代世界无疑是一个处在转型之中的世界,它带来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必然要转移到这一转型的议题上来.随着各种新技术、新观念以及新价值而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中国及其文化转型也在顺应时代改变而改变自身的形态.换言之,对于时下的人类学而言,它自身无疑也在遭遇到一场文化转型的大变局.
曾经的人类学更多的都是以人为中心去做实地的田野研究,人类学很显然离不开一种对人的特别关怀.但人不仅是一种社会之人,而且还是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器物发明、创造与使用之人,并生动地体现在了今日技术、工业产品以及基本生活品的供给上.今天的人类学面对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而确实有必要去调整自己的核心研究对象,从一种人思之人的关怀转换到物思之人的关怀上去,即强调物与人的真实存在的这个向度,而非单单一种观念里的人,并以这种人来作为存在者的存在.
之前的人类学是在一种不断回溯的原始感的追求中去弥补西方现代性兴起之后的种种缺失,而人类学家们则在一种慢节奏的多少带有浪漫情怀的对西方人眼中的蛮荒之地的他者造访中为西方自身的文化缺失描摹着种种在他们的文化里已经遗失的存在,这项费时、费力、费钱的智力加体力的劳作,却不经意之间为西方人构想西方以外的差异性的文化存在提供了可以静心阅读和比较的文本,一种借助于西方意义和西方视角的东方学得以成型.①所有人类学家的文字、图片以及探险的旅行都似乎在无意之中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固化西方以外世界图景的一种可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在那里我们看到在一种时间性缺失之下的一个小地方社会生活的年复一日的无变化的自我复制,其中就包括新几内亚诸岛屿、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诸部落、南美洲亚马逊的丛林,甚至还包括中国乡村在内,在这些地方,时间似乎凝固在了西方以外的世界之中并为其所不断地塑造.
时间的车轮在碾压过西方以外的世界之后,在那里无法真正避开的便是对时间感的一种新的自觉.人类学家走出自己熟悉的文化而去把握“在那里”的时间①,由此“那里”不再是一个自我循环的世界,而是和西方同在一个世界之中的共同性的文化存在单元.时间在此基础上有了一种先进与落后之分,并且,落后者必然要被先进者所鞭挞,由此而使之必须要做迎头赶上的努力,中国恰是在这样一种迫不得已的鞭挞中获得一种发展上的自觉.②
由此,世界的存在被赋予一种地理大发现的西方“白人的神话”③,认为一切西方以外的世界都是可以被征服的,而这种征服的强有力的工具便是对一种时间观念界定的优先权,一种有刻度且抽象可累加的标准化了的钟表时间成为了世界秩序安排的新坐标.由此,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就不再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相对有差别的存在,而是被抽离掉场景意味的抽象时间观念下的一种带有线性时间线索的同质化的存在.请问今天还有多少人不知道8 点30 分意味着什么呢？但在一百年前,知道这个数字含义的人绝不会有今天这样多,在那时,也许一些大都市按点上班的人才会清楚这个钟表上的刻度时间的含义,那就是他们此时一定已经在某个工厂里开始做他或她一天的工作了.
人类学从一个借地理大发现为隐喻而展开的对于西方以外世界的殖民而有了自己独自的研究空间,那便是附属于西方世界的殖民地那里的人民、土地、物产以及由后来的人类学家所界定的在那里的地方本土的文化.所有这些都属于是借一种早期的民族的书写而对远方那里人的生活在文化上的一种固化,其所借助的就是人所独有的书写和阅读.这种时间性往往会定格在人类学家只身到那里的某一年、某一月,甚至某一日,但面对由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整个世界之间开始彼此互联互通的二十一世纪,一场未来学家所预期到的所谓信息革命却如期而至,一场基于技术变革,随后是寻求某种改变而带来的价值选择所塑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化在逐渐的形成之中,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正在遭遇着一种文化上的转型.
很显然,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由资本驱动的西方或欧美意义上的海外贸易,也不再是“前店后厂”模式的东方成为西方消费社会的产品加工链条中的一环,而是整个世界变成为了一种无中心却有不同连结点的人、财、物之间瞬时性勾连起来的一张网络,这是一个人可以一瞬间借助网络的虚拟在场而看到世界全部的一种全球化的生存状态.无疑,人类学家仍旧还会去到田野之中,但这田野很明显已经不再是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或者是埃文斯- 普里查德《努尔人》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纯而又纯的西太平洋上的初步兰岛人或者尼罗河畔的努尔人的生活.①一切都在一种全球化的浪潮下被冲刷得扁平化,且没有了太多信息沟通的障碍②,在人类学家曾经的田野地点那里可能开始出现有密布的度店,不同肤色的人群可以蜂拥而至随后又匆匆离开；这还会有展示人类学家生平的笔记、信札以及记录当地人早期生活的图片、影像和实物的博物馆,以告诉当地人曾经有的历史,而所有这些东西却并非当地人自己的诉求想要让它们呈现出来,而是因为纷至沓来的世界范围内的游客参观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塑造着当地人新的文化的形貌.他们在用一种所谓文明人才会有的那种有礼貌的唏嘘口吻来称赞这些文化的遗存,以此表明自己对这里人的文化的欣赏和包容.只可惜,他们所欣赏的真实对象除一些可供考古学家挖掘的文化废墟之外,便再无其他.
古典的人类学在此时实际已经失去曾经独有的一个研究和欣赏的空间,所有来访者都变成了古典的人类学家,反过来也是一样,所有的古典的人类学家也都瞬间转变成为了一个异文化的访客和记录人.
人类学家从一个对简单社会的参与观察而一下子转向到了直接去面对一个复杂化的世界存在.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今天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互联网的存在都在使得每一个人知道这个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实际在哪里发生,人们在使用世界上最为迅捷的传输技术而把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图景通过人类学家曾经独占的文字、图片、声音以及影像等而传播到全世界,此时无一人不在场,但却又无一人是真正在场,这是一种虚拟和真实之间的置换,也是虚拟和真实之间的在文化意义上的辩证.这就使得人类学家要去重新面对一种研究处境,人类学家要知晓不仅是人类学家在写民族志,凡是掌握网络和微信的人去到一个陌生地方所写下来的感受、意见和评论,都可能成为新的民族志生产的鲜活材料,如何面对、理解和分析这些材料,对未来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者而言将是一种极为重大的挑战.
