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游欧之后梁启超文学情感教育思想探究，本文是关于教育思想相关开题报告范文与梁启超和文学情感和教育思想方面论文范本.
李辉
（赤峰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游欧之后的梁启超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走上了“弃政从文”的著述与讲学之路.在文学上的表现：以中国传统文学为主体的世界主义文化观；由早前单一的文学启蒙走向文学启蒙与审美自觉的双向维度,其中偏向文学审美——情感的“嗜好”,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情感教育”说并通过戴学研究、诗学建构、诗歌表情方法的分类以及“理想派”与“写实派”等具体的学术研究予以贯彻.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学；文学情感教育；戴学；诗歌；理想派；写实派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60-04
一、以中国传统文学为基础的世界主义文化观
1918年12月28日至1920年1月23日,梁启超为首的七人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欧洲之行.西方社会的再度近观（1903年梁启超曾经游访过美国）,战后欧洲的实际状况：经济危机,社会革命频繁发生,尤其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科学万能机械式的物质文化破产,巴黎和会的切身体验,欧洲反思现代性的大潮等深深刺激着梁启超；梁氏走上“弃政从文”的道路当然也与其自1912年10月开始想要投身政治事业的种种美好计划均被落空有直接关系；此外,“其归根结底的重要内因,还是追溯到自幼就潜伏在他心中的、来自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归根结底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情节.①
1920年3月5日,归国后的梁启超彻底告别政治活动,“对于现实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为最）皆一概绝缘.”②抛却政治活动的梁启超,把目光转向学术领域,开始重新审视中西之学,特别是他一向尊崇的“泰西之学”,正如他在1919年6月9日给弟弟梁仲策的信中所预言的,“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我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唯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数耳.”③
梁氏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明确今后文化的方向,认为“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④而对“故步自封”和“沉醉西风”的两种极反的学术倾向予以否定,主张用“孔、老、墨”“求理想与实用一致”的治学理想去“超拨”西学“唯心唯物各走极端”的学术倾向.梁氏认为“国中那些老辈,固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岂不更可笑吗？”⑤紧接着,梁氏在《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中对于中国“固有基础”“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以”,主张发挥中国“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认为“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⑥梁氏清楚的看到“欧美最流行之功利主义,唯物史观……等等学说,绝不足以应今后时代之新要求,”⑦而认为中国先哲们“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精神生活至上的“高尚美满人生观”即为人生最为合理的追求.
但事与愿违,梁氏看到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仿效美国式教育,而这种以“忙”为前提的美国式教育,不过是“消耗面包的机器”,专从“欧美现代的文学”来讲,“完全是刺戟品”,“是预支将来的精神”,“现在他们的文学,只有短篇的最合胃口,小诗两句或三句,戏剧要独幕的好,”这一切源于“他们碌碌于舟车中,时间来不及,目的只不过取那种片时的刺戟.”欧美现代的文学“精神无可寄托”,情感“少可慰藉”,梁氏认为中国如果坚持推行美化的教育,中国“特质的民族,就会变成“美国的‘丑化’”,“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的世界,绝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而中国青年由于“家国之累”同样面临着“精神无可寄托”的处境,中国学校一味进行“智识饥荒”的灌输,忽略了“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的道理.⑧
梁氏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无疑是与之相对的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从进化论的角度唯“西洋榜样”,⑨对中国传统文学“彻底”“*”观点的校正.⑩
由此梁氏以注重精神生活的中国传统文学为基础,“将世界各派的文学尽量输入”“怎么叫做输入外国文学呢？第一件将人家的好著作,用本国语言文字译写出来,第二件採了他的精神,来自己著作,造出本国的新文学.”而中国文学情感和理想的充分传达,“必须在本国文学上有相当的素养”,同时“得有新式运用的方法来改良我们的技术”.梁氏提到的“他的精神”以及新式的方法,即是他一再强调的“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史学,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学.紧接着梁氏继续谈到“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氏的文学观与他的世界主义文化意识获得统一,以中国传统文学为主体的文学观是其世界主义文化观的具体实践,即：“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二、文学审美自觉语境下之于情感的“嗜好”
游欧归国以后梁氏给予文学新的定位,其文学思想由早期的文学启蒙开启文学审美层面,认为“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峻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也就是梁氏所提倡的“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不逐时流”对于学问才能“为学问而学问”科举制度的废除,文学以目的代替手段获得独立价值,强调学问的“专精”,而在文学上“专精”的具体体现就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
梁氏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一文中,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给予文学新的定位,即文学的“嗜好”与“趣味”说.首先“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对于精神文化层次“嗜好”的追求,“稍有点子的文化的国民就有这种嗜好.”其次,“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因此趣味亦应常常“更新”,而要达到对文学的“嗜好”、“趣味”这一审美艺术层面,自然要经由“内发的情感”的熏染,由此可以看出文学情感对于文学趣味的高下、高尚嗜好的选择、文学审美的取向至关重要.
