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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近年渐成争议题目,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观念开放进步的表现,应该欢迎：由此导致对原四大发明”的重新审视,乃至提出新的“四大发明”候选项目,也有多方面的意义.
对于大家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挺”和“批”两派.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似乎是“批”的一派较占上风.主要是因为“挺”派义愤有余而思想武器不足,而“批”派言辞激烈,立场鲜明,自然更容易耸动视听.
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心平气和,将此问题的“前世今生”稍加梳理,再看看“批”的依据何在,最后看我们可以有什么新的思路.
从争论中所“挖”出的线索来看,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说的演变和成型,有三个重要人物：培根、马克思、李约瑟.
培根曾倡言古代“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并未将它们归于中国.
后来马克思基本上沿用了培根的说法,认为“、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不过他也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的：他甚至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尽管在马克思和李约瑟之间还有来华传教士艾约瑟,他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真正确立“四大发明”之说,并明确將它们归于中国的,被认为是李约瑟.由于李约瑟在中国媒体和公众中的知名度,“四大发明”之说由此深入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发明”定型的版本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这给“批”派提供了相当大的攻击口实.
关于,“批”派强调,要区分“黑”和“黄”两个体系.近现代军事和工业上广泛使用的都是“黄”（即“”）,故培根所说的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应该落实在“黄”体系.而中国古代所发明的是“黑”,而且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早掌握了“黑”的正确配比.所以“批”派断言：根本不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
关于指南针,“批”派要求区分“水罗盘”和“旱罗盘”“旱罗盘”被认为是西方人发明的,而“水罗盘”的技术细节,现在仍存在争议.至于更早的“司南”,既无古代实物留存,现代仿制品也未能如古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顺利运行.所以“批”派认为中国古代至多只是“发现”了磁现象,谈不上“发明”了指南针.
关于造纸术,“批”派问道：古代埃及的纸莎草纸算不算纸？——那比中国东汉的蔡伦造纸还要早约三千年.确实,如果我们坚持要将西汉的“灞桥纸”算作纸（因为这可以提前中国造纸的年代）,那古埃及的莎草纸显然更应该算纸.因为纸莎草纸留下了无数色彩艳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而“灞桥纸”只是出土过一些碎片而己,并且那些碎片上都没有任何文字或图案.
关于“活字印刷术”,是最授人以柄的一项.因为想要和谷登堡1439年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先后,就强调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所记北宋庆历年间(1041- 1048)布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但这样就无法正视如下的事实——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将近一千年间,中国的绝大部分书籍仍然是雕版印刷的.其实在“四大发明”的这一项上,如果改为“印刷术”,就可以用“雕版印刷术”来抵挡“批”派的攻击,赴境就会好多了.
我曾提出过“新四大发明”说法：雕版印刷、天文学上的赤道式装置、十进制计数法、中医中药.
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印刷方法,也是最重要的知识传递方法,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延续.天文学上的赤道式装置,中国人比欧洲人早一千五百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十进制计数法是中国人传统记数的方法,从它被发明的那一刻就已经与今天的国际接轨.中医中药是一种独特的医疗体系,几千年来一直呵护着中国人的健康.
2008年,中国科技馆新馆推出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联合主办的《奇迹天工——中国古明创造文物展》,该展重新定义了新的“四大发明”为：丝绸、青铜、瓷器、造纸印刷.这代表了新的思路：将每项都宽泛化,比如以“造纸印刷”取代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而新出现的丝绸、青铜、瓷器三项,都是范围比较广、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艺,这显然是针对“批”派指责原“四大发明”缺乏技术含量而作出的改进.
我认为,如果我们考虑这样三个原则：要对中国文明或中国人生活有着广泛影响：要尽量保证在世界上有着尽可能大的发明优先权（不一定要绝对“世界最早”）：要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含量.那么比较可取的“新四大发明”选项是：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还可以有一个“新四大发明B组”备选：陶瓷、珠算、交子（纸币）、农历（阴阳合历）.
（摘自《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江晓原著,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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