曾经有着一种文化自信的人类学家在今天仍旧是有一种文化理解上的自信,只是这种文化在迅速地转变当中.未来的人类学显然有能力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找寻到一种或多种文化自信的来源或依据,这种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它在一种世界大的变局之中明确了自身要有所改变,由此曾经自信的文化有可能因为新的生活处境的涌现而产生各种的摇摆或转变,而曾经不自信的文化模式又可能在某一次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产生出一种自我的确定和固化效应,以此来引导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在这方面,人类学的基于田野研究的人类文化线索的追溯方法,使得人自身可以因此而获得一种持久的行动上的行动力和展现这种行动的行为逻辑.无疑,人类学遭遇了世界性的文化转型,但人类学也在创造着理解不同文化的新模式,各自并无法真正合二为一.
二、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总体而言,面对这样一种文化转型的世界大格局,中国的人类学因此而需要去做重新的调整和适应.换言之,这种转型的局面在使得人类学自身的处境与在其二十世纪之初人类学发轫之时的样貌以及其所面临的世界文化的格局已经是大为不同了.因此可以说,今天的人类学家必然承载一种不同于既往时代的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使命,这种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根本就是在于,如何在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凭借一种知识建构的主体性,而去重新定位一种人类学以及由这种人类学所引导下的人类学家们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新的作用.面对越来越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的存在,面对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的人类存在意识,人类学必须在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中,努力去为自己找寻到一种更为恰当的定位和应用,这不仅是一种世界性的学科定位和应用,而且同时还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觉而有的对于自身所处文化的定位和应用.
毋庸置疑,人类学家在理解文化方面的独特视角,使得曾经直面一种原始文化的人类学家在今日世界整体文化的大动荡、大交融以及大变局之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沟通以及打破各种人为设置的社会、文化以及心理边界的作用.与此同时,人类学家对于文化及其差异性的包容和欣赏的态度,恰恰也在不断地为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带来了越来越完整以及越来越细腻的解决途径,比如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一带一路”的观念倡导,它在实践的意义上便潜在具有了一种“化干戈为玉帛”、化冲突为和平的互惠交流的可能.①对于人类自身的文化而言,究其责任,它确实担当着一种在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顺畅沟通的粘合剂的作用.而面对一个借由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的文化转型的世界,我们需要为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粘合剂的发明找寻到某种新式的配方,使得现代技术、社会以及文化等诸要素之间能够有着一种良性的搭配与发展.
在这个新的配方中,有一部分要素很显然会分散在各位人类学家的头脑之中,他们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学问以及研究上的诸多积累,使得他们在理解文化上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察视角,而我们作为人类学的研究者在关注于文化转型的种种形态的前提下,特别需要将这些差异、分化以及各自表达的视角重新聚焦在一起,形成一种合力,使之能够发挥出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力量,产生实际的社会效应或者影响力.
可以肯定地说,二〇〇〇年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体现出一种多元化以及学科之间不断融合却又保持各自特色的态势,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从经典民族志到应用人类学、从地域研究到跨文明交流以及关注“在一起”的人类学的新视野②,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预示着未来中国人类学不仅会在中国国内有一个更为宽泛的领域拓展,同时它也定将会越来越多地吸引到更多世界人类学家们的注意,甚至会成为世界人类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一个西方理论构建的试验场.在此意义上,中国的人类学自身会有着一种巨大的成长空间等待开发.
中国人类学自二十世纪七〇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更多关注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结构运转和改变,开始越来越多注意到各类新文化生产的中国意识及其多样性的文化表达.不论是包括通讯技术在内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人们日常生活观念的影响,还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的大范围推进而造就的地方文化的自我改造以及新兴旅游产业对于既有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与再造,所有这些,都将意味着一种基于价值观念转变的文化转型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是慢慢来临,它不仅在挑战着一种既有的文化观念,也在强化着人们对新的文化价值追求的努力.很显然在今天,一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生活变革的“数字化生存”已经不再是一种虚妄,而是转变成为一种真实的文化实践,换言之,“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③
在这方面,社会转型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自身社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未来应该会朝哪个方面上进行一种改进；而一种文化转型则会明确地告诉我们,人们在这快速的变迁之中如何去构造出一种新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以及新的文化类型.这一新文化的特征可能不再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那种完全由精英来主导和引导的文化,而是每一个平民百姓都可以参与其中的文化,这就像今天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意味着是一个自媒体的存在一样,每一个借助智能手机、电脑来发出微博、微信以及图片、声音的自媒体新技术消费者,他们已经不再可能是这场新的新文化运动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它的真正积极主动的发明者.在此,中国文化不论是去恢复一种传统还是刻意地要去标新立异,都会被同时纳入到这个总体性的文化转型的进程之中去.换言之,可能看起来多少有些像中国文化的东西,它实际上潜在地已经被其他的各种文化的要素予以恰如其分的做了一种替换；而那些看起来并不太像中国文化的生活形态,也很自然地活在了并充斥于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大家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一种异己性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将其加以特别的排斥,种种不同的文化在借助互联网的平台进行一种拼插、交融与转化.而在城市生活空间之中,各种另类的生活方式开始成为吸引很多年轻人参与其中的一种新的文化表达,他们乐于生活于城市之中,从中体味着多元文化的嘈杂与喧嚣.