基于对文学情感的“嗜好”,梁氏在《情圣杜甫》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情感”说,即“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由此梁氏突破早期“文学进化论”的桎梏,同时也预示依此路径的文学政治工具论就此终结,文学开启审美维度,在此语境下的文学价值观,肯定中国“老古董”的价值以及一以贯之的借助文学进行“国民性”的改造也已突破早期单一文学社会属性的羁绊,开启从文化（文学审美）改造“国民性”维度,同时也是对于此时回归传统的再次强调.
但是这并不代表梁氏的文学启蒙教育观就此中断,而恰恰相反,1920年代依然承续着“文学新民”的社会教育观,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相行”,此时的文学启蒙教育观一改早期的“”的教诲功能,而是“通过培植健全的文化和培养健全的国民而对政治间接发挥其积极影响”,更多的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进行“文学新民”的启蒙教育.例如“社会一般人,虽不必各个都做诗,但诗的趣味,最要涵养,如此然后在这实社会上生活,不至干燥无味,也不至专为下等娱乐所夺,致品格流于卑下.”
梁氏从文学审美尤其对情感的“嗜好”,在此维度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从而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即以体现出1920年代梁氏多为侧重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进行学术探究；同时这也是出于对“文学革命”更多的从文学启蒙的维度进行文学创作的调和与校正.
三、文学“情感教育”说
文学情感,被梁启超视为“天下最神圣的”,但是,情感是“盲目的”,也有“恶”、“丑”的一面,鉴于“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梁氏认识到文学情感需要“被引导”、“被激发”,由此提出文学“情感教育”说,即“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梁氏的艺术观念里包含着音乐、美术和文学,他认为音乐、美术和文学是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无疑文学是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之一.而“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文学家对于情感教育尤为重要,文学家通过“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携,向里体验,”以此具备对于情感的善恶、美丑价值判断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这里梁氏已经把文学审美功能上升到了接受美学的高度,在读者接受的过程中,文学家在作品中所流露的自身的人格修养、个性表达、价值观念以及情感衡量都会“不由自主”的“熏”、“刺”给读者,从而会不着痕迹的熏染给读者带有文学家主观因素的情感认同.
梁氏对于文学“情感”的“嗜好”,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文学“情感教育”思想,是通过具体的学术研究予以实践的,例如对于“戴学”研究、诗学的建构、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的分类、文学的“理想派”与“写实派”以及从情感的角度对于中国古典诗人个案的探究等方面.
1920年代,梁氏撰写了关于戴震学术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如《清代学术概论》（1920）、《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1923.10.10）、《戴东原哲学》（1924）、《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1924.1.2）、《戴东原先生传》（1924.1.19）.
梁氏探讨关于戴东原学说的文章内容主要集中于一下两点：一是戴学作为“考证学”研究所秉承的“去蔽”、“求是”的原则；二是对于“情感哲学”的关注,而在这两点的撰写中,梁氏颇为凸显对“情感”学说的关注.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于戴震“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梁氏“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概括之.另如梁氏在《戴东原哲学》一文中,梁氏是以旁白的口吻,第三人称的身份,通过戴东原对于宋儒学说的批判,逐层递进,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文中戴东原以孔、孟学说为基础,认为宋儒的“理”只不过是个人本位主义的“意见”之“理”,对于掺杂了佛、老之学,主张“无欲”的人生观的宋儒学说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对于戴学的“理在事情”、“同情同欲”、“理者,存乎欲者也”的学术主张是予以肯定的.文中,梁氏通过对戴东原哲学反驳宋儒学说的建构上,指出东原哲学相较于“宋儒学派”脱离“事”的主观的“意见”之“理”,认为东原哲学是真正的“理”之学,即“理在事情”,理与事是统一的；何为“理”,即“客观的万人同认”；且“事理”植根于“情”与“欲”的土壤.
此外,梁氏在《戴东原哲学》一文中专列一章讲述其“主义”,目的何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人之“情感”有“善、恶”之分,因此才会彰显（文学）情感教育的价值；而同样富含情感因素的“欲”在戴震看来其属性是“中性”的,并无好坏之分,只要把握好“欲”的“制限”,并指出中国传统儒教恰恰是建立在有“欲”的人生观的价值追求上.梁氏总结到：“儒教以人生为立脚点,所以一切理义都建设在体人情,遂人欲上头,”肯定“主义“人生观,认为“理”与“”并无冲突而言,即“理者,存乎欲者也,”凸显“”的重要性.而宋儒之学掺杂佛、老,大谈“无欲”,这也是戴震反驳其的主要原因,也即如梁氏所认为的宋儒的“无欲”观,“便闹成四不像了”.