而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中曾经很长期地引导着人类学者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乡村、走向了民族地区,在今天尝试着走向海外,并围绕着某种西来的经典民族志的书写传统而比照着去书写自己的民族志文本.但今天,这种经典民族志的传统尽管依旧是学院派训练研究生的基本的以及规范的方式,但是在一种前沿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中,跨学科、跨地域、跨国界以及跨文化的人类学的体验的民族志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人类学学科之中.人们开始重新去看待一度曾经被人们轻视的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在医学的领域中,人类学家活跃在第一线；在各种灾难的场景中,也能看到人类学家参与研究的身影；在有关新发展出来的道路的文化研究中,人类学家也是照样在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还有,中国的人类学家在日益走出国界,不是去做旅游和访学,而是要去做一份真正的了解当地异文化的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借此而实现文化上能够理解他者存在的人类学初衷,这是基于中国人的中国意识视角的对于中国以外世界的观察、审视和记录.显然,走向中国以外的世界民族志的书写,不论是海外还是跨境的民族志,大家都似乎在热火朝天的展开着自己的研究工作.而跨学科的交流,不论是人类学与历史学、政治法律、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宗教学的往来互动,通过各种跨学科的研讨以及带有“人类学”作为后缀的工作坊的形式,大家在发生着一种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新的学术思想的碰撞,在这里人们注意并看重人类学作为一种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它不仅是会在应用的发展领域、民间的社会管理领域以及各类新兴文化生产或创意领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应用,而且,它还同样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而在各个学科之中加以渗透,产生出一种学术自身的跨学科的应用性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无疑就是一种应用的人类学,借助应用,它面对了一个真实存在并不断改变其形貌的世界.
很显然,人类学家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点上的精细研究,这也注定了人类学家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地域或地区的研究专家,因此,他或她可能就是一个村落研究的权威,某个地方的民族研究的权威,抑或是某一处山川、流域的研究权威,总之每个人类学家都以研究某一时空坐落而自居.但今天,这种状况在发生着改变,随着交通以及通讯技术的发达和便捷,一种世界性的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和选择的多样性的存在,人们再难用某个地点以及某个方位这样简单化了的人口地理学的概念去框定一个人群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文化,人们开始越来越有兴趣去注意到不同文明之间往来互动的轨迹,这些轨迹可能是历史意义上的,同样也可以是当下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社会与文化事实.显而易见,人类的历史跟文明的观念之间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一种文明的互动构成了文明不仅可以相互交流而且使得文明可以持续地得到一种延续的基础,没有一种文明,它可以持久地存在而不借助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能实现.在今天这个世界诸多文明之间互动频繁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有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积极主动地融入到这种文明互动的传统中去,并使自己的文明,不论是古老的,还是新生的,都会有一种新的形势下的凤凰涅槃.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人类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明研究,转向了借助艺术、器物、民俗以及信仰等的文明构成要素的诸多互动性形式所构造出来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过程和形态①,它将会进一步丰富世界人类学对于人类自身生活世界的理解,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理解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合作的而非分裂的,是友善的而非仇视的,是多元多极化的而非一元一极化的,是在强调人本的同时也是倾向于亲自然的,总之,所有这些,都一定会属于是人类未来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所必需的文化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自我觉悟,而这恰是人类学这个学科建立之初的目的所在.
三、“在一起”的人类学
人类学在做一种理性描记的同时,也在逐渐地认识到这个学科对于人的情感和具体认知过程的忽视,这方面研究的逐渐开展和深入探究,将对人类自我体验的文化表达实践有一更为深入的探索.它将激发出一种共同体意义上的“在一起”的人类学的发展,即彼此觉知到各自的存在并乐于促成彼此的共同意识.在一起的人类学不仅会成为中国本土人类学的一种主体意识的回归,同时也是借此而去构建起一种学术共同体的行动策略.人们通过各种聚会的形式在凝聚一种中国人类学的共识,借此一些不同的意见,在新的学术共同体意识之中得到了一种相互的容纳与再造.
虽然,一种强势性无可阻挡的现代分离的技术在不断地使人类相互之间有着一种彼此分离的趋势,但是今天中国的人类学家却是在不同的区域以及不同的场所,细致地研究着那些不为人所觉察到的却能够使人和人之间相互结合而不分离的文化,寻找一种社会与文化重塑的道路.在此意义上,人类学在融入其他的学科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新姿态,这种新姿态是朝向于一种宽容的理解,而非朝向于一种自我的封闭,它使许多试图对人本身加以理解的学科可以从人类学的借用中获得不菲的收益,但人类学自身显然仍旧在走着一条自己特立独行的道路,而这恰是一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光明交流,即彼此之间可以借助一种往来互动而获得益处并共同成长的交流方式.
对于人类而言,一个其所不能否认的前提便是,我们的世界乃是一个处在不断分化和裂变之中的世界.我们可以从宇宙之中各自独立存在的宏大星球一直追溯到生物基因这样的微不可见的生命要素的存在,更不用说那些已经为自然科学家们所透彻研究的同样是微不可见的粒子的存在和发生.在对有着一种认知能力的个人行动者而言,这基本上便一个自明的事实,在这一点上,英国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明白,没有必要再有任何的怀疑产生.①
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得以被西方人所发明和创造出来的,它的初始目标一定是要去寻找到一个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自信、清晰、不能有任何怀疑存在的自我之外与这些特质相对的那些实际的存在,即总体而言的他者的存在.由此一种相对于西方而言的遥远的他者,自然也成为了印证此种他者存在的绝佳对象,人类学也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自我标签,那就是对于他者的研究,它并不关注或者不必关注自我本身,因为这个自我是完全不用人去怀疑的,它所关注的乃是与这一独立自我相对而言的一种他者的存在,那里充斥着与西方自我的各种完美属性完全相对照的那些属性,并因此而人为地将这些属性归咎到人自身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中去,以此来证明这是人的理性尚未发展成熟的阶段,它不存在于西方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西方世界以外.人类学因此而有了一种自己对西方自我的他者进行实地研究的独特学科史的地位,即对异文化研究的不可替代性的学科地位.
四、承载责任与文化宽容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人类学是关乎人类生活及其文化样态的学问,它目标指向的是对不同类型、不同样态人的生活去给予一种深度的文化上的理解.在此意义上,人类学应有的姿态便是对人及其社会与文化投以一种真正关怀的学问,它并非隔着某种抽象的*物而对人的生活去做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而是要去直面人类生活的实际痕迹,由这些人的心灵最为外在的表述而去展现一个研究者,即人类学家,在与一个陌生人的文化相接触之后,由“生”而向“熟”的转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学家也在执意展示着他自己的一种价值关怀,这种价值关怀就是期待人类朝向一种融合而非分离的理想生活.
由此,人类学家在其书写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的背后,更多地会表露出来某种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关切,它使得我们真正可以注意到了,或者感受到了人类学家的一种在现场的状态,这个现场就是人类学家一直以来都在持守的田野工作.所有这些实际都构成了人类学在文化选择态度上的一种深层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因此而承载了一种对各种人类社会与文化差异性存在的文化上的宽容,而不是对这些差异性的这样或那样形式的压抑乃至于消除,或者彻底的铲除,后者所带来的人类的苦痛是难于用某种忏悔的方式而得到补救的.
在这一点上,这又恰恰构成了对于什么是一种宽容精神的最佳解释.换言之,宽容绝不仅仅是对于弱者的慈善家般的怜悯,而恰恰是在于对世界多样性的一种容纳与接受.对弱者的宽容如果是那种慈善家般一厢情愿式的怜悯或者单向度的可怜,那么这里所谓的宽容就有可能最终消灭了弱者,从现实的层面上而言,这种状态不仅是不大可能出现,因为任何的社会在不同种类的强者的面前总会有一种弱者的存在,同时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一个社会中的即便是最为精英者的思维所难于去企及的.但宽容,特别是文化意义上的宽容,却应该是人类学家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因此对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人类学不应该是让人感受到遥远而麻木不仁,而是应该有着自己的一种态度,即对未来人类走向的一种理想追求.①
今日中国的人类学界中,这种宽容精神之下的对于多样性的呈现与保护的意识在不断地提高,而在这种社会与文化责任意识的基础上,一种对于自身文化内部多样性的宽容的自觉也同样在得到增强.随着全球文化因为互联网技术在全球的普及以及社会自媒体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快速蔓延和流转的同时,我们文化自身转变的速度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一系列重大的转变,这显然已经不再可能用描述一种慢悠悠的文化变迁的人类学概念去加以界定,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改变正在引导着文化的变迁转向了一种文化的转型,这可谓是一种之前与之后的文化形态上有着一种基本方式上的改变,尽管我们尚且还不能清楚这转化出来的形态会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上而在某一段时间里被固着下来,成为一种新的中国时代的新的文化样态.因此,就文化自身而言,完全可以将此变化的过程称之为一种文化的转型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变迁,人类学也因此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文化转型的人类学.
这是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所有身处这个文化语境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一种快速的转变,这是从慢向快、从静止向运动、从集体到个体、从聚合到分离、从生产到消费、从地方社会到全球共同体、从有限度的阅读到无限自由的书写、表达以及从文化上的少数人的自我觉知到大众的文化自觉,并有意识地运用文化创意到自己生活的安排之中去的一系列重大生活观念和价值的转变,各类新技术在以一种知识的形式逐渐地侵入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去,我们原本的自然生存状态似乎在发生着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颠倒,试想一下,如果对于社会生活中人的生育能力而言开始有一些人逐渐转变到了选择并依赖于某种的生殖技术而去生育,即依赖于像试管婴儿这样的技术,那么我们原本自然的生育究竟是一种真正自然的生产,还是人对于生殖技术的一种消费之后的生产,这一点在今天相比过去变得更为清楚了,换言之,我们人所构成的社会在离自然越来越遥远,而离技术的发明和人工的智能越来越亲近.
而一种文化趋同性的张力让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了一种少数人要去努力维护的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地方性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一种全人类的公共资源,只不过是一些谙熟此道的人士被一种外在的声音所要求,要他们小心去看护这些文化,对此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走样以及形式的更改.这些所谓的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文化传承者从一种曾经的文化的主人的位置上,一下子转变成为了被一个看不见的来自遥远地方的雇主所雇佣来的守护原本就属于他们自己所有物的发补贴的守护者.也许几个小钱的维护费的巧妙的文化与金钱之间的隐喻性的资本转换,他就俨然从作为一个文化的自我自由的传承者一下子就转化成为了一个文化的受人雇佣的看护者,他因此而丧失了一种真正对于文化的创造与转化的能力.②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家开始了对这些人的生活的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活史的细致研究,以便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底层的文化如何在受到各种极端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在发生着怎样的一种让人刻骨铭心的转变,在这一观察中,这份生活史不单是历史本身的呈现,而且还是一个质朴的心灵被外在的力量所驯化的痕迹.对人类学家而言,这种揭示既是他自身的责任,更是他的宽容之心必须要去予以注视的,即是要去注视一系列弱者生活之中原本就有的一种自我创造以及诸多可能性的生活方式的再发明如何因这种的力量而改变了方向,甚至彻底被扭曲变形掉了.
一方面,在我们高呼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显然不能忘记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一种超乎寻常的贫富分化.它已经成为我们未来有更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瓶颈,未来如果难于脱离开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的瓶颈,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难于企及.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家的视野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了一种真实的生活,由此而容纳了因社会新的发展而导致的各类贫困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疾病、医疗和教育的问题,人类学家在此空间中找到了自己真正可以去实际应用的社会生活的新领域.他们中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关注于那些社会中的新生群体,包括各类的农民工以及流动到了城市里的少数民族群体,城市真正成为了今天人类学家所关注的热点,未来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长期的居住在城市的空间之中,寻求一种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类学家也在越来越多地涉入到一种公共空间的讨论中去,他们在自己相对熟悉的空间里去寻找到为公众所关注的各个领域,他们看到了与其他领域的社会学家所看到问题有着一致集的问题,但却在努力试图去对此给出一种不大一样的文化解释.这些问题就包括各种的城市拆迁改造的问题、城中村的问题、征用土地的问题、国家范围内的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问题、水污染问题、环境遭受到了破坏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极端后果的灾难人类学的研究以及以民族地区为核心的民族自治权利的获得与整体性的社会公正问题,当然还有在那些区域同样存在的因为城市化所带来的城乡冲突及其化解的诸多问题.