1920年代梁氏诗学体系的建构主要呈现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一文中.梁氏首先从文学审美的角度预言“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梁氏的文学观已由早期单一的文学启蒙开启文学审美双重维度,并且此时是偏向于从文学审美进行学问研究,提倡文学研究应依“性情”“相近”,“为文学而研究文学”.
其次梁氏诗学建构以中国传统诗歌为源,例如梁氏认为中国传统诗歌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与欧人的诗歌“没甚差别.”再如“往后的新诗家”主张依据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范式,即“专玩味天然之美和专描写社会实状”,同时要融入“自己真性情”.
秉承上述原则,梁氏提出“真诗”的定义：“只是独往独来,将自己的性情和所感触的对象,用极淋漓极微妙的笔力写将出来,这总算是真诗,”以此为基础,梁氏从文学审美维度从诗歌的“实质”（意境和资料）和“技术（修辞和音节）两个层面进行“白话诗”的探究.
关于中国文学情感的熏染,梁氏还谈到了中国诗歌中所体现的浪漫派和写实派对于情感的把握,相较于欧洲近代的浪漫派与写实派的明确定谓,中国古代虽没有明确的派别划分,但文学的浪漫派与写实派的倾向早已有之.浪漫派丰富的想象力有“实感”相依托,而写实派所遵循的客观事实有“极热肠”的情感相伊伴,所以中国古代的浪漫派与写实派均有“情感”因素进行平衡,即为梁氏在《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中所说的“诗教”具有“涵养性灵、调和情感”的作用；也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倡导的儒家的“均安主义”.中国诗歌的“浪漫派”与“写实派”因之有“情感”的调和,避免了西学浪漫派与写实派各自走向极端的倾向,使我们在中国浪漫派与写实派文学呈现出来的不丰不觳的情感中获得美的体验.
此外,梁氏对于文学情感的关注,还表现在对中国丰富的文学情感表现方法的分类.首先“忽然奔迸,一泄无余的‘奔迸的表情法’”,这类文学表现出“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这类情感“语句和生命是迸合为一”的,“讲真”是其情感表达的真谛.梁氏指出这类情感西洋文学较盛行,希望中国文学家努力朝这方面“开拓境界”,我想这是梁氏“淬砺其所本无而新之”思想的承续.其次“回荡的表情法”,这类文学情感表达依然是热烈的、突变的,但情感需要酝酿,“情感是有相当的时间经过,数种情感交错纠结起来”的一种热烈；再次“含蓄蕴藉的表情法”,这类情感是“中华民族特性的最真表现”,梁氏具体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情感正在很强的时候,他却用很有节制的样子去表现他,”“令人在极平淡之中慢慢的领略出极渊永的情趣”；“第二类的蕴藉表情法,不直写自己的情感,乃用环境或别人的情感烘托出来”,以景入情,托物言情；“第三类蕴藉表情法,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不露,专写眼前实景（或是虚构之景）,把情感从实景上浮现出来”；“第四类的蕴藉表情法,虽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样写出,却把所感的对象隐藏过去,另外拿一种事物来做象征”.
梁氏建立在文学本质基础之上的“主情主义”的文学研究,无论是对于“文学新民”,还是“专精”阶层,通过在“知其不可而为之”、“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以自己性情做“喜欢做的”学问的陶养下,领略中国传统文学“真”与“美”的真谛.
但是这并不代表梁氏抛弃文学“理性”的关注,早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氏即已借助蒋方震的话予以表明：“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一是“理性的方面”.例如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诗歌创作遵循文学审美与文学启蒙并重与调和的路径,即“往后的新诗家”主张依据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范式,即“专玩味天然之美和专描写社会实状”以及文学的“写实派”与“理想派”依助“情感”的调和.
游欧之后梁氏的文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照以及中西方文学的“彻底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着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引航者们对西方文学盲目崇拜的倾向,用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情”来平衡新文化主流过于偏重理性的偏颇,同时也是与自己早期单一依靠“新学”进行文学启蒙的分道扬镳；通过文学情感教育使“国民”通过审美自觉的文学情感的陶养,“涵养自己的高尚性灵”,“涵养”“诗的趣味”,从而实现“无所为而为”的“生活的艺术化”.
注释：
①⑤⑧刘东,翟奎凤.梁启超文存[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8,26,384-385,255.
②③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78,567,627.
④⑥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731.
⑨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3.
⑩胡适全集第1卷.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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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刘东,翟奎凤.梁启超文存[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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