如此看来,我们当今的世界,问题可谓层出不穷,但人类学家似乎一下子却真正由此才找到了自己要去重新努力的方向,或者说他们都在通过各种实际的研究来积累自己对这个正在发生着一种文化转型的东方大国进行一种深描式的理解.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尝试着离开既有的以微观的定点和场所研究为核心的那种将其奉为经典的参与观察的模式,而去开始了对一些新的研究线索的追溯,并希望在这其中去发现当下中国的一些全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已经不再被看成是既有范式的那种村落研究的发现和积累,也不再单单是一些点上的民族志的自我复制和自圆其说,而是转换到了一种线上的乃至更为宽广的面上的俯瞰式的民族志,或者一种线索民族志的展开.①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中国的理念重新回到了一种学术话语的讨论空间之中,西方与中国之间、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以及中国与整个世界之间,它的位置都不再是那种偏向琐碎和细微的西方理论的一个试验场,而是开始以一种文明的姿态与整个世界的不同文明之间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起始于二十世纪九〇年代,但到现在才可谓刚刚正式开始.
在这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一种人类学的观察使其跟当下生活世界之间开始有了一种更为易于获得的联系.借助亲身的观察,各种新的现象也便涌现到了眼前.借助这种有现场感的观察力的提升,真正的现当代中国问题的意识得到了一种涌现和聚集.今天有谁还能去否认,写在人类学教科书上的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有多少还真正适合于去解释当下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尽管并不排除二者之间的可解释的关联性.每个人似乎都在寻找着超越于既有解释传统之上的新的解释框架,并以此去适应于在中国发生的诸多纷繁复杂的现实,而非必然要去刻意地迎合某种西方有定论的学说.这种本土化的自觉意识,大不同于二十世纪八〇年代海峡两岸开展出来并积极推动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诸多主张②,更不同于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所影响的以吴文藻先生为领袖的燕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三〇年代所倡导的可以看成是在一种外力作用下的那种社会学的中国化的运动,并引导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向乡村社会学研究的转向.③
这可谓是一场建立在自身完整西方学术训练基础上的对于内在自主的理论发展上的一种诉求或渴望,其核心在于努力去通过对于自己的调查资料和体验的诸多可能的解释去建构一种自认为相比西方的解释更为合理和更为契合本土社会与文化的解释.显然,这种努力开始获得了一种成效,不论是经过了人类学的西学训练还是经过了本土学者消化了的西学人类学知识而逐渐构筑起来的一个人类学家的学术共同体,大家的看法开始越来越有可能在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上去展开一场真正无障碍的思想自由的交流.而在人类学的解释体系和概念提取上,当今中国的人类学在走向一种更为顺畅并深入到中国生活的实际及其当下文化逻辑的沃土中去,一种恰如其分的中国式的表述在逐渐脱离开那种半生半熟式的留学生人类学的引入、介绍和追随,这样一种向西方告别式的渐行渐远,在日益使得中国的人类学自身的境界在未来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和创造.
五、一种理想人类学
今天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和宇宙之间原本就是一种偶然性遭遇之后的产物.生死一瞬间,既不可能再一次的重复,也不可能完整保持一个个体生命的永恒.它也许有一个明确但尚不为人所知的开始,但却没有一个为人所深知但却不让人明了于心的终结.大凡意识清楚之人,都深知有一个“向死而生”的尽头,但这却并不会导致人人都坐以待毙,等着死亡的来临.
人不仅在试图去追溯一种人类何以出现的开始,而且也为自己不确定的未来设定了诸种的理想状态,并意图要为这种理想的状态而活着并做一种追求.因此而有了人们生活以及奋斗“在一起”的文化理想,理想在这一点上既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粘连在一起的坚定信念,同时又是让人可以行动起来的无穷的力量.
这种理想的文化的存在无疑跟一种共同体意识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非跟社会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社会本身可谓是建立在一种“分”的基础之上,即指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互分化,而文化作为一种理想性的存在,它是建立在了一种“合”、“和”与“同”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之中,每个人可谓都有自己的理想,但这却并不会妨碍一种基于共同价值的共同理想的形成,其所仰赖的便是信念借助文化而体现出来的一种凝聚力.在此意义上,重建社会可能远远不及重建文化来的更为重要一些.因为从社会的本源上看去,社会的构成往往是建立在其构成诸要素之间的不断相互分化的基础之上,当然,这种分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一种秩序可言,很多的时候,一种高度分化的社会,其社会的秩序似乎更为牢固一些.一般意义上而言,西方世界可谓是建立在一种彻底分化基础之上的个体主义的社会,其社会秩序的稳固性也是同样可以保持强劲的.反倒是在没有任何分化的社会之中,却是显现得问题重重,缺少行动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或者分化就是一种社会应该有的理想,恰恰相反,社会仰赖的不是分化而是某种共同性的理想,由此而相互团结起来的,这可能是超越于一般社会秩序的文化意义的秩序,它不仅带来秩序,而且还带来人心的安定以及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和谐.在涂尔干的社会中,这便是一种表现集体存在的集体表征.
社会的基础如果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上的那种互惠的基础之上,那可以说在社会之先的人性的基础一定是建立在相互的猜忌之上,即便不去读霍布斯的《利维坦》,我们似乎也可以清楚,至少从最为原始的尚不知群居为何物的人类那时的生活而言,情形大体便是这样的.另外,从一般动物之间相互不信任的攻击性行为中是可以看出端倪并可由此推想出来的.
但作为有智识能力的人却毅然决然地摆脱了这种动物性的人性而选择了社会性的人性,可以说没有这种社会性的人性选择和固守,人的生存的安全感是无法真正得到一种保障的.为了一种生活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的现实处境,人选择了彼此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冲突,而作为社会构建的理想状态,人们学会了放低姿态去和原本处在敌意状态之中的陌生人去打交道,让出自己部分之所有,成全了对手部分之所无,不过在这个过程的延续之中,给予的一方也从这份友善的关系中得到了一种意外的收获,他因为对方礼貌的回礼,也同样补充了自己之所无,相互之间礼尚往来的互惠关系因此而得到了一种稳固的确立,这构成了社会共同体得以真正确立的一个重要思想和文化的来源.但人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意识地去强化这种互惠的关系,使之成为日常观念中的一部分.它因此而被提升至一种理想存在的状态.我们后来之人将其称之为一种“礼”的文化,其真正的含义便是指互惠的关系成为了社会中差异分殊的每一个人都共同要去追寻的一份高尚理想.
由此便有了对于共同意识加以塑造和实践的人类共同体的出现.人们作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选择自身的价值认同,凝聚自身的团结性力量,所有这些都会通过共同体的周期性的仪式活动而彻底完全地表现出来.
它因此是以社会的一体性而呈现出来的,而非专门体现出来社会的多元分化的那一面.很显然社会本身是无法呈现其由文化而所倒逼出来的那种一体性的,社会的景象可谓是一种肉眼即可以辨识出来的差异性、多样性、鲜活性以及复杂性的存在,但这并不是文化本身,文化必然是借助符号或者象征而表现出来一种意义的.
可以说,任何社会都会有某种形式的文化的存在,因此任何的一个社会也都必然会有借助文化而体现出来的一体性符号表征,那就是我们所要捕捉的文化本身,它的意义往往是无意识的,需要人类学家的解释.
人大约是世界万物中最能够真切体会到自然一体性存在的物种了.它一方面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多样性的生活世界之中,就像原子的存在一般,但却又会向某一个方向去做一种有序的运行,最后与其他数量庞大的原子相互碰撞产生出巨大无比的能量.但人又不同于原子,人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限度以及可以耗费的能量有多大,那同时也是他身体的限度所在.很显然,人是必然知道自己最后的归处的,但恰是这种意识才使得人和人之间有了能够建立起共同意识的文化基础.
即希望借此合作与团结而能够找寻到逃避生死轮回的最为可能的拯救或救赎之途.当探索宇宙奥秘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在浩瀚的天河星际之中并无法找寻到上帝或者某个神灵的身影之时,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和神灵观念空出来的虚位便可以一直这样空虚下去,其必然会被社会中的文化观念所创造出来新的表征所占据,在这一点上,人必须为自己无法抗拒的命运找寻到一个“命相学家”,并真正愿意倾听他所给出的一种看上去合理而美妙的解释,这便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人类学家需要在文化高位上去思考作为整体的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它应当是一门关乎人类整体的学问,而非单单自缚手脚的一种田野方法的提供者的角色而已.无疑,面对今天世界的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人类学应该成为一门真正有担当,勇于去探索,富有他者关怀的学问.文化在此意义上就是人们生活之中的理想,就是一种相互融合的共同体的存在,就是人们心中久已缺位的神灵,也就是人和人、人和自然界以及人和万物的在一起,由此去寻求并想象一种人类永生的美好存在的状态,它需要人类学家们去对此状态产生的过程加以追溯和呈现,那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今天的文化及其意义.可以这样说,这样一种主张和文化价值在倒逼着一种中国的人类学必须走向一条理想人类学的探索和追求之路.
六、世界之中与互联互通
人类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某个一级学科之下的附属学科这样狭窄意义所能真正涵盖,其不论在专业人员构成的规模上以及在方法论本身的对于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法学乃至经济学等诸多大的学科门类的影响力上,都在日益显露出其独具特色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人类学在激发着人们去创造一种富含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文本写作.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与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以及其在世界之中所处的位置之间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二十世纪八〇到九〇年代,中国的人类学主要是以介绍并引入西方人类学,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发展,为其核心目标和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类学家们不遗馀力地从事着这方面的介绍研究工作,并且成果卓著,不论是翻译和实际撰写的研究论文,都离不开西方理论和民族志方法的指引.由此,在汉语学术共同体之中,尽管名字有些绕口,但我们却越来越多地熟悉了像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 普里查德、列维- 斯特劳斯、格尔兹、萨林斯等等的享誉世界的人类学家.而且,对于中国的学人而言,这个名单也许是可以无限度地罗列下去的,并为我们所熟悉,尽管他们共同都是身处遥远西方的人物.所有这些成果显然都是在一种彼此之间长期相互隔绝之后而稍有开放气息时代的一种必然的产物.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开始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人类学传统,尽管这个传统最初同样也是从西方而来,但却从其一开始便极为自觉地跟主体性的中国意识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开始重新研究并发掘包括燕京大学社会学的社区研究的既有传统,重新注意到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杨成志、田汝康等人种种著作之中所绝对并不缺乏的对于今日人类学的启发.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家即将进入历史之时,隔过半个世纪动荡与浩劫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人类学家们极为自觉地在把这些人物要重新放回到他们应有的学科位置上去.很显然,此时我们不再是凭借一种“遥远的目光”去单纯地敬仰西方的人类学,而是开始一种“近距离的聚焦”去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类学的传统和发现.所有的中国人类学大约都不会否认这样一种努力,那就是在一个曾经存有的人类学传统的断裂之处找寻到了一种可以重新联结在一起的机会.确实这些机会曾经是有过的,但却因为某种的历史和政治的偶然而使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与其失之交臂.
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逢人便要重谈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重谈人类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分别与联系①,很显然,这样的知识生存的背景说明了,一方面人类学作为全部社会科学最为基础的一个学科门类在勾连起不同学科之间的日益狭窄的专门化上所起的作用被人们所忽视了；而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类学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作为体质人类学或者考古学的片面形象而未曾从文化与社会的人类学意义上走进其他的学科之中去,未曾“贩卖”和“吆喝”自己真正对人及其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种种独特的主张和认识,固守于一个自认为是封闭起来的田野实证之中而孤芳自赏,自陷于闭塞之中.
但所有这些,在今日的二十一世纪的最初的十几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上显然都被一扫而尽了,人们各自在寻找自己的切入点并且尝试着将人类学不仅是加上而且还要用田野研究的方法去进入到其他的所有人类活动覆盖的诸多领域之中去,这包括经济、法律、政治、宗教、医疗、历史、文学、艺术、灾难、发展,乃至于科学研究本身.所有这些领域都借助于互联网的技术而使得人类学自己重新找寻到了可以表达自我的一个新平台,各种形式的极为零散但是却生动活泼的微信民族志写作在给人以差异性文化表达的新媒体呈现,人们不仅是通过人类学家所耗尽心思撰写的长篇民族志的阅读在了解到人类学是什么,而且还会更多地通过某一个朋友圈中的人类学从业者的微信公众号的图文并茂且短小精悍的民族志文本在潜移默化的接受着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的熏陶,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自身也在面对着一种全新的“写文化”模式的改变.瞬间的在田野之中的富含体验性的灵性,或对于生活与文化的洞见,成了分处不同区域或地方的人类学者之间可以彼此分享的真实的虚拟现实.人类学因为互联网以及此种智能手机技术的普及而变得更为具有大众意义上的可感染性,其所积累和创造出来的知识因此得到了一种极为迅速的传播.
与此同时,人类学自身的视界也在得到超乎所有时代在做一种新的拓展.中国海外人类学的研究从悄无声息开始转变成为了大家渐聚渐众的努力方向,而曾经由费孝通最先提出的“藏彝走廊”的概念,不仅在今天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而且还延伸出在中国人类学独具特色的一种“走廊学”关怀②,人们在试图用“路学”概念去重新拓展民族走廊的研究之时,“一带一路”的国家举措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导向,人类学家因此而找寻到了一个新的关联性,那就是人类学与“一带一路”之间不可分割的的关联性,这种超越地方性民族志关怀的新的宏观文明的路学研究,必然会给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极为恰当的弥散性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引导着人类学会从新的视角上去看待自己以及整个世界,中国的人类学真正走进了世界之中,而非游离在世界之外.也许这种努力才刚刚开始,但却很快显露出一种蓬勃发展的趋势,最近数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年会、海外文化研究人类学年会以及人类学高级论坛等都在这个“一带一路”的主题上开展了一些全新的探索,并由此而聚拢大家的研究智慧.
而伴随着一种现代世界的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人类学的视角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了公共的领域之中.随着人口大量而频繁的跨国跨界的流动,使得人类学家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了移民的问题,而随着世界性的风险和灾难的发生,人类学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那些承受着各种灾难的人群以及他们实际的生活,他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灾难并有怎样的一种文化的表达；还有,随着食品越来越多的被工业化、生物转基因技术以及各种环境污染的影响,人类学进入到了食品安全的领域,由此而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不同于一般食品安全的技术性理解的食品问题；贫困与发展虽然是人类学一直关注的研究领域,但是在新形势下的扶贫开发与精准脱贫成为了人类学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另外还有包括乡村的艺术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旅游以及古村落的文化保护等都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人类学的视野之中去,人类学因此也在使自身发生了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转向,即从静态的原始文化的呈现转换到种种新文化形态的自我呈现和捕捉上去.
很显然,在今日世界之中,人类学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差异的沟通性在一个互联网发达和普及的时代里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可能是被土地所束缚之人,我们也需要去理解在我们不停地通过现代技术而发生的移动途中所可能遭遇到的种种文化差异和冲突.在北京去往迪拜再转去非洲的飞机上,这种遭遇实际就已经开始发生了,但人类学家需要在那里,并宣讲他们的主张.这里应该谨记的是,所有的文化差异,不论你是否喜欢,都不可能通过动用武力的方式而将其加以消灭掉,它需要有一种最为基础性的文化理解,借助一种纽带性的柔性的力量在其中文化断裂之处做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弥合,这既是人类学家的新使命,同时也必然是未来所有国际性争端解决的必由之路.
七、朝向一种新新人类学刚刚过去的二〇一六年的人类学是充满活力并着实学,这种人类学在基于一种中国意识而在构建着自身发展的学术路径.“一带一路”、城镇化、人口的跨界流动、城乡协调发展、民族医学以及微信民族志、艺术民族志的开展,凡此种种的主题,都可用一个“新”字来加以涵盖.由此而提出来的新问题、新概念、新主张以及新方法可谓比比皆是,诸如基于文化的人类学视角的城市新移民问题、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还有山海文明、江河文明、农耕文明以及农业技术遗产的跨越村落的历史民族志的书写研究,而对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线上线下民族志方法的在时空上的新拓展,使得一种虚拟但却真实发生的现代中国人新生活的图景在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人类学在此意义上走上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新新人类的研究轨道,这种人类学关注文化转型、关注少数群体、关注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关注生活世界的任何新鲜事物的出现,也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律动.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在一个日益全球普及的互联网世界中,如何能够是人类的每一份子保有一种体面的、有文化的生活,这已经不再是什么争论不休的预测或者洞见,而是实实在在地向着每一个人扑面而来的无法躲避的现实图景.
与此同时,我们仍旧没有忘记这个学科在中国的独特的发展历史,我们试图通过追溯既往而开拓一个全新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种跨越时空的人类学的纪念借助对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八十年的纪念活动而展开.南来北往的学者们汇聚在江村,面对一个有着八十年变迁史研究记录的江南小村,我们缅怀费先生对人类学中国化的初创之功以及对人类学而言的村落研究的真实意义进行再反思.毋庸置疑,人类学借助一种独具魅力的田野方法以及极为详尽的民族志报告的呈现在吸引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真正关注到此一学科的存在并运用于自己的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去,其中包括政治、历史、工商、艺术、医疗、法律、发展等领域,都在通过添加一种人类学的视角而在不断地拓展出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出来,形成一种不断自我加强的分支学科或者跨学科的人类学学科群.最具权威性的中国人类学民族研究会下设的三十五个分支委员会以及跃跃欲试正在申请中的分支学科委员会,已经足以说明在人类学当中应对中国现实处境而开展的这种分支学科研究的一派繁荣景象.
更为重要的则是,中国的人类学也在全方位地打开自己的大门,不仅走向田野,而且还要走向社会与文化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在世界之中的文化新处境的人类之中的不同领域.文化转型仍旧是一个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背景,走出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以及走进并试图重新理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相互交叉并行不悖.而人类学如何重新去真正面对并解释世界秩序新格局下的种种文化的转变、转向与转型,将是未来人类学家共同要去面对的真实现实,就像气候变化的问题成为了一种全世界的新政治,人类学家自身也在面对一种有似气候变化的世界格局的新语境.这使得人类学家参与世界的责任感和对当下现实的担当意识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所有这些都在引领着中国人类学走向一种应用的领域.也只有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并且也只有在一种人类学的应用之中,人类学才能真正活在当下,切历久弥新.
当世界文化有一种日益趋同的向心力的引导之下,一种文化多元的离心力也同时在不断地自我复制、加强和建构.前一种的向心力便是全球一体化的声浪,而后一种的离心力则是文化相对性的文化主权、边界和遗产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觉和突显.曾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针对中国历史而提出来的一种包容性文化图景,在费孝通一九八八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经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自身发生了改变,世界的文化构成格局也发生了一种改变,我们很显然需要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新的多元一体格局究竟是怎样一幅样貌以及它实际应该有的理想模式是怎样的.
今天看来这种实际发生的文化构成构成格局乃是一体多元的.这种一体多元的格局可以应用在当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的理解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与文化秩序的新构建上.我们显然在面对一个一体性的人类理想和多元化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并行不悖、杂糅交错的一个复杂化了的世界,某一种固定化的原则或者带有僵化的思维都难于真正应对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灵动、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新思维.
我们今天的人类学不再是那样清晰划界的他我关系分野下的区域研究,我们需要真正深入其中并跳出其中而来看我们所共同面对的一个世界及其文化存在的多样性,它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我的想象而得以构建起来的,同时我们有需要理解每个民族、每个人群、每个社区,乃至于每个个体在今天的真正彻底的文化自觉和个体自觉,而各种方便易得随时随地可以出现的自媒体技术又在使得这种自觉变得更加生活化、美学化、虚拟化以及对象化.在此意义上,中国人类学遭遇到了一个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需要思考和洞见智慧去加以应对的新现实,它可能是虚拟化了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它可能是相互有着一种张力和冲突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但借助一种来自最为基层和走心的实地田野调查,这种区域性的、局部性的以及流动性的关系冲突和断裂可以朝向一种人类智慧性的融合和弥合的方向去努力,而构建出一个美美与共的未来世界,这将是当下中国人类学家乃至世界人类学家的贡献以及为此所要付出的一种真正努力和责任.
未来的文化将会是一个注重创新的文化,它会借助各种既已存在的多重文化要素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大拼盘趋势,每一个文化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我孤立、隔离和保护的世外桃源,而是逐渐转变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同时又有自我认同的共享文化而不是独占文化的趋势.曾经的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山川、湖泊以及海洋所造成的文化阻隔,在今天都在被日益的消弭掉,人们跨越文化的边界不过就是一种说走就走的旅行,这种旅行曾经是许多冒险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古生物学家、博物馆学家等要用一年甚至几年才可能完成的,而在今天则是一天之内或者数天之内的事情,而越来越多的不同种类的人们频繁的跨越文化边界的旅行,使得一种文化的感知图景不再是单单由人类学家或者民族学家这个专业群体来提供,人类学的文化研究的新时代、新主张以及新方法在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其所研究的题目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些部落、家族、裂变支、亲属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之类,互联网、艾滋病、跨界民族、虚拟民族志、文化遗产、日常生活展演等纷繁多样的研究主题为中国的人类学带来一片生机.
中国的人类学曾经为自己的学科独立地位而努力的呼喊,这方面的主题研讨也不止一次和在一个地方开展,但人类学在过去没有自己的画地为牢的圈子,这无意之中却成就了这个群体自身的凝聚力.而他们所做的实地研究和理论思考在使其自身的边界在不断地打开,这个打开了的空间将会是一种无限发展的空间,它将会不失时机地进入到其他的学科领域,并不失时机地从其他学科领域问题的深入探寻中反哺中国人类学的自身学科体系的构建,这无疑是一种良性发展中的、富有开放性的以及充斥着学科交叉性的中国人类学拓展的新图景.
归纳总结,上述文章是一篇适合理想生活和人类学和理想生活研究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融合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融合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校园跨文化交流和中外学生融合机制 王秀妹【摘 要】文章主要是对校园跨文化交流与中外学生融合机制进行研究,首先介绍了跨文化交流的概念,点出了校园跨文化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以及文化价值观可塑性的特点 随后简要分析了中外学生融合机制研究的现实.
2、 地区文化艺术和旅游产业融合问题探析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常态环境,各地区相继出台一系文件、政策、法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其中出台的部分文件、政策、法规都涉及到了地区文化艺术与旅游业结合、融合发展问题；本文以上述问题为研究切入.
3、 论李安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融合 张佳妮（长春光华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3）【摘 要】从卧虎藏龙断背山色戒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记,李安的每一部作品都倾注了对人性的审视和对文化的思考 从“家”到&ldqu.
4、 文化变迁的跨国比较：方法和议题基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 （上海市委党校社科教研部,上海200233）摘要作为政治文化的传统研究路径,社会学和文化哲学研究往往通过社会、历史研究勾勒出长期积累形成并且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形象 而美国政.
5、 企业文化和会计核算的融合--以京瓷阿米巴模式为例 【摘要】本文以京瓷公司企业文化为切入点,研究如何通过会计核算原则与理论对于阿米巴模式的运用,解决内部阿米巴之间的冲突,分析中国企业引入阿米巴模式失败的原因 研究发现,阿米巴经营是一个循环渐进的系统,需.
6、 论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的融合兼评逯宏《中国五帝时代》 摘要中华早期文明之火仿佛是满天星斗,遍布全国各地 而据古史传说来看,上古文化重心明显偏北 逯宏的中国五帝时代突破学科藩篱,将中国北方地区的古史传说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凌家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